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龙县纳西医药传承现状与发展对策——基于“上山采药”的田野调查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Naxi Medicine Inheritance in Yulong County—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of “Mountain Herb Gathering”
摘要: 本研究基于2024~2025年在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的田野调查,以“上山采药”这一地方性实践为核心切入点,系统考察纳西医药的传承现状与发展路径。研究发现,纳西医药在基层医疗中具有独特的生态适应性与文化整合价值,其知识体系通过代际口传心授与多元医疗互动得以延续,但面临传承主体断层、资源可持续压力及制度性约束等挑战。对此,研究提出创新传承机制、推动资源保育与制度衔接、强化文化认同等对策,以增强纳西医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韧性与发展活力。
Abstract: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conducted in Yulong Naxi Autonomous County, Yunnan Province from 2024 to 2025, this study takes the local practice of “mountain herb gathering” as the core entry point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e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paths of Naxi medicin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Naxi medicine has unique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value in grassroots healthcare, and its knowledge system is sustained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oral transmission and diverse medical interactions. However, it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a generational gap in inheritors, pressure on resource sustaina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In response, the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including innovating inheritance mechanisms, promoting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and strengthening cultural identity to enhance the resilience and development vitality of Naxi medicin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文章引用:李瑞君, 刘燕波. 玉龙县纳西医药传承现状与发展对策——基于“上山采药”的田野调查[J]. 国学, 2026, 14(1): 54-61.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6.141008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民族医学作为我国传统医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价值日益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2025年8月,《关于加强新时代少数民族医药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将少数民族医药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少数民族医药发展统筹协调机制和工作机制,落实对少数民族医药的投入政策”[1]。在这一政策背景下,纳西医药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一个地方性实践问题,更触及医学人类学、文化遗产研究等领域中关于知识传承、制度排斥与医疗多元化等核心理论议题[2]。医学人类学指出,医疗体系本质上是文化体系,不同医疗知识之间的互动与竞争,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权力与认知结构[3]。而文化遗产研究则关注传统知识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通过“遗产化”过程被识别、保护与再语境化[4]。本研究试图在这些理论视角下,以“上山采药”为切入点,系统考察纳西医药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机制、生存状态与发展可能,进而为理解中国多元医疗生态提供一个个案注解。

纳西医药作为云南少数民族医药的典型代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关键时期:早期受东巴教影响处于“医巫混淆”阶段,东巴经中记载了大量医药知识;随后进入兼容并包时期,吸收汉族医学和藏医经验,形成独特理论体系如“卢色学说”;民国时期受西医冲击陷入困境;1949年后,随着传统文化复兴,纳西医药逐渐走向复苏。然而,在现代医疗体系标准化和年轻人口外流的背景下,纳西医药也面临传承主体断层、资源可持续性压力及制度性约束等挑战[5]

为系统考察纳西医药的当代传承状况,本研究选取纳西医药典型地区——玉龙县作为田野研究地,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通过访谈获取当地纳西医生信息,分析当地纳西医生传承现状并提出可行性意见,以期为纳西医药的区域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2. 理论视角与文献综述

2.1. 医学人类学视域下的医疗多元化与知识传承

医学人类学长期关注非西方医疗体系与现代生物医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医学多元主义”的分析框架,强调在一个社会中共存多种医疗体系是常态而非例外,它们之间形成竞争、互补、融合或排斥的复杂关系[6]。其中,“制度性排斥”指主流医疗体系通过法律、行政、教育等制度化手段,边缘化地方性知识体系,导致后者在合法性、资源获取与话语权上处于弱势[7]。有学者指出多种医疗体系的关系,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多元医疗模式下的和谐交融与共生[8]。纳西医药在玉龙县的实践,正是观察中国语境下医学多元主义与制度张力的一扇窗口。

2.2. 文化遗产研究中的“活态传承”与制度衔接

近年来,文化遗产研究愈发重视“活态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强调其动态演变与社区参与的特性[9]。民族医药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表现形式,其保护不仅涉及知识本身的记录,更关乎传承生态的维系,包括资源可持续、实践者权益保障以及与现行法律政策的衔接。研究指出,成功的活态传承往往依赖于“制度化认可”与“社区内生动力”之间的平衡。过度制度化可能导致知识“博物馆化”,失去实践活力;而缺乏制度支持则可能使其在现代化冲击下难以存续。玉龙县纳西医药正处在这一张力之中,其发展路径探索对理解传统知识如何在与现代制度对话中保持生命力具有典型意义。

3. 区域概况

玉龙县地处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过度的衔接地段,山区、半山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6.53%。受季风与地形的双重影响,形成“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有药材2000多种,被誉为“药材之乡”。玉龙县有纳西、汉、彝等十个民族世居于此,呈现“纳西族聚居,多民族杂居”的特点[10]。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东巴文化,有目前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象形文字。用其书写而成的古老的东巴经中记载了大量医药知识,至今仍在使用。纳西医的卢色学说、彝医的二气六路学说和藏医的三因、五原学说等,与中医的阴阳五行、经络脏腑以及现代生物医学的解剖与检验,共同构成一个层次分化、彼此渗透的知识场域,为纳西医生提供了“随山就势”的采药图谱与医理积累的天然实验场。

4. 调查对象与方法

4.1. 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原则,选取能够最大程度反映纳西医药传承与实践状况的关键知情人为调查对象,见表1~3。抽样标准主要基于以下三个维度:(1) 专业角色:直接从事纳西医药诊疗、采药或炮制的传承人;(2) 体验角色:曾接受纳西医药治疗的患者或其家属;(3) 社区与系统角色:了解当地医药实践、文化背景或与现代医疗体系有互动的人员。基于上述原则,将受访者分为三组:纳西医生与草药传承人员组(A组):选取标准为:① 从事纳西医药实践10年以上;② 在本地社区被认可为“医生”或“采药人”;③ 涵盖不同专科(如骨伤、内科)与传承角色(如家族传承、东巴兼通医药)。患者组(B组):选取标准为:① 近期或长期接受纳西医药治疗;② 涵盖不同疾病类型(如急慢性病、筋骨损伤、妇科调理等);③ 反映不同年龄、性别与教育背景。其他人员组(C组):选取标准为:① 熟悉社区历史与文化;② 从事与健康、文化或基层治理相关的工作;③ 能够提供纳西医药在社区与现代医疗体系中互动的一手信息。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对所有受访者进行匿名编码处理,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4.2. 调查内容

本研究以“上山采药”这一核心地方性实践为切入点,旨在系统考察玉龙县纳西医药的传承现状与发展潜力。调查内容聚焦于相互关联的四个层面:首先是纳西医药的知识体系本身,重点探究其如何通过“上山采药”这一动态过程,将地方性生态知识转化为具体的诊疗实践与药物应用。其次是传承的脉络与现状,着重分析以师徒或家族为纽带的口传心授模式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特别关注不同代际传承主体的身份认同与生计选择。再次是纳西医药在多元医疗场景中的定位与互动,主要通过患者群体的求医选择与疗效评价,以及其与现代医学体系的协作或转诊关系,来理解其在社区健康中的实际功能。整个调查设计力求在真实情境中勾勒出纳西医药知识生产、传递与演变的整体图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group of Naxi doctors and herbal medicine inheritors

1. 纳西医生与草药传承人员组基本信息

受访者编码

身份

性别

年龄

从业年限

受教育程度

A1

纳西医生(骨伤科)

72岁

55年

小学

A2

纳西医生(内科)

65岁

40年

初中

A3

草药传承人(采药、炮制)

58岁

35年

小学

A4

纳西医生(传承人之子)

42岁

15年

高中

A5

东巴(兼通医药)

68岁

45年

初中(东巴经文教育)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patient group

2. 患者组基本信息

受访者编码

身份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求医原因

B1

患者(农民)

55岁

小学

腰椎劳损,接受包药与药膳治疗

B2

患者家属(主妇)

48岁

初中

为其子(急性扭伤)求医并学习药膳

B3

患者(学生)

16岁

高中在读

月经不调,接受草药调理

B4

患者(退休教师)

70岁

大专

慢性胃炎,长期服用纳西药茶

Table 3. Basic information of other personnel group

3. 其他人员组基本信息

受访者编码

身份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关联信息

C1

村庄居民

81岁

小学

熟知社区历史,有采药经历

C2

村庄居民

52岁

小学

熟知社区历史,有采药经历

C3

社区干部

45岁

大专

负责村内文化与卫生事务

C4

社区干部

38岁

大专

负责民政、扶贫,了解村民健康情况

C5

乡镇卫生院医生

41岁

大学

有转诊纳西医生的经历

4.3. 调查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民族志田野调查中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两种方法,于2024年至2025年间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进行多次阶段性田野工作。

参与式观察要求研究者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场域,通过亲身体验其日常实践来获取一手资料。在本研究中,通过跟随纳西医生参与包括上山采药、药材炮制、诊疗及药膳制作在内的完整流程,在现场进行实时、细致的记录,旨在从内部视角理解纳西医药地方性知识的实践逻辑与文化语境。深度访谈则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围绕预先设定的核心提纲,与纳西医生、传承人、患者及社区成员等进行开放式的深入交流。访谈过程中注重鼓励受访者讲述个人经历与见解,以捕捉其行为背后的认知与态度。所有访谈在征得同意后录音,并辅以现场笔记,事后转为文字文本以供分析。

通过上述方法的结合运用,本研究力求在真实情境中捕捉纳西医药实践的整体性、动态性与人文内涵。

4.4.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主题分析法对田野资料进行系统处理与分析,具体步骤如下:(1) 文本整理与初步阅读:将所有访谈录音逐字转录为文本,并结合田野笔记进行情境还原与备注,形成原始资料库。(2) 开放式编码:对文本进行逐行阅读,提取与纳西医药传承、实践、挑战、认知等相关的语句或段落,进行初步标签化。例如:“我十几岁就跟着我阿爸上山,认药不是用眼睛看,是用手摸……”→标签:传承方式–身体化学习。(3) 主题归纳:在编码基础上,将相似或相关的标签进行归类,形成初级主题。例如:将“传承方式–身体化学习”“传承模式–口传心授”“年轻人缺乏兴趣”等归类为“传承机制的代际困境”。(4) 主题提炼与结构整合:进一步提炼出核心主题,并围绕研究问题构建分析框架。(5) 三角验证:通过比对不同受访者(如医生、患者、干部)的叙述,以及参与式观察的记录,增强分析的可靠性与深度。

5. 玉龙县纳西医药传承与发展现状

5.1. 纳西医药传承的当代价值与生命力

纳西医药在玉龙县并非历史的“活化石”,而是在当代社区健康与医疗实践中展现出鲜活的生命力与独特的当代价值。其价值首先体现在与现代医学体系形成的有效互补与融合。如纳西医生传承人(A-4)所说:

我既跟他(父亲)学,也自己去卫校进修过。比如治骨折,我先带病人去卫生院拍个片子,看清楚断口,再用家里的包药,效果更好。

这种将现代诊断技术与传统疗法相结合的“接力”模式,凸显了纳西医药的实用性和开放性。例如,在一次上山采药途中,一位队员严重摔伤后,经验丰富的纳西骨伤医生在复杂环境中迅速辨识并采集新鲜草药外敷止血,为后续的医院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又比如乡镇卫生院医生(C-5)的例子:

我们有(转诊)合作。比如,慢性疼痛病(人),我们会建议用(纳西医药的)包药或药膳调理。对于急性损伤,我们会先处理,然后(患者)恢复期可以咨询纳西医生。

其次,纳西医药的“药食同源”理念及其文化整体性治疗观念,使其在慢性病调理与健康维护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例如,腰痛时可用香附煮鱼;住在高寒地区可用清热解毒的蒲公英煮腊肉、火腿;小儿尿频尿急可用车前草加上当地的海棠果煮沸后代茶饮。“把病房变为厨房,把药疗变为食疗”[11]。又如患者(B-2)、(B-3)和(B-4)的个案描述:

我儿子扭了脚,我先带他去找医生包了药,第二天消肿了,才去卫生院拍片,怕万一骨头有事。我还跟医生学了怎么用草药炖骨头汤(给孩子补),以后家里都能用上。

一开始不好意思跟妈妈说,后来肚子痛得厉害才去看。奶奶很和气,给的草药茶不苦,还教我平时要注意什么。

我有老胃病,西药吃久了效果就不明显。后来开始喝纳西药茶,(胃)舒服多了。我认为这是长期调理,和(西医的)急性控制是两套思路,可以互补。

此外,其治疗实践超越了单纯的生理层面,如东巴兼医生(A-5)所言:

东巴经里记了很多药方和治病仪式。药能治身,仪式能安心。比如煮药膳时念的经文,是告诉山神和祖先,我们取药是为了救人,请他们保佑。病人和家属觉得有了依靠,心定了,病就好得快些。

这种对“身、心、社”健康的整体关注,是其深厚的文化韧性所在。

最后,社区民众的高度认同构成了其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基础。以患者(B-4)为例:

我们做农活的人,腰腿痛是常事。去县医院(理疗),费钱又费工夫。找医生包几次药,做成药汤喝,花钱少,还能下地干活。我们寨子(里的人)信这个。

这种基于疗效和文化的信任,是纳西医药在民间扎根的根本。

5.2. 传承与发展面临的核心挑战

5.2.1. 传承主体断层与知识体系危机

年轻人离乡打工、升学迁移、对体力与耐心要求极高的识药与采药训练缺乏吸引力,是传承的现实障碍。纳西医生的识药能力,很大部分来自代际之间的身体化教学:知识传授并非在课堂,而是在山野田埂之间——幼时随长辈上山,通过“看颜色、闻气味、摸叶背”来识药;患者来诊时,通过参与“抓药、切药”来实践。这种融入日常劳作与生命经验的学习过程,虽能深刻内化知识,但耗时漫长且缺乏标准化认证,难以转化为市场认可的“文化资本”[12]。纳西医生(A-1)个案如下:

我十几岁就跟着我阿爸上山,认药不是用眼睛看,是用手摸,用鼻子闻。现在年轻人嫌爬山辛苦,认不全了,可惜了老祖宗传下来的本事。

在经济尚不发达、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年代,“给药”近乎只能是纳西医生们的副业,主业仍是农民,自然也无暇、无力将传承的医药知识编写成册传给下一代。

纳西医生(A-2)的忧虑则更为直接:

我们纳西药讲“药食同源”,方子都在生活里,但现在好多人家图方便,直接去买西药片。我的孩子也去了城里,说学这个挣不到钱,我也不知还能传多久。

这种依赖于亲身实践和口传心授的传承模式,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正面临断裂的风险。

同时,社区内部也意识到了人才断层的问题。村民(C-2)的个案如下:

(我们)认得几种家常药,(比如)感冒发烧扯点草药。但复杂的还得找医生。希望村里能组织年轻人跟老医生学学,起码把常用的认全,关键时刻能顶用。

如何增强纳西医药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是破解传承困局的关键。

5.2.2. 生态资源压力与制度性约束

草药资源的可持续性面临巨大压力。一方面,生态环境变化与过度采挖导致资源萎缩。高海拔与坡地生态脆弱,药材过度采挖、旅游业挤占生境、极端天气频率增加,正让一些“常见之物”变得不再常见。比如从前常用来治疗骨折包药外敷的一个重要方法所用到的当地雪上一枝蒿、树头发等[13]现在已不常使用。民族医生对“何时采、采几分、留几分”的口传规范,体现了深厚的生态伦理,如“采大留小”、“秋采播种”、“用叶不用根”等。这些内化于采药实践中的“自然道德观”,曾是维系资源可持续的基石[14]。然而,在市场经济和资源需求增加的压力下,这些依赖自律的规范正变得脆弱。外来者或不法商贩的掠夺式采挖,使得这些“只见于实践,未成于文书”的智慧面临严峻挑战。草药传承人(A-3)和村民(C-1)的个案如下:

炮制药材是门功夫。有的药要晒干,有的要阴干。火候、时间差一点,药效就不同。现在山上的药比以前少了,旅游的人一多,路修到哪里,草药就少到哪里。我自己在屋后搞了个小药圃,能种一点是一点。

我年轻时也采药,这座山哪条沟长什么药,心里有数。现在好些路都变了。规矩是采药留种,但现在(外面来)的人不懂这些,看着让人心疼。

另一方面,现代医疗管理制度与地方性实践之间存在张力。医疗体系标准化提高了安全性与可比性,但也可能无意间把“非标准”的地方性诊疗挤到规制之外。备案、资质固然必要,却也让“师徒制”的传承与“厨房式”的药膳处方难以被纳入合法可保的框架。社区干部(C-3)道出了基层工作的困境:

纳西医药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但传承和发展面临实际问题。比如行医资质,我们想支持,但上面有规定,很矛盾。

社区干部(C-4)则从推广角度指出了制度性障碍:

在健康扶贫中,我们发现纳西医药在治疗一些慢性病、筋骨劳损方面,成本低、效果好,深受村民认可。但如果要推广,药材来源、标准制定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

这表明,纳西医药的“合法性”困境,从从业资质到药品标准,贯穿其发展的各个环节。

5.2.3. 文化认知偏差与传播局限

纳西医药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面临着认知上的偏差。它常常被简单归类为“文化奇观”或因其不符合现代科学标准而被边缘化。这反映了更深层的认知权力结构,即现代生物医学话语对“何为有效医疗”的垄断性定义[15]。要突破这一壁垒,需将其从“奇观化”框架中释放,通过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系统阐述其作为一套完整地方性知识体系在“药效–意义–生态–安全”上的多维价值,推动社会认知的根本性转变。社区干部(C-3)个案如下:

我们想做一个文旅体验项目,既传播文化,又能给传承人增加点收入。

这种想法正是在探索一条让外界超越浅层认知,通过体验理解其文化内涵的传播路径。如何向社会全面呈现其在“药效–意义–生态–安全”上的多维价值,是其突破认知壁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挑战。

6. 对策与建议

6.1.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传承机制

为应对纳西医药传承中面临的人才断层问题,应着力创新传承机制,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田野调查显示,已有纳西医生主动学习现代医学知识,并尝试将家传药方送检,体现出传统知识与现代体系融合的潜力。基于此类实践,建议搭建跨学科交流平台,促进民族医生、现代医师与科研人员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例如,通过“医–学–村”共建项目,将“上山采药”转化为实践教学课堂,增强纳西医药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

同时,可推广多种创新传承路径:例如开展短期“识药营”并辅以手机影像库,降低知识入门门槛;将“上山采药–药膳制作–植物叙事”整合为文化体验项目,激发青少年兴趣;或与中医药院校合作开设“民族药在地实践”课程,推动课堂向田野延伸。关键在于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受认可的专业资源,从而提升其传承活力与职业吸引力。

6.2. 推动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制度衔接

在生态资源方面,应推动建立以小尺度、多点位为核心的药用植物保育体系。田野中已观察到传承人在家庭院落开辟药圃、进行育苗复植的本地实践,此类微实践为社区层面的资源保育提供了可行基础。政策层面应予以识别并支持,将个体行为提升为有组织的社区项目,逐步构建“育种–留种–修复”的长效机制。

此外,需推进地方性规范与制度体系的衔接。可将“轮采–限采–替代”等传统生态规则进行文书化、公开化,并与自然保护区等行政管理制度相融合,形成制度性保护。在医疗政策层面,建议探索“备案式目录 + 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将低风险、经验成熟的草药药膳纳入社区卫生服务指南;同时推广“乡村药圃 + 标准化初加工”模式,在保障用药安全的前提下,为纳西医药实践提供合法化路径。

6.3. 加强文化宣传,提升社会认同

提升纳西医药的社会认同,需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知识共同体,促进民族医生、现代医师、植物学家、药理学者及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共识与协作。应从“药效–意义–生态–安全”等多维角度出发,为纳西医药赋予学术与制度层面的正当性,避免其被简单视为文化奇观或边缘技艺。

建议支持“医–学–村”联动类型的文化共建项目,将识药教育、社区健康与文化传播有机结合,使“上山采药”不仅作为诊疗方式,也成为地方公共文化资产。通过多维度、系统化的传播与教育,可有效增强公众对纳西医药价值的整体认知,进而提升其社会认同与传承韧性。

7. 结论

在玉龙县,纳西医药通过“上山采药”这一地方性实践,展现了其深厚的生态根基、文化意涵与治疗价值,并与现代医学等体系形成互补。然而,其传承与发展正面临代际、生态、制度与文化认知的多重挑战。未来,需要通过创新传承机制、推动资源可持续与制度衔接、加强文化宣传与共同体建设,方能增强纳西医药的韧性,使其在现代化背景下持续焕发生机,为地方健康福祉与文化多样性作出贡献。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25Y0665)。

NOTES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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