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儒家文化以其强大的包容性与凝聚力，逐步跨越天山南北，成为连接西域与中原的文化纽带。其中，吐鲁番地区既是历代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支点，也是儒家文化向西传播的重要枢纽。唐代，吐鲁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治下的正州——西州，得益于唐廷的有效治理，西州儒家文化的发展达到了鼎盛。
吐鲁番地区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对于儒家文化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前贤多有述及。陈国灿通过对出土文书的考察，指出高昌虽然在形式上是一个独立政权，但其语言文字、文化传承、宗教信仰与中原具有一体性[1]。孟宪实也认为高昌全面承袭了汉文化，尤为重要的是，孟宪实指出唐朝平定高昌后州县化的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昌的汉文化传统[2]。不过，他们对吐鲁番地区的儒家文化并未展开论述。崔广庆、李宝林梳理了高昌王国时期儒学文化发展的脉络，指出高昌国时期儒学的传播与发展几乎是全方位的[3]。中原文化在高昌多元文化中占据主体地位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
关于唐西州时期的研究中，姚崇新考察了唐代西州的官、私学教育，指出即使是在中原地区官学制度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西州官学仍维持着良好运行[4] [5]。董永强以丧葬为切入点，探析唐代西州陪葬《孝经》习俗的由来，指出唐代官方对孝道的推崇深刻影响了西州[6]。这些研究颇具启发性，但仅从侧面展开，从全局角度考察唐代儒家文化在西州的传播与发展的研究尚属未见。
目前学界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对吐鲁番地区包括汉传佛教、道教、儒学在内的中原文化的全方位考察，对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尚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在时段方面，多以麴氏高昌时期的中原文化为研究对象，对入唐后西州儒家文化的研究则稍显不足。基于此，本文拟系统性地梳理唐代儒家文化在西州传播与发展的进程，进而探讨唐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儒家文化在当地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2. 西州儒学发展的基础
唐代，西州儒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原与西州之间的文化交融日益密切。一方面，唐王朝继承了麴氏高昌国儒学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唐朝通过将中原制度全面推行至西州，为儒学在西州深入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2.1. 麴氏高昌的儒学积淀
汉晋以来，中原移民不断涌入吐鲁番盆地，在当地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格局。统治吐鲁番地区近一个半世纪的麴氏高昌由汉人建国，其上层阶级也以中原移民为主，对儒家文化展现出了高度重视。高昌王麴嘉曾遣使向北魏称臣，求取五经诸史等儒家经典，同时请求以国子助教刘变为博士前往高昌传授儒家学说。
《周书》记载“(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7]，《梁书》也称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8]，佐证了儒家经典在高昌的传播。在麴氏高昌国时期的墓葬中也发现了《论语》《孝经》《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及《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中原王朝官修史书，可见麴氏高昌的儒学已经有了初步之发展。
据《唐故西州交河县唐君志铭》记载，志主唐护“祖讳谦，任伪学博士，三冬之畯，久着为初；五柳之方，标于玆代。父讳明，任伪学博士；并门袭英风，代传文石，积善之庆，其在兹乎？”[9] (p. 562)。所谓“伪学博士”是指唐护祖父、父亲曾相继担任麴氏高昌的博士。唐护家族的事例证实了麴氏高昌不仅设有专门教授儒家文化的博士这一官职，而且已经出现了诗书传家、父子相继的博士家族。
此外，在高昌王宫中还悬挂着鲁哀公问政孔子的图像。鲁哀公问政孔子是儒家典籍中表现君主求贤若渴的经典场景，麴氏高昌国将之绘于王宫，既是对儒家“为政以德”政治理念的认同，也是在向臣民传达尊儒的信号，极大地提升了儒学在高昌国的社会地位。麴氏高昌丰厚的儒学积淀，为唐朝制度在西州的顺利实施与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2. 中原制度的全面移植
高昌平定后，唐太宗力排众议设立西州，首次将西域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治理体系当中。唐朝在实施州县制的同时，将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制、乡里制、户籍制等制度同步在西州推行。唐朝摒弃了夷夏之别，将西州与内地州县等而视之。
西州初设之时，清查户口、土地成为了首要的工作。贞观十四年八月平高昌，当年九月就已经出现了编制完备的《唐贞观十四年西州高昌县李石住等户手实》。表明在短短一月之内，唐朝就已经展开了清查人口的工作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手实是唐代编制户籍的主要依据，“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为乡帐”[10]。户籍制度的顺利实施使得西州百姓成为唐朝政府管辖下的编户齐民，稳固了基层社会的秩序。
均田制也在西州得到了推行，吐鲁番文书中大量关于授田的记载充分证实了此事。唐政府将大量土地授予西州百姓，不仅使得西州民众在生活上获得了保障，而且使得儒家安土重迁、重农务本的思想潜移默化地融入西州基层社会。唐政府的种种举措，迅速安抚了民心，稳定了西州的社会，为儒家文化的深入传播创造了坚实的保障。
唐朝在推行中原制度的同时，力图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儒家文化融入西州社会。唐朝在西州设置高昌、天山、蒲昌、柳中、交河五县，县下设有乡、里，与中原地区一致。在高昌县的十三乡中，有崇化乡、太平乡、顺义乡、尚贤乡、归德乡、归义乡等名称，充分体现出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乡里是社会治理中的基本单位，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融入乡里名称之中，意味着西州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将儒家思想从纸上的文字转移到了现实中的生活场域。
3. 西州教育体系的建立
唐朝通过将官学制度推行至西州，在当地构建起官学与私学并行的教育体系，进一步将科举体制覆盖到西州，凸显儒家经典作为教材的核心地位，推动儒学在西州的传播与发展。
3.1. 官学体系的推行
唐朝建国伊始即高度重视儒学，武德元年，“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百余员，郡县学亦各办置生员”[11]，初步建立起官学教育体系。武德七年(624)高祖下诏“诸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12]，将官学教育全面推行至州、县、乡、里。太宗年间，更是大力发展儒学，尊孔子为先圣、宣父，令各州学、县学兴修孔子庙。唐太宗广征天下名儒讲学，当时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国都派遣子弟入京师求学。太宗又命颜师古考证五经，颁行于天下，命孔颖达撰修《五经正义》，统一经学。由此，唐代儒学空前繁荣，史称“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13]。在这一背景下，唐朝将中原地区的官学制度移植到了西州。
正如前文所述，麴氏高昌国的教育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的学官和学校教育。但是在当时的高昌，民众在使用汉字、习读儒家经典的时候仍然兼用“胡书”、“胡语”，儒家文化并未得到全面的普及，其儒学之发展与中原地区仍存在显著的差异。
按唐制，西州为上州，其州学应有“经学博士一人，从八品下。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医学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14]。其中，“经学博士掌《五经》，教授诸生。医药博士以百药救民疾病”。西州所下辖之五县，高昌县、天山县为上县，其县学应有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蒲昌县、柳中县、交河县为中下县，其县学应有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五人。后期唐廷还在西州设置西州都督府，作为中都督府，亦应有六十名官学生。
从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唐代西州官学的规模，粗略估算当时西州至少有二百七十名官学生。哈拉和卓古墓群曾出土一件《唐西州某乡户口帐》，为唐朝平定高昌之初清查当地户口的文书。这件文书是研究唐代西州官学教育的重要资料，现节选录文如下：
18 二人医学生
19 □州生
20 □县□生[15]
根据上述文书可知，唐代西州官学教育已推至州县二级，而且在学习儒家经典的学生之外，也有学习医术的医学生存在。目前发现的唐西州时期墓志中，《唐总章二年(669)张安吉墓志》的志主即是西州州学生。
3.2. 私学教育的补充
除了官学，唐代西州还存在私学。私学是对官学教育的补充和丰富，为推动儒家文化在西州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民间办理的私学出现，表明当时西州已存在一批熟读儒家经典，能够进行教学的人才。此外，私学的存在也从侧面印证了西州居民对于学习儒家文化具有强烈的主观意愿。
阿斯塔那363号墓出土的《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孔氏本郑氏注〈论语〉》和《唐景龙四年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诸五言诗》两件文书是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州学童卜天寿的课后作业。在文书的题记上有“西州高昌县宁昌乡淳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的字样。其中“义学”与“私学”的名称是通用的，均指代在官学之外、由民间办学的学校，可知卜天寿即是唐代西州的私学学生。卜天寿在十二岁时就已进入私学学习，其所学习的内容是儒家经典《论语》，在他所抄写的《论语》上还能够见到六首五言诗。
其中二首如下：
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醎池(嫌迟)。
明日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他道侧(札？)书易，我道侧(札？)书(难)。
侧(札？)书还侧(札？)读，还须侧(札？)眼看。[16]
这二首诗语言诙谐，妙趣横生，生动地反映了唐代西州的学校生活，应为卜天寿在学习之余的游戏之作，卜天寿作为西州学童，能够抄写《论语》，且能够熟练地使用汉语作诗，足见唐代西州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儒家文化的普及。
3.3. 儒家经典的广泛流传
唐代在官方的推动之下，儒家经典作为官、私学通用的核心教材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流传，出土的大量唐代写本成为儒家文化在西州传播的重要证据和研究资料。
唐代科举制进一步发展，开设明经、进士等科，尤其注重对儒家经典的掌握与理解。将《礼记》《左传》列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为小经。其中大经《礼记》，在今吐鲁番地区曾发现《曲礼上》《檀弓下》《坊记》的写本，均用郑玄注；《左传》则有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中的《成公十七年》《昭公二十二年》《昭公二十五年》《昭公二十六年》写本。中经《诗经》此前在高昌就已流传甚广，曾出土北凉时期的《毛诗·周南·关雎序》和《毛诗·大雅·荡之什·抑~云汉》写本。但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出土的《诗经》多为唐代官方修撰的《毛诗正义》写本。小经《尚书》目前在今吐鲁番地区发现7件写本，均为唐代写本，多为孔氏传。
此外，《论语》《孝经》虽然不在唐代科举考试中的正经之列，但被列为必须学习的儒家经典。这两部著作本身即是麴氏高昌国时期尤为流行的儒家经典，到了唐代又有进一步流传。唐西州时期的《论语》写本，以郑玄注本为主，前举卜天寿所抄之写本也是郑注，此外也发现了何晏所注的《论语集解》，这两个版本均流行于唐代，在《旧唐书·经籍志》所载《论语》注本中被列在前两位。唐朝崇尚孝道，《孝经》格外受到重视，唐玄宗曾两度为之亲自作注，以御注孝经颁行于天下，要求百姓每家每户应有《孝经》一本，大为推动了《孝经》在民间的普及。唐西州时期的《孝经》写本包括《孝经·诸侯~卿大夫~士人~庶人~三才~孝治》和郑玄注《孝经·卿大夫》，同时也发现了唐玄宗的御注《孝经》中的《五刑章》。
可以看出唐代西州的官、私学教育所采用的教材与中原地区一致，唐代官方修撰的《五经正义》及唐玄宗御注《孝经》在西州的传播，有力推动了西北边疆地区在思想上和中原的统一。唐代西州儒家文化的发展远超前代，这与唐朝将科举制覆盖到了西州是密切相关的。科举取士使得出身边陲之地的西州中下层民众也能得到进身之阶，大为激发了西州百姓对于学习儒家文化的热情。
唐写本《郑注论语对策》、颜师古《贤良策问》等文书更充分证实了科举制在西州的良好运行。特别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的一组策问残片，文书以问答为形式，策题出自《论语》《孝经》《尚书》《周礼》等儒家经典，考校内容为经义，策题之下为学生答策的内容，文书间或有老师的批改及评语。这组策问残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西州学生练习对策的景象，策问是唐代科举考试中重要的考试内容，西州学生苦练策问，以图参加科举为国效力，表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已经深切影响到了西北边陲之地。
4. 儒家文化对西州社会的影响
在唐朝的有效治理之下，儒家伦理道德深入西州基层社会，官学、私学教育兴盛，科举制度培养了一大批熟悉儒家经典、崇尚中原礼教的西州士人。唐代儒家文化在西州的传播与发展，推动了西州居民将忠孝仁义等儒家传统观念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
4.1. 儒家文化维护社会秩序
西州是多民族汇聚之地，除了汉人移民之外，还活跃着突厥、车师、铁勒等游牧族群及中亚粟特商贸族群。在唐政府的治理之下，西州各族群和谐共存、相互交融，族群之间的界限逐渐被淡化，形成了以中原儒家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共同繁荣的文化格局。儒家伦理道德在巩固社会秩序、维护西州长治久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唐朝将中原地区成熟的律令体系推行至西州，通过法律规范将各族群纳入唐朝的治理体系当中，对其一视同仁，从而维护了西州社会长久的稳定。而《唐律疏议》中“德化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核心精神也在西州社会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传播。
阿斯塔那363号墓中出土的《唐仪凤二年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卜老师为诉男及男妻不养赡事》即为儒家孝亲观念在西州法律诉讼中的反映，现录文如下：
1 仪凤二年四月 日宁昌乡卜老师辞
2 男石德妻汉姜
3 □□□师上件男妻，从娶已来，经今十一
4 □□□□咸亨二年，其男及妻遂即私出在
中缺
5 □□□两眼俱盲，妻□□□□□
6 □□□不应当。既是儿妻□□□□□□□□
7 □□□不取言教所由，谨辞。[17]
此件文书记载了宁昌乡民卜老师向官府上诉其儿子、儿媳拒绝履行赡养老人义务之事。卜老师在面对这一困境时，选择向官府求助，表明唐政府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及公信力，也说明子女应孝养父母在西州已经成为人所共识的准则。
在当时的西州，守孝等儒家伦理观念也备受推崇。如《唐贞观二十二年(648)西州高昌县史□备牒为隆达等遭丧以替人入学事》记载了唐代西州官学生因父母过世，需要在家守孝而找人代替自己入学之事。这类事件在西州府兵中也十分常见，如《唐开元二年闰二月蒲昌县牒为卫士范君住母亡准式丧服事》《唐开元二年三月一日蒲昌县牒为卫士麴义逷母郭氏身亡准式丧服事》二件文书均证实西州府兵在服役期间，如遇父母亡故，应为父母服丧守孝。
4.2. 儒家伦理观念的内化
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下，忠孝等思想在西州日益深入人心。盛唐时期的《唐开元年间西州交河县帖盐城为令入乡随俗巡貌事》文书中，所列交河县盐城居民人名如赵尽忠、陈义、陈思忠、冯仁德、唐贞、康弼、陈忠寿、白仁意、白玄德、房礼等皆为汉名[18]。而且从这些姓名中可以明显看出儒家仁义、忠贞、谦逊等思想已经被内化到了西域民众的心中，其中如康氏是昭武九姓中康国人的姓氏，白氏为龟兹国姓，均为常见的胡人姓氏，但在取名时已摒弃了胡人传统，取而代之的是以具有儒家特色的字词为名。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流行墓表，仅简略记录墓主人姓名、生卒年月、官职等基本信息，到了唐代，内容更加完备、内涵更加丰富的墓志取代墓表，成为西州墓葬中的主流。在出土的唐西州墓志中可以找到大量称赞志主道德高尚的词句。如《唐麟德元年汜相达墓志》中有“景行精洁，立姓忠贞。孝顺高明，才通永代”[9] (p. 520)；《唐咸亨四年(673)左憧熹墓志》中有“纯忠敦孝，礼数越常”[9] (p. 552)；《唐咸亨四年(673)海生墓志》中有“内怀忠孝，喻及乡小。外布淳和，名流郡邑。崇仁崇义，素自天生”[9] (p. 550)，无不凸显出对儒家忠孝仁义思想的高度认同。
除德行之外，一些墓志还着重称赞志主在儒学上的修养，如《唐咸亨四年(673)史住者墓志》中有“斯乃禀性纯和，景行修洁。三才俱备，六艺无亏”[9] (p. 548)。其中“三才”源自《周易》，指天、地、人，“六艺”则是儒家所推崇的君子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塑造出史住者符合儒家标准的君子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史住者的姓氏“史”为昭武九姓之一，其人应为粟特移民，史住者墓志中对其儒学修养的强调反映出西州多元族群通过学习儒家文化、主动融入中原文化体系的过程。
再如《唐开元七年(719)张行伦墓志》中有“盖慕儒风，妙闲经史，温良有美，匡辅当时”、“余风袭善，固学靡躬，清直克彰，名驰礼阁”[9] (p. 633)，夸耀张行伦祖孙三代在儒学上的造诣，展现出其家族已有深厚之儒学积淀，这一表述与中原诗书传家的传统高度一致。
女性墓志则多称赞志主对女德的恪守，“三行素著，四德早闻”成为女性墓志中的常用语，“四德”所指即妇德、妇言、妇功、妇容；同时也多推崇志主侍奉舅姑的孝行。反映出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已经深入西州妇女的日常生活，成为西州女性的共同行为准则。
5. 结语
唐代儒家文化在西州的传播历程，正是中原与西域文化交融互鉴的缩影。唐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将儒家文化渗透到西州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使儒家伦理道德逐步成为西州百姓的价值导向与行为准则。
唐王朝在继承麴氏高昌国深厚积淀的基础上，以具体制度为依托，以教育体系的建立为核心路径，逐步推动儒家文化的深入传播，最终使得儒家文化跨越族群与地域的界限，在西州地区深深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