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笛卡尔作为近代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哲学体系的核心目标是为人类知识寻找一个绝对可靠、不容置疑的根基，以抵御怀疑主义的冲击并构建一个确定性的知识体系。其知识确定性理论的根基是一个逻辑严密的层级解构：首先通过普遍怀疑这一方法论工具，清楚所有不确定的旧知识，从而发现唯一不可怀疑的基点——“我思”；其次，从“我思”中提炼出“清楚明白”的真理标准，并确立了理性直观与演绎作为获取确定性知识的唯一可靠方法；最后，通过理性论证上帝的存在与其非欺骗性，为“清楚明白”标准的客观有效性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确定性提供了形而上学的终极保证。
2. 笛卡尔知识确定性的理论根基
笛卡尔是在经院哲学的传统下长大的，他的思想受到了经院哲学的深刻影响，但他又突破了经院哲学的限制，他提出“知识确定性”命题是受到经院哲学所产生的虚无的影响
2.1. 方法论起点：普遍怀疑
笛卡尔致力于寻找一个可以用于各门学科的普遍方法，但这是十分困难的，当时存在的知识大都是用于解决具体的问题，并且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不确定的，在笛卡尔看来知识必然是确定无疑的，这是一个普遍存在于哲学家之间的共识。因此，他运用普遍怀疑的方法，去寻找真正的知识，从而证明知识是具有确定性的，也推导出笛卡尔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我思故我在”[1]。
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一个沉思以“论可以引起怀疑的事物”为标题，试图寻找一种确定无疑的知识。但在这一沉思中，笛卡尔对人的感官、数学知识、科学知识都产生了怀疑，并没有找到一种确信无疑的东西。“几年之前我开始意识到，有多少谬误被年少的我当成真理，而且那些建立在这些谬误上的东西有多么的可疑，因此我认为，如果想要在科学上建立任何坚固持久的东西，我必须，在我生命中的某一刻，彻底铲除我已有的见解，再从根基上重新开始。”[1]这是笛卡尔所提出的寻找知识确定性的办法。在笛卡尔看来，大部分人所拥有的知识，特别是来自于感官的知识是不确定的，这并不意味着笛卡尔否认知识的正确性，他的普遍怀疑所针对的是知识的确定性方面。
普遍怀疑对笛卡尔而言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是寻找确信无疑的东西。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对人的感官产生了怀疑，认为通过感官获得的知识并不是完全确定的；进而对天文学、物理学等知识进行思考，认为它们也是不确定的，因为它们是由简单构成的复合事物，是由现存实体拼凑出来的虚构的存在。笛卡尔与怀疑论者有根本的不同，他将怀疑作为一种手段，用于寻求真正的确定性，即使这种方式使笛卡尔走向了普遍怀疑。普遍怀疑并不是否定一切，而是通过悬置所有可能错误的信念，迫使思想回归到最原初、最直接的意识活动本身，从而发现那个在怀疑行为本身中都无法被怀疑的东西。但他将普遍怀疑视作人的“原初生存经验”[2]，这割裂了“我思”与“我思之物”，也就造成了主体和世界之间的对立，引发了现代哲学中难以克服的认识论困境。
2.2. 第一原理与认知主体：“我思故我在”[1]
通过彻底的怀疑，笛卡尔找到了知识体系的阿基米德点，即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所考察的事物中，除思维以外的事物大都依赖于身体存在。当我们对身体产生怀疑，那它就不具有确定性，也就不存在，那些依附身体存在的东西自然也不存在。但思维是同人的理性灵魂绑定的，如果不能思维，“我”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我”一定是一个有思维或有理智的东西[1]，这样“我”才能具有确定性。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笛卡尔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到的一个基点。“我”的存在得到了证明，是一种思维的存在[3]，但究竟“我”具有什么特性还有待考察。他再次运用普遍怀疑的方法：在笛卡尔看来具有确定性的“我”是不能由不确定的事物产生的，不确定中不可能诞生确定，只有通过这个考验存留下来的东西才是“我”的本质。笛卡尔论证了灵魂的一般本质是思维，“我思”与“我在”的“我”是同一个主体，一切思想活动的核心是反思的“自我”，“我思”是理由和依据，“我在”是结果和结论，“故”则表示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2.3. 核心方法：直观与演绎
笛卡尔通过论证获得了“我思故我在”和“清楚明白、非常分明的事物都是真的”[1]这两个知识原理，但如何才能辨别什么是对于我清楚明白的，这需要通过理性直观和演绎这两种方法获得。“我所说的方法，是指确定的、容易掌握的原则。凡是准确遵循这些原则的人，今后再也不会把谬误当作真理，再也不会徒劳无功瞎干一通而消耗心智，只会逐步使其学识增长不已，从而达到真正认识心智所能认识的一切事物。”[4]
直观是由理性的自然之光产生的、存在于心灵之中的一种确信无疑的概念它并非感性知觉，而是“纯净而专注的心灵”对简单事物本质或命题之间必然联系的直接、瞬间的把握。在笛卡尔看来，理性认识比感性认识重要得多，他否定了感性认识的作用，认为感性认识所获得的知识是不确定的，本身是模糊不清的，只有通过理性认识才能真正认识到事物的本质，获得的知识才具有确定性。这一观点本身是不够充分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笛卡尔一直追求着知识的确定性。他将人类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清楚明白的直观到简单概念称之为理性直观。理性直观不同于感性直观，它是一种精神活动，只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其所把握的是最简单的、不可再分的“简单性质”，如数学公理、“我思”本身等。直观提供了知识体系中最基础、最确定的“砖石”是所有可靠推理的起点。在笛卡尔这里，只有具有确定性的知识才是真的知识，无论是理性直观还是“我思故我在”都是对知识确定性的追求，在笛卡尔看来理性直观能够认识清楚明白的、具有确定性的简单观念，“我思故我在”则是寻找到最不可怀疑的存在“我思”，他的这些观念对后世寻找知识确定性有作用。
笛卡尔面对着形而上学体系根基动摇的情况，他试图寻找一种确信无疑的存在来重新构建人类知识体系。他发现只要初始原理正确，就能演绎出其他的原理，也就能从初始原理出发构建出一个新的知识体系。这就是演绎的本质：从已经确知的前提出发，通过一系列逻辑上必然的推理步骤，得出结论。笛卡尔提出了四条方法论原则：第一条，“绝不接受我没有确定为‘真’的东西。”[5]即对一切事物进行考察，剔除个人的偏见、主观性判断，只有真正确定为真时才能将其作为真的接受，否则就要保持怀疑的态度，第二条，“把每一个考察的难题分析为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适当的、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5]笛卡尔认为复杂事物可以由多个简单事物复合而成，在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中，物理学、天文学就是复合知识，它能由现存实体拼凑出来，在解决问题时要按照不同的要求把问题细分为多个部分，直到事情完满解决。第三条，“按照顺序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地上升到对复杂对象的认识。”[5]主张从认识简单事物逐渐上升到认识复杂事物，先易后难，将认识事物的过程进行划分，力求准确的认识事物本身，这也是一个从分析到综合的过程，由对事物的简单认识逐步上升到对事物整体的认识，第四条，“把一切情况普遍地加以审视，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使之毫无遗漏。”[5]这条原则是对前面三条的查缺补漏，也是对知识确定性的一重保障，笛卡尔主张对事物的认识必须毫无遗漏、清楚明白，这样才能找到真理，为人类知识体系重新奠定基础。笛卡尔的演绎是从正确的初始原理出发，通过分析和综合，演绎出复杂事物的本质，它所得出的结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自身是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知识体系。
2.4. 终极保证：上帝的存在与诚实性
笛卡尔认为仅凭“我思”和“清楚明白”是不足以保证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是真实的。他引入了上帝观念，来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的客观有效性的最终担保。笛卡尔从“我思”出发，运用因果原理和“完满性”观念，论证了上帝的存在[1]。他认为我作为一个有限的、不完满的存在者，心中却有一个“无限、完满”的上帝观念，这个观念是不可能由我产生的，唯一充分的原因就是存在一个无限完满的上帝。祂是全知、全能、至善、完满的。因其自身的完满性和至善，祂不会是骗子。因此，祂赋予我的理性能力在正确使用时，必然是可靠的。
通过上帝这个终极保证，笛卡尔完成了其知识论的闭环：我清楚分明地知觉到上帝的存在，上帝保证我的理性能力可靠，因此我的理性清楚分明地知觉到的关于物质世界的观念都是真实的，而且外部物质世界真实存在，其规律是确定的。这一体系的核心精神仍旧是理性主义：人类凭借内在的理性之光，通过正确的方法，能够获得关于自我、世界的确信无疑的知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笛卡尔所运用的普遍怀疑的彻底性依赖于一个全能的上帝观念，这就导致既需要用“清楚明白”的标准证明上帝的存在，又需上帝保证此标准的可靠[6]。这种方法本质上仍是一种主体性的内在反思，并未真正触及人与世界原初的、前反思的生存关联[7]。
3. 笛卡尔知识确定性的核心标准：清楚明白
在笛卡尔构建起确定性知识体系的宏伟工程中，“清楚明白”的观念是他所确立的核心真理标准与内在判准。“现在我要更准确地考虑一下在我心里是否还可能有我还没有认识到的其他知识。我确实知道了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事物，但是我不是因此也就知道了我需要具备什么，才能使我确定地知道什么事情吗？在这个首要的认识中，只存在着有关我所认识的事物的一个清楚分明的知觉。老实说，假如万一我认识得如此清楚、分明的事物竟是假的，那么这个知觉就不足以使我确实知道这个事物是真的。从而我觉得我已经能够把‘凡是我们认识得非常清楚、非常分明的事物都是真的’定为一条一般原则。”([1]: p. 14)这是笛卡尔在《沉思录》中提出的知识的确定性原则，这成为了笛卡尔验证其结论的一个原则，只有能被清楚明白地认识到的事物才是真的。
3.1. 作为真理的内在标志与直观的直接性
“清楚明白”是笛卡尔为真观念设定的一个内在的、直接的标识，指的是观念呈现给心灵时的一种唯一的的不证自明的状态。“清楚”就是一个观念鲜明、突出地呈现在专注的心灵之前，其内容能被心灵直接而充分的把握。如同一个物体在充足阳光下、在适当距离内被严谨清晰地看到。“明白”则是该观念的界限分明，其自身内容是单纯的、不刻字阿芬的，不存在任何混淆。一个观念如果是“清楚明白”的，那么这一观念对理性心灵而言就具有了不证自明、不可怀疑的确定性。诸如笛卡尔的“我思”“三角形有三条边”等一旦被心灵领会，其自身就是不证自明的。
同时，“清楚明白”还完美的体现在理性直观的认知活动之中。直观是“纯净而专注的心灵”对简单事物本质间的必然联系的瞬间的、直接的把握，是无需中介的。可以说，“清楚明白”是直观的一个结果特征，也是判断一个观念是否值得被直观接纳的标准。笛卡尔还严格区分了“清楚明白”与感官和想象。前者是理性之光的产物。感官经验是生动但不可靠的，想象则是可以构造不存在的事物，两者都不是确信无疑的。
3.2. 知识体系构建的保障
“清楚明白”这一标准诞生于普遍怀疑，在“我思故我在”这一第一原理中得到确证和运用。同时它还贯穿于理性演绎的全过程，确保了从简单真理推导出复杂知识体系的可靠性。笛卡尔进行普遍怀疑，目的在于扫清一切不确定的存在，为整个知识体系奠定不可动摇的根基。在怀疑一切的过程中，笛卡尔发现的唯一不可怀疑的事实就是“我在怀疑”这一活动本身，这一活动恰恰证实了它的存在。“我思故我在”中的“我思”是最直接、最内在的存在，它以一种极其清楚明白的方式呈现给心灵：我无法怀疑“我正在怀疑”，因为怀疑行为本身是不证自明的，这种不证自明正是“清楚明白”标准的完美体现。任何观念或命题，只要能够像“我思”意义，被心灵以同样清楚明白的方式把握，它就具有同等的确定性。
笛卡尔所追求的是一种类似几何学的知识体系，是从简单自明的公理出发，通过严格的逻辑步骤推导出定理。这也就意味着，笛卡尔要求在演绎的每一个推理步骤中，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必须被心灵清楚明白地把握。演绎的有效性，依赖于对每一步逻辑关系的直观的清楚明白性。在面对复杂知识时，笛卡尔一般是将复杂对象分析为尽可能简单的部分，直到每个部分都能被清楚明白地直观。然后再通过演绎，从简单部分的清楚明白的关系中，综合出对复杂整体的确定性知识。可以说“清楚明白”既是分析的终点，也是综合的起点。“清楚明白”是笛卡尔为近代哲学点燃的理性之光的集中体现，它代表了人类凭借内在理性，以严格的方法追求绝对知识的理性。
4. 笛卡尔知识确定性追求的最终目的和当代意义
笛卡尔对知识确定性的不懈追求，其最终目的不仅是为了构建一个无懈可击的理论体系，更是指向了一个深刻的伦理与实践目标：引导个体通过理性的自我治理，活动心灵的宁静。
4.1. 确定性作为意志自由的实践前提和理论归宿
笛卡尔的哲学探索始于对一切既有知识的普遍怀疑，这一方法论行动的伦理前提正是人的自由意志。个体之所以能够并且敢于怀疑一切权威、传统和感觉经验，是因为他拥有自主判断和选择的自由。笛卡尔进行普遍怀疑并不是将其作为目的，而是解放意志、使其摆脱盲目服从状态的手段。个体能够通过怀疑将判断的依据从外在权威收归于内在理性，从而为个体意志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知识的确定性能够引导自由意志正确实践。笛卡尔认为，错误不是源于例子本身，而是源于意志超出了理智清楚明白认识的范围，对模糊不清的事物做出了仓促判断。因此，追求确定性的知识，就是为了给自由意志划定清晰的活动边界。当意志严格现在在理性清楚明白揭示的范围内进行判断和选择时，人就能避免错误，从而做出正确的行动。正如笛卡尔《谈谈方法》的第三条所说：“永远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5]这意味着真正的幸福与安宁不在于掌控自己无法控制的外部世界，而在于运用理性掌控自己的内心，使自己的心灵从焦虑、困惑中解脱出来，获得持久的平静与自足。
4.2. 主体性的确立与内在和谐
在普遍怀疑中，理性自我成为了唯一不可动摇的基点。在认识论意义上，这确立了理性作为知识唯一可靠的本源。在伦理意义上，这使得个体处于思维主体、自我负责的存在者地位上[4]。这里的自我不再是依附于传统、教会或世俗权威的被动存在，而是一个能够凭借自身理性之光进行认识、判断和行动的自主主体。对确定性的追求，正是对这个理性主体的能力和责任的确认与践行。
通过理性构建确定的知识体系，也就是个体用理性来为纷繁复杂的世界和自身建立秩序[8]。当外部世界的规律被理性把握为清晰分明的数学关系时，世界就不再是神秘莫测的异己力量，而成为可以被理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预测的对象。而且，在对身心关系的理性认识中，虽然笛卡尔持二元论，但他承认身心紧密互动，这有助于人理解并调节自身的情感与激情。在《论灵魂的激情》中，笛卡尔试图用机械论和生理学解释情感，并强调理性对情感的判断与引导作用。当人理解了情感产生的自然原因，并能用清晰的理性判断区分哪些欲望是合理的，哪些是盲目的，他就能更好地实现灵魂的内在和谐，避免因激情失控而陷入精神痛苦。因此，追求确定性知识的过程，也是实现理性对内在生命治理、达成心灵内在和谐一致的过程。
4.3. 当代意义：在不确定的时代寻求理性的锚点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观点泛滥的时代，容易遭受各种相互矛盾的主张、片面的真相和情绪化叙事的冲击，做出不正确的判断。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精神与方法能够提醒我们不被动接受任何未经批判审视的信息，我们应当主动运用理性进行怀疑、分析和逻辑检验，从而筛选出相对可靠的知识基础，避免被海量信息淹没和误导。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在认知上建立秩序，减轻因信息混乱导致的焦虑。其次，传统价值体系式微，价值多元主义成为常态，个体在生活方式、道德选择等方面常常面临困惑与迷失。笛卡尔的理性知识能让我们认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是向外寻找绝对的、现成的答案，而是向内运用理性进行清晰的思考与审慎的判断，为自己确立生活的原则，在理性自律中找到生命的支点和意义。这是一种积极的、建构性的主体性。
同时，现代科技，尤其是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认知与控制能力。然而，技术理性也可能导致人的工具化，使人情感淡漠、存在疏离。笛卡尔的最终目的提醒我们，所有对确定性和控制的追求，其终极目的应是人的福祉与心灵的安宁。我们不应沦为技术或效率的奴隶，而应始终让技术服务于提升人的理性判断能力、丰富精神生活、促进内在和谐这一根本目标。在利用技术应对外部世界时，也需要培养内在的、反思性的理性能力。
5. 结语
笛卡尔对西方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从自己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出发，希望恢复理性的作用，重新构建人类知识体系。其思想深受经院哲学思想的影响，但最终终结了经院哲学。由于信仰和理性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形而上学的根基不稳，笛卡尔不得不寻求一个具有确定性的存在来稳固哲学体系。在笛卡尔那里知识是具有确定性的，但是究竟什么知识才具有确定性就很值得探讨，笛卡尔利用普遍怀疑的方式得出一个原理“我思故我在”展开了他对知识确定的探索。“我思故我在”确定了“我思”的存在，表明了人类要获得的真理必然是确信无疑的。继而他通过理性直观和演绎的方式证实了“知识确定性”的存在，并用上帝的存在为“知识确定性”做最后的保证。他将人的理性同自由意志结合起来，使人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获得知识的确定性，建立一个新的人类知识体系，最终使人获得心灵的宁静。
笛卡尔对知识确定性的追求，其最深层的驱动力与最终归宿是一种通过理性达成自我理解，实现心灵的宁静与幸福的生活方案。它不仅一套认识世界的理论，更是一套安顿自我，正确与世界相处的实践智慧。在当代语境下，我们不在寻求笛卡尔的那种形而上学的、绝对的确定性。但他对理性清晰性的推崇和对心灵内在秩序的追求，以及将知识最终引向个体幸福和安宁的伦理导向，仍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一个充满变化与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笛卡尔的遗产启示我们：真正的力量与平静，不在于掌控一切，而在于清晰地认识自己能掌控什么，不能掌控什么，并以坚定的理性，在这两者之间划出明智的界限，从容地生活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