1. 研究设计与方法
为了系统梳理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脉络，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进行系统性回顾。
1.1. 文献检索与筛选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为主要数据来源，以“CSSCI”和“核心期刊”为来源类别，确保文献的权威性。检索关键词组合包括“乡村振兴 + 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元治理”等。时间跨度主要集中在2000年至2024年，重点关注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的最新研究成果。经过剔除会议综述、无作者信息及相关性不强的文献，最终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深入分析。
1.2. 分析框架
基于现有文献的逻辑关联，本文尝试构建“制度环境–治理结构–供给绩效”的整合分析框架。其中，内涵界定是逻辑起点，影响因素涵盖了制度环境(财政体制)和治理结构(多元主体)，消费效应则是供给绩效的直观体现。本文将以此逻辑线索展开综述，旨在厘清现有研究在这一框架下的贡献与不足。
2. 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
2.1. 经典定义与属性辨析
学术界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探讨大多源于萨缪尔森(P.A. Samuelson)对公共产品的定义。他强调这类产品在消费过程中表现出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某个体使用了该产品，并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样去使用，且很难在技术上或制度上把某些人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1]。在中国农村的具体语境中，大家所讨论的农村公共产品，除了常见的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卫生等传统内容，还涵盖了农业科技推广、农村环境治理等较新的领域[2]，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农村公共产品的基本范畴。
围绕这一定义主要产生了两种观点。一种从消费属性出发，强调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指用于满足农村地区农业、农村或农民在生产与生活中共同需求的产品及服务[3]；或是农村地域范围内私人部门不愿提供，但具有公共需求性质的产品，这类产品不仅惠及农民，受益范围也可能超越农村地域[4] [5]。张秀生、柳芳等也指出，作为公共产品的一类，其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在受益上具有非排他性[6]。另一种观点更侧重于供给主体和消费的集体性特征。例如，张军与何寒熙将其界定为“相对于由农民或家庭自己消费的所谓私人物品而言，可以由当地农村社区集体参与供给的物品”，强调供给的连带性[7]。类似地，刘义强和魏建也分别从供给主体和功能目标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由不同层级主体(如政府及其代理人)提供的、旨在提升农民公共福利水平的公共享用产品、服务与设施[8] [9]。
2.2.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内涵拓展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学界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范畴界定出现了新的延伸。除了传统的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生态宜居类(如农村污水治理、垃圾分类设施)和数字与产业类(如农村电商基础设施、数字农业信息服务)公共产品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在此背景下，匡远配与汪三贵尝试构建了一个相对综合的定义框架。他们将农村公共产品理解为一种与城市公共产品相区别，专门服务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实际需要，且在典型形态上具备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特征的产品或服务集合。并指出，新时代的农村公共产品不仅是物的供给，更是一种服务于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综合性制度安排。这个定义不仅在内涵上做了更清晰的整合，还通过引入多维度分类体系拓展了学术界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理解边界[10]。
2.3. 简要评述
总体而言，学界已就农村公共产品的核心属性达成共识，但在范畴界定上呈现出动态泛化的特征。这种变化反映了农村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即从满足生存基本需求向追求高质量发展需求转变。然而，现有定义在区分“准公共产品”与“俱乐部产品”在乡村特定场景下的边界仍显模糊，导致部分研究在讨论供给主体时存在对象错位。
3. 基于“制度–主体”视角的供给影响因素
学界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的分析视角日益丰富，总体上可归纳为微观主体行为(居民、企业、政府)与宏观制度安排两个维度[11] [12]。现有研究在不同层面上揭示了制约供给效率的关键变量。
3.1. 农村居民层面：参与意愿与社会资本
作为公共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和潜在供给者，农户的行为逻辑是研究的微观基础。
一方面，经济理性与角色缺位是主要制约。部分研究指出，我国农民在公共产品供给中普遍存在角色缺位或消极参与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体供给效率的提升[13]。乐为等运用DEA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与农民负担过重现象并存，且呈恶化趋势[14]。此外，经济结构变迁也深刻影响着农户的参与意愿。徐艺宁与潘伟光的实证研究表明，村民的非农就业倾向显著削弱了其参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意愿和认知[15]。
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学者们发现，农户行为不仅受经济理性驱动，还深嵌入乡土社会结构中。刘鸿渊等认为，信任关系是集体行动的关键，以农民为主体的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不仅受到农户间收入与需求异质性的挑战，更深受供给主体与组织者之间信任关系的影响[16]。高庆鹏与胡拥军运用演化博弈模型进一步指出，社区集体行动的路径依赖于其所嵌入的乡土社会结构[17]。在实证层面，蔡起华与朱玉春基于多省份的大样本微观数据，证实了社会信任与关系网络均能显著促进农户的供给参与意愿[18]。王宇新基于CHIPS数据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结论，即社会资本对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19]。除主观因素外，客观条件同样构成重要制约。寻舸就指出，农民居住分散、市场化程度低以及组织化程度不足等区位不利因素，是阻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升的重要障碍[20]。
3.2. 企业与政府层面：资金来源与职能定位
在外部供给主体方面，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的市场化参与和政府的财政责任。
在企业层面，资金约束是主要瓶颈，金融机构的角色定位与行为模式备受关注。肖亮以C-D模型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村投资对公共产品供给有明显影响，而传统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作用较弱[21]。据此，建议金融机构调整信贷投向，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并辅以相应的激励与风险分担机制，以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公共事业。
在政府层面，财政投入仍是核心驱动力。一方面，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被证实能显著提升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22]。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揭示了供给过程中存在的“政府缺位”现象[23]。这种公共部门留下的供给真空，客观上为非政府组织(NGO)等社会力量的发展与参与提供了空间。对此，毛文筠与汤颖梅提出，需要通过转变政府管理理念、明晰NGO功能定位、完善监督机制等方式，为多元主体参与创造更优环境[24]。
3.3. 制度层面：财政分权体制的激励与约束
在制度层面，财政分权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具有深刻影响，但其效应在学术界仍存在争议。
“激励论”认为，适度的财政分权能赋予地方政府自主权，有助于供给优化[25]。刘成奎等对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发现财政分权、民主化进程及媒体监督均对农村公路等基础设施供给具有正向效应[26]。“抑制论”则揭示了其潜在的负面影响。王晔与臧日宏的实证分析表明，现行财政分权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产生了抑制作用，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出现扭曲[27]。
3.4. 简要评述
综合来看，既有研究已构建起包含多维视角的分析体系，从单一的财政视角拓展到了社会资本与多元治理领域，但也存在一些亟待深化的问题。第一，在主体层面，虽然强调了多元参与，但对各主体间，如政府与农户、企业与村集体的利益冲突与协调机制关注不够，导致提出的“多元共治”往往流于形式。第二，在制度层面，关于财政分权的研究结论不一，部分原因在于缺乏对区域异质性的考量——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同样的制度安排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激励效果。这也为后续的分区域、分类别研究留下了空间。
4. 供给绩效及其传导机制：以居民消费为视角
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城乡关系重塑的宏观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绩效不仅体现在设施的完善上，更深刻地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与福利水平。现有文献主要从收入效应、区域效率差异以及具体传导机制三个维度展开了深入探讨。
4.1. 收入效应：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
大量研究证实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通过提升农民收入，进而影响其消费能力。这一影响路径可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在直接效应方面，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代表的公共产品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作用。例如，田静怡等的回归分析表明，交通、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直接提高农民收入[28]。同样，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优化也被证明能产生正向的收入效应，并进一步改善农民的消费结构与生活质量[29]。反之，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则构成农民增收的主要瓶颈，尤其是在交通和通讯设施等领域[30]。在间接效应方面，政府的财政投入扮演了关键角色。鄢奋以福建省为例的实证研究指出，政府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支出，能够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双重渠道提升农民收入水平，从而为消费增长提供基础[31]。
4.2. 效率与水平：公共产品供给的区域差异及其消费效应
现有研究普遍关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和水平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并揭示了其中的区域不平衡现象。从供给水平看，李丽莉和聂喜玲的研究均发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32] [33]。从供给效率看，尽管总体上公共产品供给对消费的拉动效应是积极的，但供给结构失衡问题依然突出。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供给效率的提升能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从而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34] [35]。
4.3. 影响路径：从生产环境优化到消费观念重塑
除了收入途径外，学者们进一步探究了公共产品影响居民消费的深层传导机制。一是通过优化硬环境降低预防性储蓄。刘生龙等认为，公共产品通过优化农村生产环境、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营稳定性，从而降低了农户因未来不确定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释放了当期消费[36]。二是通过软环境塑造现代消费观念。吴卿昊强调，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普及，具有显著的观念引导效应，促使农村居民形成更现代、更理性的消费习惯，推动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37]。
4.4. 简要评述
综上，现有文献已普遍证实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居民消费的关键作用。然而，研究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争议与不足。比如供给与需求的匹配问题。尽管多数研究支持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消费的正向影响，但也有研究指出供给结构失衡、供给效率不高等问题。另外，现有文献在探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多数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缺乏对个体消费行为的深入分析；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如何具体影响消费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地区差异、文化背景等因素在现有研究中也往往被忽视。来的研究需要更加关注个体差异，细化公共产品分类，并考虑地区和文化因素，以期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加精准的政策支持。
5.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供给困境与优化路径
学界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探讨，主要聚焦于其长期存在的“量”、“构”、“效”三大困境，即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以及由此加剧的城乡供给差距。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供给赤字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福祉提升的关键瓶颈，亟待系统的解决方案。
5.1. 现实困境
综合现有文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其一，供给与需求匹配失当。一方面，供给总量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基本需求[38]；另一方面，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农民对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而现有供给体系往往滞后于这一变化，导致资源错配[39]。其二，供给决策机制不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过程中存在“自上而下”的问题，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不健全，导致供给与需求脱节[40] [41]。其三，数字鸿沟下的“新不平等”。基于DEA模型的研究显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存在显著区域差异，部分地区资源配置不合理，整体效率偏低[39]。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部分偏远地区因网络基础设施薄弱，难以享受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新型公共产品。这种数字鸿沟叠加原有的区域差异，加剧了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
5.2. 优化路径
针对上述困境，结合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现有研究提出了以下优化路径：
一是构建数字化的需求精准匹配机制。针对供需脱节问题，林阿妙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应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2]。未来应利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表达平台，通过数据画像精准识别不同村庄、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实现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决策转变。
二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藩篱。马志敏等强调，必须通过推动城乡统筹发展，从制度层面系统破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深层次矛盾[42]。这要求在宏观制度层面，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资源配置标准，并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从制度上保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稳定性。
三是优化治理结构。王彦平与刘彤从综合治理角度提出，应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多元供给格局[41] [43]。具体而言，政府侧重于顶层设计与兜底保障；市场机制(如PPP模式)侧重于引入资金与提升运营效率；村级组织侧重于动员农户参与及后期管护。通过明确权责边界，形成多元主体优势互补的治理合力。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系统回顾发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研究视角从单一的财政经济学分析转向社会学、政治学与管理学的交叉融合；治理范式从强调“政府主导”的单中心供给转向“多元协同”的共治模式；评价标准从单纯关注“物的供给数量”转向关注“人的服务体验”与供给绩效。现有研究为理解中国场景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尽管成果丰硕，但在乡村振兴进入深水区的今天，现有研究仍存在若干理论与实践的缺口：
一是现有研究多从宏观经济或政府供给角度出发，较少结合农民个体需求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综合分析。二是部分研究依赖于定性分析或单一的定量模型，缺乏多方法、多角度的复合研究设计。三是研究往往忽略了中国农村地区间的巨大差异，缺乏针对性和区域性的深入分析。四是多数研究聚焦于某一时间点或时段的静态分析，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动态变化和长期趋势关注不够。五是对于提出的改革对策，缺乏对其实施效果的跟踪评估和反馈机制。
因此，未来应重点关注以下方向：
第一，深化对治理微观机制的研究。现有研究多停留在呼吁多元共治的应然层面，较少深入分析多元主体在互动过程中的权力博弈与利益冲突。未来应结合微观案例，探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平衡政府、资本与农户之间的权力不对等，建立实质性的利益联结机制。
第二，强化数字化转型的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如何具体赋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其边界条件和潜在风险是什么？目前缺乏足够的实证证据。未来需量化评估数字化手段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供需匹配度方面的实际效应。
第三，拓展全生命周期的动态视角。多数研究聚焦于供给侧的建设环节，对建成后的管护及长期效应关注不足。未来应建立涵盖“需求识别–决策–建设–管护–反馈”的全过程动态评估体系，特别是要追踪公共产品供给对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长期影响。
第四，注重区域异质性的分类研究。中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未来研究应摒弃“一刀切”的宏观叙事，针对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等不同类型村庄，探索差异化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与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