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人们依靠工业技术加紧了对工业生产活动的强度，于此环境下，导致生态问题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各种生态危机情况层出不穷。进入21世纪，全球性生态问题日益严峻，人类面临资源枯竭、环境严重污染等严峻挑战。如此严峻的环境下，人们该如何应对自然的挑战，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实现自然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相得益彰，是当今时代下世界有待解决的问题。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考察它的当代价值，并分析它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阐述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构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所具有的重要启示。
2.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现实价值
2.1. 阐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把握：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认识、物质交换的理论视角以及对特定制度下生态问题的批判性分析。在这三者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居于核心位置，它从根本上回应了人与自然应如何相处这一根本问题[1]。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互为主体的关系，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也始终是自然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强调的，“人靠自然界生活”[2]。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人类生存对自然界的绝对依赖性——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活动，都离不开自然这个基础。正因为人内在于自然，其生存与发展必须建立在自然所能提供的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之上。因此，维护自然的可持续性，不仅是为了自然本身，更是人类实现自身持久生存与发展的必要前提。
然而，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高速推进，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多人聚居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城市空间中，与自然环境的联系被削弱，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生态系统的破坏往往在无意识中加剧。人们逐渐习惯于索取，却淡忘了自身也是自然循环中的一环。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带来的全球性停滞，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揭示了这一断裂。当人类活动大规模暂停，多地环境质量出现明显改善，一些罕见生物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场疫情引发的“意外实验”促使社会集体反思，以往的发展模式对自然的侵占与干扰，已到了必须正视和调整的地步。
历史地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贯穿人类文明进程。无论是马克思所处的工业化快速发展的19世纪，还是今天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始终是人类社会不可回避的永恒命题。它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始终保有对自然的敬畏，在利用中不忘回馈与修复，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永续发展[3]。
2.2. 指出生态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预警
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推动着资本家不断扩张工业生产，并强化对自然资源的索取。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生态环境的系统性掠夺与破坏。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深刻指出，这一发展模式内在地蕴含着生态危机。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本应存在的良性物质循环关系[4]。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动下，资本往往忽视生态环境的承载限度和资源的有限性，对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进行无节制的开发，造成物质循环的断裂与生态失衡。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建立在城乡对立的基础之上[5]。它片面追求工业扩张，忽视农业的生态功能，导致城乡之间的物质交换陷入失调。城市成为消耗农村资源与能源的中心，同时将工业污染向乡村转移，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的退化。此外，资本主义通过殖民扩张与不平等贸易，将这种断裂关系延伸到全球范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工业制成品，同时以低廉价格获取原材料与农产品，从而将资源枯竭与生态破坏的代价转移至欠发达地区。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内部形成了结构性利益分化与权力不对等，与此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趋于紧张。由于该制度始终将资本积累置于首位，长期忽视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必然导致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系统持续恶化等一系列严峻问题。这种制度性缺陷表明，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全球扩张密不可分。在这一过程中，生态负担与资源获取的不平等往往沿着经济地位、地域、种族等多重社会分野分布，反映出生态问题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与系统性不平等。
2.3.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当代生态文明的建设价值
(一) 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
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日益严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阐释，为重构二者关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指引。马克思主义指出，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处于持续的物质变换和能量流动之中。这启示我们：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者，而是自然循环的参与者；不是单向索取者，而是共生系统的维护者。人类社会的存续发展始终依赖自然系统的稳定供给与持续承载，任何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都将破坏这一根本支撑。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在当代社会展现出直接而紧迫的现实意义，其核心在于揭示了生态透支行为的不可持续性，并为系统性融入生态理性的发展实践提供了指引。
当前，许多经济活动仍建立在资源过度消耗的惯性之上。例如，在我国氧化铝工业中，作为主要副产物的赤泥年产量巨大，但综合利用率长期偏低，导致大量堆存，其富含的碱性物质对周边土壤与水体构成持续性环境风险。赤泥问题具有高产量、低消纳的普遍特征，是“资源–产品–废弃物”线性经济模式的一个典型缩影。这种模式将自然视为可无限索取的“免费仓库”和可随意排放的“天然垃圾场”，其本质是通过预支生态成本来获取短期经济收益，违背了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的基本规律。
只有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才能真正实现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随着全球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马克思主义对资源有限性的深刻洞察，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开发替代能源的现实紧迫性。只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贯彻资源可持续利用原则，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长期和谐。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预见性警示同样表明，若不从根本上转变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必将引发更严重的全球性生态挑战。这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深入反思现有发展逻辑，积极推进发展方式转型，坚定不移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二) 培育生态文明公民意识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应当融入全体公民的价值体系，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生态文明理念与自觉行为准则。其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需转化为公民主动参与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和责任担当。这一过程尤其需要从青少年教育入手，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系统强化生态保护与生态文明的相关内容，构建贯穿成长全过程的生态文明素养培育体系。
在基础教育阶段，可通过跨学科融合的方式将生态伦理与环境科学知识渗透至各门课程，同时设计系统性的生态实践项目，使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建立对自然系统的认知与敬畏。中学阶段应深化理论教育与批判性思维培养，通过专题研讨、社会调研等形式，引导学生理解生态问题的复杂性与系统性，培育其作为未来社会主体的生态责任感。高等教育则需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中双重嵌入生态文明内涵，鼓励学术研究与创新实践相结合，支持青年学子开展具有社会价值的生态保护项目。
在社会培育层面，应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生态文明传播体系，不仅通过媒体矩阵进行理念传播，更需创造丰富的公众参与场景。例如建立社区生态驿站、推行绿色积分制度、开展生态主题公民科学项目等，让环保行动融入日常生活。政府部门需完善生态信息透明机制，定期发布可视化环境数据报告，搭建公众监督与反馈平台，形成社会治理合力。
只有通过教育浸润、实践深化与社会协同的三重机制，才能使生态文明从理论共识转化为集体行动，最终塑造出以生态自觉为底色的现代公民品格与社会发展形态。
(三) 推动生产方式生态化转型
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当代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自然生态的系统性破坏，这一分析至今仍警示着我们：必须摆脱以过度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增长模式。以这一思想为指引，我们应当着力构建生态友好的现代经济体系。这需要从三个层面系统推进：一是推动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严格限制高耗能产业扩张，积极培育绿色低碳的新兴产业；二是完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加强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关键领域的技术攻关与应用推广；三是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通过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将生态保护融入经济发展全过程。只有通过这样的系统性变革，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统一，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在实践路径上，应通过精准化、差异化的产业政策体系，有序推动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绿色化改造，建立落后产能市场化退出机制，同时加大对清洁生产技术、循环经济模式等绿色创新的政策激励与资金支持。特别要培育壮大具有低资源消耗、低环境负荷特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装备、生态治理技术等关键领域，构建绿色产业生态系统。
政府应当强化对环保产业的基础性支持，设立绿色技术研发专项基金，建设环保技术示范与推广平台，并通过绿色采购、税收优惠等市场化手段，加速节能环保产品与服务的规模化应用。同时，需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打破行业准入壁垒，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激发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生态治理的内生动力，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治的生态文明建设格局[6]。
此外，应健全以生态效益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将资源消耗、环境质量、生态保护等指标全面纳入地方发展评价体系，强化生态环境目标责任制与终身追责制度。只有通过系统性、制度性的深刻变革，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最终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四) 推进生态文明国际合作
马克思主义对全球生态问题的深刻洞察，为国际社会协同应对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其思想蕴含的国际主义精神与全球生态正义理念，要求各国超越单一国家利益，以整体性思维共同回应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衰退等跨国性环境挑战。在实践中，应着力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一方面，需强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多边协定的实施机制，通过建立科学的监测评估框架和透明的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各国自主贡献目标从承诺转化为切实行动。另一方面，应当完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的合作机制，发达国家应在技术转让、资金援助和能力建设方面承担更大责任，特别是在清洁能源技术、气候适应性基础设施等领域给予发展中国家实质性支持。
同时，全球生态治理需要创新合作模式。可探索建立跨境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形成覆盖主要经济体的绿色供应链标准体系，并借助数字技术构建全球环境数据共享网络。在国际科研合作方面，应支持建立联合实验室和区域性生态观测站，重点在碳中和技术、生态修复、灾害预警等关键领域开展协同创新[7]。
此外，应当积极拓展多元主体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渠道，包括企业联盟、学术网络、民间组织在内的各类行为体都应成为全球生态合作的推动力量。通过多层次、多领域的国际合作架构，人类才能逐步构建起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新秩序，最终实现文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统一在国际合作机制上，可探索构建连接各国的碳市场机制，推动碳定价体系的互认与衔接，同时加强绿色金融标准国际协调[8]。各国科研机构应共建联合实验室、共享观测数据、合作开展前瞻性研究，特别是在气候模型、生态修复、清洁能源等关键领域深化协同创新。此外，应当积极发挥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企业网络及公民社会的桥梁作用，形成多层次、多元主体参与的全域环境治理格局。
最终，唯有通过制度化的国际合作、公平的责任分担和可持续的集体行动，人类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危机等全球性生态挑战，共同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球生态文明新时代。
3. 总结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和科学的批判精神，为我们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它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的必然性，更指明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进方向。在生态挑战日益严峻的今天，这一思想历久弥新，展现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实践指导力。
我们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核心要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立场，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通过完善制度设计、转变发展方式、培育生态文化、深化国际合作，系统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变革。同时，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相结合，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面向未来，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下，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当代实践，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