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纪昀因漏言获罪，被革职遣戍乌鲁木齐；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他得赦还乡，于次年(乾隆三十六年)启程东归，途中创作完成一百六十首《乌鲁木齐杂诗》。这部诗作题材宏富，从多元视角描摹当地风土人情，内容涵盖乌鲁木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黄刚就曾评价：“在诗歌题材和内容上，……纪昀以前的边塞诗，不论是他同时代之作，抑或前代之诗，内容都没有他那么广泛而全面。”[1]钱大昕曾评价纪昀的诗歌风格“读之音调流美，……无郁樯愁苦之音，而有舂容浑脱之趣”[2]，这充分肯定了《乌鲁木齐杂诗》的文学审美价值，也点出了纪昀虽遭遣戍但仍有着超然于物外的创作心境。与此同时，《乌鲁木齐杂诗》也兼具史料考据价值，以诗证史、以文存史，为后世窥见清代西域社会图景留存了珍贵且鲜活的文献遗存，堪称为一部兼具文学性与纪实性的“诗性地方志”。
《乌鲁木齐杂诗》中的日常与节日书写，堪称《乌鲁木齐杂诗》中最鲜活生动的一部分。日常生活是民众最真实的生存状态，直接展示了彼时乌鲁木齐的物质生活基础。而节日作为特殊的时间点，承载着人们的喜悦与期盼，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节日书写因而成为研究西域地区民俗文化、社会习俗以及民族交往交融情况的重要文本依据。
2. 日常的纹理：诗歌中的乌鲁木齐民生图景
《乌鲁木齐杂诗》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呈现并非是零散的记录，而是围绕着农业生产和饮食生活两个重要方面展开，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经济生活图景。
(一) 农业生产
“农业文明作为渗入人们生活习惯的一种生产文明，对中国古典诗歌主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乌鲁木齐杂诗》对于农业生产的细致描摹，就是这一影响的生动体现。“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内清泉尽向西。金井银床无处用，随心引取到花畦。”([4], p. 13)一诗写到乌鲁木齐市内地形东高西低，水的流向也顺应地势自东向西流淌。与内地以井水为主要生活及灌溉水源不同，乌鲁木齐民众依托当地水文条件，构建了纵横交错的渠水网络，渠水不仅满足了农业生产的灌溉需求，更被引入城中滋养花圃，直观呈现了当地民众对水资源的精细化利用与适应性改造智慧。除此之外，《乌鲁木齐杂诗》中多处诗句与自注相互印证，展现了内地农业技术在乌鲁木齐的引进与落地实施。纪昀在诗里说：“山田龙口引泉浇，泉水惟凭积雪消。头白农夫年八十，不知春雨长禾苗。”([4], p. 12)乌鲁木齐由于气候干旱少雨，农事生产所需的灌溉水源全仰仗高山积雪融水。当地民众因地制宜，借鉴效仿了内地水利工程常用的闸口控制技术，将此用于引导雪水灌溉，用“龙口”来控制水流。这一农业生产技术既借鉴了内地水利工程的经验，又适应了乌鲁木齐当地的水资源状况。
清代乌鲁木齐轮作的耕作制度也在诗中得到明确印证。“收麦初完收谷忙，三春却不入官仓。可怜粒粒珍珠滑，人道多输饼饵香。”([4], p. 100)与“界画棋枰绿几层，一年一度换新塍。风流都似林和靖，担粪从来谢不能。”([4], p. 63)两首诗形成文本互证，生动还原了轮作制度下农忙的场景。前者阐明了小麦收割甫毕、谷物收割即启的连续农事场景，结合乌鲁木齐“一年一熟”的作物熟制，可知这种错峰收割并非是同一块土地的重复耕种，而是不同田地按照轮作的制度分种小麦和水稻，所以才会出现一年之内小麦和水稻轮流收获的情况，侧面反映了彼时乌鲁木齐轮作制度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后一首诗里所说的“换新塍”即每年更换耕种的土地，这更直接明了地阐述了乌鲁木齐的轮作制度。这样的农业生产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土壤的肥力，让土地适时休养生息，即便不施肥，仍能保证作物生长，正如“界画棋枰绿几层”所描绘的农田整齐、作物繁茂之景，其根本原因在于轮作制度对土壤肥力的保障和提升。
(二) 饮食生活
自《诗经》以来，饮食开启了入诗的历史[5]。“民以食为天”，饮食作为人类生存的物质依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饮食的选择既受制于该地域的物产，又在食材甄选和食物品类组合上沉淀出独特的地域风味。可以说，饮食生活是地域文化特质和当地民生状态的鲜活载体。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以诗性的笔触切入到乌鲁木齐民众的日常饮食生活，以独到的笔触展示了清代乌鲁木齐民众的饮食风貌，为探析清代西域民生图景提供了丰富的文本佐证。
清代乌鲁木齐的食材供给，深度依托当地的农业和畜牧业，再辅以商贸流通带来的外来食物品类，一定程度上这既反映了乌鲁木齐的地域特色，也让读者得以从贸易往来中窥见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在粮食生产方面，乌鲁木齐丰硕的粮食产量为当地民众的饮食提供了坚实保障。纪昀在诗里写道：“新稻翻匙香雪流，田家入市趁凉秋。北郊十里高台户，水满陂塘岁岁收。”([4], p. 103)诗中以“香雪流”来比喻稻谷的洁白细腻，描绘了乌鲁木齐民众连年丰收的场景，乌鲁木齐虽地处西北内陆，远离江南鱼米之乡，但其稻浪翻滚、岁稔年丰的场面丝毫不逊色于内地的沃野千里，字里行间都包含着纪昀对乌鲁木齐物产的真诚赞美，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清代乌鲁木齐稻米产量可以相当程度地负担起人们的日常饮食需求。而前文所述的“收麦初完收谷忙，三春却不入官仓。可怜粒粒珍珠滑，人道多输饼饵香”([4], p. 100)一诗亦说明当地盛产小麦作物与当地民众的饮食喜好，小麦作为乌鲁木齐民众日常饮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水稻一起负担保障主食供应任务。“旋绕黄芽叶叶齐，登盘春菜脆玻璃。北人自只夸安肃，不见三台绿满畦”([4], p. 95)盛赞了吉木萨尔县三台地区种植白菜味道甘美脆甜，甚至优于内地安素府的萝卜，人们总认为新疆是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但这里却也能种植出水灵的白菜，嘲讽了人们对新疆沙多水少的刻板印象，足以见得其物产之丰美，这体现了当地所产蔬菜对其饮食结构的补充。“牧场芳草绿萋萋，养得骅骝十万蹄。只有明驼千里足，水销山径卧长嘶”([4], p. 148)一诗以“十万蹄”的数量展现了当地畜牧业的繁荣，“骅骝”虽特指马，但结合新疆的广袤的草原和久远的畜牧传统，牛、羊、马等牲畜的养殖必然会为乌鲁木齐民众的肉食来源提供补给，丰富了乌鲁木齐民众的餐桌。除此之外，乌鲁木齐和内地频繁的商贸往来打破了地域局限，为乌鲁木齐民众的饮食注入外来元素。“不重山肴重海鲜，北商一到早相传。蟹黄虾汁银鱼鲞，行箧新开不计钱”([4], p. 91)一诗生动地描绘了北地商人将蟹黄、虾汁、银鱼鲞等海鲜运来乌鲁木齐贩卖，尚未入市便已传遍全城，人们争相购买，即便耗费重金也在所不惜，这凸显了乌鲁木齐民众对于新鲜滋味的追求与追捧，正是由于这种货通南北的商贸往来格局，让位于边陲、深居陆地的乌鲁木齐居民也能尝到来自海边的佳肴，丰富了乌鲁木齐民众的饮食结构，商贸往来不仅是食材的流通，更是文化的交流，充分证明了清代乌鲁木齐民众的饮食生活在立足地域根基的基础上，具有开放包容的特质。
饮食习俗能准确反映民众生活方式，也生动折射了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质。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对清代乌鲁木齐民众的饮食习俗进行了细致生动的描摹，不仅展现了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图景，更深刻揭示了多民族聚居背景下文化交融的特质。比如说，“红笠乌衫担侧挑，苹婆杏子绿蒲桃。谁知只重中原味，榛栗楂梨价最高”([4], p. 92)一诗中用极具烟火气的笔触写到商贩挑售苹果、杏子、葡萄的热闹场景，还原了彼时市井饮食的繁荣，而“榛栗楂梨价最高”一句则暗藏当地民众对内地水果的青睐，从而使得其价格高于本地所产水果。除了内地的水果较之本地水果更稀有的原因，这些果品承载着内地移民的故土记忆与文化认同，引得内地迁居乌鲁木齐的民众争相追捧也是影响其价高的重要因素。该诗从物质层面折射出西域与内地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交往，也印证了饮食在文化交流与交融方面的重要作用。前文所述的“不重山肴重海鲜”诗句写出了当地民众对于内陆海鲜类食品的接受与好奇，彰显了民众对不同风味的包容接纳，更反映出清代西域商贸网络的畅通与民生水平的提升，折射出了乌鲁木齐开放多元的饮食文化氛围。
追根溯源而言，《乌鲁木齐杂诗》中描写饮食的鲜活片段，是精准的西域民生镜像。乌鲁木齐市井饮食的繁盛印证了当地物产富足商贸往来繁荣的物质根基，民众对内地饮食风味和珍稀食材的青睐折射出本地民众对内地饮食文化的认同以及内地移民的文化心态和心理诉求，多元化饮食习俗的交融充分彰显了西域社会的包容性与生命力。纪昀从饮食出发，将西域的经济状况、商贸格局、文化认同与民族交融尽数纳入诗行，使得《乌鲁木齐杂诗》中的饮食书写不仅成为清代西域饮食文化的珍贵记录，更成为探析彼时民生图景、解码边疆社会运行肌理的重要文本镜像。
3. 庆典的时空：诗歌中的节日书写和文化认同
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学与古典文学》中说：“古代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不仅丰富了作品形象本身，同时也是十分珍贵的民俗学资料。”[6]《乌鲁木齐杂诗》中的节日书写恰是这一论断的鲜活例证。其不仅记载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更借助节日这一特殊时间节点，勾勒出各民族文化交融、情感共鸣的生动图景。纪昀以细腻的笔触将节日的仪式、习俗向读者娓娓道来，文本兼具纪实性和人文性，为后世从节日角度了解乌鲁木齐民众的真实生活形态、梳理民族交融轨迹，提供了极具史料价值的文本材料。
(一) 中原节俗的西传与多民族接纳
清代乾隆年间，大量汉民涌入西域，中秋节、春节、元宵节等中原传统节日也随之传入西域，并与当地习俗、环境结合起来，逐渐融入乌鲁木齐民众的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风貌。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对诸多中原传统节日的民俗场景均有涉猎，本文仅选取元宵节这一代表性节日展开剖析，其余节日的传播与融合形态可由此窥见一斑。
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细腻描摹了清代乌鲁木齐各民族共同参与节日庆典的场景，清晰展现了这一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印证了中原节日在西域的广泛传播和深度接受。元宵灯会是中原传统节庆的重要仪式，这在远在西域的乌鲁木齐也同样受重视。纪昀以“犊车辘轣满长街，火树银花对对排。无数红裙乱招手，游人拾得凤凰鞋”([4], pp. 163-164)一诗描写了乌鲁木齐元宵观灯盛会，纪昀提笔就写到街市上熙熙攘攘、街道边灯火璀璨的节庆盛景，“满长街”和“对对排”写出了人们摩肩接踵，街道热闹非凡的景致，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欢乐愉悦的氛围，足以证明内地的传统佳节在西域的流传范围之广以及在民众群体里的接受程度之高。
除了节庆仪式的广泛流传与接受，中原节日的饮食习俗也融入到乌鲁木齐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酒果新年对客陈，鹅黄寒具荐烧春。近来渐解中原味，浮盏牢丸一色匀”([4], pp. 67-68)一诗写到当地少数民族的待客习俗，纪昀一笔就概括了酒果铺陈、主人热情招待的局面，继而笔锋一转，点出元宵这一传统节庆饮食也在当地得到普及的现象，诗中的“浮盏牢丸”指的就是元宵，这一中原元宵节的标志性饮食，却出现在了西域民众的待客场景中。“渐解中原味”的表述精准捕捉了当地民众对中原节庆饮食的认知与接纳过程，从陌生的食物到熟悉的味道，从小心翼翼的尝试到主动的认同，这并非是被迫接纳，而是主动选择了元宵作为节庆食物，这既体现了中原美食的吸引力，也彰显了当地民众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是西域与中原文化在节庆习俗领域的交融，展现出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格局。
需要说明的是，诗集中关于春节社火、中秋赏月等其他中原节日的记载，同样呈现出类似的文化交融特质，本文因研究聚焦暂不展开，仅以元宵节为论述重点呈现这一历史图景。
(二) 中原节俗的本土化变异与创新
乌鲁木齐民众对中原节庆的接受，并非是机械地全盘复刻，而是在适应当地地域环境的基础上，紧密结合自身生活经验，进行了极具创造性的本土化转化。这种中原节庆习俗的本土化变异与创新，让中原节庆习俗以更活泼、更接近民众生活实际的姿态深度融入当地民众的生活肌理中去，造就了独特的民生景观。
猜灯谜作为中原元宵节最具代表性的益智娱乐习俗，传入西域之后便主动吸纳了当地的地域元素与生活经验，完成了本土化的创新改造。纪昀在“绛蜡荧荧夜未残，游人踏月绕阑干。迷离不解春灯谜，一笑中朝旧讲宫”([4], p. 162)一诗中生动刻画了当地民众在元宵佳节猜灯谜的场景，但即便是熟悉内地的解谜方式的“中朝旧讲宫”也难以猜出谜题，其关键就在于谜题中融入了西域独有的地域特色、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使得这些谜题迥异于中原灯谜多取材于诗文典故、市井趣闻的设问逻辑。
这处细腻的细节描写，不仅印证了元宵猜灯谜活动已在当地落地生根，更清晰揭示出中原节日文化传入西域后经历的创新性改造，堪称内地与西域文化交融互动的鲜活例证。
4. 小结
纪昀作为清代有名的大才子，虽遭遣戍之厄，却始终秉持“思报国恩，唯有文章”的初心，并没有在《乌鲁木齐杂诗》中矜才炫博，而是用平实生动的语言记录了遣戍西域期间的所见所闻，尽显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其中关于日常与节日书写的部分兼备文史价值，既以纪实笔触还原了乌鲁木齐民众的本真生存状态，又从微观视角呈现了各民族交融的历史图景。而大量客观写实的描摹令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堪称“无我之作”[7]，这里的“无我”指的是纪昀削弱了个人主观情感和对遣戍境遇的慨叹，把笔触聚焦于当地的民生百态中去，使得清代西域民众的真实生活图景能以诗歌的形式留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