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城乡关系作为国家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其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城乡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生态环境关系及区位关系等诸多方面[1]。纵观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我国城乡关系演变过程可以概括为从分割走向融合[2],历经分离、松动与融合重组三个阶段[3]。城乡融合作为最终阶段,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是实现乡村“五个振兴”战略目标的核心路径,也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选择。
四川省位于我国西南内陆,是国家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核心区域。在融合进程中,四川虽已开展积极探索并取得阶段性成效。但由于乡村地域广阔、人口基数大、发展基础薄弱等现实条件制约,仍面临城乡融合机制不完善、要素流动单向化、基层治理效能不高等突出问题[4]。为系统破解上述难题,国家与省级层面持续加强改革部署。2019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将四川成都西部片区纳入国家首批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2022年4月四川省新型城镇化工作城乡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四川省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2022年重点任务》,强调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四川省于2023年出台《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等文件,明确将县城作为推进城乡融合的关键纽带,并选取20个县(市、区)开展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改革试点,推动城乡融合向纵深推进、向基层延伸。
本文以四川省2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13~2023年城乡融合相关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对全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最后进一步探讨融合路径与政策优化方向。研究旨在为四川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提供实证依据。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拓展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视野,也为构建符合区域实际的高质量城乡融合政策体系提供了决策支持。
2. 理论依据
城乡融合发展是通过经济、社会、生态、空间等多领域的、长期的、动态的融合过程,其本质是推动生产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保证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近年来,城乡融合的学者们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城乡融合内涵的多视角阐释、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以及区域实践路径的探索。这些成果共同构成了一个从理论认知、现状评估到对策制定的研究体系。
在内涵阐释方面,现有文献已形成较为系统的认知框架,可概括为四大互补性视角[5]:经济发展视角,聚焦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城乡重构,旨在通过产业协同与要素循环,缩小城乡经济梯度,实现从二元分割到一体化的过渡。空间整合视角,强调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压缩城乡时空距离,重构地理空间秩序,为融合发展提供物理载体。生态协同视角,主张超越城乡生态对立的传统观念,致力于构建优势互补、弊病共治的共生格局,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6]。社会发展视角,关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社会价值的融合,将城乡融合视为社会公平与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7]。在水平测度方面,研究方法日趋成熟。学者们普遍采用构建综合评价体系的方法,运用主成分分析[8]、全局主成分分析[9]、熵权法[10]、等计量工具进行量化评估。例如,王哲从社会、经济、人口、生活与生态环境五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度安徽省城乡融合[11];温涛等人基于经济、公共服务与空间环境三个维度评估全国省域水平[12];刘荣增与赵亮则从经济发展动力等四个层面选取21项指标,系统评估全国高质量融合水平[13]。这些研究为精准识别区域差异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在探讨四川省城乡融合的实现路径方面[14],现有研究从不同层面提出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思路。王世凤强调以省级战略为引领,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与农业短板补齐来提升县域融合水平[15]。夷萍从集体经济资本化运作、市场化平台创新及相关法律保障完善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城乡要素互通与价值实现的建议[16]。朱柳松则从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基础设施联通、人力资源提升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五个维度,系统构建了内江市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体系[17]。这些研究为四川省分类施策、因地制宜推进城乡融合提供了多元的实践参考。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石,但仍存在可深化之处:1) 现有关于城乡融合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全国或典型省份,针对四川省这一西部重要区域的系统性研究仍较为缺乏。2) 在指标体系构建上,多数研究未能充分纳入社会、经济、空间与生态等多维度的融合特征,难以全面反映城乡融合的系统性与整体水平。基于此,本文以四川省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法构建涵盖社会、经济、空间、生态四个维度共21项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系统测算其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该研究不仅有助于弥补现有文献在四川地域研究上的不足,也为西部地区城乡融合的理论探索与政策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框架。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城乡融合发展内涵和内在逻辑,综合考虑评价指标的科学性、数据可获得性,构建包含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空间融合、生态融合4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的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weight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Sichuan Province
表1. 四川省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计算方法 |
指标属性 |
权重 |
经济融合 |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负 |
0.014 |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 |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负 |
0.023 |
二元对比系数 |
(第一产业产业值/第一产业人数)/(第二三产业
产业值/第二三产业人数) |
正 |
0.124 |
人均GDP |
地区生产总值/常住人口数 |
正 |
0.110 |
城乡恩格尔系数比 |
城镇恩格尔系数/农村恩格尔系数 |
正 |
0.005 |
社会融合 |
城乡有限广播覆盖率 |
城镇有限广播覆盖率/农村有限广播覆盖率 |
正 |
0.040 |
城乡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数之比 |
城镇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农村每万人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
负 |
0.004 |
城乡基础教育支出比 |
城镇教育支出/农村教育支出 |
负 |
0.024 |
城乡医疗保健支出比 |
城镇医疗支出/农村医疗支出 |
负 |
0.010 |
城乡养老保险覆盖率 |
城乡养老保险人数/常住人口数 |
正 |
0.062 |
城乡失业保险覆盖率 |
城乡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常住人口数 |
正 |
0.252 |
空间融合 |
城乡人均住房面积比 |
城镇居民住房面积/农村居民住房面积 |
负 |
0.013 |
人口城镇化率 |
城镇人口/常住人口 |
正 |
0.028 |
城市空间扩张 |
农作物播种面积/建成区面积 |
正 |
0.174 |
生态融合 |
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生活垃圾处理率 |
正 |
0.010 |
城乡污染治理 |
污水处理率 |
正 |
0.030 |
森林覆盖率 |
森林面积/总面积 |
正 |
0.047 |
绿化覆盖率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 |
0.030 |
3.2. 研究方法
为规避主观赋权偏差,本研究采用熵值法对四川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该方法依据各指标数据自身的变异程度,客观地确定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建立原始矩阵并标准化处理假设在评价系统中有n个评价对象以及m项评价指标,则其构成的原始数据矩阵X为:
第二步,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式如下:
(1)
第三步:坐标平移(非负化处理)为后续计算信息熵,需保证数据值为正。标准化后的数据
可能出现零值,因此对其进行坐标平移。
(2)
式中,
为一个较小的正数平移量,通常可取0.0001,以确保所有
,从而满足熵值计算的对数运算要求。
第四步: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对象的特征比重,该比重可被视为该指标下该评价对象的概率贡献。
(3)
第五步: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值
(4)
第六步: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5)
第七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将差异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得到各指标的最终权重。
(6)
第八步:计算综合得分
(7)
3.3. 数据来源
研究范围涵盖四川省2013~2023年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2014年至2024年的《四川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针对部分缺失数据,采用了插值法进行科学合理的补充,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4. 结果与分析
4.1. 指标权重分析
综合来看,四川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2013至2023年间呈现出整体提升、区域分异和格局重构三大特征,这与本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密切相关。通过熵值法计算所得的各维度指标权重显示,经济融合和社会融合在评价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空间融合与生态融合相对次之。这一权重分布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经济与社会维度的高权重,反映出城乡融合的核心矛盾仍集中在发展差距与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结构性问题上。从测算结果看,成都市、德阳市等“第一梯队”地区的领先优势,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较高的城乡居民收入协调性、较为均衡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以及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这些关键指标的优化,推动其综合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其次,空间与生态维度的权重相对较低,并非意味着其在融合进程中不重要。在甘孜、阿坝等生态敏感区域,森林覆盖率和垃圾处理率等生态指标的实际改善,对其综合得分提升贡献显著。这解释了为何部分生态基础较好、环境保护成效明显的地区能够实现“追赶式”增长,部分抵消了其在经济和社会维度上的相对弱势。再者,从权重结构可以看出,当前阶段的城乡融合仍以“缩小差距、均衡配置”为核心任务,因此直接反映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与机会公平的经济社会指标被赋予更高重要性。但随着融合进程的深入,空间布局优化与生态环境共保的权重有望逐步提升,这也符合城乡关系从“单向辐射”向“双向互动、功能互补”演进的内在逻辑。
综上所述,指标体系权重的设定与结果表现具有内在一致性:经济与社会融合是现阶段决定城乡融合水平的关键维度,而生态与空间融合则为区域特色化发展和可持续融合提供了重要支撑。这既增强了模型结果的解释力,也为后续分类施策、精准推进不同区域城乡融合提供了理论依据。
4.2. 四川省城乡融合发展时空演进分析
1) 城乡融合水平呈稳健上升趋势,发展韧性显著
由图1可知,2013~2023年,四川省全域的城乡融合水平呈现持续稳健的上升态势。绝大多数地市州的综合得分均实现显著增长,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成都市得分从0.416上升至0.604,自贡市从0.282增长至0.395,攀枝花市从0.438提升至0.528。这一普遍性增长表明,四川省在过去十余年间所推行的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政策以及城乡一体化改革取得了系统性成效。增长过程并非线性高速突进,而是表现为一种波动中上升的韧性发展模式,部分城市在个别年份偶有小幅回调,但整体向上趋势明确。这反映出四川省城乡融合进程具备了较强的政策适应能力和内生增长动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正在更广泛地惠及城乡区域,发展的整体性与协调性不断增强。这种持续改善的趋势,为全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奠定了坚实的量化基础。
2) 区域间发展梯度差明显,核心城市引领作用突出
表2揭示出四川省内不同区域间的城乡融合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形成了清晰的发展梯队。成都平原经济区的核心城市,如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其综合得分常年稳居前列,构成了发展的“第一梯队”。尤其是成都市,其得分远高于其他地区,显示出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强大的资源集聚与辐射带动能力。与之相对,川西高原及部分川南地区的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等,尽管自身增速可观,但绝对得分仍处于全省低位,构成了“第三梯队”。这种梯度差异是自然地理条件、历史发展基础、经济产业结构与政策红利投放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它表明,核心城市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分工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引领作用;但同时也提示我们,区域间的绝对差距依然是未来推动全域融合所需面对的关键挑战。
Table 2. Comprehensive values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variou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Sichuan Province in 2013 and 2023
表2. 2013、2023年四川省各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综合值
地区 |
2013 |
2023 |
平均值 |
成都市 |
0.416 |
0.604 |
0.517 |
自贡市 |
0.282 |
0.395 |
0.345 |
攀枝花市 |
0.438 |
0.528 |
0.471 |
泸州市 |
0.291 |
0.401 |
0.350 |
德阳市 |
0.370 |
0.485 |
0.417 |
绵阳市 |
0.347 |
0.455 |
0.409 |
广元市 |
0.370 |
0.455 |
0.413 |
遂宁市 |
0.289 |
0.390 |
0.335 |
内江市 |
0.314 |
0.428 |
0.383 |
乐山市 |
0.316 |
0.454 |
0.392 |
南充市 |
0.349 |
0.428 |
0.391 |
眉山市 |
0.331 |
0.447 |
0.390 |
宜宾市 |
0.308 |
0.410 |
0.365 |
广安市 |
0.330 |
0.400 |
0.367 |
达州市 |
0.348 |
0.397 |
0.368 |
雅安市 |
0.278 |
0.442 |
0.358 |
巴中市 |
0.389 |
0.447 |
0.401 |
资阳市 |
0.360 |
0.442 |
0.398 |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
0.206 |
0.375 |
0.291 |
甘孜藏族自治州 |
0.168 |
0.436 |
0.284 |
凉山彝族自治州 |
0.268 |
0.382 |
0.320 |
数据来源:熵值法计算所得。
3) 后发地区增速亮眼,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初现
部分初始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出强劲的“追赶”势头,增速显著。例如,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得分从2013年的0.168大幅跃升至2023年的0.436,增幅高达160%,远超全省平均水平。类似地,阿坝州、凉山州以及雅安市等地的增长幅度也颇为可观。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它表明省级层面的精准扶贫、区域对口支援、重大基础设施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等政策干预发挥了关键作用,有效激活了后发地区的发展潜能,促进了全省城乡融合进程的“收敛”效应。尽管绝对差距依然存在,但相对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一个由核心引领、多点支撑、后发追赶的全省域城乡协调发展新格局正在初步形成。这为下一步精准施策,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供了积极的信号和实证依据。
Figure 1. Map showing the level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Sichuan Province
图1. 四川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图
5. 结论与建议
基于对四川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系统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稳步提升,但区域分化特征明显。成都作为全省增长极,城乡融合水平持续领先且增速稳定,对周边形成有效辐射;部分地市如攀枝花、德阳、绵阳等逐步形成区域次中心,发展较为均衡;川东北、川西等部分地区起步较低但后期增长加快,反映出政策与基础设施改善的积极成效。
2) 尽管整体城乡融合水平不断提升,但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部分地市增长乏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畅等结构性问题。尤其在产业结构单一、地理区位边缘的地区,城乡融合质量与速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为推动四川省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聚焦辐射带动与功能疏解,防范过度虹吸
以成都及周边德阳、绵阳等第一梯队城市为代表,需要从“集聚发展”转向“辐射带动”。在持续提升城市能级的同时,应着力构建跨区域产业链协作机制,鼓励总部经济、研发设计等高端功能留在核心区,而将生产制造、物流仓储等环节有序向周边县市疏解。推动创新要素、公共服务向周边地区梯度扩散,变“虹吸效应”为“溢出效应”,真正发挥增长极的辐射引领作用。
2) 强化产业特色与枢纽功能,培育多极节点
以攀枝花、宜宾、南充等第二梯队城市为代表,重点在于巩固其区域次中心地位,打造特色增长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上,聚焦1~2个主导产业做精做强,形成与核心区错位互补的产业格局。同时,完善区域性交通物流枢纽和商贸中心功能,提升其对周边县域的要素集聚与服务能力。在要素保障上,可适度倾斜,支持其通过园区共建等模式,承接核心区产业转移和功能外溢,成为连接核心区与外围地区的战略支点。
3) 突出生态价值与精准扶持,实现特色振兴
以阿坝、甘孜、凉山以及部分川东北地市为代表的地区,需要夯实基础、补齐短板、挖掘特色上。建立和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碳排放权、林业碳汇等生态权益交易,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产业发展应摒弃贪大求全,聚焦于特色农牧业、生态旅游、清洁能源、民族文化等优势领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需持续加大,但应更注重精准有效,特别是提升教育、医疗等软性服务的可达性与质量。鼓励通过对口支援、定点帮扶等机制,引入外部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激活内生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