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一书中，西蒙东断言“人能统治的只有他所接受的文化”，斯蒂格勒也认为西蒙东在本书中就是在呼吁“建立一种技术的文化”。在西蒙东看来，西方历来已久的文化是一种残缺、失衡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在这样一种文化中技术、技术物并没有容身之地。因此，他呼吁建立一种技术的文化将以往被排斥在外的技术物、机器整合进自身，以此消除当代世界异化的主要源头、同时让人能够根据他周遭的现实去思考自身的存在及其处境。而这样一种技术的文化必须是与技术同时代的文化。在西蒙东看来技术才是人类和世界彻底变革的载体，技术物的个体化过程是一个动态、逐步的形成过程，人类与技术物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因此，作为技术物与权力、技术与人类的“调解者”的文化也必须与技术同时代、必须进行改革并逐步修正其内容。
Abstract: In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Gilbert Simondon asserts that “man can only dominate the culture he accepts,” and Bernard Stiegler also argues that Simondon’s core appeal in this work is to “establish a culture of technology.” For Simondon, the long-standing Western culture is an incomplete and unbalanced anthropocentric culture, in which technology and technical objects have no legitimate place. He thus calls for building a culture of technology that integrates previously excluded technical objects and machines into itself—aiming to eliminate the primary source of alien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hile enabling humans to reflect on their own existence and predicament based on the reality around them. Such a culture of technology must be contemporary with technology. Simondon holds that technology is the carrier of radical transformation for both humans and the world; the individuation of technical objects is a dynamic and gradual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echnical objects evolves continuously in this process. Therefore, as a “mediator” between technical objects and power, as well as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s, culture must also be contemporary with technology—it must undergo reform and gradually revise its content.
1. 引言
尽管从书名《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中我们看不出“文化”在本书中究竟居于怎样一个位置，或者说看不出“技术物”与“文化”之间究竟具有何种联系。但从文章导言部分开始西蒙东就在批判一种封闭、失衡，排除技术物在外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在本书中，西蒙东断言：“人能统治的只有他所接受的文化”，西蒙东的后继者、当代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勒甚至断言在本书中西蒙东就是在“呼吁建立一种技术的文化”。现代人已经习惯将“科学”视作评判一切事物的标准、通过科学来认识世界和人类自身，然而如同西蒙东所说：“无论是对机器的理性研究，还是进行思考，都是为了实现无损失的转移：科学和哲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假定无损失的转移是可能的。因此，只有那些具有连续结构的领域才能进行哲学思考。因此，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人们要把生物视为机器：如果生物在本体论上不是机器，那么它们至少在类比上必须是机器，才能成为科学的对象。”[1]通过科学来审视自身的同时也就是将自身类比为机器，但以人类自身为中心的种种理论都反对将人视作机器、都认为机械论的说明不足以解释人类自身。于是悖论发生了：现代人通过科学来认识自身，而人把自身视作科学的对象同时又违反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传统。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如同斯蒂格勒所说：“因为随着技术范围的扩展，科学本身受其调动，和器具领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它被迫服从于经济和战争冲突的需要，所以改变了它原有的知识范畴的意义，显得越来越依附于技术。”[2]正是因为现代科学越来越依附于技术、技术在哲学研究的领域获得了从未有之的重要地位，因此，西蒙东呼吁建立一种技术的文化、呼吁重新去审视技术、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重新去理解技术物本身、重新去审视人的文化。
2. 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
西蒙东断言西方历来已久的文化是一种残缺、失衡的文化，其核心是“人类中心主义”，这种简单地以人类为一切中心的思想导致了文化与技术、人与机器的对立。在这样一种失衡的文化之中，技术、技术物是没有容身之地的，这也是西蒙东同时代的技术哲学家们的共识。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提到：“我要把这个必然性正告读者：哲学自古至今把技术遗弃在思维对象之外。技术即是无思。”[2]海德格尔同样追问什么是技术，海德格尔认为：“通行于世的关于技术的观念，即认为技术是一种手段和一种人类行为，可以被叫做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3]可以看出在西方传统的文化之中，“技术”或者被排除在人类的思维对象之外、或者仅被视作一种供给人类使用的工具或手段。而由此引发的后果就是：“因此，关于技术的工具性观念规定着每一种把人带人与技术的适当关联之中的努力。一切都取决于以得当的方式使用作为手段的技术。正如人们所言，我们要‘在精神上操纵’技术。”[3]
技术在人类看来不过是自身制造出来的工具、不过是人类为了达到自身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因此，人类不断尝试制造更强大、更有用的工具，也试图更好地操纵、利用这些工具。但与此同时：“我们要控制技术。技术愈是有脱离人类的统治的危险，对于技术的控制意愿就愈加迫切。”[3]人类愈是试图控制技术、技术愈是脱离人的控制；而技术愈是脱离人的控制，人愈加想要去控制它，技术和人类最终走向了对立的两极。在导论部分，西蒙东直接表明了自己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敌视和反对，在他看来：“文化与技术、人与机器的对立不但错误而且没有根据；它只是延续了无知以及怨恨。这种对立将一个包含了人类努力以及自然力量的丰富现实遮掩在简单的人类中心主义背后，这个现实构成了技术物的世界，它们是自然和人类的中介。文化对技术物的态度，便好像一种原始的仇外。它对于机器的厌新守旧以及对外来现实的拒绝有同分量的仇恨。然而，这个外来者仍是人类，完整的文化必须将外来者也当作人类来看待。同理，机器是外来者；这个外来者里面包含着的是人性就算被轻视、物质化、奴役化，它仍然是人性。”[4]就像以科学的方式去研究人必须把人类比为机器一样，从文化的视角去看待外来者——技术物、机器——也必须将之视作人类——都必须把二者放在同一个平面——技术物和人是平等的。
技术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失衡所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异化”，在马克思的观点中，异化发生的主要根源是私有制、最终根源则是社会分工固定化——“马克思认为，从工匠作坊到机器制造，再到工厂生产，是资本主义分工的出现点”[5]、“人现在为机器服务。他为机器提供能源，并引导机器就位。工人的身体与机器的构造之间的比例失调是非常重要的。”[5]工人通过机器最终成为资本的仆人，而资本又使工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分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既是工匠作坊向工厂转变的动力，也是最终目标。他解释说，发展机械化的唯一目的是增加相对剩余价值。”[5]而西蒙东则是从技术这一角度分析异化产生的原因：“西蒙东摒弃了这种对资本和劳动双重异化的观点。相反，与马克思主义方法截然不同的是，他继续关注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异化就存在于这一层面；无需离开技术领域，就能找到这种奴役制度的根源。”[5]在西蒙东看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后者是通过人际关系研究劳动的心理学主义)都无法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他们将异化的根源归咎于劳动以外的原因，然而劳动本身才是异化的来源。”[4]人与机器之间的冲突和异化总是由于对技术的误解所造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异化是来自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异化不仅来自工人与工具之间的私有权或非私有权的关系。在私有财产的法律和经济关系下，存在一种更深层次和更重要的关系，即人类个体与技术个体之间的连续性，或这两种存在之间的不连续性。异化之所以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作为工人的人类个体在19世纪已不再是其生产工具的所有者，而在18世纪工匠仍是其生产工具和产品的所有者。异化是在工人不再是其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时出现的，但所有权的丢失并非唯一的原因。它也发生在生产工具的集体关系之外，在个人、生理和心理层面上”、“当代世界异化的最主要原因是不了解机器，异化并不是由机器引起，而是因为对于它的原理以及本质缺乏理解，以为它在世界中无关紧要，在人类的各种价值以及文化中不占任何位置。”[4]异化并非只是来自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文化与技术、人与机器的对立才是导致异化的最主要的原因。而造成这种对立的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在人类的文化中技术、技术物没有被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来对待——不是把这些“外来者”当作“人类”、当作具有人性的同类来对待，相反，被人类中心主义遮蔽住视线的人们粗暴地将其驱逐出了独属于人类的世界——文化。因此，就导致“文化失去了平衡，因为它承认某些对象，例如审美物，文化在意义的世界里赋予了它们权利，然而却压抑了其他的对象，特别是技术物，好像它们的世界是缺乏结构的，没有意义，而只有用途、只具备某种功能。”[4]技术物从此被贴上标签——工具、无意义、僵死的东西，从此在人类文化的世界里不再存有技术物的身影。
3. 作为调节的技术的文化
为什么当前的技术与文化之间会如此地失衡？为什么西蒙东会认为建立一种技术的文化能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问题？在西蒙东看来是因为当前的文化是一种“滞后”的文化：“当前的文化，是古老的文化将几百年前的手工以及农业技术作为动态的图式吸收起来。”[4]虽然把这种文化称作“当前的”，但是这种文化的图式却是古老的、落后的。斯蒂格勒在其代表作《技术与时间》中对西蒙东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斯蒂格勒认为：“在当代技术和文化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差距，是因为文化没有能带来的新的动力，这够吸收技术物体就造成了‘技术体系’和‘其他体系’之间的不协调。”[2]尽管当前的文化将手工以及农业技术作为动态的图式吸收起来、尽管这种文化依旧整合了一定的技术进自身，但这些技术是手工的、农业的，而不是“现代的”——“西蒙东认为，现代技术的特性就是以机器为形式的技术个体的出现：在此以前，人持有工具，人本身是技术个体；而如今，机器成了工具的持有者——人已不再是技术个体；人或者是为机器服务，或者是组合机器：人和技术物体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人与工具和机器之间这种关系的转变是现代技术与过往技术的根本区别，也是文化与技术物体之间对立产生的源头。斯蒂格勒认为：“随着机器的出现，文化一旦失去了和技术物体的真正联系，那么它也就会失去文化的真正的一般性特征。”[2]因此西蒙东才指出：“当前文化的特征是把技术归于非人性的范畴，并因此与之抗争；他对这种同技术现实相对立、并进而把人和机器相对立的文化作了批判；他呼吁要建立一种技术的文化，以重新认识文化和技术的关系。”[2]
在西蒙东看来，技术物与人并不是完全对立、分离的两极，而是一开始就紧密相连的：“我们想要指出技术物能以对立的方式与人连接：分别是根据成年和未成年的地位。根据未成年的地位，技术物首先是来使用的，它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同时构成了人类成长的环境。人和技术物的邂逅在儿童时期就开始。这种技术知识是隐含的、非反身的、习惯性的。”[4]人类和技术物之间的联系从儿童时期就已经开始，尽管这种联系隐而未现。儿童就在这样一种同技术密不可分的环境中生活、最终成长为工匠或者工程师，而“工匠以及工程师并不只是为自己而生存，他们是人类社会以及技术物世界之间关系的见证者和代理人。他们有特别的价值：通过他们，技术物被整合到文化中。”[4]技术物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被整合到文化之中。但同时工匠和工程师这两种整合技术物的方式又是不协调的：“这种不协调的部分结果是，文化对技术物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判断以及想象出现了矛盾。”[4]这种不协调直接地导致了文化的局限性的产生——“因为在成年技术和幼年技术、有价值的技术和被贬值的技术之间的原初选择，造成了将技术模式吸收在其中的文化的局限性，而不是普遍性。”[4]因此又该怎样去完成二者之间的调解、发展一种健康的文化？西蒙东认为必须首先“指出人类思想必须要不带偏见地保持人和技术的平等关系。”[4]但他同时也承认这注定是一个艰巨和有待完成的任务，因为“每个年代总有一些技术被文化承认，而另外一些被否认，维持了人类现实和技术现实之间不完整的关系”、“技术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已经丢失，技术物已经成为将人类与世界隔离的人造物”。[4]西蒙东的方法是：“为了使文化整合技术物，应该在技术物的成年与幼年地位之间找到一条中间路径。文化与技术之间的脱节来自技术世界自身存在的脱节”。为了发现人与技术物之间的适当关系，有必要通过结合工匠和工程师的形象来发现技术世界的统一性。但单独的“工程师”或者“工匠”都是不够的，要把技术物整合到人类的文化中，必须首先确立人自身的位置——既不逊色于技术物也不比技术物优越，而是可以以平等的身份接近它们、认识它们，从而实现交换互惠——也就是说，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迷雾中挣脱出来，根据技术的要求来调整文化、重新确立人与技术物的关系、要像建立社会学或心理学那样建立一门技术学。
试图通过个体去调节技术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不切实际的——“技术与权力之间的真正调解不能是个体的。这只能通过文化作为中介来实现。”[4]人真正能统治的东西只有文化：“因为只有一种东西容许人去统治：他所接受的文化。正是这种文化赋予了人的意义和价值。就算是某一个人统治了其他人和机器，实际上是文化统治了人。但是，这种文化是由受统治的群众发展而成的。因此，严格说来，统治者施加的力量不是来自他自身，权力只是在他身上结晶和具体化。它来自受统治的人，然后再循环返回到他们那里。那是一种反馈。”[4]某一个人统治其他人和机器，实际上文化又统治了他，而这种文化又是源于受他所统治者——“文化起着规范的作用，并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形成循环的因果联系：它的起点和终点是被统治者。社会动态平衡的缺乏源于以下事实：在作为调节关系的文化中，有部分的被统治现实没有被充分代表。”[4]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而统治者同时又被源自被统治者的文化所统治，因此技术与权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调解只能诉诸于一种文化，一种充分代表各个被统治者、将技术物整合进自身的文化。技术物在西蒙东那里被分为元素、个体和组合三种层次，对技术物的整合也是基于这一划分，西蒙东说到：“个对于技术物的哲学视角的改变意味着将技术存在引进文化的可能性：这个整合，既不能在元素的层面也不能在个体的层面进行，只有在组合的层面上才可能获得更高的稳定性；变成可调节的技术现实可以被整合到文化里，后者的本质也是可调节的。当技术性停留在元素时，这个整合只能通过增添的方式进行；而当技术性到达新的技术个体时，它可以通过破坏以及进化来进行；今天，技术性更体现在组合上，技术性可以成为文化的基础，通过协调文化及其所表达和支配的现实，为文化带来一种统一以及稳定的力量。”[4]在人已然不再是工具的持有者、人反而为机器服务的今天，西蒙东呼吁将技术性作为文化的基础、建立一种技术的文化，以重新认识文化和技术的关系——这也就是斯蒂格勒所说的：“我们的时代需要关于这种新型关系的思想，它自身明晰地体现出技术的积极性。这就是说，技术在我们这个时代已成为一种调节因素，而调节的功能正是文化之本。”[2]因此，西蒙东强调：“必须通过提高和扩大技术领域，将技术现实的表述形式整合到文化中，必须把终极性问题放回原处，好像技术一样。终极性问题被错误地认为是伦理的，有时甚至是宗教的。技术的不完善使终极性问题变得神圣，并使人屈服于想象中的绝对目的。”[4]正是因为技术的不完善使终极性问题变得神圣、正是因为文化的失衡使得技术物遭受不公。因此，必须认识到技术物有着自身的“生命”、它本身就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因此，不仅必须从目前的水平来了解技术物，而且还必须理解它们的技术性作为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模式，好像宗教模式和审美模式一样。如果我们只是专注于前者(技术模式)，那么技术性就会变得专横，以为它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就好像今天的控制论系统所做的那样。实际上，要想根据技术性的本质公平地理解它，正确地把它整合进文化，就必须知道技术性与人类世界中其他存在模式的关系。”[4]
如果只是从目前的水平来了解技术物、如果仅仅将技术物视为已经完成的东西，那么这样一种专横的文化就是西蒙东所认为的“失衡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缺陷和失衡就在于将文化和技术二者之间绝对地对立起来，在这样一种文化中，技术物被认为与机器等同，而这种文化却并不理解机器，它更不足以应对复杂的技术现实，因为它只是简单粗暴地将机器视为封闭之物、将机械功能视为重复的定型。而正如西蒙东所说：“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将一直持续到文化发现每台机器不是一个绝对单位，而只是一个个化的技术现实，并以两种方式开放：与元素的关系和技术组合中的个体之间的关系。”[4]作为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模式的技术物自身不是已完成的，技术物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也不是已经在那的现成的东西。在西蒙东看来：“技术物不是直接的历史物：它所传递的只是技术性，而它在代际传递之间的作用是转导性的”。[4]什么是“转导”？西蒙东说到：“人以及生物都是转导器。基本的生物、动物都是一个转导器，因其将化学能量储存起来，然后在不同的生命过程中将它们转化。”[4]因此正如西蒙东所说：“‘存在’并不具有同一性的统一、同一性的统一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不可能有任何转变：存在具有转导性的统一。”[6]一种真正的技术的文化，不仅是接纳、整合技术物入自身的文化，同时还应该是一种开放的文化、一种有着自身生命力的文化。
4. 结语
西蒙东逝世也已经三十多年了，西蒙东在书中呼吁建立的那种“技术的文化”可以说在当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甚至可以说这样一种文化已经形成：人类不再认为自己比AI更加聪明、在道德伦理上也试图给技术物一个恰当的地位。今天的人们不再会只将机器、将技术物视作是一堆冷冰冰的东西，然而人类却依旧面临着新的困境和难题。今天的技术物不再是西蒙东描写的那种无内在的“机器人”，人类面临的现实毋宁说是技术物已经闯入、已然成为人类生存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今天人类的一切已然和技术物不可分割，我们甚至可以说今天的技术物已经“统治人类”。今天的人类越来越认识到技术物不是工具、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它们有着无比丰富的领域等着人去探索、等着人去发掘。既然如此，在技术物已经“统治人类”的时代人又该如何看待自身的位置，或者说，人该如何存在？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曾写到：“一切都有赖于我们如何清晰地看清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命运；有赖于我们认识到，即使我们欺骗自己装作视而不见，我们也无可逃避。那在内心里不承认这一点的人，就不能算是他的时代的人，就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一个大言不惭的人，或者一个书呆子。”[7]面对着这些人类从未有过的风险和挑战，今天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不仅要去认识技术物、要更新我们的文化，更要接纳技术物、丰富自身的文化，关于技术、技术物的研究和思考不断推进，人们也慢慢将技术物视作自己生命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可以说，西蒙东所呼吁建立的那种的技术的文化已经初步形成并不断完善，同时也在指引着人类不断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