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余敦康先生在《苏轼的〈东坡易传〉》里开篇就说到：“苏轼骨子里就是个儒学家。”[1]苏轼出生在一个具有儒家传统的家庭，从幼年起其父母就一直以儒家的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教育苏轼、苏辙两兄弟。因此，说苏轼的思想观念的构建是以儒家为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2]。作为一代儒学宗师，苏东坡的儒学著述之功主要凝聚于《易传》《书传》《论语说》三书，这三部书中的一部完全撰写于儋州，其他两部也是在儋州最终修订而完成的[3]。苏轼谪居儋州期间，常抒个人情性，但鲜少高谈阔论“经世济民”的儒家宏伟抱负，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他借由积极入世的实际行动展露其儒者情怀。三年的居儋时光，在苏轼心中，儋州已然成为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这块边陲的土地无疑为苏轼继续探索儒家哲学提供了一片广阔天地。
苏轼思想体系的逻辑过程应该说是嬗变于庄学、参证于佛学、禅学而归于儒学[4]。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中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峰，而“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伦理核心范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是包括苏轼在内的文人志士所信奉的人伦道德经典，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萌芽于夏商西周；先秦时期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四端”，恻隐之心即“仁”、羞恶之心即“义”、恭敬之心即“礼”、是非之心即“智”；荀子批判和发展孔孟的“仁学”思想；汉代董仲舒将“信”与“仁义礼智”四条德目并列，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提出；宋明时期，儒家五常发生根本性升华，这一时期的理学家们为其寻找内在的、超越的形上学依据，并将其上升至“天理”的高度；近代，作为儒家思想一部分的“仁义礼智信”被视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而遭到批判；之后，儒家五常经过“改造”后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了能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道德伦理思想。
“经世”即治理事务的实践行为，“经世之学”是“治国治民”的学问，“经世”是“儒学”的儒学的旨归。北宋时期的经世实践虽以“外王”事功为目标，但其理论重心仍在于“内圣”修养；直至明末清初之际，这一思想才得以被明确提出。然而，苏轼突破了所处时代偏重“内圣”修养的局限，将学问用在匡时济世上，为后世提供了经世儒学的范本。
2. 仁
“仁”居五常之首，那何谓“仁”？《说文解字·人部》：“仁，亲也。从人，从二。”[5]从字形上看，“仁”的甲骨文、金文和篆文皆从人，从二，“仁”的含义与人之间的互动有关，衍生为人与其互动对象之间的关系亲近、友爱和和谐。“仁”被视为儒家思想中最高的道德标准。《论语》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6]爱人即爱亲人，爱他人，最终由人推物，爱世间万物。“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6]，孔子认为“仁”之根本在于孝敬父母、关爱兄弟姐妹。“仁”的起点是由血缘关系构成的家庭伦理关系。和谐有爱的家庭氛围贯穿着苏轼的整个人生，尽管晚年谪居儋州时身旁唯有幼子苏过相伴，但苏轼与其他亲人之间也并未因距离太远而断了往来，彼此关爱。“亲亲”是“仁”的基本要求，苏轼不论是居庙堂之高或是人生失意困顿之时都未曾忽略过对家人的关爱。
“仁”虽始于亲人，但却不止于血缘关系。百姓有难，臣子又何尝视能而不见？儋州之地，因与内陆隔海相望，交通极为不便，农业极为落后。苏轼发并作《和陶〈劝农〉》六首劝勉儋州民众重视农耕，以期民众通过勤劳耕作收获幸福，儋州百姓也在苏轼的劝诫中当地民众的生计得到改善。作为一个官场失意、毫无实权的贬官，苏轼居儋期间亦坚守着自己心中的“经世儒学”，也让当地百姓在实践中感悟“仁”的意蕴。可以说，苏轼在居儋时期，始终将“仁”放在自己的心中，苏轼用自己“仁”心，为儋州百姓的穷苦生活带来一丝光亮。凡是生命都需要被善待，动物的生命也不例外。苏轼居儋时期收留了一只名为“乌鸦”的狗。某次乌鸦偷肉，苏轼却未放在心上，并说道“鞭箠当贳汝”[7]。此外，苏轼也在很多作品中表达出对琼州山水的热爱。苏轼的“仁”不仅是对家人的关爱，突破血缘，上升至仁爱他人；突破物种，便上升至仁爱宇宙万物。苏轼的“仁”更具有普遍性，世间一切皆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苏轼始终以一颗“仁”心温暖着世界上的每一个生命，以抵达“仁”的最高境界。
3. 义
何谓“义”？《说文解字·我部》：“義，己之威仪也。从我羊。”[5]“义”字的本义是威仪，是一种古代礼仪的象征，引申为仪制、法度。后来，“义”通常指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苏轼的“义”跳出儒家传统的范式，在“汉黎一家亲”的民族观中书写着他在儋州这片荒凉之地的经世儒学。
北宋时期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都相对繁荣的时期，儒家思想中的“大一统”观念认为中国是一个中心化的文明，而视周边的异族则为“夷狄”，这一时期的儒士大秉持着这一传统的民族观念，苏轼也不例外。他曾在早期文章《王者不治夷狄论》中称四方之夷为“禽兽”，表现出他早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中狭隘民族主义的一面[8]。苏轼父子在即将登岛的时候，就有同落百蛮里的慨叹，也表明了中原之人对儋州当地的一种偏见[9]。因此，苏轼平等的民族观，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
宋绍圣四年(1097年)九月，苏轼遇一黎人。这位黎人是一位樵夫，神态手势，似表对苏轼沦落蛮荒之惊讶，又似念海风渐寒，临别之时赠苏轼以吉贝布，吉贝布，是海南黎族人采用木棉花果内的棉毛织出的一种特色土花布，海南人以之为衣。此黎民之纯朴、善良、真诚，令苏轼深感敬重与温暖。后来苏轼所主张“咨尔黎汉，均是一民”[7]这一平等的民族观就是在与儋州黎民相处的点滴之中形成的。
“义”，是每一个儒者心中至高无上的追求。将海南地区视为南蛮之地，将当地黎族视为夷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不合乎“义”的，即不公正、不合乎道德规范。“华夷两樽合”不仅是苏轼与黎族友人的交往日常，更是他以“义”为思想基点，向往的美好民族关系。苏轼居儋晚途更著黎衣冠，渐弃儒服，着黎装，与土著相融，与黎族相亲，饮酒亦具黎人豪爽之风。这份大义，无关朝堂纷争，无关身份高低，只关乎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对每一种文化的包容。不论中原还是边疆，都是北宋的领土，没有远近之分；不论汉族还是黎族，都是大宋的子民，没有亲疏之别。
4. 礼
何谓“礼”，《说文解字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聲。”[5]“礼”与事神致福的行为密切相关，后引申为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10]。在伦理道德思想方面，“礼”主要是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是一种使道德仁义、人伦秩序成为现实的手段或措施。“不学礼，无以立”[6]，苏轼居儋时期的“礼”在不断与恶习的斗争中发展。
苏轼“在黄州的时候，他曾为杜绝溺婴的恶习而日夜操劳；到儋州后，又为黎民不良的风俗而忧虑”[11]。海南孤悬海外，在北宋时期整体还是半开化的蛮荒之地，鲜有接触中原文明的机会，当地发展远落后于中原地区。该地虽民风淳朴，然亦存在陋习。杜甫于《负薪行》中描述了夔州地区男主内女主外之奇特风俗。苏轼谪居儋州时发现该地亦是坐男使女，男当门户女出入，阅读抄写此诗并于诗后写道：“海南亦有此风，每诵此诗，以谕父老，然亦未易变其俗也。”[7]苏轼借杜甫《负薪行》一诗作文，规劝儋耳父老改变“坐男使女立”的土风俗。苏轼亦认为男女当有别，然此别应在各司其职、各守其分，而非如这般男尊女卑、重男轻女。苏轼的“礼”突破了传统礼制的传统，是以人为导向的。战国时期的儒学大家孟子早在其《孟子》一书中便提出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2]的行为规范，人们在不同的关系中都有与之对应的准则。显而易见，儋州这种男子在家安坐享闲，女人们却要进行户外劳作并承担家庭生计的模式违背了传统儒家伦理的行为规范。
儋州地区还有屠牛的恶习。海南古代黎族人民信仰原始宗教，崇拜巫师，相信“道公”“娘母”能赐福消祸，经常举行一些宗教迷信活动，杀牲畜以作供祭品，儋州地区杀牛之风盛行。苏轼从群众福祉的角度出发，意识到当地这种祭祀之礼会使得当地本就薄弱的社会经济因此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苏轼十分痛心。苏轼以礼化俗，写诗著文，恳切希望黎胞破除迷信，引导他们革除陋俗。在苏轼的心中，百姓的疾苦就是自己的疾苦，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是为官者的责任所在。他深知，只有破除这种迷信陋俗，才能为儋州的社会经济注入生机与活力，才能让百姓过上富足安稳的生活。
5. 智
在儒家文化中，“智”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构成基本要素之一，是儒家五常中的重要一维。何谓“智”，“智”古通“知”，《说文解字矢部》：“知，词也。从口，从矢。”[5]“知”原指认识字词、知道常识，后有知识、聪明、明辨是非之义。苏轼居儋州时期的智慧在于他的人生的领悟，这种智慧不是投机取巧，是他面对生活时懂得变通的大智。
苏轼在《与陈秀才书》中以六个“无”字道尽生活的窘境。儋州地处热带，天气常年卑湿，地气蒸腾闷热，对于年逾六十的苏轼而言，适应该地湿热的气候绝非易事，稍不注意便可能引发身体不适。在岛三年能平安无事最后还能安然无恙北归，除去周边亲朋好友的陪伴，苏轼自身的养生方式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轼能够洞察出自然规律与人体机能的本质，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养生三法”，尽管这些养生方式并不是始于儋州，但在当时坚持这些养生方式对于苏轼而言，意义重大。第一，旦起理发。俗话说，头梳千遍，病少一半。“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13]，早晨梳头不仅可以养头发、续精血，还可以健脑防衰、疏风散寒。第二，午窗坐睡。人体阴阳与自然阴阳同步变化，人体能量随时辰流转而调整，午睡一会就好比是给人体补充能量，即能量重新分配以维持机体平衡。这种养生方式可以澄心息虑、缓解疲劳、祛浊除病。第三，夜卧濯足。儋州地区“天低瘴云重，地薄海汽浮”，对于年迈的苏轼而言，夜卧濯足则不仅能够促进下肢血液循环，缓解疲劳，改善其睡眠质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养护好自己的身体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看似不起眼的养生小举动，却蕴藏着苏轼巨大的生命智慧。面对生存困境，苏轼并没有消极度日，而是借“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将自己的生命健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顺应规律的基础上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坚持，由此可见苏轼的生存大智慧。
6. 信
何谓“信”，《说文解字言部》中曰：“诚也。从人，从言，会意。”[5]“信”，义为言语真实，后来引申为诚实与守信。在古代儒家思想中，“信”还涵盖了人的道德品质与行为的诚信。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一章中亦提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14]真正的“信”是内心善良与诚信的体现。学者邓球柏在《“仁义礼智信”的由来、发展及其基本内涵(上)》中指出，“信”的内涵包括“诚心为善”，即诚信与善良的融合[15]。
几千年的文明交往，“信”始终是人际交往中一块不可或缺的基石。在苏轼起起伏伏的人生中，他凭借着自己的“信”德，编织了一张连接各地的人际关系网。黎子云是儋州当地的乡贤，贫困却好学，东坡居儋州期间，某次，苏轼与朋友张中一同拜访黎子云时，看见黎家破败的茅草屋，席间有人提议捐钱为黎子云建新房，方便苏轼讲学同时能改善黎子云的居住条件。苏轼并主动为新房取名“载酒堂”。“载酒堂”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在物理空间上所承载的为友人遮风挡雨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还承载着苏轼对黎子云的诚心之情。苏轼用真诚建了一座友谊之桥，这座桥，让黎子云感受到温暖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让当地百姓看到苏轼的善良。苏轼居儋期间，言而有信，诚以待人，积极践行着儒家“信”德，以实际行动为儒家“信”德写下不朽注脚。
《论语》有云：“与朋友交而不信乎？”[6]姜唐佐，琼州士人，于元符二年九月自琼至儋跟从苏轼学习。苏轼对姜唐佐的学识极为赞赏，挥毫写下：“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7]，并对他许下承诺待姜唐佐他日登之时，便完成此篇文章。当时的苏轼年岁已高，且有罪在身，这一承诺的重量早已超出普通的师生情谊，还蕴含着他对儋州地区文脉传承的“信”德。但世事难料，苏轼在北归途中不慎遭遇变故。苏轼虽未能在姜唐中举后亲自履行这一承诺，但他转告苏辙其弟苏辙提笔代兄补全诺言，由苏辙写下的“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16]是苏轼“信”德的特殊延续和传承。信之所立，万世不朽。“信”作为五常之一，被视为儒家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无信之人，难行天下。苏轼用实际行动让后辈们明白，讲“信”并非是逞口舌之快的冲动之举，是刻进骨髓的坚定信念，更是一名儒者无论面对何种境遇时都始终如一的执着追求。
7.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三年贬儋时光，不是苏轼谪居的苦旅，而是他人生里精彩绝伦的最后一笔。“仁义礼智信”作为传统儒家道德标准，在不断发展中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由于封建时代的局限性，“仁义礼智信”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利器”，具有消极、保守及落后的一面。另一方面，“仁义礼智信”又有着人类共同的价值意识，反映了中华民族道德上的积极、文明、进步，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智慧[17]。但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探讨苏轼居儋州时期的“仁义礼智信”不仅能够为研究苏轼的哲学思想提供一定的借鉴，还能丰富“仁义礼智信”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