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王安石(1021~1086)是神宗朝主导变法改革的领军人物，他在宋世饱受批判，不仅被塑造为“群奸之首”，导致靖康之变的“祸首”，更是遭到了南宋帝王的否定，被撤销配享太庙的殊荣并追夺王封([1], p. 1495)。作为对宋代历史总结的元修《宋史》，在四卷《奸臣传》中有两卷收录了王安石的同僚以及他的追随者共计七人([2], pp. 10603~10627)。值得关注的是，《宋史》并未将王安石与他的同僚一同列入《奸臣传》，而是为其单独作传，置于列传第八十六，远离《奸臣传》，这可能与元人对王安石的评价标准有关。目前，关于王安石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邓广铭在其著作《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中，对王安石的生平、变法进行了全面论述，并对其变法的影响给予了高度评价。漆侠的《王安石变法》则专注于变法本身及派系斗争，他认为反变法派对王安石进行了恶意污蔑和诋毁，同时亦对王安石作出了积极的评价。刘子健在《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一书中，深入分析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并对王安石的同僚进行了细致的官僚分类研究。崔铭在其著作《王安石传》中，通过分析王安石的作品及其交游情况，考察了他在变法中的处境。刘成国编纂的《王安石年谱长编》以编年体的形式详尽叙述了王安石的生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吴钩的《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则深入探讨了王安石与宋神宗之间的君臣关系，并全面叙述了王安石一生的成就。然而，《宋史》对王安石政治形象的书写尚未见专门的讨论，故而本文力图从《宋史》的史源追溯到书写差异分析探讨其背后的原因，以求教于方家。
2. 宋代王安石负面形象的历史形成
王安石的负面形象是动态形成的，他在初入政坛时曾饱受好评。曾巩称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3]欧阳修赞扬王安石的文章，“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4]。文彦博赞许王安石不慕名利，“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2], p. 8461)。但自王安石变法始，其风评急转直下。因为青苗法，曾经对其赞誉有加的文彦博认为其是违背了儒家纲常的聚敛之臣所行的聚敛害民之法[5]。司马光在书信中提到王安石已然招致天下嗟怨：“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6], pp. 1255~1256)吕公著亦指责王安石：“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生议者一切低为流俗浮论，岂昔皆贤而今皆不肖乎？”([2], p. 8618)并上疏请罢新法的执行部门制置三司条例司[7]。王安石诸项政策遭到了反变法派的强烈反对，其原因正如司马光所揭示的违背了赵宋“祖宗之法”([6], p. 1471)。
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年幼，高太后垂帘听政。保守派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将新法一切罢去，变法被暂时画上了句号。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但在变法期间因反对王安石而被流放的官员们对其怀恨在心，宽厚正直的司马光认为王安石身后可能会招致非议，于是请求吕公著上疏朝廷对王安石“优加厚礼”([8], pp. 9069~9070)冀以阻遏对王安石个人的诋毁之辞。不久，苏轼代表北宋官方撰写《王安石赠太傅制》，内誉：“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9], pp. 850~851)对王安石进行了正面的定论。不过苏轼却在两年后公然反对王安石配享太庙，并痛斥曾经遭到王安石及其同僚的迫害([10], pp. 3225~3231)。至此，司马光的构想已然破灭。
元祐年间，王安石被贴上了“颠倒邪正”[11]“廉耻扫地”[12]“强狠傲延”[13]等诸多负面标签。参与守成派主持修撰的元祐本《神宗实录》(以下简称“墨本”)，同样也是王安石学生的陆佃因不满反对者们在这部书中对王安石的“丑化”，在与保守派成员黄庭坚发生争执后被从朝廷中驱逐([8], p. 6805)。宋哲宗亲政后，王安石的支持者们重新掌控了中央权力，于是对墨本《神宗实录》进行了重修，加入了王安石《日录》所保存的材料，并删改了不利于王安石及新法的文字，是为绍圣本(以下简称“朱本”) ([14], pp. 152~154)。到了蔡京彻底掌权的徽宗朝，王安石被冠以了绝对正面的形象，史称“崇宁初，蔡京与修《哲宗实录》，至比王安石于圣人”([15], p. 119)。北宋时期，对于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评价围绕着其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轮流掌权而不断反复，但最终这些争议都随着1126年北宋灭亡的悲剧被重新定义。
南宋以降，开国皇帝宋高宗在一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登基——作为俘虏却健在的父兄、金人的威胁、中原故土的傀儡政权以及叛乱者发动的政变，为了取得士大夫群体的支持，宣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为父兄洗清历史罪责，高宗迎回元祐太后，以表明自己对“元祐之政”的好感以及追求“元祐路线”的决心([1], pp. 133~134, 1487)，他将“靖康之变”的历史责任全部推给以王安石为首的官僚集团。高纪春认为宋高宗从几个方面对王安石进行全面否定：第一是对王安石本人的政治打击，剥夺了他的王封；第二是批判王安石的学术、政事；第三是改革科举，将王学从科举改革中剔除；最后通过重视《春秋》学的方式打压王学([16], pp. 140~145)。李华瑞在《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中将宋高宗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浓缩为两个方面：一是以元祐史臣的基本观点重修《神宗实录》，二是贬斥王安石新法褒奖元祐更化([17], p. 4)。高宗力图通过修改《神宗实录》对王安石做出历史定罪。在他统治的三十五年里，这部书被重修了三次([14], pp. 155~164)。以至于清人蔡上翔感慨：“公之受秽且蔓延于千万世，尤莫甚于此书。”[18]不仅如此，高宗凭借着权威公开将王安石定义为导致“靖康之变”的祸首，他声称：“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黻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1], p. 1673)
在官方极力塑造王安石反面形象的同时，南宋几位有影响力的私人史家也加入这场形象塑造中来。如李焘，“耻读王氏书，独博极载籍，搜罗百氏”([2], p. 9396)。由学术而反对王安石从祀孔子([2], p. 9398)。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虽然保留了“朱本”关于王安石的书写内容，使得《长编》的内容显得更加客观，但即便如此，李焘还是延续了“墨本”和“绍兴本”批判王安石的思想，“可以说在针砭、非议王安石变法上，李焘《长编》与元祐、绍兴本《神宗实录》是一脉相承的”([17], p. 127)。李焘后来参与修撰包含了神宗时期的官方史书《四朝国史》，并提到自己曾四度修改神宗朝诸臣的列传，但直到他去世仍未完成[19]。这项未竟的工作后来又被委托给了洪迈，这位后继者显然对王安石抱有更大意见，他曾在自己的私人著作《容斋随笔》中批评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为宗社之祸”([20], p. 400)，并留下了《王安石弃地》指责王安石“凡东西失地七百里”([21], p. 650)。但吴钩通过考证后认为“王安石弃地说”纯属子虚乌有[21]。范建文撰文指出：“《随笔》对自南宋以来近千年的诋毁、否定王安石思潮的形成、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22], pp. 56~61)与洪迈同时的另一位史学家王称在《东都事略》中表达了与洪迈相似的观点，他评价王安石：“不能引君当道，乃以富国强兵为事。摈老成，任新进，黜忠厚，崇浮薄，恶鲠正，乐谀佞，是以廉耻日丧，风俗败坏……卒之民愁盗起，夷狄乱华，其祸有不可胜言者。”([23], p. 669)还有一位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史家陈均，他在个人编修的纲目体《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对王安石进行了批判，他记录称王安石秉政后，反对变法的大臣无一例外地遭到罢免，甚至被下诏狱，这与“权相”的政治手腕相吻合。陈均在《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记载：“上在东宫，素闻安石有重名，熙宁初擢辅政，虚己以听之。安石更定法令，中外争言不便，上亦疑之，安石坚持之不肯变；其后天下终以为不便，上亦不专信任，安石不自得，求引去，后八年不复召。”[24]变法乃是王安石对神宗的蒙蔽和自己的一意孤行，而神宗早已怀疑王安石，最终“八年不复召”就是神宗摆脱了王安石的明证。由于“《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是史弥远主政时期的产物：成书于作者在政治上反对当朝政府的漫长时期”([25], p. 304)，在陈均眼中，王安石对反对者意见的压制、对皇帝的欺骗是“权相”控制政治的体现，陈均隐晦而深刻地表达了他对这一行为的批判和反对。
王安石的负面形象在“熙宁–元祐”时期初步形成，在“绍圣–崇宁”时期有所转变，最终在南宋高宗时期被确立，并随着南宋政局的演变而不断强化。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为何王安石身上承载着宋人诸多的批评与否定，却被《宋史》排除在负面大臣之外呢？这首先需要走入《宋史·王安石传》的文本史源进行观察。
3. 《宋史·王安石传》的史源与文本书写处理
《宋史·王安石传》精心挑选了来自宋代的材料，这些材料依照年代先后顺序排列如下：其一，李焘成书于淳熙十年(1183)的编年体北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其二，王称于淳熙十三年(1186)八月完成的纪传体北宋史《东都事略》；其三，成书于庆元五年(1199)《楚辞集注》中朱熹对王安石的评价。朱熹对王安石的评价关涉问题的根源，故将在下节展开分析，这里集中讨论前两部书。
李焘现存的520卷《续资治通鉴长编》缺失了治平四年(1067)四月至熙宁三年(1070)三月的记录，但仍不影响其作为《宋史·王安石传》史源之一的判断。笔者将《宋史》与《长编》的原始文字进行对比后，可以确定《长编》是《宋史》的史源之一。同时可以肯定，《宋史》将《长编》中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事件与对话进行剪切、拼接，进而构造出一件“融合事件”以达成书写目的。一段出自《宋史·王安石传》的记录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其用意：
(1) 十月，彗出东方，诏求直言，及询政事之未协于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晋武帝五年，彗出轸；十年，又有孛……窃闻两宫以此为忧，望以臣等所言，力行开慰。”(2) 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帝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安石不悦，退而属疾卧，帝慰勉起之。其党谋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从之。(3) 时出师安南，谍得其露布，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怒，自草敕榜诋之。([2], p. 8466)
这段看似自然的记录，实则由《长编》熙宁八年(1075)中相差三个月的三个事件拼接而成，笔者已在相对应的段落进行了标注，分别是：(1) 十月彗星出轸神宗求直言([8], pp. 6597~6598)。(2) 十一月王安石欲罪不附新法者([8], p. 6628)。(3) 十二月交趾露布文案([8], p. 6651)。这三件事本无本质上的联系，但《宋史》作者通过精心编排，使这些事件产生了逻辑关联，以此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王安石的新法是导致天象异常和外敌侵略的重要因素。实际上，据《长编》记载，关于彗星出轸事件中，王安石在劝慰神宗后，神宗并未表态。神宗所说“闻民间殊苦新法”，也是于一个月之后王安石与神宗在对是否责罚不附和新法之人的争论中所提及，属于独立事件。而《宋史》的作者最后加入“时出师安南，谍得其露布”，也是为了使得整个事件看上去更加完整，并最大程度上突出王安石新法的严重崩坏，导致了边陲小国的不满和入侵。字里行间，都是对王安石新法的批判。不仅如此，元人对来自《长编》的文本还存在更加隐蔽的处理方式，以下是《宋史》关于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的记录：
(1) 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2) 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早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官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尔。”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此言，臣未之闻也。”(3) 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4) 侠又坐窜岭南。(5) 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2], p. 8465)
《宋史》巧妙地重新组合了《长编》中记录的熙宁七年(1074)干旱背景下的四组对话，使得这一“融合事件”更加自然，笔者也已进行了标注。其中，(1) 为三月宋神宗对干旱的担忧([8], pp. 6147~6148)。(2) 为四月宋神宗对施行免行钱的忧虑([8], p. 6124)。《宋史》将宋神宗关于干旱的忧虑与对免行钱担忧进行了重组，很自然地将干旱的原因引向免行钱的施行。而加入(3) 郑侠献《流民图》以“去安石”这一情节([8], p. 6207)。不仅衔接了前文冯京与王安石关于免行钱致天旱的争论，更将天灾问题直指免行钱的推行者王安石。值得注意的是，(4) 中郑侠被贬岭南——李焘所述的英州([8], p. 6208)，是吕惠卿在熙宁八年(1075)正月所为，此时距王安石罢相已相隔八月，《宋史》这样处理应当是想深化王安石压制反对者的负面形象。这段文字最后以(5) 后宫权威式的发言与神宗的疑虑结合将王安石罢相收尾([8], pp. 6168~6169)。《宋史》史臣冀望通过这种编纂技巧达成这样的目的：新法不善遭致干旱天谴，而新法的执行者王安石罢相乃是朝堂、宫廷的“众望所归”。
而《宋史》对《东都事略》的文本处理同样耐人寻味。笔者将《宋史·王安石传》与《东都事略·王安石传》的文本进行比对后发现，《宋史》的文本继承十分明显，不少段落甚至原封未动，例如《宋史·王安石传》文末对王安石的人物评价：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余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2], p. 8467)
《宋史》除了删去《东都事略》段落末尾“而恩顾不久衰云”([24], p. 667)，其他文本则完全保持一致，这说明《宋史》相当认可《东都事略》的评判。此外，笔者按照文中先后顺序挑选了《东都事略·王安石传》与《宋史·王安石传》中的部分重要段落进行对比，以进一步分析《宋史》的书写情况，具体参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ext passages from “A Brief History of the Eastern Capital: Biography of Wang Anshi” and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Biography of Wang Anshi”
表1. 《东都事略·王安石传》与《宋史·王安石传》部分段落文本对比
序号 |
《东都事略·王安石传》 |
《宋史·王安石传》 |
1 |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也。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蚤有盛名，博闻强记，为文动笔如飞，观者服其精妙。举进士高第，佥书淮南节度判官。召试馆职，固辞，乃知鄞县。安石好读书，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通判舒州。 |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 |
2 |
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不次进用，可以激奔竞风寻再召试，又固辞。乃以为群牧判官，出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提点江东刑狱，入为三司度支判官。 |
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 |
3 |
御史刘琦、钱顗、刘述又交论安石，专肆胸臆，轻易宪度，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亦继言，皆坐贬。同知谏院范纯仁亦论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罢谏职。吕公著代吕诲为中丞，亦力请罢条例司并青苗等法。谏官孙觉、李常、胡宗愈，御史张戬、王子韶、陈襄、程颢，皆论安石变法非是，以次罢去……御史中丞杨绘、御史刘挚陈免役之害，坐黜。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皆以忤安石罢知杂。御史谢景温初附安石，亦以不合去。 |
公著虽为所引，亦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 |
4 |
初，吕惠卿为安石所知，骤引至执政。安石去位，惠卿遂叛安石。洎安石再相，苟可以中安石无不为也。 |
吕惠卿服阕，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为参知政事。……而惠卿实欲自得政，忌安石复来，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惠卿以状闻，且讼安石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愤恚，疽发背死。 |
5 |
初，安石提举修撰经义，训释《诗》《书》《周官》，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岁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日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先儒传注既尽废，士亦无复自得之学，故当时议者谓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已。安石又著《日录》七十卷，如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范镇、吕诲、苏轼及一时之贤者，重为毁诋，而安石不恤也。 |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
通过对比表中序号1、2的文字，可以发现《宋史》两次加入了王安石辞去馆职的情况。邓广铭先生认为，王安石其实更倾向于担任地方官，以便能将所学充分施展，而馆阁之职却难以让他发挥才能[26]。宋代的馆阁实际上是士大夫做官的终南捷径，即培养高级官僚的“辅相养材之地”[27]。王安石两次辞去馆职，凸显了他坚定在地方实践变法的决心。关于他治理鄞县时“兴修水陆之利”“邑人皆称便利”等记载，实际上也是《宋史》史臣对其地方治理功绩的认可。此外，《宋史》还增添了曾巩对王安石的帮助以及欧阳修对王安石的提携与照顾，同时补充了《东都事略》中未提及的王安石与韩、吕二族的交往情况：“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借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2], p. 8462)表面上，《宋史》似乎通过记录王安石早年与道德名士的交往情况，塑造其“本是正人”的形象，实则暗伏日后变法中他与这些人物决裂的线索。
序号3中，《宋史》整合了变法后王安石频繁使用权力来压制反变法派的情况——这往往是《宋史》评判一个大臣是否是“奸臣”的重要标准([25], p. 61)。不仅如此，《宋史》特地加入了一段关于王安石的人物关系总结：“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已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2], p. 8465)以凸显他在变法后沾染权力的反面无情。
序号4中，《宋史》对《东都事略》中没有过多记录王安石与吕惠卿的争斗细节进行文本拓展与补充，《宋史》的解释是：由于王安石错用吕惠卿，最终导致了王安石同僚的内部争斗和王雱之死。的确，王安石的人才主义上存在一定漏洞，“他为了轻微的过失而批评苏轼等政治对手，但在寻找有行政能力的追随者时，他经常对他们错用其才以自肥的可能性视而不见”[28]。而《宋史》以王雱在内斗中丧命的悲剧收场记录则更为深刻地批判了王安石“摈弃忠良，援引奸邪”所遭到的反噬。
序号5是两部作品对王安石学术的回顾，因为荆公新学作为北宋科举中重要的考试内容，其影响巨大。《东都事略》批判王安石的学术“先儒传注既尽废”，《宋史》又指出“其流入于佛、老”，暗示其偏离儒家正统。而《春秋》向来是道学家们重视且加以利用的经典，“宋代在人际关系中理学家以所谓‘三纲五常’加诸人，并用以解说历史，于是宋儒之《春秋》学遂多理学家纲常名教之内容”([29], pp. 113~117)。《宋史》把《东都事略》中王安石著《日录》诋毁大臣的记载替换成王安石贬黜《春秋》，以显示王安石学术不正。
总览以上五段文本能够发现，《宋史》不仅保留并深化了《东都事略》对王安石政事、学术、性格的否定，且在吸收《东都事略》的文本时，《宋史》有意运用先扬后抑的写作手法，通过肯定王安石早期在地方为官时的“正面”形象并批判王安石进入中央开始变法后的“负面”行为，以王安石变法前后的性格、行为形成强烈对比，深化了王安石变法后的反面形象。
通过将《宋史》与《长编》和《东都事略》的文本进行对比研究后能够肯定，《宋史》对王安石负面的塑造力度远超《长编》和《东都事略》。那么就出现了一个更加矛盾的情况：《宋史》的写作团队因何要煞费苦心去深度刻画这样一个拥有反面特质的人物，最后却不将其载于《奸臣传》又将其排除在这一群体之外？这一问题的源头，还要从道学家对王安石的评价谈起。
4. 《宋史》以朱学为准的评定尺度
南宋时期兴起的道学家群体似乎对王安石抱有一定的好感，他们的评价标准与政治家、史家群体迥异，更注重人物的道德，其次才是政事与学术。陆九渊就给予了王安石高度的评价：“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30], pp. 232~233)不过，陆九渊认为王安石失败的原因在于他的政治理念近乎法家却又缺少法家的部分精神，“商鞅是脚踏实地，他亦不问王霸，只要事成，却是先定规模。介甫慕尧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实处，故所成就者，王不成，霸不就”([30], p. 162)。且并不认同新法的部分政策：“他日败人事，如房琯之车战，荆公之均输者，可胜既乎？”([30], p. 177)“读介甫书，见其凡事归之法度，此是介甫败坏天下处。尧舜三代虽有法度，亦何尝专恃此。又未知户马、青苗等法果合尧舜三代否？”([30], p.441)。
与陆九渊同时的朱熹同样十分欣赏王安石高尚的道德，他认为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相契，更称赞王安石是“修饬廉隅孝谨之人”([31], p. 3112)。朱熹还不止一次评论过王安石：“论来介甫初间极好，他本是正人，见天下之弊如此，锐意欲更新之，可惜后来立脚不正坏了。”([31], p. 3112)“论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渠学术不是，后来直坏到恁地。”([33], p. 3095)甚至勉励自己的学生向王安石学习：“他做事虽是过，然吾辈自守所学，亦岂可为流俗之言为去就！彼流俗何知？”([31], p. 2751)朱熹之所以会对王安石产生认同感，也与他自身的道德观相关，朱熹认为：“修德之实，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声色货利之娱，宫室观游之侈也。”[32]可以说王安石确实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去人欲”，就连一贯反对王安石的邵伯温都指出：“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造同。”[33]而蔡京之子蔡條也同样有过相似的记录：“而元泽为从者，误破其頮面瓦盆，因复命市之，则亦一瓦盆也。其父子无嗜欲，自奉质素如此，与段文昌金莲华濯足大异矣。”([15], p. 49)另一方面，朱熹也有着和王安石相似的变革追求，正如刘子健先生指出：“王安石希望在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激烈的制度改革；而朱熹所领导的新儒家则希望通过哲学、道德、文化，最终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进步使社会发生同样彻底的转变。”([34], pp. 51~52)朱熹虽不认同王安石的政治作为，但对王安石也存在共情心理。朱熹通过充分肯定王安石的道德品质以发扬“去人欲，存天理”的君子观念；严厉批判王安石的政治作为和学术不正，尤其是他使用“小人”以及对反变法派的过度压制——这是与“奸臣”手腕相似的政治行为，以最大程度地发挥王安石这一人物的历史教育作用。反观《宋史》所引用朱熹王安石的评价，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挨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2], p. 8469)
可以发现，《宋史》的作者对王安石进行书写和评价时，基本上贯彻了朱熹对王安石的评判，这一评判标准的内核，正是《宋史》以朱学为基准的评定尺度。且《宋史》在遵循这一尺度时，也会因刻意参照而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一个比王安石“负面”得多的“正面”例子——独相二十五年的南宋权相史弥远，将南宋的政治推向更加黑暗的深渊。面对这样一个恶徒，《宋史》对其恶行描述仅寥寥数语：“废济王，非宁宗意。立理宗，又独相九年，擅权用事，专任憸壬，……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为鹰犬，于是一时君子贬窜斥逐，不遗余力云。”([2], p. 9741)这一描述看上去似乎并不具备道学家们发挥人物教育作用的批判力度。不仅如此，《宋史·史弥远传》仅用“废”字潦草掩盖他谋害济王的罪行[35]，也同样用“一时君子贬窜斥逐”概括了他在济王案的政争中将当时一众道学名流真德秀、魏了翁、胡梦昱等人打压外放的行径([36], pp. 91~99)。何以《宋史》要替史弥远遮掩其恶行？这兴许是因为史弥远诛杀了道学最大的敌人韩侂胄，并为受其迫害的道学人士进行了平反昭雪的缘故：“雪赵汝愚之冤，乞褒赠赐谥，厘正诬史，一时伪学党人朱熹、彭龟年、杨万里、吕祖俭虽已殁，或褒赠易名，或录用其后，召还正人故老于外。”([2], p. 9740)从《宋史》作者对史弥远身上所背负矛盾点的处理方式来看，他们有意选择彰显史弥远对道学有益的一面，同时相应地隐去他消极的一面。或许在《宋史》作者眼中，史弥远个人无论是在道德层面还是政事层面的行为作风都是“负面”的，但他为道学正名，并恢复了朱熹等人的名誉却是“光辉”的，这样的人物不应被视为负面的。将王安石与史弥远进行对比，可见二者均与朱学存在一定联系：前者在两宋史传中饱受批评，却获道学大师朱熹的道德肯定；后者在政治上臭名昭著，却是恢复道学地位和朱熹名誉的“卫道士”，二者最终均未被视为反面人物。与之相对的，《宋史·奸臣传》的开篇虽强调：“有国家者，正邪之辨，可不慎乎！”([2], p. 10603)但《奸臣传》对收录人物的“正邪之辨”也绝非公允。因为曾布这样的人物虽然称不上是“君子”，也还是胜于吕惠卿、邓绾、吕嘉问等人，而邓绾、吕嘉问却并未被载入《奸臣传》，并且曾布不再被王安石所用，对新法而言也是一种损失[37]。而另一位新法骨干章惇，虽然曾因政治斗争打压过守成派，但在处理边境事务时维护了宋朝的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在公私界限上廉洁自律，大权独揽八年，不肯以官爵私所亲([38], pp. 147~151)。由此可见，《奸臣传》中部分人物的真实面目或许并非如表面所示那般不堪，而是肩负着独特的训诫使命。
皇庆二年(1313)，朱熹所著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官方钦定为考试参考书目([39], pp. 2018~2019)，朱熹几乎成为所有参加科举学子的老师。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取代了孔颖达《五经正义》的崇高地位说明朱学的影响巨大而深远[40]。在科举的影响下，各地普遍重视程朱理学学习的风气明显浓厚([41], pp. 20~25)。而《宋史》的编修工作始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并于至正五年(1345)完成。《宋史》在开始编纂之际即已确立了“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42]。这一贯彻强烈道学思想的修史宗旨，使得《宋史》专为与朱熹学派紧密联系的儒者设立了《道学传》，以将其与《儒林传》明确区分，并特别强调朱熹“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2], p. 9938)，彰显了朱学的重要地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43]。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同样指出：“《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为宗。”[44]朱学经过三十年的积淀，对经历科举的《宋史》的写作团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当中大多人对道学，特别是朱学很有研究，并且是其虔诚的信徒。《宋史》编纂的主要贡献者之一欧阳玄年轻时曾游于朱熹正传弟子许谦的门下，他本人则“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41], p. 4196)。为《宋史》“多所协赞”的铁木儿塔识“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在与皇帝的对话中，铁木儿塔识明确反对“尚霸术，要近利”并提倡“王道”([41], p. 3374)，这与朱学的观点不谋而合。另一位总裁官张起岩同样“熟于金源典故，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41], p. 4195)。这为《宋史》的编纂奠定了与朱学紧密联系的史臣基础。然而，《宋史》的写作团队虽标榜道学，但完全以彰显道学为主旨的书写模式，使其对人物的评定存在强烈的主观因素，道学的知识分子们，“虽然有着崇高的信念，他们的教育方法却是狭隘的，有时甚至会陷入自欺欺人。他们的史学为了强调道德教训，甚至可以置事实真相于不顾”([36], p. 156)。
《宋史》塑造了一个比宋代史传所描绘更为负面的王安石形象，然而在参照入传标准以及评价王安石时，却以朱学作为评述准则。这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实则是《宋史》史臣对王安石这一人物进行历史否决与道学评判之间的交融，这也解释了为何后世对王安石的批判却持续不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