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自2015年党中央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决策部署以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截至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其中，中国政府成功安置了960万贫困人口，如期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1]，易地扶贫搬迁累计帮助近千万贫困人口实现从“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困境中迁移到新的安置社区，开启了新生活。在人类减贫史上，中国易地扶贫搬迁以其千万量级的人口安置规模与生态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创造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治理方法[2]。易地扶贫搬迁国家战略方针的实施，通过打破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等限制，为贫困群众提供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这一战略不仅改变了贫困群众的居住环境，更为其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对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然而，当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我国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搬迁时代，安置社区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部分搬迁群众由于产业发展不稳定、就业渠道不畅通、社会融入困难、公共服务配套不足等问题，存在着返贫风险。如果这些风险得不到及时识别和有效防治，前期脱贫攻坚的成果将难以稳固，甚至可能出现规模性返贫现象，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大对重点地区帮扶支持力度。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可持续发展，推动建立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3]。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后续生计发展是实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义[4]。易地扶贫搬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置社区居民与社会之间的交流，加快了城镇化与人口市民化，贫困水平显著降低[5] [6]。但是由于生存地域的突然改变导致生计资本的大幅波动，尤其是依赖自然生态的劳作方式使得自然资本遭到削弱，对安置居民的生计能力重构造成一定阻碍，生计系统内部同存的韧性与脆弱性作为缓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驱动力和障碍力[7]。如何提高韧性，降低脆弱性实现二者的此消彼长是实现安置居民生计重塑和防范返贫风险的关键路径。因此，本文引入可持续生计理论这一研究范式，探讨在搬迁安置的生活过程中如何有效地提高生计资本，防范返贫风险，提出相应的生计策略，实现生计资本的可持续发展。
2. 文献综述
2.1. 可持续生计理论
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可持续生计”概念，倡导将稳定生计确立为消除贫困、提升发展援助效能的核心目标[8]，这一理念的提出，标志着国际社会转向系统性生计的构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Chambers等学者进一步深化理论建构，将生计界定为个体或群体的谋生方式，该理论强调，可持续生计需满足三重维度：一是应对外部压力的韧性，二是在危机产生后能够恢复并提升生计能力，三是在形成正向收益的传导机制[9]。在基础理论之上，学者与国际组织展开了框架化探索，Scoones构建的可持续农村生计分析框架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框架包含特定背景、生计资本、制度因素、生计策略及生计结果五大要素，这一框架为后续实践工具的开发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10]。
Figure 1.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alysis framework
图1. 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为进一步分析可持续生计理论并提高对其的理解与应用，有许多组织与机构针对各自的情况与问题发展了适合自己的可持续理论发展框架，其中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最为广泛(见图1)1。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包括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变革中的结构和程序、生计策略以及生计结果5个部分[11]。该框架描述了在脆弱性背景下，其生计资本受冲击后，如何通过政策决策，重组生计资本、转变生计策略，以适应新环境。根据文献资料分析(SLA)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又称为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既是一种理论及思维框架，又是一个可以在操作层面指导工作的工具，指导英国国际发展部在全球部分贫困地区的减贫工作。一定程度上基于DFID的理论和实践工作形成，常被作为DFID开展相关发展项目和分析贫困问题等的重要工具和理论依，DFID也通过自身的项目实践不断丰富和完善SLA。作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扶贫理论范式，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全球减贫实践中展现出显著的应用价值。其创新之处不再局限单一经济维度，将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同时强调制度环境与外部冲击的结构性影响，该理论为识别贫困根源、设计精准干预措施提供了科学路径。
2.2. 可持续生计理论在脱贫攻坚中的运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后扶贫时期的重要任务。易地扶贫搬迁是中国解决区域性贫困治理问题的重要策略，也是实现脱贫攻坚战目标的关键措施[12]。基于易地扶贫搬迁的重要战略意义，用可持续生计理论进行研究，国内学者基于已有的文献资料已经作出重大的研究成果，学者郑国楠通过将可持续生计理论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相结合，证明二者之间内容、理论的耦合性并提出易地搬迁中政策体系构建、组织实施主体、创新性构建生计资本等方面都丰富和发展了可持续生计理论[13]。学者刘诚也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深化和拓展了可持续生计理论[14]。学者孙晗霖，刘新智以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可持续生计”三个核心环节对贫困地区脱贫家庭脱贫前后家庭生计资本变化，探讨分析了可持续生计的实现路径[15]。学者王昶，王三秀对扶贫重心转移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及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这一现状，基于对相对贫困内涵和特性的研究，对可持续生计理论展开生计目标、生计策略和动力结构三个方面的拓展研究以实现政府扶贫能力的转型[16]。学者叶德辉，刘昱岑则通过少数民族地区的设计扶贫模式进行研究，运用可持续生计理论使得设计扶贫落实更到位、机制更科学、范围更全面，以满足后扶贫时代农户的内在需求[17]。学者程晓阔以×村产业扶贫为视角，以可持续生计为理论，综合分析了涉县的农村产业扶贫背景及意义，着眼于当地在扶贫过程中出现的不可持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18]。学者唐洁以国家脱贫、扶贫之后依旧存在返贫现象为切入点，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探究贫困现象存在的原因，并针对性提出进一步做好农村贫困人员帮扶工作的建议[19]。学者高帅，丛建辉，唐建军则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时代背景，在贫困边缘群体的返贫和致贫风险的情况下，可持续减贫理念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以及后脱贫时代构建长效减贫机制提供了新思路[20]。
Figure 2. Relocation DFI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amework
图2. 易地搬迁DFID可持续拓展分析框架
根据以上学者对可持续生计理论的应用与发展研究发现，可持续生计理论已经作为减贫重要理论来研究。聚焦中国本土情境，可持续生计理论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易地扶贫搬迁、巩固脱贫攻坚、政府扶贫能力、返贫治理等众多方面，同时笔者以S易地扶贫安置社区为研究对象，以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的核心理念来分析S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当前居民在生活地域的迁移之后，能否提升自身韧性，改变脆弱现状，防范返贫风险？生计资本的体系构建能否“因地制宜”以此适应城市化的进程与发展？该框架源于西方农村发展实践，在解释中国式易地扶贫搬迁问题时还可以引入“政府资本”和“数字技能”补充分析框架。基于案例研究发现，将“政策资本”界定为“政府为搬迁居民提供的生计扶持政策、公共服务供给、资源调配保障等正式制度安排”，其核心功能是调节五大资本的积累效率。同时，将“数字技能”纳入人力资本的延伸维度，形成“五大核心资本 + 政策资本调节 + 数字技能补充”的分析框架(见图2)，更贴合中国易地搬迁的实践情境。
3. 案例分析与研究方法
3.1. 案例分析
S社区位于大练地村，北离州府9.7公里，南接上江乡、东邻大练地村委会，西靠怒江。S社区规划用地面积172.1亩，总建筑面积近三十万平方米，共建房屋48栋，其中：易地搬迁安置房37栋2901套；便民服务中心1栋、小学4栋、幼儿园2栋、待建成廉租房4栋。搬迁群众主要是H市洛本卓乡、古登乡、称杆乡、大兴地镇、上江镇5个乡镇30个村的群众，是H市乃至怒江州占地面积最大、搬迁人数最多的安置点社区。
社区共有2527户10,425 (脱贫户2451户，10,201人，一般户76户224人)脱贫户和监测对象，截至2024年8月28日，共2459户10,231人。监测对象有140户417人，占全村总人数比例4%。(脱贫不稳定户44户171人、边缘易致贫户8户30人、突发严重困难户88户216人。已消除风险38户155人)。未消除风险102户262人，占全村总人口数比例2.5% (边缘易致贫户1户2人；脱贫不稳定户29户97人；突发严重困难户72户163人)。新识别和再标注情况：2023年新识别8户26人(均为突发严重困难户)，2024年新识别5户9人(均为突发严重困难户)。根据以上数据表明S社区自2020年至今虽然解决了大部分易地搬迁居民的贫困问题，但是仍然有部分居民有“返贫”风险。2
3.2. 研究方法
半结构化访谈：2024年7~8月对S社区3类代表性家庭开展深度访谈，共访谈32户(稳定就业户10户、监测对象困难户17户、创业户5户)，访谈对象涵盖不同年龄、学历、民族(傈僳族25户、怒族5户、汉族2户)，访谈提纲聚焦“搬迁后生计变化、风险应对困境、政策需求”三大核心议题。实地观察：参与社区活动，记录社区治理场景、居民互动模式及产业运营现状；二手资料：社区工作日志、居民诉求登记簿、媒体报道等。
4. 易地扶贫安置社区的返贫风险
4.1. 人力资本不足：就业质量与教育水平制约可持续生计
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提高贫困农户收入最有效的途径[21]。人力资本作为个人参与社会生产和获取收入的核心能力，在S社区中呈现显著不足。从就业层面来看稳定性差，安置社区居民在搬迁之后主要从事公益性岗位(如护林员、保洁员)和社区周边低端就业(如棒球车间、服装厂普工)，这些岗位工资低，抗风险能力弱。(正如监测对象李XX (48岁，傈僳族，棒球车间普工)所说：“我们车间是按订单开工，去年下半年订单少了，老板就裁了10多个人，我在家待了3个月没收入，低保刚够吃饭，孩子学费都凑不齐。”)如果外部经济与市场产生波动，如企业订单减少或政策调整，就业岗位极易流失，就会使居民失业，返回原来贫困的状态，再加上无法主动获取就业岗位，在城市生活适应方面也会出现问题。持续提升低收入人口内生发展动力，需强化职业技能的教育培训[22]，当前的就业帮扶仅停留在提供基础岗位，缺乏对居民专业技能的培养和提升，多数居民只能在劳动力市场的底层竞争，难以获得稳定且高收入的工作。(创业户张XX (35岁，大专学历，曾尝试开小超市)提到：“社区组织过一次电商培训，但就讲了2天基础操作，没有后续指导，我想把本地山货挂到网上卖，却不知道怎么运营，最后超市也倒闭了。”)教育层次偏低也是制约人力资本提升的关键因素，在S社区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仅203人(高中) + 42人(本科) + 153人(大专)，职业教育覆盖率有限(雨露计划覆盖人数少)。低学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居民当前的就业选择和收入水平，更可能导致代际贫困传递，下一代也会因此难以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陷入贫困循环。
4.2. 自然资本脆弱：养殖产业抗风险能力弱
自然资本是依赖自然资源获取生计的重要基础，但S社区的自然资本面临诸多挑战。怒江州地处滇西边境山区、滇缅结合部，境内山高坡陡、土壤贫瘠，90%以上的耕地[23]、坡地坡度都在25°以上，可耕地面积少，长期受制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多方面不利因素[24]。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民族地区曾为脱贫攻坚的“艰中之艰”[25]。普通的耕作模式在现有的生态环境之下已经很难有效的构建自然资本，而其他的劳作形式也很难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以养殖产业为例，虽然社区有活牛存栏与活羊存栏，但养殖规模普遍较小且分散。小规模养殖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在市场议价中处于劣势，同时也增加了养殖成本和管理难度。
因为收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社区活牛养殖收益锐减。由此可以看出缺乏对市场行情的精准预判和有效应对措施，养殖户只能被动承受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养殖户密XX (34岁，初中学历，活牛养殖户)提到：我们只是养牛的农户，不知道市场上有什么变化，也只会养牛。)此外，产业单一化也是突出问题，养殖以本地黄牛、山羊为主，未涉及深加工或品牌化，产品附加值低。大部分养殖采取放养在山上、不用专人管理的粗放模式，缺乏科学养殖技术支撑，疫病防控能力薄弱，一旦发生疫情，养殖户将遭受毁灭性打击。(养殖户李XX，45岁，小学学历，养殖户提到：我们也不懂什么科学养殖方法，就把牛羊喂饱不出事就行了。)
4.3. 物质资本短板：集体经济可持续性不足
搬迁后，物质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是增收的关键[26]。物质资本主要是指生产生活的有形资产与基础设施，对社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然而，S社区在物质资本方面依然存在短板，因为搬迁的缘故，社区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等)也随之搬迁到新社区使得比重变少。S社区基础设施虽然已较为完备，也有一定的集体经济，但是集体经济收入结构中，大部分来自商铺、菜市场租金及项目分红，这种单一的收入来源使得缺乏自主经营性产业的保障，导致集体经济在面对市场变化和政策调整时缺乏灵活性和抗风险能力。
扶贫车间作为S社区重要的生产性资产，也是目前占比较大的一块，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棒球车间、服装厂)，但是产业链并不完善。这些产业技术含量低，可获得的资产有限，虽然能暂时缓解部分当地居民的就业问题，但是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就业岗位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扶贫车间员工胡XX，45岁，初中学历)所说：虽然车间能有一定的收益，但是收益还是太少了，养活不了家里面的人。同时，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存在滞后性，因为离市中心有一定距离，物流配送体系不完善、网络覆盖不足等，制约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升级。(扶贫车间员工和XX，39岁，初中学历：虽然现在车间能保障我们的收入，但是整个车间还是太小了，未来说不一定就突然失业了)
4.4. 金融资本缺口：应急保障与发展资金不足
金融资本是居民应对风险和发展生产的重要保障，主要指流动资金、储蓄资金和获取金融资金的能力(家庭收入、银行存款及借贷款衡量)。在S社区中，金融资本也存在显著缺口。通过社区走访整理的资料中可以发现监测对象中突发严重困难户88户216人，占监测总人口的51.8%，且2023~2024年新识别均为突发严重困难户。这一数据表明居民缺乏应对突发状况下所带来的金融缓冲能力。在遭遇这些突发情况时，居民往往会无力解决当下的困境，甚至因无法承担高额医疗费用或恢复生产资金而重新返贫。(监测对象李XX，50岁，小学学历：平时就害怕突然生大病，根本无法支出高额医药费)
农户主要依赖低保(1777户)和特困供养(26户)维持基本生活，从这一数据也可以看出在融入城市社区的过程中，居民无法独立承担日常的支出。社区也因为缺乏发展性资金储备，使得有创业意愿和生产能力的居民无法扩大生产规模或开展新的经营项目，限制了其增收渠道。同时，由于信用体系不完善和抵押物不足，居民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支持，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资本的短缺。(监测对象李XX，42岁，小学学历：本身就没有什么收入，基本就没有什么投资意识，只要过好当前的生活就好了)
4.5. 社会资本薄弱：社区支持网络待完善
社会资本包括社会关系网络、社区组织和社会信任等，对居民的生计支持和风险应对具有重要作用。在易地扶贫安置社区，社会资本相对薄弱。留守儿童172人、留守老人26人，这些特殊群体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和驻站社工的服务中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因为专业人才的缺乏导致专业化照护服务成效不高。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在社区中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工队伍通过走访建档会进行反馈，但是因为身兼多职，无法精力长时间聚焦，导致会出现教育监管缺失、生活照料困难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特殊群体的生活质量，还增加了家庭负担，使得劳动力外出务工时存在后顾之忧，降低了其外出就业的意愿和稳定性。(稳定就业户李XX：28岁，高中文化：平时家里面的老人孩子都需要支出，又不能离家太远，平时就在家周边进行务工，也不敢出省)社区组织功能有限，目前的就业帮扶以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岗位为主，缺乏合作社、行业协会、社区自我孵化组织等社会资本载体。
综上，S社区生计资本提升措施面临的挑战、风险与限制条件，本质上是社区资源禀赋不足、主体能力薄弱与外部环境复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利益相关者的冲突核心是各主体核心诉求的差异与利益分配机制的缺失。对此需重点把握以下方向：一是立足社区实际，精准匹配措施与资源禀赋，避免盲目推进高端产业与大规模项目；二是建立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缓解财政压力，降低单一主体的风险承担；三是健全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平衡政府、企业、社区精英与普通居民的利益诉求；四是强化主体能力建设，提升居民技能水平、社区组织治理能力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五是建立动态监测与调整机制，及时应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风险与冲突，确保对策的可持续性与有效性。
5. 易地扶贫安置社区返贫风险的防治机制
5.1. 人力资本强化机制：构建全链条技能提升与教育保障体系
为破解人力资本不足困境，需加强职业教育技能培训。首先，建立动态化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通过链接政府、企业、职业院校的相关资源，提升培训精准度。针对本地棒球车间、服装厂需求，开展缝纫技术、设备操作等专项培训；联合本地电商平台开展“短视频带货 + 直播运营”专项培训，邀请返乡创业青年现场教学，配套“培训–实践–孵化”全流程支持。同时，对完成课程并通过考核的居民给予就业推荐或经济奖励，激励居民参与培训。在就业支持方面，定期举办专场招聘会，通过建立微信小程序及时在群里和社区当中推送企业的招聘需求。对于年龄偏大、技能较弱的群体，可以提供本社区的岗位，如社区家政服务、物流配送辅助岗，保障其稳定增收。此外，建立就业跟踪服务机制，对就业居民进行定期回访，及时解决问题。教育保障层面，可以扩大“雨露计划”覆盖范围，将初中毕业后未能升学的学生纳入资助体系，引导其进入职业院校学习。同时，组织联系社工与大学生志愿者为留守儿童提供课业辅导、兴趣培养，降低代际贫困传递风险。
5.2. 自然资本优化机制：打造现代化、多元化产业体系
针对自然资本脆弱问题，需要当地社区居民适应现代化的进程(如推动养殖产业转型升级)。与社区养殖户沟通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整合养殖户资源，统一采购饲料、疫苗，降低生产成本；引入龙头企业共建养殖基地，由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市场信息等，增强养殖户抗风险能力。例如，对本地黄牛进行标准化养殖，提升肉质品质，对接消费市场。推进产业链延伸，发展牛羊肉深加工产业，建设小型屠宰场、肉制品加工厂，开发风干肉、牛肉罐头等产品(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就业渠道)，还可以注册区域公共品牌，利用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同时，结合当地山地资源，在林下种植中药材、食用菌，实现资源循环利用，降低单一养殖风险。此外，建立农业风险预警机制，联合气象、农业部门发布灾害预警信息，指导农户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引入农业保险，对因疫病、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给予补偿。
5.3. 物质资本升级机制：激活集体经济与生产要素潜力
为增强物质资本可持续性，需重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盘活现有商铺、菜市场等资产，通过公开招标引入专业运营商，打造社区商业综合体，发展餐饮、零售、社区服务等多元业态，增加租金收入的同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依托本地特色资源，开发乡村旅游项目，吸引周边游客。例如，结合咖啡基地、荞酒庄园，打造“种植–加工–体验”一体化旅游线路。升级扶贫车间功能，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型。政府提供设备更新补贴，鼓励棒球车间、服装厂引入自动化生产线，提高生产效率并开展产品设计研发，培育自有品牌。同时，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冷链物流中心、快递驿站，解决农产品运输储存难题；加强网络覆盖，为电商发展提供硬件支持，促进生产与市场的高效对接。
5.4. 金融资本赋能机制：构建多层次风险保障与融资体系
针对金融资本缺口，需建立“政府引导、市场参与、居民受益”的金融服务网络。在风险保障方面，扩大防返贫保险覆盖范围，除大病保险外，新增失业险、产业中断险，对因企业倒闭、市场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进行补偿。由政府设立“产业扶持贷风险补偿金”，为信用良好但缺乏抵押物的农户提供贷款担保，解决金融机构“不敢贷”的问题。在融资支持方面，推广“信用村”建设，对信用良好的农户简化贷款审批流程，提供5~10万元低息创业贷款。联合金融机构开发“产业扶持贷”，根据养殖规模、种植面积给予差异化额度授信，支持农户扩大生产。同时，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社区建设，建设农产品加工厂、乡村旅游设施，实现资本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此外，定期开展金融知识培训，提升居民理财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避免因盲目投资陷入债务困境。
5.5. 社会资本培育机制：织密社区支持与协同发展网络
培育社会资本需从组织建设、服务供给、文化营造三方面发力。首先，成立社区合作社、行业协会等并组织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务工人员联合会、社区老年协会、社区志愿服务队等)，引导居民参与集体行动形成有效合力。例如，组建务工人员联合会，通过集体谈判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保障薪资待遇；成立老年协会，让社区的老年人可以参与到社区建设当中，形成“互帮互助”、“以老带小”、“团结有爱”的氛围。同时，加强专业社工机构发展，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联动服务机制，为留守儿童提供课后托管、心理辅导，为留守老人开展健康体检、生活照料服务。在社区文化建设方面，定期举办“邻里月宴”“文化传承演绎会”等活动，增进居民互动与信任；此外，搭建线上交流平台，建立社区微信群、APP，及时发布就业信息、政策通知，方便居民沟通交流，增强社区凝聚力。通过强化社会资本，形成居民之间互帮互助、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共同抵御返贫风险。
6. 总结
本文通过整理与梳理国家政策与相关文献，并通过数据分析发现S社区作为怒江州大型安置点，虽大部分居民脱贫，但仍有部分存在返贫风险。据此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并结合易地扶贫分析框架进行多维探讨得出，该社区人力资本不足、自然资本脆弱、物质资本短板、金融资本缺口、社会资本薄弱等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构建“人力资本强化、自然资本优化、物质资本升级、金融资本赋能、社会资本培育、政策资本调节、数字技术补充”的防治机制。该研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也验证了可持续生计理论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治理中的适用性，对落实相关政策要求提供一定意见。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南民族地区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的在地化发展模式研究”(22BSH126)、广西科技大学博士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地区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的在地化发展模式研究(校科博22S13)。
NOTES
*通讯作者。
1来源：曹淑英, 徐秀英, 吴伟光. 农户分化背景下浙江山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状况比较分析[J]. 浙江农林大学学报, 2017, 34(1): 161-169.
2文章中的数据来源于S社区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