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首要任务，对生产力质效提出全新要求，新质生产力作为契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应运而生，成为破解传统粗放式增长、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其核心要义体现为构成、动力、价值三重维度的革新，形成“新发展理念引领 + 科学技术赋能生产力要素 + 新兴产业依托 = 生产力跃迁”的逻辑模式。高质量发展从动力、结构、效能、价值四方面对新质生产力提出明确规定性要求。新质生产力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生产力理论核心要义，突破传统要素框架，实现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工具的系统性革新，通过赋能绿色发展、适配产业升级等路径，全方位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特征，为以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学理支撑与实践镜鉴。
Abstract: As China’s modernization drive enters a critical stag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primary task, posing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roductive forces.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an advanced form of productive forces conforming to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have emerged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to break free from traditional extensive growth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ir core essence is reflected in innovation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composition, motivation, and value, forming a logical model of “guidance by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 empowerment of production factors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reliance on emerging industries =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mposes clear prescriptive requirements on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four aspects: motivation, structure, efficiency, and value. Inheriting the core essence of Marxist classical productive forces theory,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factor framework and realize the systematic innovation of labor objects, laborers, and labor tools. By empowering green development, adapting to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other paths, they fully alig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roviding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roug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1. 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迈入关键阶段，高质量发展被确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对生产力发展的质效提出了全新且严苛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作为契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应运而生，成为破解传统粗放式增长困局、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新质生产力并非对经典生产力理论的割裂式重构，而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原理的基础上，实现了要素构成、动力机制与价值导向的系统性跃升。立足高质量发展视域，对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予以精准界定，剖析前者对后者的内在规定性要求；再厘清新质生产力对经典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逻辑；进而阐释其赋能高质量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路径，最终为以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镜鉴。
2. 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2.1. 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界定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其本质是摆脱传统粗放式增长模式、以“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核心导向的发展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规定性。从理论逻辑来看，高质量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原理为遵循，立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一现实依据，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贯穿全过程，旨在解决发展中“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突出问题，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协同推进。从实践维度看，高质量发展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等关键领域，要求突破关键技术瓶颈、优化要素配置效率、完善制度供给，最终实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目标，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五大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其核心要义可从三重维度解析：其一，构成维度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体现为数字要素成为新型劳动对象、人工智能等技术重构劳动资料、“科技人才 + 智能工具”塑造新型劳动者的要素变革；其二，动力维度依托“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强调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作用，如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等前沿技术对生产力的赋能；其三，价值维度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以科技创新赋能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充分体现“三高”(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依托，以提升全过程生产要素效率从而助推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原创性和颠覆性技术为内在动力，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科学技术赋能生产力要素 + 依托新兴产业 = 生产力跃迁”逻辑模式；“新质生产力”的出场与当下我国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战略高度契合。
2.2. 高质量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规定性要求
高质量发展作为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战略航标”，向新质生产力提出明确规定，构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高质量发展对新质生产力所提出的内在规定性要求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体现：
1) 在动力上破解要素依赖，实现创新驱动主导
传统生产力发展多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量的投入”，而高质量发展对“质的提升”的追求，要求新质生产力必须摆脱这一路径依赖，以科技创新为“第一动力”。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是“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3]这一论断在新时代体现为：新质生产力需以基础研究突破为根基、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重点、以颠覆性技术应用为抓手，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要素从“被动配置”向“主动跃升”转变，形成“科技突破–要素升级–生产力跃迁”的良性循环，这是高质量发展破解“动力转换”难题的核心要求。
2) 在结构上适配产业升级，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而这一体系的核心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未来产业布局、传统产业升级”的协同格局，这对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依托提出明确要求。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需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技术创新与要素整合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如新能源产业中光伏技术的突破推动清洁能源替代；另一方面，需前瞻布局类脑智能、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未来产业，抢占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 “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4]，新质生产力唯有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深度绑定，才能适配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需求。
3) 在效能上聚焦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生产力发展“质效”的核心指标，也是高质量发展区别于传统发展的关键特征，这要求新质生产力必须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目标。新质生产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通过数字技术优化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二是通过人才体系建设提高劳动者平均熟练程度；三是通过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的融合提升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最终以效能提升破解区域、城乡、产业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4) 在价值上锚定绿色低碳转型，契合可持续发展目标
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属性”要求新质生产力必须摒弃传统“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以绿色发展为内在遵循。新质生产力需以新能源技术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以绿色制造技术降低资源消耗，以生态监测技术守护生态环境，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向“低消耗、低排放、高循环”转型。这既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价值导向的直接体现，更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高污染、高能耗”特征的关键标志。
3. 新质生产力对经典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3.1. 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力的经典释义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生产力并非孤立的工具集合，而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通过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所形成的改造自然、创造社会财富的综合能力。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全部历史的物质基础，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自然以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技术跃升与能源利用变化呈现出不同时代特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5]。生产力并不是静态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构成的动态体系。理解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相关重要论述可体会马克思对生产力有三层涵义：
1) 生产力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内在机理：从经验技术到“科学–机器体系”
马克思指出“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5]: p. 782)这一论断并非对技术重要性进行一般意义上的肯定，而是揭示了科学通过机器体系嵌入劳动过程、重构生产力结构的历史趋势。马克思生活的十九世纪欧洲正是工业革命改变世界重要时期，其资产阶级大量采用新的技术于生产领域，推动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生产力长足进步和物质财富极大增长。在前工业社会，技术主要依赖工匠经验积累，其改进路径呈现出缓慢而零散的特征，当伴随着科学大量渗透于技术并改进技术时，以前经验对技术的缓慢提升演变成技术在科学指导下的改进，从而使得技术在生产实践中效率得以跃升。而技术变迁引发原有产业规模扩大和新产业形成，欧洲工业化进程由此展开，劳动过程本身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劳动者不再直接支配工具，而是被纳入由机器体系主导的生产结构之中。同时马、恩关注到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数量的简单叠加，而是以技术形态和劳动组织方式的“质变”为标志，指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6]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而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7]。科学嵌入机器、工艺和生产的全过程，提高了单位时间内社会必要劳动的生产效率，在形成条件上改变了商品价值量。正是基于对这一历史趋势的把握，马克思才提出了“科学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的经典命题，该理论并不在于指向技术崇拜，而在于揭示“科学–技术–劳动过程”三者间的内在结构性关系。
2) 生产力效能提升的系统性结构：劳动过程、社会结合与价值增殖条件
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7]: p. 391)马克思认为对生产力水平影响因素由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一定时期科学对技术渗透程度、社会制度及管理组织生产的状况、产生规模的大小和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状况综合决定，这暗合了全要素生产率认识与重视在马克思生活的十九世纪中期已有苗头，特别是生产工具改进与使用对生产效能提升显得非常重要。其中，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具有关键意义。个体劳动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而逐渐被纳入高度分工的社会化劳动体系之中，以往依赖个人技能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逐步被社会性的生产组织方式所替代。由此，马克思指出“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7]: p. 655)这为理解当代以数字技术、智能算法为代表的新技术要素，如何通过重塑生产组织形态影响生产力结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点。
3) 生产力发展、社会关系变革与文明形态演进的内在逻辑
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的生产力不是抽象的技术力量，而始终嵌入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6]: p. 222)马克思认为文明并非单纯由生产力水平自动生成，生产力进步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文明本质特性在于其社会性，阐明文明进步是生产力发展并与社会制度内在关联，特别是与生产力紧密关联的生产关系内在相关。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6]: p. 340)，不同社会制度下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解放或束缚程度不同，一定时期形成的这种“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不同，形成的生产力对自然界的影响及社会文明程度影响是不一样的。马克思正是在这样逻辑上批判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当这种矛盾不可调和时的必然结果就是“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8]，社会革命也由此到来，新的制度和文明形态就孕育而产生。正如后来列宁所讲到的“生产力的发展正在消灭私有制，即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这种发展本身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者所抱定的那个目标前进的。”[9]上述所揭示的规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新质生产力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滋养。新质生产力并非对技术进步的抽象肯定，而是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的下，对生产力结构、劳动过程和社会制度关系进行新的历史性回应。
3.2. 新质生产力对经典生产力的创新性发展
1) 新质生产力与形成发展新动能有内在关联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内在动能支撑，“新质生产力”提出正是对这一新动能的精准概括。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5G通信等前沿技术不断突破，带动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形成，是推动新兴产业向纵深发展的新动能。体现在构成生产力三因素新变化上：首先，数据、信息及其对它们的整合形成了劳动对象的拓展，掌握并能有效充分地利用新的劳动对象对提升生产力效率有倍增效应；其次，掌握影响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人才成为内在动能形成的劳动主体，展现科技赋能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的新变化；第三，新质生产力出场是科技创新下形成了新的劳动工具、技术手段。随着这些新的劳动对象拓展、新的创新人才主体的形成、新型前沿技术突破，呈现出与传统生产力相比较而言的跃升。这些新领域、新技术、新型创新人才在新兴产业目标导向下聚集而成新的生产力形态，这种新形态下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依托新兴战略产业而形成的发展新动能，是新形势下对传统生产力的继承与突破。
2)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以实现物质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此，西方国家将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索取、消耗、破坏，造成人与自然的关系愈发紧张。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这表现在人与自然不是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而是和谐的共生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为路径。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是在创新引领发展动力变革下实现的发展方式转变。传统生产力，依靠能源资源和充足的劳动驱动发展、依靠大规模开采和利用自然资源，以及引进劳动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资源有限、且资源消耗过大，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因此发展不可持续，亟待转型发展模式。新质生产力以新能源技术摆脱对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依赖，发展动能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以科学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低投入、高产出，进而实现可持续、低碳、环保的绿色发展态势。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第一推动了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转型升级，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第二，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更加广泛的需要，使人民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让人民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第三，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就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的保护，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建设发展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4. 结语
立足高质量发展视域，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核心内涵及实践价值展开，厘清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创新关系，深入阐释其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契合逻辑，全面揭示了其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在理论层面，新质生产力继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核心要义，突破经典生产力传统要素框架，将数据确立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智能化、融合化、绿色化”重塑生产力形态，有效破解了传统要素稀缺性约束与粗放式发展困境；在实践层面，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深度绑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既满足高质量发展在动力创新驱动、结构适配产业升级、效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价值锚定绿色低碳方面的内在要求，又通过激活人口规模优势、推动共同富裕落地、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与区域协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支撑和平发展道路，全方位适配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成为连接高质量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关键纽带。为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提供更具实操性的理论支撑，进而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持久的理论活力与实践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