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人口变动新形势下，从“幼有所育”到“幼有善育”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殷切期盼，已成为关乎婴幼儿健康成长、国家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战略命题。托幼一体化模式作为学前教育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枢纽，是有效缓解目前我国学前教育托育供需失衡与服务质量不高、幼儿园资源“过剩”等问题的重要举措。“托幼一体化”是指将0~3岁的婴幼儿保育教育与3~6岁的幼儿园教育作为一个教育整体，对0~6岁婴幼儿实施整体保育和教育的理念，转变两个年龄段教育脱节割裂的状态，对0~6岁婴幼儿教育进行整体思考及系统规划，为0~6岁幼儿提供连贯协调的保育与教育服务[1]。
尽管托幼一体化为新形势下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如，在内部运行机制上：课程框架与要求缺位导致课程建设混乱，“托育幼儿园化”“幼儿园托育化”现象日渐显现；“托”“幼”衔接不畅导致的专业师资补给力量不足，缺乏一体化标准[2]；管理体制相对分离，0~3岁托育机构和3~6岁幼儿园教育分属于卫生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两个政府部门间的责任边界不清晰[3]等。在外部支持体系上：财政总体投入力度较低，投入结构不均衡且质量效益不高，农村地区发展困难；顶层设计的缺陷导致制度支持不足与保障机制不完善；市场经济下行导致的社会联动供给资源不足[4]等。可见，幼儿园的托幼一体化转型还存在现实困境，托幼一体的支撑保障不足，缺乏对托幼一体化发展的体系和路径的有效循证。
基于此，为探寻优化路径，研究采用CiteSpace6.3.R1软件对近十年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进而表征托幼一体化研究的时空分布特征，总结研究热点问题，最后为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提供前瞻性洞察。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文献来源，以“托幼一体化”“托幼一体”为主题词进行精确检索，将时间跨度定为2015年1月~2025年6月，共检索到389篇相关文献，经过筛选与重复性排查，排除了报告、会议等非学术研究性文献，最终获取307篇期刊文献被鉴定为有效研究资料。研究采用CiteSpace6.3.R1软件分析关键词共现与突现等要素，绘制可视化的知识图谱，并结合对相关文献的深入分析，揭示近十年我国托幼一体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
3. 托幼一体化研究的基本情况
3.1. 发文量情况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具有政策导向性
经图1发文量指数分析发现，我国托幼一体化研究的发文量总体呈现递增趋势。2015年至2018年，学界对托幼一体化的关注较低，发文量较少且增长缓慢，但从2019年开始，文献数量显著增加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表明近年来我国“托幼一体化”这一主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从社会大背景分析，发文量变化主因在于政策驱动与托育需求升级。如，2019年《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至3岁的幼儿”[5]；2021《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至3岁幼儿”[6]；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第八十四条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提供托育服务”等[7]。
综上，研究产出更多是对“政治流”打开的瞬时回应，而非问题流自然累积的结果，国内行政议程压缩的学术节奏，易使理论沉淀期短于审稿周期，导致后续窗口一旦闭合，知识增量即随政策注意力同步滑落。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trend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integrated childcare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图1. 托幼一体化研究文献年度发文趋势图
3.2. 研究机构与发文作者中心性总体不高，合作有待加强
经软件技术分析表明(如表1所示)，近十年研究机构的发文量在三篇以上的主要集中在高校的二级学院与研究所，其中2019年是一个显著的发文高峰年，多个机构在这一年有较高的发文活动。中心性指标方面，除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显示出较高的中心性(0.03)外，其他机构的中心性普遍较低，表明它们在学术网络中的影响力和连接度相对有限。
在发文作者方面(如表2所示)，发文量在三篇以上的主要有8人，2019年和2020年是发文的高峰期。与研究机构相比，所有列出的作者中心性均为0.00，意味着尽管他们在发文数量上表现活跃，但在学术网络中的影响力和连接性可能不如某些机构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个人研究者在资源、合作网络等方面与机构相比存在差异。
Table 1. Statistics of institutions publishing on integrated childcare services, 2014~2025 (≥3 Articles)
表1. 2014~2025年托幼服务领域发文机构统计表(三篇以上)
发文机构 |
发文数 |
年份 |
中心性 |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
21 |
2019 |
0.03 |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
14 |
2017 |
0.00 |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
11 |
2019 |
0.01 |
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 |
8 |
2018 |
0.01 |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
6 |
2019 |
0.00 |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
5 |
2020 |
0.00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
4 |
2021 |
0.00 |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 |
4 |
2022 |
0.00 |
Table 2. Statistics of authors publishing on integrated childcare services, 2014~2025 (≥3 Articles)
表2. 2014~2025年托幼服务领域发文作者统计表(三篇以上)
发文作者 |
发文数 |
年份 |
中心性 |
洪秀敏 |
13 |
2019 |
0.00 |
刘中一 |
13 |
2017 |
0.00 |
杨丽华 |
10 |
2017 |
0.00 |
朱文婷 |
7 |
2020 |
0.00 |
蔡虹霞 |
6 |
2020 |
0.00 |
杨雪燕 |
5 |
2019 |
0.00 |
刘天子 |
4 |
2022 |
0.00 |
井文 |
4 |
2019 |
0.00 |
可见，低合作度的背后意味着高产者之间缺乏强联结，知识生产呈“孤岛式”累积。在国内年度考核与课题结题的双重节奏下，研究者倾向于选择可独立完成、发表周期短的议题，致使跨学科数据与方法难以汇流，托幼一体化最需要的卫生–教育–财政三线证据因此处于碎片化状态。单位制科研资源与指标均绑定在第一机构，跨校协同面临各种壁垒，固化了“高产–低网络”悖论，研究质量止步于政策阐释层面，而难以生成可累积的因果链，其直接后果是托幼一体化亟需的跨部门数据与方法互补难以达成。
3.3. 关键词共现与突现情况
3.3.1. 关键词共现情况分析
图中“托幼机构”“托育服务”“学前教育”“托幼服务”等关键词的节点较大(如图2所示)，表明这些是该领域的核心主题。其次，通过节点的大小和连线的密集程度，可以看出“人才培养”“教育质量”“早期教育”等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图中不同颜色的区域代表不同的关键词聚类，每个聚类反映了一个子研究主题或研究方向，如“托幼机构”“公共服务”等。然而，核心研究主题之间连线较少，表明跨领域合作不足，可能限制创新性和综合性研究的发展，如“高职院校”与“托幼机构”“幼儿园”的连线较少。
Figure 2.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of keywords in the integrated childcare services field
图2. 托幼服务领域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ure 3. Burst-keywords profile in the integrated childcare services field, 2015~2025
图3. 2015~2025年托幼服务领域突现关键词图谱
3.3.2. 关键词突现情况分析
对已有文献以相关性系数0.4进行分析，出现的关键词总共有12个(如图3所示)且强度基本都在0.5以上，其中“全面两孩”“托幼机构”“教育质量”“人才培养”强度都在1.0以上。“全面两孩”的突现表明自2016年中国实施全面二孩的政策以来，引发了对包括托幼服务需求在内的相关社会服务的增加，从而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增长，反映了中国近年来在托幼服务领域的政策变化和社会需求。“托幼机构”“托幼服务”“教育质量”“托育”“托班教师”和“人才培养”的突发不仅与政府努力提升托幼服务可及性和服务质量有关，而且也显示了对托幼服务质量和管理的关注并持续作为教育研究的核心。“人口政策(三孩)”和“幼有所育”反映了对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问题的响应。“托幼衔接”和“双向衔接”强调了“托”“幼”两个教育阶段间过渡的重要性。“婴幼儿”的突发则体现了家庭对早期教育的重视。可见，这些关键词的突发共同揭示了政策导向以及社会关注如何塑造学术研究的趋势。
综上，托幼服务的“高聚焦–低整合”现象映射出政策流快速置换下的概念漂移，缺乏纵向概念史梳理与跨领域对话，致使实证结果无法横向累加，研究集群可能随政策窗关闭而迅速折旧。
4. 托幼一体化研究的热点问题
4.1. 低生育率背景下构建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研究
人口的变化会影响教育的发展态势。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大幅下滑，人口少子化形势严峻，教育领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学前教育行业，困难重重。截至2024年我国在园幼儿、幼儿园和专任教师数量均呈现负增长态势。其中，幼儿园在园幼儿人数自2021年起连续4年负增长，2024年全国在园幼儿人数为3583.99万人，相比2023年减少了508.99万人，下降比例为12.43%，相当于每天有1.4万名幼儿离开教育系统；幼儿园数量为25.33万所，自2022年以来持续3年负增长，三年间减少3.59万所，降幅达12.41%；学前教育专任教师数量为283.19万人，自2023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两年间减少41.23万人，降幅达7.87% [8]。在此背景下，积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是有效应对人口结构困局、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举措[9]。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要健全人口发展和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10]。托幼一体化发展作为托育服务的关键节点，是有效整合学前教育过剩资源与托育服务刚性需求的重要解决方案，更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和增强人才红利的必要支撑，打造有中国特色的0~6岁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已成我国学前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3]。但目前我国学者对于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重点还聚焦在零散的托幼一体化基本要素(政策制度、供给形式、财政投入、人才队伍建设、服务内容设计及督导评估等)的研究，并将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置于整个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中来综合考量，缺乏对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构建的整体思考与实践理路。
4.2. 托育供需结构变化引发托幼人才培养的对策研究
随着近年来社会对托育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如何培养托幼人才以应对供需结构变化是目前我国托幼行业破围的重中之重。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有托位数仅477万个，全国每千人口托位数为3.38个。从实际托位需求来看，我国现有约3000万名3岁以下婴幼儿，超过三成的婴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11]。2024年7月底，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提到“目前我国0~3岁婴幼儿约4200万，其中三分之一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还比较大[12]。出现供需失衡现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需求端因考虑到“价格贵、底子薄、信誉低”而“托不起、不愿托、不敢托”；第二，供给侧既缺乏“量”又缺乏“质”的托幼人才作为支撑托育服务发展的需求[13]。而供给侧的托幼师资的建设与结构优化是推进当前我国幼有优育的关键一环[14]，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普惠优质婴幼儿托育教育需求的基本路径。在低生育率背景下，幼儿园教师富余已成必然，幼儿园在托幼一体化转型过程中势必要重点关注教师转型，以免人才流失。但是，目前对于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与职业院校中如何培养托幼教师，对于托幼机构中如何来培养托幼人才的研究较少，以致于幼儿园与其他托育机构对此缺乏足够的经验来设计培养方案，且校企结合、产教融合、医育融合、托幼衔接等跨领域教师队伍建设研究也明显不足。
4.3. 国际托幼一体化服务经验对本土供给范式研究
国际上，一些福利国家或地区对托育服务的关注和实践起步较早，已积累相对成熟的经验[15]，“学前教育”的概念范畴也由3~6岁向0~6岁拓展延伸，随后“托幼一体化”的理念应运而生[16]，且已建立较完善的托幼一体化发展体系，推动了托幼一体化的创新发展[17]。而我国对“托幼一体化”概念最早是1997年由上海市教委提出，可直至2019年始，托幼一体化的发展才正式崛起，所以依然需要借助国际向度去把握托幼一体化服务在本土化发展中的节奏。对此，我国研究者主要以OECD国家和亚洲少子化国家为借鉴对象，探索相关经验在本土中的实践路向。其中主要包括：政府作为上，出台一系列促进托幼发展的法律政策[18]，加强对托育的质量监督评估，提升托育服务质量[19]，不断完善发展托幼公共服务事业[20]；课程建设上，既要了解国内托幼课程建设的现状、问题与短板，也要了解国际托幼课程建设的前沿动向，进而基于他国的有益经验，为我国托幼课程建设提供本土化、适宜性的启示[21]；专业师资培养上，需规范托幼师资标准以提高师资质量[22]。
综上所述，我国开展托幼一体化相关的本土研究顺应了为0~6岁儿童提供一体化保教服务的国际学前教育发展潮流，具有一定的价值推广意义。然而，可以发现的是：现有研究多从宏观政策、国际比较层面探讨我国幼儿园向托幼一体化转型发展的理论框架描绘；较少立足多元相关利益主体视角，从社会生态与协同治理的实践生态层面探讨托幼一体化保教质量标准及服务体系的运行效能。
5. 研究局限
本文仅以CiteSpace对CNKI核心期刊文献进行计量，虽能勾勒知识骨架，却无法判别文本的理论深度与政策建议的可行性；质性层面的概念精度、论证强度及价值立场均被排除在外。单一中文库来源必然放大“高校–政策评述”类研究的可见度，遗漏学位论文、地方报告等成果，或致覆盖偏差。此外，综述写作与刊出之间存在12~18个月时滞，而近年正值托育政策密集更新，突现关键词可能已被后续文件修正，时效性局限尤需警惕。未来研究宜引入多库数据与混合方法，对计量结果进行内容编码与滚动更新，以弥补上述不足。
6. 托幼一体化研究的未来展望
通过梳理、分析近十年我国托幼一体化研究的基本情况与热点问题，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二十届三中全会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系列政策与法律，托幼一体化研究要立足于本土学前教育的生态环境，致力于推进托幼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积极回应人民对“幼有善育”的美好期待，努力探索扎根祖国大地、适合当前时代发展的本土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与发展格局。基于此，展望未来，托幼一体化的发展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6.1. 探索“托–幼–养 + 园–家–社”托幼一体化新模式
目前，我国已进入少子化、老龄化阶段，“养老难”“带娃难”“幼儿园倒闭潮”等衍生的问题浮现。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23]。同年9月，会议强调，要统筹考虑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和托育实际需求等因素，科学规划托育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优化托育服务精准供给，加快补齐社区托育设施短板，努力为群众提供就近就便的托育服务[24]。2025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学前教育法》也明确提出鼓励幼儿园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7]，为实现“托幼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2025年6月9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一老一小”普惠服务以及社区和家庭嵌入式托育，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延伸发展托育服务[25]。可见，我国正在探索多元化的托育发展模式，完善养老托育服务体系，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据此，未来托幼一体化可以创新模式，从托育端服务范围出发，一方面是在服务对象上，开发“托–幼–养”三位一体格局，如将老年大学、养老设施、育幼设施与幼儿园合作建立；另一方面是在服务地点上，扩展家庭、社区、医院、工厂等场所的托育功能，促进园–家–社协同、园企结合、医育融合等，进而深入探寻托幼一体化服务模式的创新。
6.2. 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新生态
我国托育服务呈现出普惠性资源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欠发达地区普惠性托育资源短板突出[26]等特征，其制约根源在于托育服务顶层设计不完善、规范保障不足、资源供需错配、有效供给不足[27]，普惠托育服务发展仍面临着服务体系不健全与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2024年《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明确了“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理念[28]。育幼服务体系是集公益性、公平性、质量保障、价格可承受性、便捷性和可及性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体系，包含政策制度、供给形式、财政投入、人才队伍建设、服务内容设计及督导评估等基本要素[27]。托幼一体化可以育幼服务体系为基点架构服务体系，以公益性为根基、公平性为准则、质量保障为追求，以“幼有善育、保教融通”为育人理念，为0~6岁婴幼儿家庭提供一体化保教服务。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渗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教育领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嬗变。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29]。这为托幼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未来可探索将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引入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利用AI做好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法规，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托幼服务监督评估水平，建设托幼课程体系等，形成“AI+”托幼服务体系新生态，助力幼儿的全面发展。
6.3. 开拓农村地区托幼一体化服务新路径
研究不要只顾追着政策跑，还要回头看看那些真正需要关切的地方，真正的研究要扎根到基层去，深入到农村去，投身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目前国内托幼一体化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对农村地区的关注度不高。从外部环境来看，农村托育步履维艰，根源在于资源、师资、硬件全面滞后于城市，专业托幼机构(含幼儿园)近乎缺位，幼儿的早教与保育多处于空白状态，一体化服务更无从谈起。从内部联系来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目前我国农村外出打工人员数量众多，祖辈抚养是农村地区普遍采取的早期照料方式，而祖辈隔代看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地区托幼服务供给缺乏[30]，可见，农村地区家庭不仅面临优质托育资源可获得性、可负担性的问题[31]，还面临托育服务观念可变更性的问题。因此，未来农村可以从自身的社会结构、文化逻辑与资源禀赋出发，构建一种“扎根型、内生型、可负担、可接受”的农村托幼一体化新范式。
基金项目
本文系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5年度重大课题“县域普惠育幼服务体系构建与保障机制研究”(编号：K25YA20250002)。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