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乡村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罪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2]。民俗文化在乡村生活中是重要的精神文化，其传承与发展对于乡村振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民俗文化在发展中表现出极强的封闭性，发展受到了限制。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报告指出，民族地区传统民俗文化面临传承主体作用发挥不足，同时也有学者提出民俗文化当前的传承制度建设不健全[3]、传统民俗人文生态弱化[4]、传统民俗技艺传承人才数量不足、年龄断层以及性别比例不均以及传统民俗文化传承手段乏力等多重挑战[5]。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文化多样性保护，更制约了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本研究以广西W村为案例，旨在深入剖析裴圣文化节对当地社区发展的具体影响及促进作用，总结民俗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治理的协同路径。
2. 以往研究成果概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了文化遗产在减贫和社区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文化能够为社区带来经济收益和社会凝聚力[6]。Seaga，Edward在其研究指出民俗文化在社区发展过程中通过融合其他学科的内容影响着社区成员的生活以及发展[7]。在中国农村社区的发展中，文化与各方面都有联系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民俗文化作为在农村地区发展传承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在农村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经济效益与文化传承上，民俗文化不仅能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还能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实现能带来经济效益又能将优良的文化传承的双重效应。显而易见当前乡村旅游多样化、个性化、差异化、特色化的重要载体就是本土的民俗文化，其对乡村旅游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依托乡村旅游的发展能更好的传承好、保护好、利用好民俗文化，有利于增强民俗文化保护的自主造血能力，实现民俗文化保护可持续长久发展[8]。此外民俗文化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有：一定程度决定着居民行为的观念和理念，以及具有教育和陶冶功能，提高社区居民的凝聚力，能够促进社区居民的人际交往和和谐社会建设[9]。从国家层面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国家基层社会治理是一种互益互补的关系[10]。所以活化非遗民俗文化，不仅契合社会与时代的关切，也发挥着维系乡村共同体，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11]。具体来说民俗文化产业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优势，并有学者已经提出了民俗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可实现路径建议[12]。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的发展中，需继续坚持文化与经济双轮驱动，努力探索更加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推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文化的繁荣，最终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和现代化[13]。
依据现有研究来看，民俗文化在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德治)通过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独特的价值内涵，弥补了乡村自治与法治的不足，从而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的良好乡村治理体系[14]。在这个体系中强调文化根脉与乡村发展的内在联系，能实现农村社会的良性调控与秩序维持[15]。如内蒙古达慕大会[16]、贵州村BA [17]等民俗体育活动不仅让村民以自身实践传承民族记忆，更是在活动中强化了文化认同。在这种文化认同重构的过程中集体记忆会进行建构与再生产。也就是说周期性的举办民俗活动能让村民能反复体验与感受传统文化，形成共享的集体记忆，并让民俗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以此来看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发展能有效的促进村民的文化认同与乡村文化的振兴。更为重要的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核心是精神价值的重塑与内生力的激发，以文化铸魂推进乡村振兴[18]。这一过程民俗文化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民俗文化保护性传承中[19]完善乡村文明精神建设以及通过文化滋养提升乡风文明[20]并推动经济发展。
作为极具地方特色的乡村文化，民俗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了乡村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民俗活动的开展既保留了乡村传统文化的内核，又能随着时代的变迁推动新的文化资源不断涌现，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而民俗文化以其所具有的经济价值通过文化赋能[21]、产业融合(民俗文化旅游) [22]等方式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文化振兴与乡村产业振兴协同发展。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民俗文化参与乡村治理或乡村振兴推动文化保护，对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契合性并未做更深入的探讨、以及对民俗文化对农村社区发展的相互影响研究相对不足。本研究以广西北流市W村裴圣文化节为案例，深入分析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的互动机制和实践路径。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范式，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访谈法、田野观察法为研究提供多层次、多维度的证据链，确保研究结论的深度与可信度。
本研究以W村为例基于其高度的典型性与代表性，不仅拥有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裴圣文化节，还在乡村治理领域获得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国家级荣誉；而且W村的裴圣文化节具有清晰的发展脉络从自发行动到政府主导再到形成国家级品牌，其轨迹完整呈现了中国当代乡村民俗文化与现代化的契合发展路径。以W村为例可以揭示文化资源是如何被系统性的整合进乡村的治理体系中，探讨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的互动机制，以及理解文化政策、民俗文化商业化与地方变迁之间的关系。同时为全面了解文化节的动态过程，本研究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时间跨度为2025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覆盖了裴圣文化节的前期筹备、举办以及后期收尾三个阶段。此外本研究采取有滚雪球抽样法，确保访谈样本的多样性与代表性，针对研究目的选取不同村民作为访谈对象，再通过受访者的推荐获取更多访谈者，涵盖村干部、乡贤、裴圣文化传承者、村民共25名，具体构成：年长村民(7人)、中青年(6人)、村干部(2人)、裴圣文化传承者(4人)、乡贤(3人)。
3.2. 理论框架以及适用性分析
本研究以文化治理与文化资本理论为基建，构建“治理–资本”的双核驱动框架，探讨在当前乡村发展过程中，民俗文化作为如何核心资本通过一系列的治理实践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互动，激发村落的内生发展动力，从而实现民俗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以及与农村社区的互构发展。
文化治理是将文化作为社会治理的工作和手段[23]，通过文化资源的配置与优化等实现治理目标[24]。将民俗文化纳入乡村治理就以文化治理视角来看就是将文化转化为治理资源与治理过程，以民俗文化中的道德规范、组织形态以及仪式等结合乡村治理现状形成乡村治理体系。文化资本理论引入到本研究来看，W村的裴圣文化节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等就是它的文化资本；而它所具有经济资本表现为货币、资产等实质性的物质财富；社会资本则体现为社会关系网络、信任资源和社会声誉等非物质资源。文化治理理论解释裴圣文化的文化资本为何能以及如何在W村得到系统性的转化，这其中是存在着权力操控的实践过程。在文化治理的逻辑下，政府与村干部将自发的民俗活动进行包装认证，申报“国家节庆文化品牌”，运用国家权力赋予裴圣文化制度化资本，同时政府对裴圣文化资本的整合，不仅实现了对乡村的规范化治理，也能使W村的文化资本更易管理并趋于商业化。因此文化治理是民俗文化得以“资本化的前提”，通过权力的介入完成对民俗文化的价值转化，为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协同搭建了平台。
二者耦合点在于文化治理是对文化资本的调动与运用过程，文化资本则是作为文化治理的核心对象与媒介。以这个框架对民俗文化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可以揭示民俗文化如何从传统“遗产”转变为乡村治理的潜在“资本”，以及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民俗文化又将得到何种重塑。
4. W村裴圣文化节与乡村治理现状
4.1. 裴圣文化节
裴圣文化节是W村村民以纪念元代地方女英雄裴九娘为核心的地方民俗节庆活动。裴圣文化作为W村的一大特色活动，以往都是村民进行各家自行前往裴圣娘墓进行祭拜，活动规模较小，但至2002年起，W村在政府的带领下会在每年农历的三月十七日，举行裴圣娘节庆活动，后逐渐变成盛大的传统节日——“裴圣文化节”，开始闻名各地并在2016年获评为国家级“节庆文化品牌”。
4.2. 乡村治理体系
广西北流市W村作为拥有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广西生态特色文化旅游示范村、第三批乡村治理示范村称号的乡村，W村坚持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健全“镇党委–村党支部–党员中心户”党组织体系，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共建互联，深入推进“一村一警”“三官一律”等治理模式在W村落地见效。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由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推行网格化治理，以村支书负总责，村“两委”班子为网格长，由乡贤代表、党员、村民小组长当网格员，全村共划分20个网格，设立网格员31名，每个网格建立一个网格群，实现了网格化管理全覆盖，充分利用基层力量治理乡村。
4.3. 裴圣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契合性
源于对元代女英雄裴九娘的纪念与信仰，裴圣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在当地乡村治理与文化传承中具有较高的契合性。在W村的村规民约中体现了裴圣文化的精神内涵–团结互助、敬老爱亲、爱护环境；村内设立的“文明大讲堂”是以裴九娘的故事为教材，通过讲述她的英勇事迹将抽象的道德规训转化为实际的本土榜样，使村民尤其是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处理村内公共事务时，村民志愿队秉承裴圣精神中“保境安民”，激发了村民的自豪感与参与积极性；在矛盾调解方面，裴圣文化所倡导的和谐、礼让精神在村民发生矛盾时更倾向于协商解决，形成了“有事先商量”的协商议事制度；更重要的是，每年固定举办的裴圣文化节，通过共同的仪式，重温集体记忆，强化了村民的文化认同以及社区凝聚力。
4.4. 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张力
裴圣文化节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品牌形象，激活了W村的经济发展动力，与W村的乡村治理存在一定的契合性，但通过实际的田野调查发现，在裴圣文化参与乡村治理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文化原真性与商业化等冲突，其主要源于文化商业化浪潮与治理权力关系重塑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带动经济发展对裴圣文化节的文化内涵以及社区发展根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1) 文化原真性与文化商业化的冲突
从自发组织的社区祭祀变成精心策划的文化节，虽为裴圣文化塑造了品牌形象，但随之而来的商业化也侵蚀着裴圣文化独有的文化原真性，其文化内核开始被弱化。访谈中，多名长者表达了对当前裴圣文化商业化的失落感，“在裴圣文化节还没搞起来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准备祭品爬上那牛毛领去祭祀，满怀诚意的求裴圣娘庇佑，但这个文化节搞起来后，游客开始比本地人还多，到处都在卖东西，什么节目表演都是做给游客看的，但我说实在的有几个游客是诚心祭祀的？都是来凑热闹的，对那份对裴圣娘的敬重都快要被淡化咯。”。这种文化神圣感淡化的背后实际上是村民的信仰与情感和文化商业化所追求的效率与利润产生了碰撞。文化商业化的引入虽能带来知名度与推动经济发展，但将传统的祭祀空间转为现代的消费空间，对村里老一辈而言，就是他们所追求的神圣文化体验转变为肤浅的表演，民俗文化所具有的社区精神纽带作用开始被削弱。
2)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公平性问题
W村的裴圣文化节所具有的品牌效益以及在政府的主导的商业化浪潮下，已实现为W村创造了实际的经济效益。但由于初始并没有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直接暴露出利益分配中的公平性危机，引发了对“团结互助”这一核心价值观的挑战。访谈中一位中青年村民就对这个问题表露了其真实想法，“文化节刚起来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出人出力，维持秩序，打扫卫生，但是赚钱的时候就没考虑到我们了，庙里摆摊卖香火的摊位和好位置的小吃摊都是给有关系的那些人摆的，赚的钱也是归他们自己，我们啥也没得到，换谁能平衡？”。这种成本共担利益不均的现实，给村民带来了相对剥夺感，对村内团结也带来了挑战。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是在W村治理体系中，村干部与乡贤作为治理精英，掌握着裴圣文化节中摊位、场地等经济资本的分配权，他们会优先将这些资源分配给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以及能实现治理目标的群体(本地大户、商户等)。如某位村干部表示“文化节发展肯定要有本地商户的支持啊，要想合作肯定要给点好处的，所以那些好摊位得先给他们，这样后续要他们配合参与治理以及提供经济资助就都好说了”。故而就算村民贡献了具体的劳动，却无法在文化资本转化成经济资本的链条中获取应有的回报，这种不公平感严重侵蚀裴圣文化所蕴含的互助精神内核，影响社区凝聚力的形成。
5. 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协同机制
以实践来看，W村的裴圣文化与乡村治理之间存在一体两面的关系，一方面裴圣文化内在的“团结互助、保境安民”的精神内核为乡村治理德治与法治结合提供了价值遵循，另一方面文化节作为文化资本卷入了市场化与权力博弈的旋涡中，不可避免的带来文化原真性消解、利益分配不公等内在张力。但W村通过构建裴圣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协同机制，不仅有效解决了文化资本转化过程中产生的内在张力，还成功实现了文化与治理的协同互构。其协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5.1. 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治理
裴圣文化节在2016年获评为国家级“节庆文化品牌”，使W村成为Y市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和“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一个示范点。故而当地政府与村干部积极将裴圣文化所具有的文化资本进行转化，通过与旅游、农业等产业融合，实现了向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转化。同时借以文化节进行社区社会网络的构建，吸引外部资源的流入，增强社区的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W村借由裴圣文化节的知名度通过吸引外资整合村内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建成颖川文化山庄、狮子峰生态旅游景区等景点，走上了“乡村美、产业旺、村民富”的道路。文化节所带来的游客拉动当地的餐饮、住宿、交通等消费，为相关产业发展起到带动作用，村民收入得到增加。
自裴圣文化节规模化举办以来，W村旅游收入年均增长30%，建立了相应的旅游合作社，W村的村民都参与分红，不仅解决了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村民收入得到提升，实现了经济效益共享的局面，并推动村内经济结构从单一农业向农文旅融合转变。通过文化节活动，村民们看到了民俗文化的价值，内生发展动力被激发，积极参与到文化旅游、特色农产品销售等产业发展中，开发出具有文化特色的农产品包装和品牌，通过文化节的展销平台，提高了农产品的知名度和销量；同时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村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包括景区工作人员、餐饮服务人员、导游等，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激发了村民的创业热情，鼓励他们开展与旅游业相关的创业活动，进一步推动了W村经济的发展。这些都为农村治理提供了夯实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提高了村民参与治理的意愿，为农村治理吸纳更多的年轻人才，破解农村“输血难造血难”的困境，持续为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提供重要动力。
5.2. 文化资产厚植治理根基
裴圣文化经过多年的发展，既是W村的一个特色IP，更是乡村治理的高效模式。在社会层面，文化节的筹办将村民联系在一起，增强了村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了村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促进了社区凝聚力的提升。在访谈中不少村民都说文化节让整个村落更加团结，心都往一块聚。“在裴圣娘庙会期间，不管是男女老少，大家都会自发捐款筹备活动资金，参与组织策划工作，懂得仪式流程的长辈会带着年轻人一起进行布置，会舞狮、表演的会提前进行演练，从庙会开始到结束都是全村人一起参与，共同把这庙会搞好办好”。而随着文化节知名度的提高也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自信，通过游客对裴圣文化的喜爱和认可，村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本土文化的价值，从而更加积极地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如村民说道“这个裴圣娘文化节是我们这边最盛大的节日了，很多其他地方来的人都会来祭拜沾沾福气，那几天都是挤满了人，那场面看到都欢喜，可热闹了！”这种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是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粘合剂，使村民自发地积极地参与到村内公共事务中，遵守村规，维护村集体荣誉，从而提高了W村的治理效能。年轻一代也开始投身到裴圣文化节的传承中来，他们从父辈手中接过传承的担子，通过参与组织、策划、表演等方式深度认识掌握本地的传统文化，成为文化传承的新生力量。不仅如此，在访谈村干部时，他们曾表示“在我们村，村干部以及骨干的选举会优先考虑那些懂得并认可裴圣娘文化，参加过文化节筹备的青年，举办文化节相当于是对他们的考验，他们办得好才证明他们有能力”。通过赋予年轻人责任、荣誉和施展才华的舞台，让他们在“干事创业”中完成文化的“体验式传承。这些熟悉家乡文化、具备实践能力的年轻一代在实践过程中，他们逐渐由“文化参与者”成长为“乡村治理者”，成为了村干部、网格员、乡贤骨干的后备军，为W村文化继承与乡村治理提供了人才保障，使传统文化传承后继有人，同时也为村里的治理队伍注入了新的活力，保障了乡村治理的可持续性。在治理的实践过程中，裴圣娘文化中所蕴含的道德内核是村规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倡导的文化价值观结合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了村民自治的行为约束。同时村内还成立了“民俗文化理事会”，吸纳了村民代表、文化传承人、村干部参与，负责文化资产的管理以及村内公共事务(协调邻里矛盾、社区建设)的治理，让文化组织成为乡村的“共治载体”，村民不再是治理的旁观者，而是实践者。
5.3. 文化治理激活传承活力
W村贯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制度，并通过整合村内资源形成了政府引导、居民参与、多方协同的乡村治理体系。在这个治理体系中纳入了传统的文化元素，乡贤骨干既是裴圣文化的传承者，又是乡村治理的实际参与者，村级事务决策上，基本上是以“乡贤理事会”的传统议事形式解决村内大大小小的事情。“在村里遇到事我们会由村内推出来的事务主持人组织大家开会进行商量，遇到纠纷也是，大家聚在一起有商有量的解决”。同时在裴圣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村民将民俗中尊老爱幼、生态保护、邻里互助等优良传统转化为了具体的约束条款。这将抽象的文化形态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村民在遵循村规以及进行事务的决策时就是在践行传统的文化理念，使文化价值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传承与实践。村内议事中心就是裴圣娘庙旁的古树，“我们平时村里有事或者举办活动就在村庙旁边那棵古树下一起商量，邻里有些小矛盾也是在那解决”，村民活动中心就是文化节期间进行民俗表演的戏台，“我们就喜欢在戏台那下下棋、聊聊天，晚上跳个广场舞”。W村将闲置的文化空间改造成治理空间，使文化空间因其持续的价值利用得到维护，公共空间成为了承载文化记忆与社区联结的活化载体。W村还善于将文化资源转化成可驱动的文化资本，成立了相应文旅组织，整合村内文旅资源打造独具特色乡村文化IP和相关文化主题旅游景点，如裴圣公寒山庙、民俗文化广场等，深入挖掘裴圣文化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不仅乡村吸引力与竞争力也让文化成为乡村发展的核心IP，形成文化保护与乡村发展的双向反馈。
综上，W村的民俗文化既是承载了历史与传统的载体，更是乡村治理的有效工具。该村的乡村治理行为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具体实践，它并非通过简单的行政掌控而是以引导和赋能的机制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标。通过文化治理的转化，将文化资本转化为多种形式，为乡村治理提供物质基础，并夯实了治理根基，而良好的治理环境激活民俗文化的传承活力，让民俗文化在治理中实现活态传承，形成互相促进的正向反馈。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广西W村裴圣文化节的案例分析，揭示了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存在的复杂辩证的互构关系。研究表明，裴圣文化节是W村的乡村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动态场域。文化参与治理实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对于建立起独具特色的治理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商业化与权力博弈的过程，伴随着文化原真性、利益分配失衡的风险。这种冲突与协同并存的现实，构成了当代乡村文化治理的真实图景。本研究将文化治理与文化资本理论置于W村的治理实践中，揭示了权力主导的文化治理在基层实践中的复杂性，即当文化纳入乡村治理体系并被转化为资本时，会催生新的社会矛盾与权力博弈，深化了对文化治理“双刃剑”效应的认识，同时也表明文化资本的转化并非完全公平，依赖于行动者在权力网所处位置，强调了文化在乡村场域中作为权力争斗关系的一面，为理解乡村内部的阶层分化以及利益冲突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W村在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的成功实践，是由于W村具有强大的基层组织，为文化节的规模化、品牌化运转提供了组织保障，以及裴圣文化独有的文化内核为W村治理提供了珍贵的价值遵循，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与文旅融合发展的良好政策背景，为裴圣文化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外部动力与合法性。因此，其他乡村在借鉴W村的实践经验的同时，不仅是效仿节日举办等形式工作上，更要着力构建平衡文化赋能与包容性治理的制度框架，结合本土文化，以活化文化传承凝聚乡民人心，构建治理共同体破解治理难题，实现从文化遗产的静态保护转为动态活用，在传承中赋能乡村振兴，走出一条具有文化特色的乡村治理新道路。
NOTES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