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歧义是自然语言中“同一语言形式承载多种语义”的核心现象，赵元任(1959) [1]首次系统界定汉语歧义，指出其本质是语言形式与意义的非一一对应；朱德熙(1980) [2]进一步提出“句法歧义源于多义句式的表层同形”，二者共同构建了结构型歧义研究的理论起点。
英汉结构型歧义句广泛存在且具有跨语言代表性：汉语中，“进口机电产品”因结构关系模糊，可理解为“进口(支配)机电产品”(述宾关系)或“(用于)进口的机电产品”(偏正关系)；“鸡不吃了”因施受角色不明，既指“鸡(施事)不吃食”，也指“鸡(受事)不被人吃”。英语中，“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因“flying”句法功能歧义，可解读为“飞行的飞机(偏正结构)”或“驾驶飞机(动宾结构)”；“I saw John in the bus”因介词短语依附对象不同，可指“我在公交车里看见John”或“我看见在公交车里的John”，这类歧义均需深层句法机制解释。
现有研究多聚焦表层结构分类(程梦圆，2025 [3]；孙彩惠，2012 [4])或功能意义关联(贺嘉，2014) [5]，缺乏最简句法框架下对生成机制的统一阐释。本文以乔姆斯基(Chomsky)最简方案[6]为理论基础，整合“移位”“空语类”等工具，解析英汉结构型歧义句的深层成因，解决跨语言歧义机制的共性与个性阐释问题，为语言教学与自然语言处理提供理论支撑。
2. 先前的研究
英汉结构型歧义句作为语言形式与意义矛盾的集中体现，其研究始终围绕“形式如何生成多义”这一核心议题展开，形成了结构主义语法、系统功能语言学、对比语言学三大主流理论视角。各视角从不同维度揭示歧义成因，但在深层句法机制整合与跨语言统一解释上仍有局限。以下按理论视角梳理现有研究，并进行述评。
2.1. 表层结构的歧义分化解释
结构主义语法以“形式决定意义”为核心，通过层次分析(IC分析)、变换分析等工具，将歧义与句法结构的层次划分、结构关系直接关联，是英汉结构型歧义句研究的基础范式。
程梦圆(2025) [3]基于“三个平面理论”，从句法平面系统归纳了汉语结构型歧义的五类核心类型，重点剖析“结构层次相同但结构关系不同”“结构关系相同但结构层次不同”“结构层次与关系均不同”三类模式。例如：
(1) “学习文件”(VP + NP结构)：因动词“学习”兼具及物动词的支配功能与修饰功能，可理解为“学习(支配)文件”(述宾关系)或“(用于)学习的文件”(偏正关系)；“学习文件”在不同语境下会产生不同语义理解，在述宾关系中，强调的是“学习”这一动作针对“文件”展开，如“大家开始学习文件，领会其中精神”；而在偏正关系里，“学习”是对“文件”性质的界定，类似“这是一份学习文件，对备考有帮助”。
(2) “四个师大的学生”(数量 + NP1 + NP2结构)：因数量词“四个”的修饰对象不确定，可切分为“四个|师大的学生”(“四个”修饰“师大”)或“四个师大|的学生”(“四个”修饰“学生”)；当切分为“四个|师大的学生”时，语义倾向于在多个“师大”中，每个“师大”有数量未知但整体为“四个”的学生，如“此次比赛，四个师大的学生表现出色”；若切分为“四个师大|的学生”，则指来自特定“四个师大”的学生，像“四个师大的学生组成了联合调研小组”。
(3) “准备了三天的干粮”(VP + 了 + 数量 + 的 + NP结构)：因结构层次与关系均不同，可理解为“准备了|三天的干粮”(述宾关系，表“准备的干粮够三天食用”)或“准备了三天的|干粮”(定中关系，表“准备时间为三天”)。在“准备了|三天的干粮”解读下，突出准备的干粮量能维持三天，如“他们为徒步旅行准备了|三天的干粮”；而“准备了三天的|干粮”更强调准备干粮这一行为持续了三天，比如“经过准备了三天的|干粮，物资终于筹备妥当”。
孙彩惠(2012) [4]将结构主义分析拓展至英汉对比，指出英语结构型歧义同样受层次与关系影响。例如英语“the shooting of the hunter”，因“shooting”的名词化过程中施事与受事角色模糊，可理解为“猎人射击(某物)”(施事关系)或“(某人)射击猎人”(受事关系)；汉语对应结构“批评的学生”也存在“(某人)批评学生”(述宾关系隐含)与“学生(被)批评”(偏正关系)的歧义。她还运用IC分析法分化“漂亮的女生戴的帽子”，指出其可切分为“漂亮的|女生戴的帽子”(强调帽子归属)与“漂亮的女生|戴的帽子”(强调女生特征)，验证了结构层次差异的跨语言普遍性。
张新红、何自然(2001) [7]从语用学角度出发，也对结构型歧义有所涉及，指出在实际交际中，结构型歧义句的理解受语境制约，如“他在火车上写字”，脱离语境时存在“他坐在火车上写字”与“他把字写在火车上”两种理解，但在具体语境中，意义会得以明确。
结构主义视角的优点在于：其一，分析工具直观可操作，能精准揭示表层结构(层次、关系)与歧义的关联，清晰解释了修饰语指向不同引发的歧义；其二，注重语料实证性，通过汉语本土实例(如“鸡不吃了”“语音标准”)与英语经典案例(如“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构建了跨语言歧义类型对比的基础。但不足显著：一是局限于表层结构描述，忽略深层句法机制，如无法解释“鸡不吃了”中“鸡”兼具施事(鸡不吃食)与受事(人不吃鸡)的歧义根源，仅将其归为“语义关系不明”，未触及题元角色分配规则；二是对跨语言共性的解释力有限，仅指出英汉结构歧义的类型相似性，未说明为何英语“NP + of + NP”结构比汉语“NP + 的 + NP”结构更易产生歧义；三是变换分析的适用范围窄，虽能对部分歧义句进行分化，如“反对的人”，但无法解释变换规则的深层句法依据，缺乏理论统一性。
2.2. 功能–意义互动下的歧义解释
系统功能语言学以“意义决定形式”为核心，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出发，分析句法成分的功能角色(如主语、补语、附加语)与意义解读的关联，突破了结构主义仅关注形式的局限。
贺嘉(2014) [5]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悉尼语法和加的夫语法为理论基础，聚焦英语介词短语作地点状语的歧义句(如“I saw John in the bus”)，通过功能标签标注与树形图分析，揭示介词短语的双重功能：当“in the bus”作“小句附加语”时，表达环境意义(“我在公交车里看见John”)，对应人际功能中的“环境成分”；当作“名词词组后置修饰语”时，通过“嵌入”机制限定“John”的语义范围(“我看见在公交车里的John”)，对应概念功能中的“修饰关系”。该研究通过树形图实现了功能与形式的可视化结合，首次将“嵌入”“级阶”概念引入歧义分析，解释了同一表层结构为何能生成不同意义。
在汉语同类结构研究中，胡壮麟(2008) [8]指出汉语中类似“他在火车上写字”的句子，“在火车上”同样存在充当附加语与后置修饰语的歧义情况，且因汉语缺乏形态标记，更依赖语境判断功能，如在“他在疾驰的火车上写字，纸张不停晃动”中，“在火车上”倾向于附加语，描述“写字”的环境；而在“他指着墙上说‘这是我在火车上写字留下的痕迹’”里，“在火车上”则是后置修饰语，限定“字”的来源。
系统功能视角的优点在于：其一，突破形式分析局限，将歧义与成分的功能角色(附加语、修饰语)关联，解释了同一形式的多义本质；其二，注重意义与形式的互动，通过树形图清晰呈现功能配置如何影响意义解读，为歧义分化提供了功能层面的依据；其三，初步实现英汉功能对比，指出汉语依赖语境、英语依赖形态的功能区分差异，为跨语言歧义研究提供了新维度。但不足同样突出：一是对深层句法生成机制关注不足，虽分析了“in the bus”的功能差异，却未解释为何介词短语能实现“附加语–修饰语”的功能转换，缺乏对“移位”“合并”等最简句法机制的整合；二是语义分析与句法规则脱节，无法解释“他在火车上写字”中“在火车上”的语义指向差异(指向“他”vs“字”)的句法根源；三是适用范围有限，仅聚焦介词短语、偏正结构，对双及物结构(如“give sb sth”)、动结式(如“砍坏了”)等复杂结构的歧义解释力不足。
2.3. 英汉结构歧义的共性与个性解释
对比语言学视角以“语言共性与个性”为核心，通过英汉结构型歧义句的类型、成因对比，揭示跨语言歧义的生成规律，为统一解释框架提供实证基础。
陈宁静(2007) [9]基于对比语言学，系统归纳英汉结构歧义的共性与个性：
共性方面：英汉均存在“修饰关系不明”“否定范围不清”的歧义。例如：英语“I didn’t teach because teaching is easy”与汉语“他不是因为你不来”，均因否定辖域不明引发歧义；在英语句子中，若否定“teach”，语义“我没有教学，并非因为教学简单”；若否定“because从句”，则“我教学了，但原因不是教学简单”。汉语句子同理，不同否定辖域导致截然不同的语义理解。英语“Old men and women”(“old”修饰“men”/“men and women”)与汉语“重要的书籍和文件”(“重要的”修饰“书籍”/“书籍和文件”)，均因修饰语范围模糊引发歧义。
个性方面：英语“后置修饰语歧义更普遍，“He saw the man with a telescope”(“with a telescope”修饰“saw”/“the man”)，依赖形态标记(如介词短语的依附对象)区分；汉语“VO/VOC结构歧义更突出，“买好窗帘”，“买(完)窗帘”vs“买(质量好的)窗帘”)，依赖语序与语境区。
张晓雯、李梓(2022) [10]进一步对比英汉动结式歧义，指出汉语“砍坏了”存在“砍的工具坏了”(补语指向工具)和“被砍的东西坏了”(补语指向受事)的歧义，而英“cut down”仅有“砍倒(受事)”，无工具指向歧义，差异源于汉语动结式补语的语义指向更灵活，英语动结式受形态制约。
谭淑娜(2024) [11]聚焦英汉否定歧义对比，指出英语否定歧义多通过“否定词位置”区分，“I wasn’t listening all the time”，“not”否定“listening/“all the time”)；汉语否定歧义多通过语境，“我没有一次看完”，“没有”否定“有一次”/“看完”)，需依“是否分多次看的上下文判段。
对比语言学视角的优点在于：其一，凸显跨语言共性揭示了的英语“修饰关系”“否定范围歧义共性，为构建统一解释框架提供实证支撑；其二，揭示语言类型差异对歧义的影响指出了汉语动结式补语的灵活性与英语的形态制约，解释了为何汉语结构歧义更依赖语境；其三，结合具体结构(动结式、否定结构)，深化了特定类型歧义的跨语言，明确了英汉否定词功能的差异。但不足在于：一是缺乏对深层句法机制的整合，虽对比了修饰关系歧义，却未从“量化词提升”“空语类”角度解释歧义生成，难以统一说明英汉修饰歧义的本质；二是对比维度有限，多聚焦修饰、否定、动结式结构，对双及物结构(如“give John a book”)、“的/of”结构等复杂歧义类型覆盖不足；三是静态对比多于动态分析，现有研究多描述歧义类型差异，未涉及歧义句的生成过程(如成分移位路径)，无法揭示歧义生成的动态规律。
2.4. 生成语法框架下的相关研究进展与局限
在经典理论基础上，后续研究形成了诸多重要拓展与争议。针对空语类研究，黄正德(Huang, 1994) [12]提出汉语空代词Pro的“广义控制理论”，指出汉语中隐含论元的解读不仅受局部管辖范畴制约，还受语用允准条件影响，这一理论对解释汉语“鸡不吃了”类施受歧义中PRO的语义指配灵活性具有关键意义，弥补了Chomsky (1995) [6]最简方案中仅关注句法管辖的局限。而Nishigauchi (1998) [13]通过日语与汉语的对比研究，提出空语类的“特征渗透假说”，认为空语类的题元角色分配可通过功能语类的特征传递实现跨短语投射，这为解释动结式“砍坏了”中补语语义指向的多样性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
关于介词短语(PP)依附问题，Kayne (1994) [14]提出的“反对称理论”(Antisymmetry Theory)对传统XP移位依附机制构成重要挑战。该理论否定了PP可自由依附于VP或NP的传统假设，认为所有短语结构均遵循“中心语在前”的普遍语序，PP的依附关系本质是通过中心语移位形成的嫁接结构，且依附对象受“线性对应公理”(LCA)制约。基于这一理论，Johnson (2002) [15]重新分析了“I saw John in the bus”类歧义，指出PP “in the bus”的依附差异并非自由移位的结果，而是源于介词“in”的功能特征差异——当“in”为环境介词时，其中心语移位至VP边缘位置形成VP附加语；当“in”为归属介词时，其中心语移位至NP内部形成名词修饰语。而汉语PP依附研究中，沈阳(2003) [16]结合反对称理论与汉语缺乏形态标记的特点，提出“语境敏感型依附假说”，认为汉语“他在火车上写字”中PP的依附选择不仅受句法规则制约，还受论元的生命度、话题显著性等语用因素调节，这一观点丰富了PP依附的跨语言解释维度。
量化词提升(QR)领域的研究同样取得重要突破。May (1985) [17]的经典理论认为量化词提升是统一的显性或隐性移位操作，但后续研究发现这一模型无法解释量化词辖域的语境敏感性。Fox (2000) [18]提出“辖域经济原则”(Scope Economy)，指出量化词提升仅在能产生新的语义解读时发生，否则会被经济性条件禁止，这一原则成功解释了为何部分量化词歧义句在特定语境下仅有一种解读。针对汉语量化词辖域，李艳惠(Li, 2006) [19]通过大量语料验证，提出汉语量化词的“层级提升假说”，认为全称量化词(如“所有”)与存在量化词(如“有的”)的提升路径存在层级差异，全称量化词可跨越否定词提升至TP边缘，而存在量化词的提升受限于VP范围，这一研究细化了汉语否定辖域歧义的生成机制。此外，Beghelli & Stowell (1997) [20]提出的“量化词层级理论”(Quantifier Raising Hierarchy)将量化词按语义类型分为不同层级，不同层级的量化词提升优先级不同，这为解释“All employees won’t get the bonus”类歧义中量化词与否定词的辖域顺序提供了更精细的分析工具。
现有生成语法框架下的研究虽取得上述进展，但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各前沿理论多聚焦单一语言或单一歧义类型，缺乏对英汉结构型歧义的系统性整合分析，如Kayne [14]的反对称理论虽被应用于英语PP依附分析，但尚未与汉语PP依附的特殊性进行充分对接；二是部分理论存在争议，如空语类的特征渗透假说与广义控制理论在解释汉语施受歧义时的适用边界尚未明确；三是现有研究未能将前沿理论与跨语言歧义消解的实践需求充分结合，如辖域经济原则如何应用于多语言歧义识别系统的开发仍缺乏具体路径。因此，本研究需在吸纳这些前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统一的跨语言结构型歧义解释框架。
2.5. 研究总结与待解问题
综上，现有研究已从结构形式、功能意义、跨语言对比及生成语法经典理论等维度，构建了英汉结构型歧义句的基础分析框架：结构主义语法奠定了表层结构分析的基础，系统功能语言学拓展了功能–意义关联的视角，对比语言学凸显了跨语言共性与个性，生成语法经典理论揭示了部分深层句法机制。但整体而言，现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待解问题：
第一，深层句法机制的前沿理论整合不足。现有生成语法相关研究多依赖Chomsky (1995) [6]、May (1985) [17]等经典著作，对近二三十年来的前沿理论(如反对称理论、辖域经济原则、广义控制理论)吸纳不够，未能充分利用这些理论细化歧义生成机制的分析，如无法基于反对称理论解释PP依附歧义的线性语序制约，难以通过辖域经济原则说明量化词歧义的语境敏感性。
第二，统一解释框架缺乏前沿理论支撑。不同理论视角各自为阵，生成语法内部的前沿争议也未得到充分回应，导致对同一歧义现象的解释缺乏连贯性。例如，英语“Flying planes”与汉语“研究情况”的“动宾–偏正”歧义，现有研究既未用反对称理论统一解释语序与结构关系的关联，也未结合空语类的特征渗透假说说明题元角色分配的跨短语投射机制。
第三，动态生成过程的精细化分析不足。现有研究多静态描述歧义类型与差异，未充分结合前沿理论揭示歧义生成的动态推导过程，如无法基于量化词层级理论解释不同类型量化词提升的优先级差异，难以通过语境敏感型依附假说说明汉语PP依附的句法–语用互动机制。
后续研究需以最简方案的最新发展为理论基础，整合反对称理论、辖域经济原则、广义控制理论等前沿成果，构建英汉结构型歧义句的统一解释框架，从动态生成视角揭示其深层成因与跨语言共性，并回应生成语法内部的相关理论争议。
3. 英汉结构型歧义句句法分析
本文以乔姆斯基(Chomsky, 1995) [6]最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的最新发展为核心理论基础，整合“空语类(PRO/Pro)”“XP移位”“量化词提升(Q-Raising)”与“题元角色分配(θ-Assignment)”等核心分析工具，并充分吸纳反对称理论、辖域经济原则、广义控制理论等前沿成果。最简方案的最新研究(Chomsky, 2008 [21]; Richards, 2016 [22])强调，语言生成的核心是“合并(Merge)”与“移位(Move)”的经济性操作，结构型歧义的本质是同一表层结构下，功能语类(如轻动词v、时态语类T)的探针特征与论元的目标特征形成多重合法匹配路径，且这种匹配路径受线性对应公理、辖域经济原则等普遍语法条件制约。此前研究(程梦圆，2025 [3]；孙彩惠，2012 [4]；贺嘉，2014 [5]；Huang，1982 [23]；Aoun & Li，1993 [24])多聚焦表层结构分类或经典理论应用，未能充分吸纳前沿理论成果；本文将结合英汉典型结构型歧义实例，从“空语类与题元错位”“介词短语移位与依附模糊”“量化词提升与否定辖域”三方面解析成因，并与前沿理论及相关学者的分析进行对话，再扩展至日语、法语等语言验证机制跨语言共性，最终预测该句法机制对屈折语与分析语的普遍解释力。
3.1. 空语类与题元角色错位
最简方案中，论元的语义角色(施事、受事等)需通过“探针–目标一致”机制由功能语类(如轻动词v)分配，隐性空语类(PRO表隐性施事/受事，Pro表隐性名词)的存在常导致论元角色匹配冲突，这是英汉“施受模糊类”结构型歧义的核心成因。近年来，黄正德(Huang, 1994) [12]的“广义控制理论”与Nishigauchi (1998) [13]的“特征渗透假说”进一步细化了空语类的题元分配机制，为本类歧义的精细化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撑。
3.1.1. 汉语施受歧义的句法解析
程梦圆(2025) [3]提出的“鸡不吃了”是典型案例，其表层结构为[NP鸡[VP不吃了]]。深层句法中，轻动词v作为“探针”需寻找“目标”论元以分配θ–角色，存在两种合法匹配路径：一是当v为及物性轻动词([+及物])时，v的[+及物]特征要求匹配“受事”论元，此时“鸡”在VP内部(Spec-vP)接收“受事”θ-角色，而“施事”角色由隐性空语类PRO (如“人”)承担，PRO位于Spec-vP (轻动词短语的标志语位置)，深层结构为[vP PRO[v'v[VP不吃鸡了]]]，语义解读为“(人)不吃鸡了”；二是当v为不及物性轻动词([-及物])时，v无“受事”要求，“鸡”直接移至Spec-vP位置接收“施事”θ-角色，无隐性PRO，深层结构为[vP鸡[v'v[VP不吃了]]]，语义解读为“鸡不吃(食)了”。严辰松(2006) [25]关注的“砍坏了”虽属动结式，但其结构型歧义亦与空语类相关。补语“坏”需通过隐性空语类Pro接收θ-角色：一是若Pro指向“工具”(如“刀”)，Pro在Spec-vP位置接收“受事”角色，深层结构为[vP PRO[v'v[VP砍[Pro刀]坏了]]]，解读为“刀被砍坏了”；二是若Pro指向“受事”(如“树”)，Pro在VP内部接收“受事”角色，深层结构为[vP PRO[v'v[VP砍[Pro树]坏了]]]，解读为“树被砍坏了”。
与黄正德(Huang, 1994) [1]的“广义控制理论”相比，本分析既认同PRO的指配受句法管辖范畴制约，又进一步指出轻动词的[±及物]特征是决定PRO是否出现的关键因素——当v为[+及物]时，PRO的出现是满足“受事论元必须被指派”的句法要求；当v为[-及物]时，PRO的缺失符合“论元经济原则”。而沈阳(2010) [26]基于汉语语料提出“施受歧义的语境允准条件”，认为“鸡不吃了”的歧义解读还受“鸡”的生命度与话题显著性影响，本研究则强调句法机制是基础，语境因素仅起到辅助筛选作用，二者形成互补而非对立关系。
3.1.2. 英语施受歧义的句法解析
王成东(2011) [27]重点分析的“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其歧义源于“Flying”的句法属性与空语类的匹配差异：一是当“Flying”为现在分词([-名词化])时，它呈形容词性，仅承担修饰功能，“planes”在Spec-vP位置接收“施事”θ-角色，深层结构含隐性空语类PRO (表“飞行”的动作主体)，完整结构为[IP[NP[VP PRO飞]的planes][VP can be dangerous]]，语义解读为“飞行的飞机可能有危险”；二是当“Flying”为动名词([+名词化])时，它呈动词性，构成VP核心，“planes”在VP内部(Spec-VP)接收“受事”θ-角色，施事由隐性PRO承担，深层结构为[IP[NP PRO Flying planes][VP can be dangerous]]，语义解读为“驾驶飞机可能有危险”。孙彩惠(2012) [4]在跨语言对比中提及的英语短语“The shooting of the hunter”，其歧义本质与汉语“批评的学生”一致：“shooting”的名词化过程中，隐性空语类PRO的θ-角色模糊——若PRO为施事(PRO shoot the hunter)，解读为“猎人被射击”；若PRO为受事(the hunter shoot PRO)，解读为“猎人射击(某物)”，证明空语类与题元错位机制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具有共性。正如Huang (1982) [23]的研究也指出，汉语和英语在论元角色分配与空语类相关的歧义表现上，存在诸多相似逻辑，为该机制的跨语言普遍性提供了早期证据。
结合Kayne (1994) [14]的反对称理论，本分析可进一步细化：“Flying”的[±名词化]特征决定了其中心语位置——当为[-名词化]时，“Flying”作为修饰语嫁接在NP之上，遵循“中心语在前”的语序；当为[+名词化]时，“Flying”作为VP中心语，其补语“planes”移位至Spec-VP位置，满足LCA的线性要求。这一解释弥补了传统分析仅关注语义属性的不足，与Johnson (2001) [28]对英语分词结构歧义的分析形成对话——Johnson [28]认为分词的歧义源于其是否带时态特征，而本研究则指出[±名词化]特征是更根本的句法动因，时态特征仅为派生属性。
3.2. 介词短语移位与依附对象模糊
最简方案中，介词短语(PP)作为最大投射(XP)，可通过“XP移位”操作依附于不同功能投射(如VP、NP)，形成“小句附加语”(修饰动作)或“名词词组后置修饰语”(修饰名词)的歧义。Kayne (1994) [14]的反对称理论对传统XP移位依附机制提出重要修正，认为PP的依附关系受“线性对应公理”制约，且依附对象的选择需满足“中心语–补语”的语序要求。Johnson (2002) [15]基于反对称理论提出“PP依附的中心语移位假说”，认为PP的依附差异本质是介词中心语的移位路径不同；而汉语研究中，沈阳(2003) [16]的“语境敏感型依附假说”则强调语用因素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整合这些前沿理论，对英汉PP依附歧义进行系统性分析。
3.2.1. 汉语介词短语歧义的句法解析
张晓雯(2022) [10]研究的“他在火车上写字”，与英语机制同源，其表层结构为[IP他[VP在火车上写字]]。PP“在火车上”的移位路径决定歧义：若PP移位至VP附加语位置，修饰“写字”这一动作，匹配轻动词v的[+环境]特征，深层结构为[vP他[v'v[VP[VP写字][PP在火车上]]]]，语义解读为“他在火车里写字”；若PP移位至NP附加语位置(修饰“字”)，匹配“字”的[+属性]特征，深层结构为[vP他[v'v[VP写[NP字[PP在火车上]]]]]，语义解读为“他写的字在火车上”。王欣然(2013) [29]指出，汉语“漂亮的女生戴的帽子”的歧义，本质也是形容词短语的移位依附问题：“漂亮的”可移位依附于“女生”(漂亮的女生/戴的帽子)，也可依附于“女生戴的帽子”(漂亮的/女生戴的帽子)，与介词短语移位机制逻辑一致，证明该机制在汉语偏正结构中的通用性。从英文研究视角，Crain & Steedman (1985) [30]提出的“花园路径模型”虽主要针对英语句法解析，但其中关于短语结构歧义时的处理原则，对理解汉语类似结构也有启发，可对比分析移位过程中的“最小附加”“迟关闭”等策略在不同语言中的适用性。
结合Kayne (1994) [14]的反对称理论，这两种移位路径均需满足“中心语在前”的要求：当PP依附于VP时，介词“在”的中心语特征移位至VP边缘位置，形成VP附加语；当PP依附于NP时，介词“在”的中心语特征移位至NP内部，形成名词修饰语。这一分析回应了沈阳(2003) [16]的“语境敏感型依附假说”——语境因素(如“字”的位置显著性)可影响介词中心语的移位优先级，但无法改变句法移位的本质规则。与王欣然(2013) [29]对“漂亮的女生戴的帽子”的分析相比，本研究指出形容词短语与PP的依附机制具有一致性，均遵循反对称理论的线性制约，而王欣然的研究未涉及这一跨短语类型的共性机制，本研究实现了理论解释的拓展。
3.2.2. 英语介词短语歧义的句法解析
贺嘉(2014) [5]以“I saw John in the bus”为核心案例，其表层结构为[IP I [VP saw [NP John][PP in the bus]]]。深层句法中，PP “in the bus”的移位路径存在两条合法选项，根源是PP的“XP可及性”——VP与NP均为PP的潜在依附目标，且英语无形态标记(如格)禁止双重依附：一是路径1，即依附于VP(小句附加语)，例如：PP “in the bus”通过XP移位移至VP的附加语位置(Adjunction to VP)，匹配轻动词v的[+环境]特征(表动作发生的场所)，深层结构为[vP I [v'v[VP[VP saw John][PP in the bus]]]]，此时PP修饰“saw John”这一动作，语义解读为“我在公交车里看见John”；二是路径2，即依附于NP(名词后置修饰语)，例如：PP “in the bus”移位至NP “John”的附加语位置(Adjunction to NP)，匹配名词“John”的[+属性]特征(表名词的所处场所)，深层结构为[vP I[v'v[VP saw[NP John[PP in the bus]]]]]，此时PP修饰“John”，语义解读为“我看见在公交车里的John”。
3.2.3. 双及物结构中的介词短语歧义
贾贻东(2010) [31]以英语“John gave Mary a book in the library”与汉语“张三给李四一本书在图书馆”为例，验证了介词短语移位机制在双及物结构中的适用性：在英语中，PP “in the library”可通过XP移位移至VP “gave Mary a book”的附加语位置(表“在图书馆里给书”)，或移至NP “a book”的附加语位置(表“在图书馆里的书”)；在汉语中，PP“在图书馆”可移位依附于VP“给李四一本书”(表“在图书馆给书”)，或依附于NP“一本书”(表“在图书馆里的书”)。
两类语言的歧义生成逻辑完全一致，进一步证明介词短语移位是跨语言共性机制。这一点在一些跨语言句法对比研究(如Dryer，1992 [32])中也有所体现，虽未专门针对此类歧义，但对双及物结构中论元与附加语位置关系的探讨，侧面支持了该机制的普遍性。
3.3. 量化词提升与否定辖域歧义
最简方案中，否定词(如“不”“not”)与数量词(如“一次”“all”)均属“量化词(Q)”，需通过“量化词提升(Q-Raising)”移至TP(时态短语)的标志语位置(Spec-TP)以确定“辖域”。May (1985) [17]的经典理论认为量化词提升是自由移位，但后续研究对此提出修正：Fox (2000) [18]的“辖域经济原则”指出量化词提升仅在能产生新语义解读时发生；Beghelli & Stowell (1997) [20]的“量化词层级理论”将量化词分为不同层级，提升优先级依层级而定；针对汉语，李艳惠(Li, 2006) [19]的“层级提升假说”指出汉语量化词的提升受论元层级制约。本研究整合这些前沿理论，解析英汉否定辖域歧义的生成机制。
3.3.1. 汉语否定辖域歧义的句法解析
谭淑娜(2024) [11]研究的“我没有一次看完”，其表层结构为[IP我[VP没有一次看完]]。量化词“一次”与否定词“没有”的提升顺序不同，导致辖域冲突：一是顺序1：“一次”先提升，“没有”后提升，即“一次”先移至VP的标志语位置(Spec-VP)，“没有”再移至Spec-TP位置，此时否定词的辖域覆盖“一次”(逻辑表达式：没有>一次)，语义解读为“我并非一次看完(分多次看完)”；二是顺序2：“没有”与“一次”合并提升，即“没有”与“一次”形成复合量化词“没有一次”，共同移至Spec-TP位置，此时数量词的辖域覆盖否定词(逻辑表达式：一次>没有)，语义解读为“我一次也没看完”。
3.3.2. 英语否定辖域歧义的句法解析
谭淑娜(2024) [11]在跨语言对比中分析的英语句子“I wasn’t listening all the time”，其歧义机制与汉语同源，表层结构为[IP I[TP wasn’t[VP listening all the time]]]。量化词“all the time”与否定词“wasn’t”的提升路径不同：若“all the time”先移至Spec-TP，辖域关系为all the time>wasn’t，语义解读为“我并非一直听着(偶尔听)”；若“wasn’t”先提升并覆盖“all the time”，辖域关系为wasn’t>all the time，语义解读为“我一直没听着”。
程荣(2009) [33]研究的“All employees won’t get the bonus”亦属此类，其歧义源于全称量化词“All”与否定词“won’t”的提升顺序差异。根据Fox (2000) [18]的辖域经济原则，当“All”先提升时，产生“并非所有员工拿奖金”的新解读(won’t > All)，符合经济性要求；当“won’t”先提升并通过否定一致机制覆盖“All”时，产生“所有员工都不拿奖金”的解读(All > won’t)。这一分析与May (1985) [17]的经典理论相比，更能解释为何部分语境下仅有一种解读，弥补了经典理论“自由提升”导致的解释力不足问题。
3.3.3. 跨语言扩展与机制预测
将该机制扩展至其他语言，可发现显著共性，且机制不受语言类型(屈折语/分析语)影响，仅因形态标记差异导致歧义频率不同：
日语(分析语)：“太郎が花子に本を渡さなかった”(太郎没把书给花子)，否定词“なかった”(没)与宾语“本を”(书)的提升顺序不同：“本を”先提升则解读为“太郎没把书给花子(给了别的物品)”；“なかった”先提升则解读为“太郎没给花子书(没进行给书动作)”；法语(屈折语)：“Je ne vois pas le garçon dans le bus”(我没看见男孩在公交车里)，否定词“pas”与PP“dans le bus”的依附顺序不同：“pas”覆盖PP则解读为“我没看见在公交车里的男孩”；PP覆盖“pas”则解读为“我在公交车里没看见男孩”。
基于此可预测：凡存在“题元角色分配”“XP移位”“量化词提升”核心机制的语言(如德语、西班牙语)，其结构型歧义均遵循此规律——屈折语(如英语、德语)因形态标记(如格变化、动词变位)可明确部分功能关系，歧义频率低于分析语(如汉语、日语)；但无论语言类型如何，深层生成机制完全一致。这一预测为自然语言处理(如机器翻译的歧义消解)提供了跨语言理论模型，可直接应用于多语言歧义识别系统的开发。从跨语言类型学角度，Croft (1990) [34]的研究为该预测提供了宏观理论支撑，其对语言普遍特征与类型差异的探讨，有助于理解不同语言在结构型歧义机制上的共性与因类型产生的变异。
4. 理论反思
本文基于最简句法对英汉结构型歧义句的分析，既在理论层面延伸了现有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为实践应用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具体可从三方面展开。
首先，突破了现有研究多聚焦表层结构描述或经典理论应用的局限，补充了前沿深层句法机制的阐释。现有相关研究常以结构层次、语法关系等外在特征为核心，或仅依赖Chomsky (1995) [6]、May (1985) [17]等经典理论，对近二三十年来的前沿成果吸纳不足。而本文以最简句法的最新发展为基础，整合反对称理论、辖域经济原则、广义控制理论等前沿工具，将歧义成因从表层现象下沉至句法生成的核心过程——如解释施受模糊类歧义时，结合广义控制理论与特征渗透假说，细化空语类的题元分配机制；分析PP依附歧义时，通过反对称理论揭示线性语序对依附关系的制约；解读否定辖域歧义时，利用辖域经济原则与量化词层级理论，明确量化词提升的优先级规则。这种分析使研究从“归纳歧义表现”“套用经典理论”升级为“整合前沿成果、解析生成逻辑”，完善了现有研究在深层机制阐释上的不足。
其次，整合了现有跨语言对比研究中多强调语言个性的视角，提炼出英汉结构歧义的统一生成规则。现有英汉歧义对比研究常突出两类语言的表层差异，或在生成语法框架内缺乏与前沿学者观点的互动。本文通过“XP移位”“量化词提升”等核心机制与反对称理论、层级提升假说等前沿成果的结合，发现英汉结构歧义的核心生成逻辑具有普遍性——无论是介词短语的依附对象模糊、否定辖域的覆盖差异，还是双及物结构中附加语的移位路径，两类语言均遵循相同的句法操作规则，仅因形态标记丰富度不同导致歧义频率有别。
最后，延伸了现有研究多停留于理论分析的局限，提供了理论向实践转化的具体路径。现有研究虽积累了丰富的歧义类型数据与理论解读，却较少关联教学、技术应用等实际场景，且未充分考虑前沿理论的实践价值。本文的机制性分析可直接落地实践：在语言教学中，可基于“介词功能特征标注”“量化词层级识别”“空语类指向判断”等前沿分析工具，设计针对性的歧义辨析练习，帮助学习者理解歧义本质而非仅记忆歧义类型；在自然语言处理中，可将“XP移位路径约束”“量化词优先级规则”“介词功能特征分类”等理论成果转化为算法特征，通过标注这些句法属性，开发多语言歧义消解系统，提升机器翻译、语音识别的准确性。这种转化路径既充分发挥了前沿理论的实践价值，也推动现有研究从理论探索走向实际应用，延伸了研究的实践意义。
5. 结语
本文以最简句法的最新发展为核心理论框架，整合反对称理论、辖域经济原则、广义控制理论等前沿成果，围绕英汉结构型歧义句展开系统性研究：一方面，通过“空语类θ-角色分配”“XP移位”“量化词提升”等核心工具，结合前沿理论细化分析，解析了施受模糊、介词短语依附模糊、否定辖域模糊三类典型歧义的深层生成机制，明确英汉结构歧义虽在表层表现(如形态标记、语序依赖)上存在差异，但底层均遵循“功能语类探针–论元目标匹配”“XP多重依附路径”“量化词层级提升”等统一句法规则，且这些规则受普遍语法条件制约；另一方面，回应了此前研究多停留于表层类型归纳、跨语言对比侧重差异忽视共性、理论分析与前沿成果脱节、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通过与国内外相关学者的观点进行对话，明确了本研究的理论定位与创新点，将歧义成因从“现象描述”“经典理论套用”推向“前沿机制阐释”，为跨语言歧义研究提供了更具普遍性与深度的分析视角。
从研究价值来看，本文的分析成果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理论层面，进一步验证了最简句法及相关前沿理论对英汉乃至多语言结构歧义的解释力，为探索语言普遍语法规律提供了实证支撑，同时通过跨语言扩展，丰富了语言类型学与生成语法的交叉研究；实践层面，可指导语言教学中歧义辨析方法的设计，帮助学习者精准把握歧义本质，也能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多语言歧义消解系统的开发提供具体算法逻辑，推动歧义研究从理论探索走向实际应用，为后续语言理论深化与相关技术研发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