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大驱动力之一,也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数据,中国居民个人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即消费率)为39.1%,而美国、日本、德国等主流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8.8%、60.1%、52.5%。因此,相对于主流发达国家,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较低。
在复杂多变的局势和生产相对过剩的背景下,中国亟需促进居民消费,释放经济潜力,加快促进内循环,实现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长期经济的增长,增强抵御外部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
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有助于增加消费,优化消费结构,促进经济结构现代化。中国地区、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好的社会保险制度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为低收入人群兜底,食物、医疗等支出占比将会下降,使得他们劳动所得更多地投入于中高档消费之中。让更多的居民能够参与到工业化时代社会大循环里,不仅有利于经济更好的发展,更有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整体提高。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社会保险制度都亟待发展以适应中国刺激内需的需要。研究中国社会保险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可以为改善内需不足的现状提出建议。
2. 文献综述
已有的相关研究表明,社会保险支出对居民消费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部分学者如Hubbard [1]已经证明,提升社会保险水平可显著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降低储蓄率,进而提高私人消费额,其次,社会保险的提供可有效增加居民的现金流,进而增加消费能力,从而刺激市场需求。Gormley等(2010) [2]认为,社会保险的提供可以稳定居民的收入,社会保险支出的增加将有益于促进居民的消费和市场需求的增长,缺乏对大规模、负面的财富冲击的保险与居民较高的储蓄率呈正相关,证据表明保险在家庭消费、投资和储蓄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缺乏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减少消费支出并增加储蓄。
同时,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险开支会对消费造成不利影响,Kotlikoff等(1979) [3]运用生命周期函数,研究了社会保险在市场下的影响。他发现,老年人的储蓄可能增加以抵消年轻人减少的储蓄,从而对总体储蓄没有净影响,并且社会保险在消费方面却产生了抑制效应,这是因为当社会保险更高时,有居民会倾向于提早退休,整体的消费反而受到负面影响。
又有观点认为,社会保险支出与消费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在Stephens等(2008) [4]这篇文章中,对英国社保支出与实际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实际情况与持久收入假说模型并不相符。此外,当社会保险待遇提前三个月宣布将要增加时,消费并未因此而发生变化。这一结果让人深思,似乎暗示着社保制度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并不如一般所设想的显著。Gruber (1997) [5]认为,失业保险福利可以保证失业期间失业者的基本消费水平。然而,从失业保险福利中刺激消费虽然一开始能够顺畅地消费,但长期而言,失业者无法保持消费水平的稳定。
中国国内的研究人员近年来以多元的视角深入探究中国社会保险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联系。蒋南平等(2012) [6]在文章中阐述了一个观点:社会保险的支出能够有效提高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这种影响是正面且有利的。通过增加社会保险支出,可以有效地提高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然而,这种效应在城市之间显示出明显的差异,研究表明经济相对较薄弱的城市所呈现的边际效应要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更为突出。岳爱等(2013) [7]构建了一个研究方案,探究“新农民”政策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他们也发现,在广袤的乡村中,人们普遍具备一种预防性储蓄的意识,最主要的储蓄方式就是积攒养老金。通过优化社会保险预算支出结构和加强人民生计安全,可以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从而推动消费升级。刘苓玲和徐雷(2012) [8]用杜森贝利消费函数,着眼于区域差异,解析了中国社会保险与居民消费的影响关系。
现有研究结论缺乏对影响分歧的深度剖析,未充分结合不同发展阶段、居民群体特征等变量,解释结论差异的内在逻辑。本文围绕社会保险支出对消费影响问题展开研究,综述前人观点,分析居民消费与社会保险支出现状,论述社会保险支出对消费影响作用机理。
3. 中国社会保险支出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
社会保险制度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是市场经济环境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社会保险支出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调整社会收入分配、影响个人生命周期内消费抉择、改变收入不确定性预期三种方式影响居民消费。
3.1. 社会保险支出通过调整社会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
社会保险支出可调整收入的再分配,从而影响居民的消费。社会保险是全国统筹收集资金,而普惠性的支出对低收入群体边际效用很高。例如,低收入个体在疾病、生存等方面的支出可以通过社会保险制度减少,可支配收入就变相增多。而消费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收入,因此,他们的消费量也会增加,从而提高居民的整体消费倾向。
3.2. 社会保险支出通过影响个人生命周期内消费抉择影响居民消费
社会保险是通过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转移支付和国家统筹来实现的,帮助个人应对可能的生活风险,更好地规划所有人的收入和消费。每个人都能够在其预期寿命内维持合理的生活水平,享受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消费水平是由他一生的收入所决定。当个体做出消费决策时,他/她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人生总效用的最高化。这不仅涉及到现在的消费行为,更包括未来的投资计划和人生规划。这种决策过程类似于一场长途旅行,我们需要谨慎规划每一个阶段的行程,在面临不同选择时,选择最有利于我们人生价值最大化的路径。
个人一生中的全部收入包含了劳动所得和财产所得,其消费可以表示为:
其中Y表示为劳动收入,W表示财产收入。c表示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率,
表示财产收入的边际消费率。
社会保险的实施,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实现收入的再分配。此时个人获得了一定的转移支付收入,这部分收入可以表示为SSW。那么消费函数又可以表示为: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由于社会保险可以为退休人员提供生活资金,居民预期未来有收入,当下就会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3.3. 社会保险支出通过改变收入不确定性预期影响居民消费
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消费者厌恶风险,也就是说,在人的预期寿命中,个人的储蓄行为不仅是为了在生活中明智地支配自己的收入,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预防潜在的风险。个人的不确定性会导致这类风险的发生,这是“个人风险”;另外,整个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也会造成这类风险,这种情况被称为“系统风险”。预防性储蓄理论指出,如今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已不简单受未来平均收入的影响,更深层次的边际消费者消费率函数已不再呈线性特性,居民消费行为会受不确定性影响发生波动。如果预期未来有风险发生,居民的消费轨迹将大相径庭。当社会保险制度得到充分完善,人们将变得更加勇敢,敢于承担更大的风险,同时也能更加从容地面对未知的挑战,这些积极的变化将正向影响人们的消费决策。
如今,中国面临的难题是居民消费欠缺,居民储蓄意愿高。中国居民的未知前景来源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首先是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国有企业改革不尽理想,市场体制不够完善,这些因素纷纷混杂,令人忧虑,增添了居民们收入的不确定性,让人身临其境感受到严峻的挑战。其次是公共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现今,居民的一生中要承担重大的开销,涉及买房、治疗疾病、养老、子女教育,负担过大的情况下,突如其来的不测事件就会给居民生计造成重大影响。为了规避这种情况,居民们常常会精打细算、精打细算,尽力储蓄。
完备健全的社会保险体系可以让居民不必再为这些烦扰的不确定性而苦恼,当居民配备良好的保险时,面对他们会显著降低大量储蓄的行为。当居民不幸患上疾病需要接受医疗照顾时,医疗保险可为他们送去经济援助之手;当一个人失业时,失业保险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护他,以维持基本生活。预防性储蓄的行为将大大减少。
4. 中国社会保险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的面板数据模型采用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2013~2020年的区域样本数据,运用EViews7.2对中国社会保险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4.1. 变量和数据说明
4.1.1. 变量选取
本文的实证分析中,主要的变量为居民人均消费和居民人均社会保险支出。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在模型中引入了一些控制变量,使得实证的过程与结果更具科学性和有效性。具体变量如下:
因变量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CPP)。
解释变量为居民人均社会保险支出(PSSE),通过省级地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除以地区总人口得到。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利用生命周期假设消费函数的相关变量,增加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货币资产存量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期不确定性。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该数据可直接得到。诸多的消费理论中,都把收入作为了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的消费也会增加。
居民人均货币资产存量(PCD),通过省级地区城乡居民某年12月货币存款余额除以地区总人口得到。
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确定性预期定义为受个人、家庭、社会及宏观经济、政策、风险等多重因素驱动,由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等不可预见的非概率随机波动引发的收入变动,可预期收入变化需在测算中剔除;鉴于其主观性特征,本文引入了“调整离差率”(ADR)来进行刻画,由变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数据处理得到,该方法契合概念本质、具备数据可得性与实操性,且能适配主观性与多因素驱动的特征。
调整离差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ADRn表示居民第n年的调整离差率,In表示居民第n年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本文以一段时间内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作为居民可以预期的收入变动率,即“
”,可以为正数,也可以为负数,当
为负值时,表示居民预期未来收入会降低;当
为正值时,表示居民预期未来收入会升高。居民第n − 1年的实际可支配收入In−1乘以
就得到了居民第n年的预期可支配收入,用
表示。
用
表示居民第n年的调整离差,反映居民预期之外的可支配收入波动大小,它的计算公式即为:
最终本文所使用的调整离差率数据计算公式也可表示为:
Table 1. Calculation method of expected change rate
表1. 预期变动率计算方法
时期 |
收入变动率 |
预期变动率 |
1 |
Y1 |
|
2 |
Y2 |
|
3 |
Y3 |
|
4 |
Y4 |
(Y1 + Y2 + Y3)/3 |
... |
... |
... |
数据计算过程中,
用第n年之前的一定时期内的收入平均增长率来量化。不难看出,需要科学合理地选择该时期跨度,才能较好地刻画调整收入不确定性预期。分析表明:一方面,时间跨度不应太长。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制度调整和制度创新时有发生,居民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日新月异,居民收入最终也越来越快,过长的历史跨度反而不利于刻画居民当下对未来的预期。同时,时间跨度也不应太短,否则很容易以点盖面,受随机误差干扰可能性大,从而导致对居民收入不确定性预期的估计存在较大偏离。本文选取3年为期限刻画居民预期,具体方法是:以第n年之前的3年期间(即第n − 3年至第n − 1年这3年期间)的收入平均增长率作为第n年的预期收入增长率
。在获得各年份预期收入增长率
在定量值之后,可以将其引入公式中,得到居民每年收入不确定性的定量结果。预期变动率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4.1.2. 数据说明
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2013至2020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年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表2为指标说明。
Table 2. Indicator description
表2. 指标说明
变量名称 |
变量符号 |
变量说明 |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CPP |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居民人均社会保险支出 |
PSSE |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除以地区总人口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I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居民人均货币资产存量 |
PCD |
省级地区居民货币资产存量除以地区总人口 |
调整离差率 |
ADR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预测之外的非概率的随机波动占可预测波动的比率 |
4.2. 面板回归分析
4.2.1. 计量模型的建立
根据生命周期模型,本文认为一年内人均消费支出将受到该年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社会保险支出、上一年人均存款余额、该年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调整离差率四个变量的影响。
通过对前人关于社会保险与消费关系的研究的梳理,发现大多以生命周期模型为基础,生命周期模型如下:
其中指现期消费,Y表示居民的劳动收入,W指财产收入。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居民的终身收入由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组成,居民根据预期寿命合理地组织消费和储蓄。事实上,社会保险支出也会参与对居民的消费的影响,居民在社会保险制度的保护下,预期未来退休或其他丧失以劳动报酬养活自己时仍能有一笔收入,当下就会改变消费储蓄抉择,将更多的消费用于当下。因此,本文将居民人均社会保险支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货币资产存量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预期不确定性(调整后的偏差率)引入该模型。共同构成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并将变量取对数,构造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其中,CPP为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PSSE为居民人均社会保险支出,I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PCD为居民人均储蓄存款存量,ADR为调整离差率,
表示随机扰动项,它包括了该模型未考虑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影响居民的消费。下标i表示各省级地区,t表示各个年份。
4.2.2. 回归估计
数据整理之后,在EViews中进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EGLS回归,表3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dividual fixed effects model (Unweighted)
表3.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加权前)
变量 |
系数 |
标准差 |
T统计量 |
P值 |
C |
0.443008 |
0.132521 |
3.342939 |
0.0010 |
LOG (PSSE) |
0.013640 |
0.010254 |
1.330234 |
0.1847 |
LOG (I) |
0.918480 |
0.018714 |
49.07870 |
0.0000 |
PCD |
0.568876 |
0.113113 |
5.029286 |
0.0000 |
ADR |
−4.07E−07 |
6.39E−08 |
−6.370587 |
0.0000 |
注:“***”、“**”、“*”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下显著。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发现加上横截面权重后回归效果更好,变量显著性更高,系数差别不大,符号也未改变,且DW值得到修正,序列相关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得到降低,故采用横截面权重,表4为加权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dividual fixed effects model (Weighted)
表4.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加权后)
变量 |
系数 |
标准差 |
T统计量 |
P值 |
C |
0.312796*** |
0.087093 |
3.591515 |
0.0004 |
LOG (PSSE) |
0.013985** |
0.006564 |
2.130559 |
0.0341 |
LOG (I) |
0.931516*** |
0.011977 |
77.77734 |
0.0000 |
PCD |
0.565570*** |
0.079348 |
7.127702 |
0.0000 |
ADR |
−4.30E−07*** |
4.44E−08 |
−9.684655 |
0.0000 |
注:“***”、“**”、“*”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下显著。
可以看出,回归结果较稳健,
值为0.996806,方程拟合得很好。选取的变量中,居民人均社会保险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货币资产存量均对消费支出产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可支配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对消费支出的产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符合经济意义,说明居民人均社会保险支出每变动1%,消费支出平均变动0.013985%。在上述回归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进行了F检验,如表5所示。
Table 5. F-test results
表5. F检验结果
Effects Test |
Statistic |
d.f. |
Prob. |
Cross-section F |
58.456566 |
(30,244) |
0.0000 |
建立一个具有固定效应的个体模型比建立一个混合模型更合理。本文继续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选择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方法,并对回归结果进行Hausman检验,如表6所示。
Table 6. Hausman test results
表6. 豪斯曼检验结果
Test Summary |
Chi-Sq. Statistic |
Chi-Sq. d.f. |
Prob. |
Cross-section random |
14.716000 |
4 |
0.0053 |
豪斯曼检验原假设是存在随机效应,而表中显示拒绝原假设,故认为存在固定效应。
综上,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对应的p值都小于0.05,的确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得到的结果都很好的说明了中国社会保险支出对居民消费是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的:
首先,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最大。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他们的消费水平。这表明,增加居民消费最重要的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其次,社会保险支出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根据前面分析的影响机制,社会保险支出发挥了收入分配效应、影响个人生命周期内消费抉择、改变收入不确定性预期有效降低了居民的不确定性预期,从而降低了居民的储蓄动机。针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后续会尝试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如历史上的社保制度特征、与当期经济冲击无关的财政转移支付等)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并利用政策冲击进行DID分析,以获得更可靠的因果关系结论。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社会保险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点通过回归结果得以充分证明。同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最为显著,说明了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能够促进居民的消费行为。社会保险支出通过收入再分配、影响个人生命周期内消费抉择、缓解居民可支配收入不确定性预期,从而减少了居民的储蓄欲望。要发挥社会保险支出的作用,以更好地促进消费。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保险覆盖面相对狭窄,社会保险支出的绝对水平仍然相对较低。在中国社会保险覆盖面方面,城市基本社会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较高,但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覆盖率相对较低,生育保险仅限于就业妇女,这显然忽视了全职家庭妇女生育的社会价值,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剧,以及建筑业和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工人面临的职业风险也在增加。社会保险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全,让城乡居民安心享受社会保险。这不仅是关乎每个人的基本权益,更是保障国家繁荣稳定的重要举措。只有坚守正义、扩大保险,才能深化民生改革,让每一个人都从中受益。
5.2. 对策建议
第一,优化社保体系,扩大社保覆盖面,提高养老、医疗保障标准,完善跨区域接续服务,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强消费信心。第二,多渠道增收减负,健全工资增长机制,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优化个税专项扣除,加大民生补贴,夯实居民消费能力。第三,激活货币资产活力,推出高流动性低风险理财产品,降低消费信贷成本,推广以旧换新补贴,促进存量资产向消费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