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记忆的活态载体，与红色革命文化所蕴含的崇高精神谱系，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近年来，国家与浙江省层面相继出台系列政策，积极倡导红色文化与非遗资源的融合发展，旨在通过创新传承模式，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并赋能文旅产业，实现文化价值与社会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这一融合不仅是对历史记忆的当代唤醒，更是回应时代需求、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实践。
然而，在实践推进过程中，非遗与红色文化的融合面临着深层次的现实困境。当前，二者融合多停留于表层的形式结合或空间并置，在传播方式上存在单一化、说教化倾向，缺乏沉浸式与互动性体验，难以激发公众特别是年轻群体的情感共鸣与深度参与。同时，对两者内在精神内涵的挖掘与贯通不足，导致融合项目往往“形聚而神散”，教育功能式微，创新转化乏力。因此，系统梳理融合现状，精准诊断其核心梗阻，并探索行之有效的活态化路径，成为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
本研究以浙江省这一非遗与红色资源均极为丰富的典型区域为考察对象，聚焦于“非遗文化如何有效赋能红色精神传播”这一核心问题，旨在系统揭示二者融合中的现实困境，并构建可持续的活态化路径。本研究将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案例分析法，通过对浙江省杭州、嘉兴、丽水等地市和区县的抽样调研，回收有效问卷267份，结合对2名非遗传承人、3名文化管理者及12名游客的深度访谈，基于大规模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科学的数据分析，最终为破解融合难题、构建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参考。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红色文化的融合逐渐成为学术关注点。国内研究多集中于特定案例的传承与传播策略分析。例如，针对江西传统村落的研究指出，其非遗与红色文化的整合传播存在力度不足、经济转化率低等问题，并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融合红色基因等对策[1]。南京雨花茶的数字化传播案例则系统梳理了技术应用演进，强调VR、元宇宙等沉浸式技术的前景[2]。关于红色文化教育功能的研究，如对四川——陕西苏区的分析，发现其对青年的吸引力式微，呼吁创新互动教育模式。此外，对云南楚雄彝族非遗的研究强调了利用新媒体与国际合作提升可见度的策略[3]，而对延安社区的研究则从公共价值理论出发，阐释了红色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价值传递机制[4]。
国外研究为理解遗产与记忆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Brundage等人对美国南方身份记忆的阐释，揭示了历史记忆如何被当代文化实践所再造和利用[5]。另有研究关注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保护，提出了跨学科、跨地域的协同模式，对融合性保护实践具有启示意义[6]。
2.2. 研究述评
尽管已有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多数文献分别聚焦非遗或红色文化的单独领域，缺乏将二者进行“双向融合”的系统性考察。第二，数字化应用探索尚不深入，虽然VR、元宇宙等技术潜力被广泛认可，但在非遗与红色文化相交汇的具体场景中，如何设计具有深度文化内涵的交互式沉浸体验，仍缺乏详尽的技术路径与案例实践。第三，理论整合度不足，系统论、集体记忆、公共价值等理论多在单一研究中被援引，尚未形成一个能够统合分析“保护–传承–传播–价值实现”全过程的理论框架。
鉴于此，本研究旨在突破上述局限：理论层面，以集体记忆理论为核心，整合文化生产理论构建综合性分析框架，通过集体记忆的“唤起–重构–传递”逻辑，解析非遗作为记忆载体如何承接红色革命历史记忆，在文化生产过程中实现精神内涵的当代转化，为推动非遗与红色文化的深度融合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方法层面，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量化统计与VR/AR原型设计，实现宏微观结合的全链条研究；实证层面，基于浙江省一定规模的实地调研，建立可量化的融合指数体系；实践层面，产出数字化平台方案与文旅融合指南，为相关工作提供可复制的路径参考。
3. 浙江省非遗与红色文化融合现状
3.1. 政策引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国家出台《“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推动革命老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方案》等政策，鼓励红色文化创新转化与资源挖掘。浙江省积极响应，通过《浙江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明确支持红色题材非遗创作、展演等活动，《浙江省文化改革发展“十四五”规划》则以文化研究工程、高水平传承展示平台建设为抓手，为非遗与红色文化融合搭建实践载体，形成“国家引导 + 地方落地”的政策支撑体系，推动融合实践有序开展。
3.2. 多维探索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红色文化的融合形式丰富多元。在艺术创作范畴，传统戏剧、手工艺等被改编成红色题材作品，让红色精神得以具象呈现；在文旅融合方面，“红色遗址 + 非遗体验”线路广受欢迎；在教育传播领域，非遗传承人深入校园、社区，借助教学展演强化红色教育；在数字化领域，短视频平台推出红色 + 非遗系列内容，促使传统技艺与红色精神在多场景中实现共生式传播。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依托阿里巴巴、网易等数字经济龙头企业的技术优势，已初步探索出“云展览”“非遗数字工坊”等线上融合模式，但在技术适配性与文化内涵的平衡上仍有待优化。
3.3. 融合实践案例分析
浙江省在非遗与红色文化融合实践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实现了精准破题。
嘉兴南湖画舫制作技艺以红船文化为核心，传承人汪抑凡复刻红船船模，运用做旧工艺还原历史场景，通过“非遗技艺 + 红色IP”模式，将红船精神具象化为可触摸的文化载体。据了解，汪抑凡师傅在复刻过程中，不仅参考历史文献，还走访了多位党史专家与老船工，其作品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展出后，年均接待参观者超50万人次，成为红色教育的重要实物载体，但传承人也提到“目前对红船制作技艺与革命时期造船工艺的历史关联研究不足，难以在展示中充分阐释技艺背后的红色记忆”。浙工贸的“三瓯一木”1打造了“浙里非遗别样红”品牌，将红色元素融入瓯绣、瓯窑创作。访谈中，文化管理者坦言“当前作品多聚焦国家层面的爱国主题，对浙南游击战争等本土红色历史的挖掘不够深入，导致地域文化辨识度不高”。此外，龙泉青瓷作为浙江省独有的非遗项目，目前已尝试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场景融入青瓷纹饰设计，但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4. 现实困境剖析
在新时代背景下，非遗文化与红色精神的融合传播，既是赓续中华文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文化自信、凝聚精神力量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实践中，“非遗赋能”的愿景与“有效传播”的现实之间仍存在显著张力，面临来自非遗自身与革命文化载体的双重困境，亟待深入剖析与系统破题。
4.1. 非遗维度：活态传承阻滞，创新转化不足
一方面，活态传承的根基受到侵蚀，传承主体与传承实践面临双重危机。许多蕴含革命历史记忆或与红色地域紧密相关的非遗项目，正因传承人的高龄化与后继乏人而陷入“人亡艺绝”的生存窘境。年轻一代对传统技艺的学习周期长、经济效益不确定，导致传承链条脆弱。问卷调查显示，浙江省受访的非遗传承人中，55岁以上群体占比达68%，30岁以下传承人仅占7%；82%的年轻受访者表示“传统技艺学习周期长、经济回报不确定”是不愿从事传承工作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推广力度的不足、支持人群减少[7]，部分非遗的传承场域在现代生活中日渐萎缩，沦为博物馆中静态的“标本”或舞台上的“片段化”展演，从而失去了原本植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亲切感与感染力，难以引发深层次的情感共鸣。
另一方面，创新转化能力不足，表现手法与叙事方式陷入窠臼。在利用非遗形式讲述红色故事时，普遍存在简单叠加、生硬嫁接的现象。往往是将红色题材内容直接“装入”传统非遗形式的外壳，未能实现精神内涵与艺术形式、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的深度融合。此外，非遗数字化传播模式研究滞后，指导性不强；传播媒介单一，有效性不高[8]。仅23%的受访者表示通过数字化渠道了解过“非遗 + 红色文化”相关内容，且6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数字化传播内容“缺乏互动性”“形式单一”。创新转化能力的滞后，导致非遗赋能红色传播的作品时常显得“老调重弹”、“形态陈旧”，削弱了其传播的时效性与吸引力。
4.2. 革命文化维度：记忆载体弱化，教育功能式微
一方面，红色记忆的具象载体趋于模糊与疏离。随着时间的流逝，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日益稀少，口述史等鲜活的一手记忆资源面临不可逆转的流失。部分革命遗址、遗迹的保护与展示方式相对单一，未能充分挖掘其空间叙事潜能，与周边社区、当代生活存在隔阂[9]。这使得红色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教科书中的抽象概念或纪念碑式的遥远存在，其作为集体记忆“附着物”的具象性和情感冲击力被弱化，影响了非遗在对其进行艺术化、人格化表达时的素材丰富度与感染力。
另一方面，教育功能的实现方式面临模式化与实效性挑战。传统的红色教育往往依托于场馆参观、报告讲座、文本学习等形式，在信息获取渠道多元、价值观念多样的今天，其单向度、灌输式的模式有时难以入脑入心。更为严重的是，商业化冲击对红色教育造成了损害。过度开发导致红色符号滥用，如嘉兴南湖景区周边商铺大量售卖廉价红船模型，削弱了红色IP的文化内涵。革命历史的娱乐化倾向明显，对英雄人物进行恶搞，将红色经典篡改的面目全非，这严重损害了革命历史的严肃性和红色文化的教育功能[10]。
5. 活态化路径构建
近年来，浙江省积极响应号召国家政策，出台《浙江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等法案条例，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然而，通过广泛调研，团队发现，尽管红色资源丰富、非遗技艺精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红色资源和非遗文化的传承保护仍面临着多重阻碍。基于此，研究将从非遗与革命文化两大维度出发，尝试系统总结出可持续、可发展的活态化路径。
5.1. 非遗维度路径：活态传承贯通，创新转化协同
一方面，聚焦非遗文化与红色资源内容与形式共同性，通过系统挖掘与阐释两者文化内涵与核心价值，构建非遗文化与革命文化跨领域协作机制，是实现红色精神有效传播的重要基础。依托浙江省文旅厅、非遗保护中心、红色文化研究机构及地方政府的多方联动，建立“资源普查–项目孵化–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协作模式。以浙江龙泉市宝溪乡龙窑文化中心建设为例，该中心因地制宜盘活龙窑非遗文化，发掘红色资源，推动“非遗 + 红色旅游”深度融合。目前，该地设立非遗传承教学基地14个，举办名师带徒活动6届，每年送戏下乡百余场，制作《粟裕六进披云山》沙盘推演视频，依托政策支持、业态融合，推动传统非遗与革命文化相结合[11]。
另一方面，非遗技艺传统性在与红色革命文化融合过程中，亟需内容与形式的创新。2025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就强调要“提升文化原创能力”[12]。在内容上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拓展完善，以承载红色革命的“集体记忆”；形式上则需适应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和科技变革，避免被边缘化，同时也需平衡数字化展示与技术堆砌的关系。借助阿里巴巴的云计算技术与网易的沉浸式交互技术，打造“浙里红色非遗”数字平台，开发VR红船技艺体验、AR浙东抗日非遗故事等互动模块，实现传统技艺与红色记忆的数字化重构。例如，针对龙泉青瓷，可通过数字技术还原革命时期青瓷烧制技艺在根据地的应用场景，让用户在虚拟体验中感受技艺传承与红色历史的深度关联。
5.2. 革命文化维度路径：强化记忆载体，深化价值认同
一方面，聚焦于革命资源文化内涵，提炼核心价值，构建文化符号是构建革命文化记忆载体、强化红色教育功能的可行路径。在刘琰珮、卢航、帅焕丽所写的《红色革命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中就指出，由于当前教育形式的单一、实践环节的薄弱与教育内容的局限，大学生群体对于红色革命文化的认知深度不足[13]。依托当前红色资源数据库和革命档案整理，借助自然语言处理(NLP)和文本挖掘等现代技术，深入挖掘革命文化价值，强化记忆载体，提升教育功能，能够深化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结合浙江省红色历史特色，提炼“红船精神”“浙东抗日精神”等核心符号，将其融入龙泉青瓷纹饰、西湖传说改编、木活字印刷等非遗创作中，通过技艺传承实现红色记忆的代际传递。
另一方面，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多维互补的立体传播机制，是增强红色文化表现力、激发红色精神传播活力的基础路径。在推广线上宣传的同时，需要大力发展以AI、VR等现代技术为支撑的交互性的实体传播载体，优化传播途径，形成线上线下闭环联动，增强红色文化表现力，提升受众参与体验。线下依托红色遗址打造“非遗 + 红色体验”沉浸式场景，如在嘉兴南湖景区设置红船模型制作工坊，让游客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体验技艺，同步聆听红船历史故事；线上通过短视频平台发起“我的红色非遗记忆”创作挑战赛，鼓励用户分享非遗与红色文化融合的实践案例，扩大传播覆盖面。
6. 融合过程中的张力与风险
非遗与红色文化的融合是一个充满复杂性与动态性的过程，在追求价值共鸣与传播实效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面临多重张力与潜在风险，需要以批判性视角进行审视与反思。
6.1. 非遗本真性与红色叙事的适配能力
非遗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世代相传的技艺范式、文化内涵与生活肌理，而红色文化则具有明确的历史指向性与精神引领性。在融合过程中，存在“为红色而非遗”的异化风险：部分实践为迎合红色叙事需求，随意篡改非遗的传统技艺流程与文化寓意，导致非遗沦为红色符号的附庸，其本真性遭到严重削弱。例如，某木雕非遗项目为表现红色主题，强行将革命元素植入传统纹样，违背了木雕技艺“因材施艺”“寓意天成”的传统准则，使得作品既失去了非遗的艺术韵味，也未能有效传递红色精神。
6.2. 商业化开发与精神价值的平衡困境
市场化运作是推动非遗与红色文化融合传播的重要动力，但过度商业化容易引发精神价值消解的风险。当前，部分地区将融合项目简单等同于文旅产品，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导致红色文化的严肃性被稀释，非遗的文化内涵被简化。如嘉兴南湖周边部分商铺售卖的廉价红船模型，不仅未能体现南湖画舫制作技艺的精髓，更将红船这一承载革命记忆的文化符号异化为普通商品，削弱了红色精神的庄重性与感染力。此外，一些融合项目盲目跟风“网红经济”，通过低俗化、娱乐化的营销手段吸引流量，进一步消解了红色文化的教育功能与非遗的文化价值。
6.3. 技术应用与人文内涵的错位风险
数字化技术为非遗与红色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创新路径，但技术滥用或技术与人文内涵的错位可能导致“重技术轻内容”的问题。部分数字化融合项目过度追求视觉冲击与互动形式，忽视了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使得技术沦为空洞的“炫技”。例如，某红色非遗数字展厅虽运用了全息投影等先进技术，但内容上仅简单罗列革命历史事件与非遗技艺介绍，未能构建起技术体验与精神感悟的有机联结，导致难以实现红色精神的有效传递。
6.4. 区域同质化与地域特色的彰显难题
在融合实践中，部分地区缺乏对本地非遗与红色文化内在关联的深度挖掘，盲目复制其他地区的成功模式，导致融合项目呈现出明显的同质化倾向。浙江省拥有龙泉青瓷、西湖传说、瓯绣等独具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以及浙东抗日根据地、浙南游击区等独特的红色历史资源，但部分融合项目未能充分激活这些地域元素，而是套用通用化的红色叙事框架与非遗表达形式，使得项目缺乏地域辨识度，难以形成差异化的传播优势。
7.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虽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以下局限：第一，实证调研的地域覆盖仍有拓展空间，目前主要集中于浙江省部分地市，对浙西、浙北部分地区的调研相对不足，样本的代表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第二，对数字化融合路径的探讨偏重于宏观框架设计，缺乏对具体技术落地细节、用户体验反馈等微观层面的深入分析；第三，对融合过程中张力与风险的研究仍停留在定性描述层面，未能建立量化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难以对风险程度进行精准研判。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其一，扩大调研范围，覆盖浙江省全部地市，并与其他非遗与红色资源丰富的省份(如江西、陕西)进行跨区域比较研究，提炼具有普遍性的融合规律；其二，聚焦数字化融合的微观实践，结合具体技术场景开展实证研究，分析不同技术手段对红色精神传播效果与非遗传承质量的影响机制；其三，关注新时代背景下青年群体的文化需求特征，探索更具吸引力的融合表达形式，推动非遗与红色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的有效传播，实现红色基因与非遗技艺的代际传承。
8.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浙江省非遗与红色文化融合实践的深入调研与系统分析，揭示了两者融合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这些困境表明，简单的形式拼接难以承载深沉的文化精神，真正的融合需要深入肌理，实现价值共鸣与叙事共生。
针对上述困境，本研究从非遗与红色文化双维度，提出了构建跨领域协作机制、创新内容形式、构建立体传播机制等具体路径。这些路径强调以“活态”为核心，旨在使红色精神通过非遗的当代化表达“活”在当下，使非遗技艺借助红色故事的底蕴“传”向未来。项目在理论层面尝试构建了融合性分析框架，在实践层面则通过调研报告、案例指南、传播活动等形式，为相关领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展望未来，非遗与红色文化的深度融合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它要求政策制定者、文化工作者、传承人、社区及公众等多方主体持续协作，在不断探索中平衡保护与创新、教育与产业、本土化与现代化等多重关系。唯有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文化血脉在时代脉搏中强劲跳动，才能使非遗的技艺之光与红色的精神之火交相辉映，共同照亮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前路，为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力量注入不竭的源头活水。
NOTES
1“三瓯一木”，即瓯绣、瓯塑、瓯窑和木活字。这四项非遗技艺是浙工贸创新创业学院党总支区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