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生成式AI通过深度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展现出了惊人的“类主体性”特征，它能够模拟人类对话、生成创造性内容，甚至在特定场景中表现出了自主决策的能力。这种技术拟主体性引发了哲学界的激烈争论，技术是否正在从人类工具演变为独立主体？面对这一时代命题，本文不仅通过拓展马克思异化理论在智能时代的应用边界，回应技术哲学转向中关于技术主体性与人类主体性的核心争论，还通过构建技术治理的伦理框架，推动人机协同的文明形态发展，为AI时代实现人的主体性复归提供可能路径。
2. 人类主体性的哲学溯源
2.1. 西方哲学的主体性觉醒：从自我认知到价值奠基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与智者派的辩论中，喊出了“认识你自己”的著名命题[1]，这一看似简单的自省要求，实则打破了神话时代人类对外部世界的盲目崇拜，将思考的焦点转向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苏格拉底通过不断追问“什么是美德”“什么是正义”[2]，引导人们意识到主体性的起点在于对自身本质的清醒认知。
千年之后，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确立了主体性的哲学基石，这位近代哲学之父指出，当所有感官经验都可能被欺骗时，唯一不可怀疑的是正在思考的“我”本身[3]。这种将主体确立为认识论起点的做法，不仅颠覆了中世纪神学对人类理性的压制，更为现代科学方法论奠定了基础。
德国古典哲学将主体性推向了新的高度。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构建了先验主体框架，认为人类认知并非被动地接受外界刺激，而是通过先天范畴主动塑造经验世界[4]。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提出“人是目的而非纯粹手段”的著名论断[5]，首次将主体性确立为社会价值的规范源泉，即每个理性存在者都因其自主性而具有内在价值，这种思想为现代人权观念提供了哲学根基。
2.2. 东方智慧的主体性表达：道德自觉与自然超越
当西方哲学在认识论领域深耕时，东方思想家们从不同维度诠释着主体性的内涵。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主体性的自觉培养过程。孔子说“为仁由己”[6]，孟子强调“反身而诚，乐莫大焉”[7]，这些思想都指向了通过内在修养实现主体性的完善，这种主体性不是孤立的自我实现，而是在“仁者爱人”的伦理关系中，通过“己欲立而立人”的推己及人过程完成的。
道家哲学则走向另一个方向。老子“道法自然”的命题，揭示了主体性在顺应自然规律中的超越性[8]。庄子“庄周梦蝶”的寓言[9]，则通过物我两忘的境界，展现了主体性突破形骸限制、与宇宙精神合一的可能。这种超越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的主体自由。
墨家思想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实践路径。墨子提出的“兼爱”原则，要求主体超越血缘与等级界限，以普遍的爱对待他人，这种利他行为不是外在强制，而是主体自觉选择的道德实践[10]，是通过“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行动，将主体性转化为社会改造的动力。
2.3. 马克思主体性理论的现实革命：从异化到解放
马克思的主体性理论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根本转向。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 p. 135)。”这一论断将主体性从抽象思辨拉回到了现实土壤，揭示出人的本质属性是由社会实践塑造的动态过程。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主体性危机。他发现，在机器大生产条件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反而越贫困；创造的劳动产品越多，反而自己获得的产品越少；劳动本应是人的自由创造活动，却变成了维持生存的手段([11]: p. 51)。这种“对象化”的颠倒导致工人丧失了对自身劳动产品的支配权，进而丧失了作为主体的自主性与创造性。
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止步于批判异化现象，而是揭示了主体性重塑的现实路径，就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废除私有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在这种理想的社会中，劳动不再是异化的生存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11]: p. 365)，主体性将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获得真正的解放，这种理论不仅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更为AI时代人类追求主体性的完整指明了方向。
3. 技术异化的三重解构：生成式AI对人类主体性的冲击
智能时代狂飙突进，生成式AI重构着社会的运行逻辑。当我们惊叹于AI的创造力时，一个哲学命题浮现在我们眼前，它是否在解构人类的主体性？从生产到认知，从交往到存在，技术异化已渗透现实生活的各领域。马克思笔下“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的命题([11]: p. 51)，在算法时代有了新的形态，即AI不仅生产产品，还重塑认知、重构关系，能让人类在劳动中沦为数据附庸，在认知里异化为算法囚徒，在交往中退化为符号表演者。这不仅是工具替代，还是技术理性对人类根基的全面殖民，也掀开了智能时代主体性危机的哲学面纱。
3.1. 劳动异化：从生产主体到数据附庸
在生成式AI深度嵌入生产体系的进程中，劳动异化呈现出从传统工业形态向智能技术形态的范式跃迁，其本质是人类作为生产主体的地位被技术逻辑所解构，并逐步沦为数据系统的附庸。这一转变不仅延续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批判的“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的核心命题，更在智能时代的技术语境下，衍生出新的异化维度与哲学困境。
生成式AI通过算法优化与大规模数据训练，实现了对人类创造性劳动的“替代性嵌入”。在写作、设计、编程等传统被视为人类专属的创造性领域，AI已能够生成符合语法规范、审美标准甚至具备一定逻辑深度的文本、图像与代码。然而，这种技术赋能的表象下，隐藏着更深层的劳动异化逻辑，人类劳动者不再作为劳动过程的主体存在，而是被降格为AI系统的数据标注员或算法反馈者，他们的工作从创造性生产转变为为AI提供训练数据或验证AI生成结果的合理性，劳动的本质从主体对客体的塑造异化为为技术系统优化提供数据燃料，这种异化直接导致了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进一步分离。正如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所指出的，当劳动过程被技术理性彻底殖民时，劳动产品的意义便从人类实践的产物异化为技术系统的输出，劳动者也随之丧失了对自身劳动成果的认同与归属感[12]。也正如鲍德里亚在《拟像与仿真》中所警告的，当仿真(simulation)取代真实(reality)，当拟像(simulacra)成为社会的主导符号，人类作为“意义创造者”的主体性将被彻底消解[13]。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分析智能时代的劳动异化提供了基础框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异化的核心表现之一是“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反而越贫困，越成为自己产品的奴隶([11]: p. 51)。在生成式AI的场景中，这一命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劳动者不仅无法占有劳动产品，也无法认同劳动产品的人类属性；劳动产品从人类实践的结晶异化为技术系统的输出，劳动者则从生产主体沦为数据附庸。这种异化的深化，本质上是技术理性对人类实践的全面殖民。当代技术哲学家如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等进一步拓展了这一分析。芬伯格在《技术批判理论》中提出，技术并非中立的工具，而是承载着特定社会价值与权力关系的社会技术系统[14]；斯蒂格勒则通过技术生命(pharmakon)的概念指出，技术既是“解药”也是“毒药”，它既能够增强人类的能力，也可能导致人类主体性的丧失[15]。在生成式AI的语境下，这些理论揭示了劳动异化的双重性：一方面，AI确实提升了生产效率，创造了新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它也通过算法控制、数据剥削等机制，将人类劳动者降格为技术系统的燃料，从而深化了异化危机。
3.2. 认知异化：从反思主体到算法囚徒
人类作为反思主体的核心能力，也就是批判性思维、自主判断与意义建构正在被技术逻辑系统性地解构，并逐步沦为算法系统的认知附庸，这就是认知异化。这一转变不仅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文化工业对主体性的消解”的核心命题[16]，更在智能时代的技术语境下，衍生出新的异化维度，即认知模式被算法重构、认知劳动被技术外包、认知自主性被数据规训。生成式AI通过信息茧房效应与概率计算模型，重构了人类的认知机制，导致用户逐渐丧失了批判性思维，从而陷入算法依赖的认知困境，与此同时，生成式AI的概率计算模型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认知依赖，因为AI生成的内容本质上是基于大规模数据训练的统计最优解，其合理性源于数据分布的频率，而非逻辑推导或价值判断，所以当用户长期接触此类内容时，其认知模式会逐渐向概率接受转型，即不再追问“为什么”，而是接受“是什么”，这种认知模式的转变，使得人类从主动思考者异化为了算法结果的被动接受者。生成式AI的普及导致认知劳动被技术系统大规模地外包，这种人机协作模式看似提升了效率，实则会导致人类认知能力的退化，当知识检索被搜索引擎替代、逻辑推理被AI模型承担，人类会逐渐丧失自主分析问题的能力，转而依赖算法的正确性，人类逐渐退居监督和验证的角色，从而导致人的主体性被削弱。生成式AI通过海量的数据输入与智能化的反馈机制，构建起一个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认知场域，在这之中，人类的思考不再完全源于内在的理性自觉与价值判断，而是日益受到数据逻辑的牵引与制约，这种规训并非以强制性的外在命令出现，而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让人类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便捷与高效的同时，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被数据引导的认知惯性之中，从而在深层次上削弱了人类作为认知主体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使人类认知逐渐沦为数据规训下的被动产物。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为分析认知异化提供了一个大框架。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Adorno)指出，文化工业通过标准化生产消解了主体的批判性，使大众沦为被动接受者；霍克海默(Horkheimer)在书中进一步强调，技术理性对工具理性的强化，导致人类从目的设定者异化为手段执行者[16]。在生成式AI的语境下，这些命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算法推荐系统与概率计算模型在本质上是文化工业在数字时代的延续，它们通过技术手段重构了人类的认知机制，使批判性思维失去了生存空间；而认知劳动的技术外包，则进一步深化了工具理性对人类的殖民，使人类从认知主体沦为了算法工具；以及人类的认知机制在享受了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却被算法悄无声息地规训，最终沦为算法的囚徒。
3.3. 交往异化：从真实共在到拟真交互
交往异化表现为一种具有根本性的范式转型，人类从真实共在的交往主体，异化为了拟真交互的符号操作者。这一转变不仅延续了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中“人与自身、人与他人关系颠倒”的核心命题([11]: p. 58)，更在数字时代的技术语境下，衍生出新的异化维度，即交往的真实性被算法模拟取代，主体间性被数据关系消解，伦理责任被技术逻辑悬置，使人类从情感的共鸣者沦为符号的表演者。生成式AI通过情感计算模型与多模态交互技术，构建起高度拟真化的交往场景，导致真实交往的情感基础被算法模拟所取代，也就是说AI并不真正理解用户的情感，而是基于海量数据训练出的最优回应策略，这种情感模拟的异化后果是真实交往的情感基础被瓦解。主体间性是现象学哲学中的核心概念，胡塞尔认为主体间性是指“多个主体通过共享的意义世界实现相互理解与互动”[17]；在交往伦理中，它体现为“我对他人的责任源于对其主体性的承认”[18]。然而，在AI交往场景中，主体间性却被技术逻辑解构为用户与算法的数据关系，用户与AI的交互本质上是用户向算法输入数据，算法向用户输出符号的过程，这种用户与符号的交互模式，使得交往失去了伦理维度，即用户无需对AI的情感负责，AI也无法对用户的需求承担伦理责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异化表现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自身本质、他人的关系颠倒”([11]: p. 58)；在交往领域，这种颠倒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取代，例如，在资本主导的交往中，人的价值被简化为了交换价值，交往成为了实现利益的工具。生成式AI的交往异化延续了这一逻辑，在算法主导的交往中，人的情感被简化为数据价值，交往成为满足算法需求的符号游戏；人类从交往的主体沦为算法的客体，交往的真实性与主体间性被彻底消解。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进一步揭示了交往异化的伦理维度，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的核心是“通过语言实现相互理解与协调行动”[12]，其有效性要求包括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而在AI交往中，这些要求被技术逻辑所悬置，这种有效性缺失的交往，使得人类从道德主体沦为算法工具。
4. 人类主体性的确证路径：从解构到复归
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人类正站在文明转型的十字路口。当AI从实验室走向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我们既惊叹于技术突破带来的便利，也不得不直面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人机共生的新时代，人类如何守护自身作为价值主体的尊严与自主性？这一追问贯穿了三个核心命题，即从技术向善的价值伦理重构，到价值对齐的决策权捍卫，最终指向主体性复归的新文明形态构建。这三重路径环环相扣，既是对技术异化风险的主动回应，更是人类在AI时代重新确认自身存在意义的哲学实践。
4.1. 技术向善：重构AI的价值伦理基础
在AI时代技术异化的风险日益凸显，迫使人类开始重新思考技术的本质与价值。技术向善并非是对技术的浪漫化想象，而是基于技术应服务于人类共同福祉的伦理承诺，其核心是重构AI的价值伦理基础，从技术中性论的迷思中解放，并将“以人为本”确立为技术发展的根本原则。
“以人为本”的原则要求AI的研发与应用必须以人类福祉为核心导向，其本质是将价值理性嵌入技术运用的全过程，而非仅仅关注工具理性的效率优化。在AI领域，工具理性的异化表现为技术被简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这种技术为资本服务的逻辑，本质是人的异化在AI时代的延续，人类从技术的主人沦为技术的客体，技术从服务于人的工具成为控制人的权力。
技术向善的哲学根基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与当代技术哲学的对话。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技术是人的延伸”[19]，人能够通过技术实现自身潜能。伊德指出，技术并非中立的工具，而是“塑造人类感知与行动的媒介”[20]。因此，技术必须嵌入伦理价值，否则就可能异化为控制人类的力量。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一步揭示了技术向善的必要性，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技术从服务于人的自由发展的工具异化为资本增殖的手段，才导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自身本质、他人的关系颠倒”([11]: p. 58)，只有将技术从资本的工具转化为人的伙伴，才能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类解放的目标。
4.2. 价值对齐：捍卫人类在技术决策中的主体性
在AI技术深度嵌入人类社会决策系统的当下，价值对齐已从哲学思辨转化为关乎人类文明存续的关键命题，其本质是确保AI的决策逻辑与人类的核心价值保持一致，避免技术因价值盲区或价值偏差侵蚀人类的主体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是价值对齐的哲学前提。工具理性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关注如何实现目的；价值理性以目的正当性为核心，追问目的本身是否符合人类价值。在AI领域，工具理性的异化表现为技术被简化为效率工具，以及忽视了其对人类价值的潜在冲击。区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键，是明确AI的工具属性，AI是辅助人类决策的工具，而非替代人类决策的主体。这一原则的哲学基础是海德格尔“技术座架”理论的批判性转化，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将世界摆置为可计算的资源，人类被技术摆置为执行效率的工具[21]；而在AI时代，这一风险进一步加剧，算法不仅摆置世界，更试图摆置人类的价值判断。价值对齐要求人类从技术座架中解放，通过价值理性为AI设定边界确保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类价值，而非颠覆人类价值。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技术通过统治逻辑将人类异化为技术的附属品，技术不仅控制生产过程，更塑造人类的欲望、认知甚至价值观。在AI重塑人类决策系统的进程中，价值对齐是捍卫人类主体性的最后防线，它要求我们既不被技术的效率崇拜所蒙蔽，忽视其对人类价值的潜在冲击，也不因对技术的恐惧而拒绝进步，放弃技术带来的益处。
4.3. 主体性复归：构建人机协同的新文明形态
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人类社会各个领域、重塑人类实践模式的当下，主体性复归已然成为文明演进进程中不可回避的核心命题。它既非对技术发展的简单抗拒，亦非对人类主体地位的盲目坚守，而是在人机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人类与技术的关系，通过构建人机协同的新文明形态，实现人类主体性的升华与拓展，正如马克思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
AI的从属地位定义是主体性复归的哲学前提。从哲学视角看，主体性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核心特征，表现为自主意识、价值判断与实践能力的统一。而AI尽管具备强大的数据处理与模式识别能力，但其本质是基于算法与数据的符号操作系统，缺乏自主意识、情感体验与价值判断能力，这种能力的局限决定了AI只能是人类实践的延伸，无法替代人类作为价值决策主体的核心地位。人机关系的转型是主体性复归的实践路径。AI发挥其在数据处理、效率优化等方面的优势，人类发挥其在价值判断、创意生成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人机协作实现实践效能的最大化，这种协同与共生关系的哲学意义在于，它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技术中心主义的对立，通过优势互补实现了人机共同进化，AI因人类的价值引导获得伦理约束，人类因AI的能力增强拓展实践边界。
唐·伊德(Don Ihde)提出“技术具身化”，认为技术应成为人类身体的延伸而非替代，通过人机融合去扩展人类的实践能力[20]；彼得·保罗·维贝克(Peter Paul Verbeek)提出“技术调解”，强调技术通过中介人类与世界的互动，塑造人类的感知与行为[22]，因此需通过伦理设计确保技术符合人类价值等原则。这些理论共同指向了一个结论，主体性复归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哲学问题，它要求人类通过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在AI时代重新定义自身与技术的关系，实现技术增强人类而非技术替代人类的文明跃升。
5. 结语
在探索生成式AI时代人类主体性的解构与确证之旅中，我们深刻意识到技术发展的双刃剑效应，它既以惊人的创造力重塑着人类的社会实践与认知模式，又在不经意间解构着人类作为价值主体的根基。
从劳动异化中的数据附庸困境，到认知异化里的算法囚徒现象，再到交往异化下的拟真交互迷局，我们无不感受到技术理性对人类主体性的全面侵蚀。但是，哲学会指引我们超越异化的桎梏，探寻主体性复归的路径。技术向善，让我们重拾“以人为本”的伦理承诺，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类福祉；价值对齐，则捍卫了人类在技术决策中的主体地位，避免技术偏离人类价值的轨道。最后，主体性复归不仅是对技术异化的有力回应，更是人类在AI时代重新确认自身存在意义的深刻实践，它引领我们走向了一个人机协同、共融共生的新文明形态。
基金项目
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新疆高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优化及实践”(XJ2023GY0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构筑哲学专业‘学生 + 学科 + 学术’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天山英才”培养计划——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和新疆文化名家项目：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实践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2023QNYC026)。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