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古代先贤到近现代学者，无论中西方，历代思想家都在不断追问与探寻关于“人”的问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文本，集中体现了他对旧唯物主义的反思与突破，更蕴含着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的核心雏形。本文以《提纲》为核心文本依据，结合文本考据与理论解读，系统分析马克思对旧哲学，尤其是对费尔巴哈抽象人性论的批判与超越。既指出旧哲学脱离具体实践、孤立静态看待人的固有局限，也阐明马克思立足现实、紧扣实践理解人的思想革新之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清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理论源头、核心要义与内在逻辑。
Abstract: From ancient sages to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scholars, thinkers across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have consistently probed and explored the question of “humanity”. Theses on Feuerbach stands as a pivotal text in the evolution of Marx’s thought, embodying his reflection on and breakthrough from old materialism, while also containing the core embryonic form of his ideas about human beings. Taking Theses on Feuerbach as the central textual bas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Marx’s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particularly Feuerbach’s abstract humanism, by integrating textual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It not only points out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its detachment from concrete practice and its tendency to view human beings in an isolated and static manner—but also expounds the innovative aspects of Marx’s thought, which understands human beings based on reality and closely linked to practice. On this foundation, the paper further clarifies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core essence and internal logic of Marx’s humanistic thought.
1. 西方早期关于“人”的思想
西方早期人学思想自突破神本主义的桎梏后，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为后续人学理论的发展铺设了关键基石，而西方近代以来的人学思想更是在此基础上深化拓展，共同为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理论铺垫。
而在西方“人”学思想也始终是一个热议的哲学问题。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命题，将哲学从自然转向人自身[1]。苏格拉底主张“德性即知识”，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善是理性的最高体现，人若拥有正确的理性认知，便会践行德性，反之则会因无知而作恶。柏拉图提出“理念论”，认为人是理念世界中人的理念的不完善摹本，人生的目标是通过理性追求理念世界的永恒与完善。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是对人的本质的经典定义，同时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强调人无法脱离城邦而独立存在，德性的实现依赖于城邦的公共生活[2]。
马其顿帝国崛起后，城邦制度瓦解，使哲学家们将关注点从城邦中的人转向个体的人，核心探讨如何实现个体的安宁与幸福。伊壁鸠鲁学派主张“人是趋乐避苦的动物”，人性的目标是追求“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这里所谓的“快乐”并非感官享乐，而是理性主导的、适度的快乐，强调通过节制欲望、远离政治纷争实现内心平静[3]。斯多葛学派延续理性主义传统，提出“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性的本质是遵循自然法生活，主张顺应自然，认为人应摒弃情绪干扰，以理性接受命运的安排。西塞罗继承了斯多葛学派思想试图调和自然与人性，主张自然法是永恒的、普遍的法则，源于人的理性本质，成文法必须符合自然法的精神，人性的价值在于践行正义、责任与德性，以维护社会秩序[4]。
西方早期关于“人”的思想，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近现代人权理论的思想源头。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正是通过复兴古希腊罗马的人性论，打破神学对人性的禁锢，重新确立人的价值与尊严；而启蒙运动的理性人预设，也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同时也为后面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关于“人”的思想的不同观点提供了理论来源。
2. 费尔巴哈人学思想的局限性
得益于西方早期各种人学思想的奠基，使后代学者关于“人”的相关讨论更为丰富。费尔巴哈的人学思想在批判宗教与唯心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恢复了唯物主义的地位，成为德国古典哲学中唯物主义人学的重要代表，明确宗教是人类异化的产物，把宗教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5]: p. 155)，但这一理论体系仍存在显著的时代与认知局限。
2.1. 费尔巴哈人学思想的直观性
在人的存在方式上，费尔巴哈主张直观反映论，将人理解为被动接受外部世界影响的存在者，把人与环境的关系简化为单向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忽视了人的实践活动与主观能动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指出，这种认知“不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5]: p. 133)，割裂了人与实践的内在联系。在人的解放问题上，费尔巴哈将希望寄托于类意识的觉醒，主张通过类意识觉醒破除宗教异化、实现精神解放，把“爱”视作人的本质的感性体现，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统一的纽带，也是化解矛盾的核心力量。费尔巴哈脱离了具体社会关系与历史实践空谈人的自由，最终让这一解放理想沦为抽象的道德诉求。
费尔巴哈不仅不理解实践活动的革命意义，还将实践贬低为“卑污的商业活动”，否定人的实践活动对自身本质与社会关系的改造作用，导致其对人的理解陷入被动的直观主义。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他“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5]: p. 133)，完全颠倒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
2.2. 费尔巴哈人学思想的抽象性
费尔巴哈从类存在物的视角理解人，其思想集中体现出抽象化倾向、对实践性的忽视以及与社会关系的割裂，这使其始终未能跳出唯心史观的框架。他将人的本质定义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5]: p. 135)，完全忽视了人的社会性与历史性关联，且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与生产实践，把人性视作永恒不变的固有属性，既无法解释人的现实存在与发展规律，也难以揭示不同历史阶段人的本质差异、说明社会发展对人性塑造的深刻影响，最终陷入“抽象人性论”的困境。费尔巴哈还将人视为孤立的个体，忽视人的社会性本质，未能认识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 p. 135)这一核心本质，因此既无法揭示人的异化的现实根源，也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放途径。加之其思维方式仍未摆脱德国古典哲学陈旧的公式，在历史观上深陷唯心主义，无法从现实社会关系与实践出发真正把握人的本质，这些局限也让费尔巴哈成为马克思人学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批判对象与理论参照。
3.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学思想的批判与超越
在人学思想发展史上，费尔巴哈的人学理论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他的宗教批判和人本主义立场，打破了宗教神学对人的神性遮蔽，也挣脱了黑格尔思辨哲学将人消融于绝对理念的理论桎梏，将人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拉回现实视野。然而，费尔巴哈的人学理论终究未能突破旧唯物主义的局限，其理论内核的抽象性使费尔巴哈始终无法把握人的真实存在形态。马克思在批判性继承费尔巴哈人学思想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以“实践”这一核心范畴对其展开深刻解构与根本超越，构建起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社会关系为本质规定、以革命实践为解放路径的科学人学理论体系。马克思将人的本质深刻阐释为社会性的存在，这一认知不仅清晰揭示了理想化、积极化人类观念的生成逻辑，更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深刻剖析了个体意识与实践活动中自私特征的形成机制与社会根源。马克思以敏锐的理论洞察力，清晰地把握到人类自我认知与他人关系之间的内在关联，强调人的存在自始至终都嵌套于具体的社会关联之中，那种脱离社会关系的孤立个体，不过是旧哲学抽象思辨的虚构产物，在现实世界中并无立足之地。
3.1. 感性活动的本体论意义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学思想的批判，首要指向其抽象人性论将人界定为被动直观存在的根本缺陷，而这一批判的核心落点，便是确立感性活动在人学理论中的本体论地位，为理解人的真实存在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石。在费尔巴哈的理论视域中，人被视作一种被动接受外界刺激的直观存在物，人的认识活动也被严格局限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他只看到了人对客观世界的“直观”，却忽视了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种界定消解了人的实践本质与主体性特征。对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作出明确批判，一针见血地指出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将实践排除在人的存在与认识的范畴之外，这一关键性的理论疏漏，使其始终徘徊在人的真实存在的门外，无法真正把握人与世界的现实联系。在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中，人的存在绝非被动的、静态的直观，而是主动的、动态的感性实践活动，实践不仅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方式，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建立现实联系的中介与桥梁，更是人确证自身存在价值、彰显自身本质力量的核心途径。正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指出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5]: p. 134)，实践构成了连接人与环境的现实纽带，人在改造客观环境的实践活动中，也实现了自身能力的提升与本质的发展。马克思由此将人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直观层面，彻底拉回到现实的、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中，确立了感性活动在人学理论中的本体论意义，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逻辑跨越，为唯物史观的人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存在论基础。
3.2. 社会关系的本质论
针对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归结为抽象类属性的理论误区，马克思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 p. 135)这一经典论断，构建起科学的人学本质论，完成了对旧人学本质观的颠覆。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神学的过程中，将人的本质从天国拉回人间，却又将其抽象化为单个人所固有的精神属性，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归结为理性、意志、爱等纯粹的精神要素，这种解读完全割裂了人的本质与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内在关联，忽视了人的本质生成的现实根基。马克思对此予以坚决否定，强调人的本质从来不是与生俱来、永恒不变的抽象存在，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的具体规定性([5]: p. 135)。这一具有颠覆性的论断打破了费尔巴哈对人本质的抽象化理解，清晰地指出人的本质始终随着社会关系的演变而具备鲜明的历史性与具体性。处于不同历史阶段、拥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其本质规定性也必然存在显著差异，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与奴隶主的本质规定性受制于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与资本家的本质规定性则根源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去谈论人的本质，最终只能陷入抽象思辨的理论误区，无法触及人的本质的真实内核。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关系并非外在附加于人的偶然属性，而是构成人的本质的核心要素，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历史生成的存在形态。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都深受所处社会关系的塑造与影响，一个人的成长轨迹、价值取向乃至思维模式，都与他所处的家庭关系、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等社会关系网络密不可分。同时，人的本质与存在方式并非永恒不变的抽象模式，而是在实践与社会关系的辩证运动中不断丰富发展，随着实践活动的深入推进，社会关系会相应发生变革，而社会关系的变革又会反过来推动人的本质不断丰富，这就决定了现实的人始终处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与具体性。
3.3. 革命实践的方法论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学思想的超越，更体现在将人的解放路径从纯粹的精神启蒙转向现实的社会革命，构建起以现实社会变革为核心的人学方法论，为人的解放指明了切实可行的现实道路。费尔巴哈将人的解放局限于精神领域，他认为宗教异化是人的异化的根源，因此仅仅通过宗教批判和思想启蒙，唤醒人的理性自觉，就能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这种解放路径看似切中要害，实则脱离了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完全忽视了现实社会中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与异化关系对人的深刻束缚。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种停留于思想层面的解放路径，注定无法真正打破异化关系的枷锁，更无法实现人的现实解放。在马克思看来，在阶级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人的异化根源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与生产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不仅使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还使人与劳动过程、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类本质相异化，而要消除这种全面的异化状态，就不能仅仅依靠思想的启蒙，唯有通过实践层面的社会革命，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异化现象，为实现人的解放创造坚实的现实条件。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重构人学研究方法，彻底摒弃了费尔巴哈抽象直观的研究方式，将人置于具体的实践活动与历史进程中考察，这种方法论转变要求人们从人的实际活动、社会关系与历史发展出发把握人的存在，使人类研究摆脱了抽象思辨的桎梏，走向了现实的历史的维度。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存在方式与解放路径统一于实践与社会关系的辩证运动中，实践是这一逻辑链条的核心驱动力，人在实践中构建起多样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了人的本质，而人的解放则是通过实践不断变革社会关系、克服异化的过程。实践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人通过生产实践、社会交往实践等多样的实践形式改造客观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将自身的本质力量投射于实践对象之中，无论是物质生产活动创造的劳动产品，还是社会交往形成的关系形态，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体现。而人的异化状态源于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实践方式，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打破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异化状态，才能消除人的本质的异化，实现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彰显。
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理论演进过程，其对人性社会属性的思考，几乎从他踏入哲学领域的第一步起便已悄然萌芽。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通过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困惑，开始反思黑格尔法哲学的局限性，初步意识到市民社会对人的本质的制约作用。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这一思想得到了系统凝练与充分展现，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石打破了旧哲学的抽象人性论桎梏，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奠定了其人学思想的理论根基。此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进一步深化并发展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核心观点，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系统阐释了现实的人的生成逻辑，分析了分工、私有制与人的异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使关于人的思想体系更加完善丰满。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不仅实现了对费尔巴哈旧人学理论的批判超越，更构建起关于人的思想的核心框架，为科学把握人的存在本质与发展规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其将人的解放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价值指向，更使这一思想摆脱了空想性质，成为指导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与社会进步的强大理论武器。
4. 结论
恩格斯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5]: p. 4)。肯定了这一文本的重要地位。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以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为突破口，确立了实践与人的社会性在人学思想中的核心地位。此后，马克思循着这一全新的理论方向，持续潜心钻研人类存在本质的根本问题，深入探讨自由与奴役、异化与克服异化的力量、历史发展的意义等一系列核心议题。这些思考跳出了传统人性论的抽象窠臼，将人的本质与具体的社会关系、现实的实践活动紧密相连，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更为后世理解人的生存困境、探寻人的解放路径，留下了跨越时代的思想指引与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