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社会语言学家看来，语言是一个有序异质的系统[1]。语言的变异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2]。语言变异受到语言使用者阶层、所属地域、性别的影响，其变异模式受到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的严格制约[3]。社会语言学的宗旨即在探究语言共时现象，探寻语言系统性的社会变异及其特征[4]。近年来，语言接触对语言变异的影响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议题之一[5] [6]。
在中国，受到国家语委《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等有关普通话推广政策的驱动[7] [8]和网络新媒体的影响[9]，语言接触视角下的普通话与地方语言的关系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国家推广普通话背景下，普通话在与方言的互动接触过程中，对方言逐步产生替代性影响。这一现象在年轻世代和新媒体城市人群中尤为普遍。这一现象表明普通话与方言接触已成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7]。这种现象对方言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了挑战。在同一语言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同一母语或方言中，语言的差异和变异中的代际特征明显[2]。
改革开放以来，地处中国鄂东南地区的通山方言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体现在其词汇系统上[10]。通山县地处鄂东南，隶属咸宁市，地处鄂赣交界，以丘陵山地为主。据2020年统计，全县常住人口约38万。通山方言在《中国语言地图集》中被划分为赣语大通片。其内部存在一定差异，依其语音特点大体可分为东、西两片[11]。东片燕厦、洪港、大畈、等地方言因具阳新方言特征，俗称“兴国腔”，西片是以通羊镇地区为代表点的通山方言区，包括南林、闯王、九宫山等地方言，俗称“通山腔”[12]。本文所讲的通山方言指“通山腔”方言。本文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采用田野调查法，通过词汇表访谈收集一手语料，旨在揭示语言接触视角下通山方言词汇在不同代际群体中的使用现状与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2. 文献综述
2.1. 语言接触研究
语言接触作为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其研究范畴主要聚焦于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现实世界中不存在任何孤立发展或自足存在的语言系统，所有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处于与其他语言或方言的互动网络之中。学界从多维视角对语言接触及其本质特征进行了探讨：Thomason认为语言接触是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密切互动的社会情境，这种互动常导致特定语言特征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5]；戴庆厦、朱艳华则强调其为因使用者接触而产生的语言或方言间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语言结构与社会功能的演变[13]。贾晞儒将语言接触理解为特定交际环境中，不同语言或方言经长期或短期频繁互动而产生的相互影响与渗透过程[14]；袁焱的定义同样聚焦于因使用接触而导致的语言结构与功能特征的变迁[15]。综观上述经典界定，其核心共识在于：语言接触的研究对象，本质上是不同语言系统或方言之间因社会互动而产生的共时影响与历时演变。
中国本土的语言接触研究，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于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早期学术焦点主要集中于跨国、跨民族的宏观语言接触现象。现有文献中研究中外语言接触的较多：研究中日语言接触，如吕文涛[16]、杨超时[17]；研究汉韩语言接触，如申东月[18]；研究汉俄语言接触，如刘定慧[19]、徐来娣[20]；研究中英语言接触，如张天宇和周桂君[21]，以及其它语言接触研究。
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普通话与方言的接触。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因地理阻隔、人口迁徙等诸多因素，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方言多样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内各区域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这不仅促进了不同方言区之间的深度接触，也显著增强了普通话与各地方言之间的互动[22]。普通话与方言的接触已从特定语言现象演变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生态。这种广泛而持续的接触模式，必然会对参与接触的双方(即标准语与地方变体)的结构系统、使用功能及演变路径产生深刻而复杂的影响，驱动其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层面发生相应的变异与调整。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理论研究，以及聚焦于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的研究、或是语言三要素的综合研究。例如，彭扬帆和葛丽文[23]、董福升[24]、陈忠敏[25]、金耀华[26]等对方言和普通话接触下对方言语音、语法方面的研究。叶蜚声、徐通锵阐释了民族间经贸、文化、人口流动等社会接触如何必然引发语言接触，并直接促成词汇借用[27]。综合文献分析显示，当前对语言接触背景下的词汇变化研究还不多见。
在为数不多的从语言接触视角研究方言词汇变化的文献中，郑朝红[28]、钱乃荣[29]、王红红[2]等对语言接触条件下的方言词汇做了一定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语言接触背景下的方言词汇变异特点。然而，当前文献主要是对方言词汇的变异特点进行考察，缺乏在语言接触背景下从词汇构词形式、词汇语义变化等维度上对方言词汇的差异性及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2.2. 通山方言词汇研究现状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对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检索，发现当前学界对通山方言的研究热度持续稳定。现有研究的主要聚焦点在通山方言的语音[30]、语法[31]和词汇等方面[32]。
在方言语音方面，黄群建[33]、范新干[30] [34]、李佳[35]、张勇生[36]范新干和梁洁[10]等对通山方言的语音进行了研究。学者们系统探讨了古牙喉音与泥母字特殊性[37]、开口一等韵读齐齿呼等罕见现象[30]、区域性元音演变[35]、古全浊声母“平仄分送”的清化类型[36]。这些研究聚焦历史音韵层次与演变，厘清中古音系留存与演变规律。同时，学界探究了共时音系与特殊音变，涉及早期音系概括[38]及连读中复杂的“语素变调”现象[34]。
在方言语法方面，华娇[31]，石桂芳[12],范新干[34] [39] [40]等对通山方言的语法特点进行了研究。例如，范新干[39] [40]辨析了“把得”作为被动标记与“给予”动词的两种句式，并论证其被动用法可能源于给予义的语法化，是重要的方言语法化案例。针对虚词“得”的多功能性，华娇[31]系统梳理了其作可能补语标记、结构助词等用法。
关于通山方言词汇研究，目前尚缺乏对本体系统、特色词及词源的系统性专论。既有成果中，王宏佳对咸宁词汇的研究可作重要参照[41]，张少云对咸宁亲属称谓的探讨则属近期专题尝试[42]。而在研究视野上，甘紫丹[43]与王宏佳[32]的综述有助于把握区域研究全貌，郑婷在皖鄂赣交界区域的音韵比较，则开启了更具类型学意义的研究路径[44]。此外，石桂芳对代词系统(尤其人称代词)的专题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空白[12]。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鲜少从语言接触视域对通山方言词汇及其代际差异性进行研究。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语言接触视角，对地处鄂湘赣三省交界重镇的通山方言词汇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对构建通山方言的良好生态和国内方言多样化以及方言保护政策的制定有积极启示意义。
3. 通山方言词汇代际使用调查
3.1. 调查对象与样本
Table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表1. 调查对象的背景信息
年龄 |
>70岁(A组) |
55~70岁(B组) |
40~54岁(C组) |
25~39岁(D组) |
12~24岁(E组) |
性别 |
男性 |
17人 |
19人 |
22人 |
21人 |
20人 |
女性 |
23人 |
21人 |
18人 |
19人 |
20人 |
文化程度 |
小学及以下 |
28人 |
12人 |
4人 |
0人 |
5人 |
初中 |
9人 |
19人 |
20人 |
9人 |
7人 |
高中/中专 |
3人 |
8人 |
12人 |
20人 |
10人 |
大学/大专及以上 |
0人 |
1人 |
4人 |
11人 |
18人 |
城乡 |
城镇 |
15人 |
22人 |
18人 |
19人 |
20人 |
农村 |
25人 |
18人 |
22人 |
21人 |
20人 |
家中用语 |
通山方言 |
31人 |
22人 |
16人 |
4人 |
2人 |
普通话 |
9人 |
18人 |
24人 |
36人 |
38人 |
注：家中用语情况主要是被试在家中更多的或大多数时间使用的语言。
本研究采用目的取样法，对不同年龄组共200名通山本地人为对象进行调查。所有被试均为土生土长的通山人，常年居住于本地，具体信息见表1。调查对象依据年龄划分为五个组别：A组选取70岁以上居民40名(>70岁，n = 40)、B组55~70岁之间居民40名(55~70岁，n = 40)、C组42~54岁之间居民40名(40~54岁，n = 40)、D组25~41岁之间居民40名(25~39岁，n = 40)和E组12~24岁之间居民40名(12~24岁，n = 40)。各组的性别分布相对均衡，男性占比在50%左右波动(42.5%~55%)，女性对应互补。样本的文化程度呈现出明显的代际提升趋势。低学历(小学及以下)者主要集中在高龄组，而接受过高等教育(大学/大专及以上)的个体则几乎全部集中于年轻组。城乡来源在五组中分布均匀，城乡样本量在各组内基本持平。通山方言作为家庭用语的使用比例随年龄降低而急剧衰减，而普通话的使用比例则呈现单调递增的相反趋势。
调查词汇表参考黄群建[11]的《通山方言志》与前期田野调查，共选取300个核心词汇，涵盖天文、地理、动植物、亲属称谓、日常生活等类别。
3.2. 通山方言词汇使用的代际差异
通山方言词汇使用的代际差异情况调查是通过读词表的方式进行的。调查者将事先整理好的300个核心词汇用通山方言读给被试者听，要求被试从中标出懂意义和不懂意义的词汇，同时选出在日常生活中仍在使用的词汇，和已经不再使用的词汇。对于已经不使用的词汇，如果有取代它的表达方式，那么就要求被试写出替代词。通过对五个代际群体的词汇使用调查，得到如下统计结果(表2)。
Table 2. Non-use of dialect vocabulary across generations
表2. 不同代际群体方言词汇不使用情况统计
年龄组 |
A组 |
B组 |
C组 |
D组 |
E组 |
平均不使用词汇数 |
28 |
34 |
63 |
90 |
121 |
比例(%) |
9.33% |
11.33% |
21% |
30% |
40.33% |
数据表明，E组(12~24岁)不使用的方言词汇比例显著高于A组(>70岁)，词汇传承出现严重断裂。被试的A组从调查表中选出的已经不使用的词汇数目最少，平均为28个，在总词条中所占比例为9.33%，E组不再使用的词汇数目最多，平均值为121；在总词条中所占比例为40.33%。从E组到A组，随着年龄的增长，方言词汇的稳定性更强，不再使用的词汇明显较少，反之也说明随着年龄的年轻化，方言词汇在年青一代，不再使用的词汇数量在逐步增多，得到继承的词汇在逐渐减少，有超三分之一的通山方言词语在年轻人群中得不到继承，已经不再使用。
进一步分析显示，这些不使用的词汇主要可分为二类：第一类词汇是被试能听懂词语的意义，虽然不再使用但是有新的说法，即有替代词。这种现象在亲属称谓词中较为明显。如，“阿奶”指的是妈妈，A、B、C组还在使用，D组部分人使用，部分人使用的是“阿妈”，E组则是完全不用，而是用“阿妈”或者“妈妈”代替；类似情况的还有“阿爷”、“姑娘/姨娘”、“阿大/姨大”、“舅爷”“舅娘”等词语，这些词语A、B、C组还在使用，D组部分人使用，E组则是完全不用，而是用“替代词”。“阿爷”指的是爸爸，D组部分人和E组用“阿爸”或者“爸爸”代替；“姑娘/姨娘”指的是自己父亲/母亲的姐姐，D组部分人和E组用“姑妈/姨妈”代替；“阿大/姨大”指的是自己父亲/母亲的妹妹，D组部分人和E组用“姑姑/小姨”代替等等。
第二类词汇是不懂意义也没有替代词的词汇。比如“打麻鞭”一词，指的是把麻地上未剥的短麻剥下来打[11]，还有“浸麻、剥麻”等。由于通山是丘陵为主的地形，山多地少，经济不发达，人们常自己种植麻这一作物，用来作为搓麻绳的原料，麻绳可以用来挑、拉、捆物品等。在麻收割后，会有一些列的工序，如打麻鞭、浸麻、剥麻等。随着中国轻工业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人们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很方便的买到麻绳，“麻”这一作物就被人们所抛弃，所以那些工序名称也就逐渐退出了通山方言系统，逐渐被人们弃用。笔者访谈的E组已经不懂其意义。
3.3. 通山话现状
通过对比不同年龄层次的人词汇使用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情况：第一类是5个年龄层次的人选择使用同一种说法的词汇。比如“书”“吃”“走”“车”等。第二类是A、B、C、D组使用同一种说法的词汇，而E组使用另一种说法的词汇。比如A、B、C、D组常用的“屋场下”，E组人都使用其对应的普通话词汇“地方”；A、B、C、D组常说的“落雨”，E组用其对应的普通话词汇“下雨”；A、B、C、D组说的“眼浅”，E组人都用“羡慕”。第三类是A、B、C组人使用一种说法的词汇，D、E组人使用同一种说法的词汇。比如A、B、C组人说“兴菜”，D、E组人说“种菜”。
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通山话词汇在不同代际中正发生着缓慢的变化。通常，年龄越大，使用的词汇变化较慢，遗弃的词汇最少，产生的替代词也相对较少。年龄越小，遗弃的方言词汇最多，使用的新词新语也最多。他们喜欢创新，喜欢接受新鲜事物，他们赶潮流、求创新、崇尚时尚，使用的词语变化快[2]。随着年龄年轻化，E组的方言词汇中普通话词汇所占比重较其他几组而言较大。通山方言词汇正逐渐向普通话词汇靠拢。
4. 通山方言词汇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在国家语委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政策以及网络媒体对人们生活的强势影响下，通山方言必然发生着变异。语言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共变关系，社会各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引起语言的变化，语言接触与社会的关系相依相伴[15]。语言接触引起的某一语言的词汇变化，其影响因素也是多元的。
4.1. 年龄、受教育程度与方言词汇使用
根据调查结果统计，受试年龄越大，方言词汇使用率越高，方言词汇系统稳定性越高。与之相应的，年龄愈大，普遍受教育程度相对年龄低的组别而言较低，大多数是小学甚至小学未毕业，所以他们接受新事物的途径较少，能力较低，受其他语言如普通话的影响较小。如“后生”一词，在通山方言中可以作形容词，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年轻”，但由于受到普通话尤其是书面语的影响，年龄低的或者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高中以上)受试往往会选择“年轻”来代替“后生”，在受教育程度高中以上受试中，该词的替代率高达87.33%。我们发现，方言与语言使用者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相关。青少年是语言变化的创新者和推动者，该群体的语言表现需重点关注[45]。
4.2. 城乡差异与方言词汇使用
城乡差异对方言词汇使用有显著影响。农村被试的方言词汇使用率明显高于城市被试，尤其在动词和量词上差异更为突出。在通山老派方言中，动词“吃”可以代表很多动作，例如“吃饭”，“吃粥”，“吃烟”等等；量词“根”可以说“一根树”、“一根烟”。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城镇被试普通话作为家庭用语的比例比农村被试高，受普通话影响，他们在日常用语中会区分动词“吃”的不同场合，例如“吃饭、喝粥、抽烟”等，都有细致区分的动词。量词“根”也有这样的区别，城镇受试往往更多地使用“一棵树”、“一支烟”。这一差异表明，社会变迁与语言接触背景下，城市语言变异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46]。
4.3. 家庭用语与方言词汇使用
家庭语言环境是塑造方言词汇代际差异的关键社会因素。本调查显示，40岁以下被试的家庭用语为普通话的比例超过90%，其中24岁以下群体(无论城乡)该比例尤为突出。王远新指出，语言态度植根于社会心理领域，它对个人的语言习得与运用均具有深远影响，驱动着其具体的语言实践[47]。这种普遍性的普通话家庭语言环境对方言词汇的代际传承构成了显著制约。调查数据为此提供了实证支持：D组(25~39岁)与E组(12~24岁)被试的不掌握(或“不适用”)方言词汇的平均比例分别高达30%与40.33%。
李如龙曾论述，共同语普及的地方，能通共同语言和方言的双语者多，方言受共同语言的冲击大，因而变异也快，方言特有成分消磨得也快[48]。当前，在普通话推广、普及及网络媒体的多重影响下，通山方言正面临共同语带来的深刻同化压力。青少年因教育与社会环境变迁而减少方言使用[49]，致使方言赖以生存与延续的“沃土”日渐流失。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50]。因此，未来亟需采取积极措施，以保护与传承通山方言。当务之急是鼓励年轻一代学习和使用本土方言，以维系其语言活力与文化根基。
基金项目
2023年度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鄂南文化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语言接触视角下的通山方言词汇代际差异研究”(编号：2024XZE13)。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