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阐释了城乡关系随生产力发展呈现出“混沌一体–分离对立–相互融合”的演进趋势，其中社会分工是推动城乡形态变迁的核心动力，生产力发展水平则从根本上制约着城乡关系的趋向[1] [2]。这一理论为理解城乡结构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坚实的唯物史观分析框架，也为新时代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需要实践探索，更需科学理论支撑以破解现实困境。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与挖掘《德意志意识形态》城乡关系理论的当代价值，对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走向深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城乡关系理论自形成以来，在国内外学术界引发广泛探讨。在国外研究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多维拓展：大卫·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中，将城乡关系与资本积累、空间正义相结合，指出城乡分离是资本逻辑下空间生产的必然结果，研究聚焦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空间矛盾[3]；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强调“城乡空间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其“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理论为分析城乡文化互动提供了视角[4]。此外，国际乡村文化振兴相关研究多聚焦实践层面，如宫本宪一在《环境经济学》中，通过剖析日本“造乡运动”中文化传承与城乡互动的实践逻辑，提出“乡村发展需以本地居民为主导、依托本土资源构建内生动力”的核心观点，这一研究虽以环境经济为切入点，但也为乡村文化振兴中城乡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5]；胡霞、刘晓君以日本岛根县邑南町为案例，进一步验证了宫本宪一的内生式发展理论，其研究指出，日本乡村通过“村民主导文化传承 + 城乡资源双向流动”的模式，成功激活了传统民俗的当代生命力，这为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国际经验[6]。
在国内研究领域，学界围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探讨：一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城乡关系理论的当代阐释。陈婷婷(2019)从乡村振兴实施逻辑角度，延伸了该理论对城乡资源配置的解释力([1], p. 42)；王志芳(2024)聚焦乡村产业现代化，论证了城乡关系演变与产业升级的关联性([2], p. 42)；黎东彦(2024)对该著作中城乡关系思想的渊源、核心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为理论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基础，但现有研究多聚焦经济、产业维度，且相关交叉研究对文化层面的理论应用挖掘不足[7]。二是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易明(2024)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剖析了现实挑战[8]；郭红军与成翠(2024)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三维视角探讨了实践逻辑[9]；刘志刚(2022)揭示了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文化面临的结构性张力[10]；刘晓曼(2024)则通过区域案例提供了地方性经验[11]。这些研究或侧重问题剖析，或聚焦区域案例，但在研究中较少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城乡关系思想进行深度耦合。
在交叉研究层面，现有成果多为零散关联，尚未形成体系。仅有少数研究提及城乡融合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关联，但未深入阐释该理论对文化认同重构、文化资源整合、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指导机制；同时，多数研究存在重理论阐释轻实证支撑、重单一案例轻规律提炼的问题，未能通过多维度数据与多元案例验证理论应用的有效性与普适性。综上，现有研究的学术空白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理论应用的系统性不足，未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城乡关系理论的辩证框架全面应用于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矛盾分析；二是研究视角的局限性，缺乏理论、实践与数据三位一体的实证支撑；三是路径构建的针对性不强，未基于理论逻辑提出可操作的融合、传承、协同、可持续四维路径。基于此，本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致力于填补马克思经典城乡理论与中国乡村文化振兴交叉研究的系统性空白，通过引入统计数据与多区域案例增强实证说服力，提出城乡文化双向融合以及传统与现代协同创新的具体路径，为破解乡村文化认同混乱和设施薄弱等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2.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城乡关系思想的产生与概述
2.1.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城乡关系思想的产生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城乡关系思想的产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长期的研究与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的成果，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根基与理论渊源。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德国为例，深刻分析了城乡分离作为社会分工历史性深化的重要标志及其漫长过程，他指出：“德国为了实现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12]从社会历史条件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关系也随之发生巨大变革，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直接的观察样本。他们在之前的研究中，就已经开始关注城乡关系问题，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这不仅是理论的发展，更是对社会现实变化的敏锐回应。
在理论渊源方面，随着人类社会城乡关系问题的深入发展，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傅立叶等，都对资本主义城乡对立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吸收这些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自己的城乡关系思想体系。他们在思想碰撞中不断发展，在理论批判中不断升华，最终形成了具有独特见解的城乡关系理论。
在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莱茵报》时期对乡村农民贫困状况的关注，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城市工人贫困根源的深度剖析，再到《神圣家族》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和对工人阶级贫困原因的揭示，以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工人悲惨境遇和未来发展的探讨，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不断完善，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也更加全面、深刻([7], p. 21)。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城乡之间的对立运动。”[13]这种长期的思想积累，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城乡关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城乡关系思想概述
马克思与恩格斯深刻洞察了人类社会城乡关系变迁的时代脉络，在批判性继承前人城乡观念的同时，结合自己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与城乡关系紧密相关的具体问题的实践经验，逐步构建起一套全面且科学的城乡观。他们认为，探讨城乡关系问题，不仅要考察当前城乡关系的状况，还需运用历史与辩证的眼光，全面且深入地理解城乡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重点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城乡对立的根源、表现及其消极后果，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系统阐释了城乡分离与对立的演进逻辑。一方面，他们深刻批判了城乡分离与对立对人的片面发展、社会关系异化等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肯定了其在促进社会分工深化、生产力发展等方面的历史进步作用。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城乡分离与对立问题的论述，对正视城乡对立问题、把握城乡发展机遇、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具有重要意义([7], p. 34)。
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仅全面探讨了城乡分离与对立的现象，而且根据人类社会城乡关系演进的客观法则，为后续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进一步丰富和明确的城乡融合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深刻揭示了城乡关系的未来走向——城乡融合，并视其为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及最终形态。他们详细描述了城乡融合的本质特征，深入分析了实现城乡融合的目标指引及实践路径，这些理论贡献为人类理性引导城乡关系变革提供了借鉴。
3.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现状与挑战
《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揭示的城乡关系，不仅为解析城乡结构的宏观演变提供了科学理论工具，更为审视当前我国乡村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提供了分析视角。进入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已成为国家战略的关键一环，旨在激活乡土文化内生动力、促进城乡文化互鉴共生。然而在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过程中，乡村文化发展仍面临诸多结构性、阶段性的挑战，这些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仍可置于城乡关系从“分离对立”走向“融合共生”的理论框架下加以理解与回应。因此，本节将系统剖析当前乡村文化振兴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后续探讨理论的应用奠定现实基础。
3.1. 乡村文化认同混乱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乡村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乡村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一方面，一些地区由于缺乏对本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有效传承，导致农民群众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逐渐弱化，其形式、功能和内容呈现出持续退变态势，甚至出现了文化断层和迷失的现象。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课题组通过对26省119村的广泛调研显示，在71个拥有传统手工技艺资源的村庄中，高达90.14%面临技艺失传风险，仅7.51%的受访村民能掌握竹编、造纸等本土传统技艺，且77.61%的技艺传承人直言“无人愿意继承”是核心难题，乡村传统文脉的传承正遭遇严峻危机。同时，在历史文化保护方面，35个拥有历史建筑的村庄中，72.9%存在“重开发轻保护”问题。这些承载村庄集体记忆的文化载体受损，进一步加剧了文化记忆的流失，直观印证了乡村文化断层与认同弱化的现实困境[14]。
另一方面，乡村“空心化”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公共文化生活的消极化，使乡村文化建设与传承面临更多实际困难。城镇化进程为乡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供了契机，但也催生了以大量老人和儿童留守为特征的乡村“空心化”结构。这部分群体整体科学文化素养有限，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难度较大，也限制了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活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影响加深，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多局限于看电视、刷短视频、打麻将等单一形式，优秀乡土传统文化日渐衰微，乡村文化空间和精神家园建设严重滞后。这种“空心化”所带来的精神文化危机，使得乡村亟需在政府主导下，依托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空间重建文化认同，通过多元活动促进城乡互动与文化传承[15]。
与此同时，农业机械化等现代化因素也为乡村文化认同带来了新的塑造力量。得益于农业机械化发展，农民生产效率与质量得以显著提升，在助力实现经济增收的同时，有效减少了生产作业时间，为乡村产业转型提供了契机[16]。这些新兴产业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改变了农民传统的劳作模式和生活习惯，更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认知框架与价值观念。在此背景下，农民不再仅仅局限于农田耕作，而是积极参与到更加丰富多彩的经济活动中，更加注重个人发展、追求生活质量，同时也更加关注市场动态和外界信息。这种变化促使他们的行为方式更加开放多元，逐渐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农耕文明的生活态度与思维方式。
总体来看，乡村文化认同的“混乱”并非单一线性式的断裂，而是传统、现代与未来三者交织下的结构性调适。它既体现为传统技艺与记忆载体在传承中的危机，也表现为“空心化”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单一，同时更蕴含着在农业现代化与产业转型中逐渐萌生的新文化形态与价值取向。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乡村在现代化浪潮中寻找自我定位、重建意义系统的深刻体现，也是乡村文化走向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必须经历的阶段。
3.2. 乡村文化基础设施不完善
受历史、地理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我国许多乡村地区长期面临文化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乡村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也对乡村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构成了阻碍。《中国统计年鉴2025》中2024年群众文化机构的数据显示，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存在显著结构性差距：尽管乡镇文化站数量达到31,996个，远多于各级文化馆总和(3516个)，但平均每站从业人员仅约3.4人，不足文化馆平均水平(15.8人)的四分之一；在服务开展方面，乡镇文化站年均组织文艺活动约41次，仅为文化馆年均水平(148次)的28%；在经费保障上，乡镇文化站平均年度收入约39万元，远低于文化馆站均约440万元的投入水平[17]。这种资源配置的悬殊，导致乡村文化设施普遍面临重建设轻运营的困境，表现为图书更新缓慢、活动内容与村民实际需求脱节等问题长期存在。
乡村文化基础设施与村民群体的人数和乡村空间分布之间，仍然存在不匹配的情况，在内容供给上也与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存在明显落差，导致乡村文化生活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不足([9], p. 81)。此外，部分文化娱乐内容形式较为单一，甚至出现庸俗化倾向；图书室藏书更新不及时、种类局限，难以满足村民多样化的阅读需求；活动室放映的影片内容与村民兴趣和生活关联度不高，参与度低，致使文化活动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文化基础设施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应发挥的价值观引领作用[18]。因此，加强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这一举措不仅能够丰富乡村居民的文化生活不仅能够丰富乡村居民的文化生活，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还有助于推动乡村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3.3. 城乡差距拉大
当前乡村文化振兴发展仍面临城乡差距拉大情况，经济的差距是最直观的体现[17]。国家统计局《2024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显示，202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188元，农村居民为23,119元，城乡收入绝对差距达31,069元，较2023年的30,130元继续扩大。尽管农村居民收入增速(6.6%)高于城镇(4.6%)，但巨大的基数差距意味着乡村在可支配资源上仍处于明显弱势。这一经济层面的鸿沟，限制了乡村居民在文化、教育、娱乐等发展型消费上的实际投入能力，形成了城乡文化发展的基础性落差[19]。
这种差距在城乡整体发展进程中进一步显现。城市化以其强大的集聚效应，持续吸引人才、资本与创新资源向城市集中，塑造了繁荣多元的现代文化生态与生活方式。相比之下，乡村地区则长期面临人口外流、资源分散与产业结构单一等系统性制约，发展动能相对不足，导致城乡在经济社会综合维度上的差距难以有效弥合。在消费领域，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虽相比于2023年增长了9.8%，达到3189元，但城乡整体消费水平落差依然巨大(城镇人均消费支出34,557元，农村19,280元)，这意味着乡村居民实际可用于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资源依然有限，经济条件从根本上约束了其文化参与的质量与层次[19]。
经济与消费能力的落差，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文化领域资源配置与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在文化层面，随着城市文化的强势传播与多元化发展，部分乡村地区因资源与人才的匮乏，难以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维护、创新与传承，致使乡村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有所弱化。乡村居民的文化生活内容、文化参与深度及综合文化素养，相较于城市居民仍存在明显差距。因此，着力缩小城乡之间包括经济、社会与文化在内的全方位差距，是我国践行乡村文化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面对的挑战([8], p. 173)。
4. 《德意志意识形态》城乡关系理论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应用
《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阐述城乡关系观点的核心著作，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探究了城乡关系的演变轨迹。书中对生产力、社会分工、私有制以及政治制度等要素在城乡关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他们剖析城乡分离与对立的根源、发展历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他们推断出人类社会最终必然走向城乡融合，并为其实现指明了根本方向与实践原则。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城乡关系思想，对分析我国城乡关系问题、把握我国城乡关系存在短板并针对乡村文化振兴科学施策，具有重要意义。
4.1. 城乡融合理论指引：构建城乡文化双向共生格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将推动城乡关系从分离对立走向相互融合，这一规律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核心理论指引，即乡村文化的繁荣绝非封闭的本土自循环，而是需要打破城乡文化壁垒，构建双向流动、共生共荣的发展格局。城乡融合对乡村文化振兴的赋能具有双重性，既要借助城市的资本、人才与数字技术优势激活乡村文化活力，也要规避城市文化对乡土文脉的消解风险，通过空间共建、资源共享、精神共鸣实现城乡文化协同发展([11], p. 142)。从政策依据来看，《乡村文化振兴促进法》明确规定“推动城乡文化资源双向流动，鼓励城市文化机构、文化企业、文化人才为乡村提供文化服务、文化产品支持，支持乡村文化资源、文化产品进入城市市场”，这一政策要求与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高度契合，为实践路径提供了合规性支撑[20]。
实践中，城乡文化融合需构建平等互动、各取所长的合作模式。一方面，乡村可主动对接城市文创资源，将乡土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结合。另一方面，城市需吸收乡村文化的生态特质与人文内涵，丰富城市文化形态。以济宁市为例，其在推进“城乡文化服务一体化”工程中，通过“城市文化专家下沉 + 乡村文化资源上浮”机制，一季度已组织128名城市非遗传承人、文化专家赴乡村开展技艺指导36场次，同步启动“千场大戏进农村”项目，完成乡村戏曲演出896场，覆盖237个行政村[21]。这一过程体现了马克思所述“城乡融合”阶段中生产力发展与分工重组的作用，也揭示了城乡文化在资本、技术、人才流动中的互动与重塑。
4.2. 历史辩证观引领：实现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共生
乡村文化历经岁月沉淀，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传统技艺，但也面临着时间流逝、文化断层的风险。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需要在传承中不断注入时代活力、在创新中延续文化根脉。依据这一历史发展规律，乡村文化振兴应深入挖掘乡土文化的内在价值，系统培养文化传承人，并积极探索文化资源向现代产品与体验转化的新路径。通过记录、保护与活态传承，使诸如传统戏曲、手工技艺等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同时，借助数字技术、智慧平台等现代手段，推动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网络化传播，增强其影响力和可持续性。
安吉县的实践为此提供了生动例证。2023年，当地建成白茶祖、宋茗茶博园等融合茶文化与自然景观的景区，并推出多条集采摘体验、文体休闲、影视拍摄于一体的主题线路，使传统茶业延伸为可体验、可参与的文化旅游产品。更具创新意义的是，在溪龙乡的白茶山中，安吉打造了中国首个数字游民综合园区——安吉创意设计中心。该空间以“开放、共建、共享”为理念，将田园环境与现代工作生活方式相结合，吸引众多创意人才和游客在此感受“慢生活”、开展创作交流，形成了传统茶乡与现代文化社群共生共融的新形态[22]。
此类实践表明，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非对立，而是相互促进。一方面，传统技艺与文化场景通过内容再造、体验设计获得新的表达形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平台经济与创意人才的引入，为乡土文化注入了现代活力，打开了其与城市、与青年、与全球对话的窗口。这不仅有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也为乡村经济赋能、社会凝聚与文化自信的提升提供了可持续路径，呼应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关于历史进程与创造性发展的辩证统一。
4.3. 协同发展理念支撑：完善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外部联动机制
城乡关系的演变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城乡关系理论中社会各要素协同发展的理念出发，乡村文化振兴不仅需要乡村内部各主体的有机协同，也必须依托外部的系统性支持，尤其应重视以数字化为代表的现代技术与管理模式在城乡协同中的赋能作用。内部协同方面，可以加强乡村内部的文化资源整合和协作，村民、乡村组织、乡村企业等共同参与，村民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乡村组织整合资源，乡村企业提供资金和市场渠道，形成联动发展的良好格局。外部支持方面，政府应加大对乡村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还应积极引入城市和社会资源，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要在统筹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布局的基础上，吸引资本、技术等城市资源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10], p. 81)。
在这方面，安吉县依托其特色竹产业，推动竹农合作社的发展，为理解城乡协同提供了另一个鲜活范例。在内部协同方面，安吉构建了县、乡、村三级竹农合作组织网络，将分散的农户纳入产业化体系。通过建立“订单收购 + 保底收益 + 利润分红”等多元利益联结机制，使农民能够更公平地分享产业增值收益[23]。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整合，更通过合作社这一载体，将本土文化(如传统竹编技艺)、生态资源与现代化生产组织相结合，促进了以产业为基础的文化认同与社区凝聚力。在外部支持方面，合作社积极对接外部资源以增强发展动能。通过推动竹农合作社与龙头企业深度合作，形成了贯通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合体，使乡村生产更好地对接城市市场。同时，合作社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发专属金融产品，解决了产业发展中的融资难题，吸引了城市资本有序进入乡村。
一系列实践表明，以合作社为代表的组织化形式，有效联结了内部农户与外部市场、资本、技术，使乡村在城乡关系中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协同。它不仅提升了产业竞争力和农民收入，也通过竹艺产品品牌打造和技术培训(如竹林管理、竹艺创新)，增强了乡村文化的内生创造力与对外传播力，从而在经济协同中同步推动了文化振兴，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可操作、可持续的实践路径。
4.4. 长效演进思想赋能：探索乡村文化可持续发展路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城乡关系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必须从长远和系统的视角加以把握。在乡村文化振兴中，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可以通过加强乡村文化教育和培训、培养乡村文化从业者和爱好者等方式，推动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合理规划乡村文化旅游等产业，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让乡村文化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持续发展。同时，注重培养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提升村民的文化素养和参与文化建设的能力，为乡村文化的长期繁荣奠定基础。对此，浙江省安吉县的实践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探索。
安吉县作为浙江省首批旅游经济综合改革试点示范县，依托“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自然格局与黄浦江源头的生态优势，逐步构建起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为主导，竹茶产业为特色，生物医药、绿色食品等新兴产业为补充的绿色产业体系。这一过程并非简单追求经济增长，而是在“千万工程”与美丽乡村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合”的“安吉模式”，生动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县域层面的系统落实[24]。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安吉注重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其乡村旅游不仅关注景观呈现，更强调乡土文化、生态知识与产业形态的有机整合。例如，通过合理规划文旅线路、控制开发强度，保护传统民居与自然景观的整体风貌；同时，依托竹编、茶文化等非遗资源，培育乡村文创、民宿体验、生态教育等业态，推动文化资源向具有持续生命力的产业形态转化。此外，安吉还通过开展乡村文化培训、支持本地村民参与旅游服务与文化传播，增强社区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体性与获得感，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持久的内生动力。
安吉的实践表明，可持续发展不是静态的保护，而是在发展中实现文化传承、生态维护与经济效益的动态协同。它启示我们，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必须跳出“重开发、轻传承”的短视逻辑，转而构建一种基于地方文脉与生态本底、融入现代产业体系、赋能乡村社区的长效机制，乡村文化才能在城乡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繁荣与振兴。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城乡关系理论的系统梳理，结合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现状与地方实践，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对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价值。研究表明，城乡关系的演进，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深化的推动下，呈现出“混沌一体–分离对立–相互融合”的发展过程。这一规律为理解乡村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挑战与出路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框架。在实践层面，研究以浙江省安吉县为例，阐释了城乡融合视域下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以城乡融合理论为指引，打破文化资源的单向流动，促进城乡在资本、人才、技术等方面的双向互动；以历史辩证观为引领，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相统一，在保护乡土文化根脉的同时，借助数字化、创意设计等现代手段激活其当代生命力；以协同发展理念为支撑，构建内部协同与外部支持联动机制，通过合作社等组织化载体，整合内外部资源，增强乡村文化发展的主体性与持续性；以长效演进思想为依托，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文化开发中统筹生态保护、社区参与与长效运营，避免短视化、同质化的发展模式，为乡村文化长期繁荣注入内生动力。
展望未来，乡村文化振兴仍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不断深化。在理论研究层面，需进一步挖掘《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文化传承、空间生产与共同体建设的深层论述，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特征，构建更具系统性、针对性的乡村文化振兴理论分析框架。尤其要关注数字技术、平台经济等新变量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深化马克思主义城乡观的当代阐释与理论创新。在实践研究层面，需突破单一案例的局限，开展多区域、差异化的实证研究。我国乡村地域辽阔，资源禀赋、发展基础、文化特质存在显著差异，未来应聚焦东部沿海、中西部内陆、少数民族地区等不同类型乡村，探索适配本地实际的文化振兴的路径。
此外，还需重点回应两大关键议题：一是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下，如何既吸收现代文明成果，又守住乡土文化的独特性，重塑村民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如何平衡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与公共文化的公益属性，避免乡村文化过度商业化、功利化，确保文化振兴成果真正惠及全体村民。总之，乡村文化振兴既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实践，也是一项持续的理论课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指导地位，立足中国乡村实际，在批判中继承、在融合中创新，才能走出一条既有历史底蕴又具时代精神的乡村文化发展之路，最终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注入持久而深厚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