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在这一宏大的时代图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2]，“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2]，“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教育引导学生把人生抱负落实到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中来，把学习奋斗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3]。这一系列重要论断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灌输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课程体系。然而，随着“00后”乃至“05后”大学生步入校园，传统的单向度、灌输式教学模式正遭遇“受众阻抗”。当代大学生思维活跃、主体意识强，但往往缺乏对国情社情的深刻体认，容易陷入“书斋里的空谈”或“网络化的迷茫”。如何将抽象的理论话语转化为生动的实践体验，将“文件中的精神”转化为“脚底下的力量”，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正是破解这一难题、实现从“指尖”到“心间”转化的关键钥匙。
本文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第一，政策文本分析法：以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讲话等权威文本为核心，梳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政策逻辑与制度导向；第二，规范性研究法：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实践的本体地位、认识的两次飞跃、实践检验真理)对实践育人“价值–困境–路径”作概念澄清与命题推演；第三，案例研究(基于公开材料的二手证据)：选取多所高校有关“思想政治实践”课程化改革、实践育人基地建设等公开报道材料进行对照分析；第四，二手数据佐证：引用教育部对2024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规模性数据，以及就业与青年社会心态相关报告，用于支撑对现实困境的诊断。
近年来，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研究成果丰硕，主要集中在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实践基地建设的路径以及国外服务学习经验的借鉴等方面。从国外视角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提出的“从做中学”理论，强调经验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认为教育即生活、即生长、即经验的改造[4]。大卫·库伯(David A. Kolb)进一步发展了体验式学习理论，构建了“具体体验–反思观察–抽象概括–主动实验”的学习圈模型[5]，为实践教学提供了心理学依据。国内研究方面，曾洁荣指出，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优化思政课教学目标，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创新思政课教学形式，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优势资源的共享[6]。秦书生从重要讲话着手，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用“八个相统一”来创新思想政治课教学，担当起思政课教师应有的责任，用心教学，精心育人，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7]。王治东等学者则认为要基于价值观念引导内在机理，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有三重维度：立足“五大范畴”，深入把握思政课改革创新理路；深化“四大体系”，明确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进路；实施“三项融合”，进而积极拓展思政课改革创新思路[8]。然而，现有研究多侧重于操作层面的经验总结或单一维度的对策建议，缺乏对实践育人深层机理的系统性学理剖析，且较少结合新时代“大思政课”的背景进行全景式审视。
鉴于此，本文试图突破以往碎片化的研究视角，遵循“价值–困境–路径”的逻辑理路展开论述。首先，从战略地位、认识规律、主体发展等维度，阐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何以重要”；其次，结合教育部关于2024年暑期实践的规模数据与典型高校案例，剖析当前实践运行中存在的观念、资源、机制等层面的痛点，回答“由于何故”；最后，提出构建系统化、协同化、科学化的优化路径，探讨“何以可能”。通过这一系统性考察，旨在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提质增效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参照与操作指南。
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战略地位与育人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9]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实践不仅仅是一种教学辅助手段，更是一种以经验建构为核心的学习机制。它关乎教育的本质，关乎信仰的生成，关乎人的全面发展。深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价值意蕴，是推动其深入开展的逻辑前提。
2.1. 政治导向与战略承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从本质上讲是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其核心使命在于培养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社会成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使命具体化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首先，实践教育是连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大学生个体认知的桥梁。单纯的理论宣讲，往往因为话语体系的抽象性和宏大叙事而与学生的日常生活产生隔膜。通过社会实践，学生能够亲眼目睹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亲身感受脱贫攻坚的艰辛历程，亲耳聆听基层党员干部的奋斗故事。这种“在场”的体验，能够将抽象的“四个自信”转化为具体的感性材料，使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教条，而是鲜活可感的现实。例如，在乡村振兴一线的调研中，学生能直观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从而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在政治上产生认同。
其次，在构建“大思政课”格局的战略部署中，实践环节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政治承载功能。社会生活本身就是最生动的教材。通过组织学生赴革命老区开展红色筑梦之旅，赴工矿企业体验大国工匠精神，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这种浸润式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比封闭空间内的说教更具穿透力和感染力，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的战略举措。
2.2. 认识深化与理论升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知行合一的关键环节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学生记住了多少理论条文，而在于他们能否将这些理论内化为信仰，外化为行动。实践教学正是打破课堂沉默、解决“知行两张皮”现象的关键环节。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看，认识的发展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运动规律。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主体的客体化”与“客体的主体化”的双向运动过程。在传统的思政课堂上，学生获得的往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属于理性认识的范畴，但这种理性认识如果缺乏感性经验的支撑，往往是脆弱的、悬浮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了一个主体的客体化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学生运用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社会现象、解决实际问题，将内在的认知结构外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例如，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用矛盾分析法看待社会转型期的阵痛。在这一过程中，书本上的死知识变成了手中的活武器，学生对理论的信服度随之提升，进而实现“客体的主体化”，即外部的真理力量积淀为学生内在的精神品质。
此外，实践过程具有独特的“纠偏”与“确证”功能。当代大学生处于信息爆炸时代，容易受到网络上错误思潮的侵蚀，产生认知偏差。唯有投身社会实践，在真实的社会大熔炉中摔打，才能看清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本质，从而自觉抵制错误思潮，确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这种由“行”到“知”的反哺，实现了从理论认知到信仰信念的质的飞跃。
2.3. 素质拓展与主体重塑：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内生动力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指出，人的发展不仅包括智力的增长，还包括体能、技能、道德情感以及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丰富与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不仅关注学生的政治素质，更致力于对学生主体性的重塑和综合素质的拓展。
一方面，实践活动是锤炼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熔炉。现在的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成长环境相对优越，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当他们走出象牙塔，深入支教一线看到城乡教育的差距，深入社区看到基层治理的复杂，这种强烈的现实反差会极大地激发他们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他们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从而实现了道德人格的升华。
另一方面，实践活动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无论是开展社会调查、撰写调研报告，还是参与志愿服务项目的策划与执行，都需要学生具备团队协作能力、沟通交际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复杂环境中抗压的心理素质。这些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在传统课堂中往往是被忽视的短板。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通过“做中学”、“悟中学”，让学生在克服困难中增长才干，在应对挑战中磨砺意志，从而为他们未来走向社会、适应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综合素质基础。
2.4. 范式转型与资源整合：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的重要抓手
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着“孤岛效应”，即思政课程与其他课程分离，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脱节。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打破这种封闭僵化模式，推动思政工作守正创新的重要抓手。
第一，实践教育推动了思政教育模式由封闭向开放的根本转型。它打破了围墙的限制，将育人空间延伸至广阔的社会天地。在这种开放的教育生态中，教育者不再仅仅是学校的教师，还包括企业的劳模、乡村的干部、博物馆的讲解员等。这种多元主体的参与，极大地丰富了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增强了教育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第二，实践教育促进了校内外育人资源的有机整合。每一个红色教育基地、每一个现代化生产车间、每一个基层社区，都是潜在的思政教材。通过建立校地、校企合作的实践基地，高校能够有效地将这些分散的社会资源转化为系统的育人资源。这种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返家乡”社会实践，既服务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又锻炼了学生，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增效的案例很多。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围绕C919大飞机等重大工程打造实践基地与“行走课堂”的做法，即体现了把国家重大工程资源转化为课程资源的路径[10]。
综上所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关乎育人方向、育人质量、育人模式的战略性工程。它以其独特的政治承载力、理论转化力、素质塑造力和资源整合力，成为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由之路。然而，正视其重要价值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当前实践育人工作中存在的诸多现实挑战。
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运行中的痛点与阻滞
尽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价值共识已基本形成，但在具体的运行场域中，受制于传统教育惯性、资源配置瓶颈及考评机制滞后等多重因素，实践育人工作仍面临着“应然重要”与“实然边缘”的尴尬境地。深入剖析这些痛点与阻滞，是探寻优化路径的逻辑起点。
3.1. 认知偏差与重视不足：实践育人理念的边缘化倾向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当前，制约高校思政实践实效性的首要因素在于认知层面的偏差，这种偏差呈现出一种隐性的“边缘化”倾向。
首先，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惯性思维仍具有强大的路径依赖。在现行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中，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教师职称评审，往往更看重科研成果和理论教学课时，实践教学因其成果显现周期长、量化难而被视为“软指标”。部分高校管理者和教师虽然口头上强调实践重要，但在课时分配、学分权重上，实践环节往往被压缩或作为理论课的附属品。这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导致实践育人在顶层设计中缺乏核心地位。
其次，师生主体对实践育人的价值认同存在错位。根据《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及相关学术调查显示，虽然超过80%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有必要，但仍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表示参与实践主要动力是为了“完成学分”或“综合测评加分”[11]。部分教师将指导社会实践视为额外的负担，缺乏投入的热情与精力，导致指导流于形式。而在学生层面，受功利主义思潮影响，部分学生将社会实践异化为“公费旅游”或“形式打卡”的现象。这种错位在“规模快速扩张–质量相对滞后”的背景下更易放大：例如教育部介绍2024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覆盖师生超过1100万人，组建团队超过30万支[12]。但是，规模化本身并不必然带来高质量，反而提高了课程化管理、过程性评价与导师资源供给的难度。这种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认知偏差，严重消解了实践育人的严肃性与神圣感，使得本应触及灵魂的教育活动变成了走过场的“秀场”。
3.2. 供需错位与内容陈旧：实践教学资源的结构性匮乏
随着“00后”大学生群体特征的变化，他们对实践内容的需求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趋势，而当前高校实践资源的供给侧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滞后，导致了供需错位。
一方面，实践内容同质化严重，缺乏时代感与针对性。许多高校的思政实践多年来“一张方子吃药”，内容局限于参观纪念馆、简单的义务劳动或问卷调查。这些活动往往缺乏深度的设计，未能紧密结合时代热点(如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等)和学生的专业特长。这种“大水漫灌”式的供给，难以引起学生的思想共鸣，无法满足学生深度参与社会生活、解决实际问题的成长需求。
另一方面，优质实践资源的开发与整合力度不足。虽然各高校都建立了一定数量的校外实践基地，但普遍存在“挂牌多、运行少”的“空壳化”现象。由于缺乏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企事业单位接纳大学生实习实践的动力不足，往往出于面子或人情应付了事，难以提供深度的岗位体验或调研机会。此外，校内各部门之间的资源未能有效打通，团委的社会实践、教务处的专业实习、学工部的志愿服务往往各自为政，造成了资源的碎片化与浪费。
3.3. 机制松散与协同不力：全员全过程育人格局的断裂
立德树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同、同向同行。然而，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在运行机制上存在明显的“孤岛效应”和协同困境。
首先，校内协同育人机制不畅。思政课教师、辅导员、专业课教师作为育人的三支主要力量，在实践环节往往处于“割裂”状态。思政教师懂理论但缺乏对学生日常生活的了解，辅导员熟悉学生但理论指导能力相对薄弱，专业课教师则往往只关注专业技能培养而忽视价值引领。三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联动机制，导致实践育人难以形成合力，无法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在实践维度的同频共振。
其次，校地、校企协同育人动力不足。社会力量参与高校人才培养的渠道尚未完全畅通，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地方政府、企业、社区在接纳大学生实践方面往往承担了安全风险和管理成本，却缺乏相应的政策激励或利益补偿。这种责权利的不对等，使得社会力量参与思政实践多为偶发性、短期性的配合，难以形成常态化、深层次的协同育人共同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思政”格局在实践层面仍面临诸多体制壁垒。
3.4. 评价虚化与保障缺位：长效运行体系的短板效应
科学的评价体系和坚实的保障机制是实践育人长效运行的基石，而这恰恰是当前的薄弱环节。
其一，评价体系存在“唯结果论”和“虚化”弊端。目前的实践考核多以提交一份调研报告或心得体会作为唯一依据。这种单一的终结性评价，忽视了对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态度转变、能力提升及行为表现的考察。加之网络抄袭、代写现象的泛滥，使得仅凭一纸报告很难真实反映学生的实践收获，导致评价流于形式，失去了甄别与激励功能。
其二，保障机制存在明显的短板。经费投入不足是普遍问题，许多高校的思政实践经费仅能维持基本的交通和食宿，难以支持高质量的项目孵化和成果转化。此外，安全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也是一大掣肘。出于对学生人身安全的顾虑，学校往往倾向于缩减校外分散实践的规模，甚至采取“因噎废食”的保守策略。专业指导队伍的匮乏同样严峻，高生师比使得教师难以对每一个实践小组进行精细化指导，严重影响了实践的深度与质量。
4.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体系的优化与创新
面对新时代的召唤与现实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必须进行全方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不仅需要修补漏洞，更需要重塑体系，通过顶层设计、内容创新、主体激活与制度保障，构建起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高校特点的实践育人新范式。
4.1. 顶层设计与协同联动：构建“大思政”实践育人共同体
要破解“孤岛效应”，必须从体制机制入手，强化顶层设计，构建全方位协同的育人共同体。
第一，强化党委统一领导，完善组织管理体制。高校应成立由校党委书记任组长的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将实践育人纳入学校发展的总体规划。建立党委宣传部、教务处、学工部、团委及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打破部门壁垒，统筹全校实践育人工作。明确各部门职责清单，形成“党委统筹、部门联动、院系主导、全员参与”的运行机制，确保政令畅通、执行有力。
第二，构建校内外联动的协同育人机制。高校应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和地方需求，拓展与政府、企业、社区、部队的深度合作。通过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实践基地，探索“人才共育、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模式。例如，可以聘请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基层干部担任校外实践导师，建立“双导师制”。例如，北京大学实践课程的“五位一体”教学机制与基地网络建设，就为校内外协同提供了可参照的组织样式。这种高校利用智力优势为地方发展提供咨询服务，以此换取优质的实践资源，就可以很好的实现校地互利共赢，推动社会资源向育人资源的高效转化。
4.2. 内容供给与模式创新：打造立体化、分众化的实践教学体系
针对内容陈旧和供需错位问题，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优化内容供给，创新教学模式，提升实践的吸引力与实效性。
第一，构建分层分类、循序渐进的实践内容体系。依据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成长需求，设计阶梯式的实践项目。例如，清华大学建立的“乡村振兴工作站”模式值得借鉴，该模式将思政实践与专业服务紧密结合，组织学生深入乡村进行长期定点服务，既解决了地方实际问题，又让学生在“硬核”实践中受教育。大一阶段可侧重“感知与体验”，大二大三阶段侧重“调研与服务”，大四阶段侧重“职业与担当”。这种分众化的设计，能实现精准滴灌，避免“一锅煮”。
第二，探索“互联网 + 思政实践”的新模式。利用大数据、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数字技术，突破时空限制。打造“云上红色展馆”、“虚拟仿真思政实践教学中心”，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重走长征路、体验改革潮。同时，利用网络平台开展“云支教”、“云调研”，拓展实践的覆盖面。此外，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挑战杯”等高水平学科竞赛平台，设立“红色专项”赛道，引导学生将社会观察、思想汇报与创新创业项目深度融合，以赛促学，以赛促践。
4.3. 队伍建设与主体激活：提升师生双向互动的实践效能
人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优化实践路径，必须激活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实现师生双向奔赴、教学相长。
第一，打造专兼结合、素质优良的实践指导队伍。学校应将指导社会实践纳入教师工作量计算和绩效考核体系，在职称评审中设立实践育人专项指标，从制度上解决教师“不愿带、不敢带”的问题。加强对思政课教师、辅导员及专业教师的实践能力培训，鼓励他们挂职锻炼，提升自身的社会阅历和指导水平。组建跨学科的导师团队，让思政教师讲“政治方向”，专业教师讲“业务逻辑”，共同提升指导深度。
第二，发挥学生主体性，推行项目化运作模式。改变“保姆式”的做法，鼓励学生自主组队、自主选题、自主实施。引入竞争机制，设立思政实践专项基金，对优秀项目进行立项资助。推广“课题制”管理，引导学生将社会实践与挑战杯、“互联网+”等学科竞赛相结合，与毕业论文选题相结合。通过这种任务驱动和成果导向，激发学生的内生动力，让学生从“被动受教者”转变为“主动探索者”。
4.4. 制度供给与科学评价：完善实践育人的长效保障机制
要跳出“形式主义”的窠臼，必须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坚实的保障网，确保实践育人规范化、长效化运行。
第一，建立多元化、全过程的综合评价体系。摒弃单一的报告考核法，引入过程评价和增值评价。利用信息化平台记录学生的实践轨迹(如打卡记录、日志、影像资料)，赋予过程分值。实施多元主体评价，将自我评价、小组成员互评、指导教师评价以及服务对象(如社区、企业)的反馈相结合，形成360度评价闭环。注重考察学生在实践中的思想变化和实际贡献，对于产生良好社会效益的成果给予额外奖励。
第二，健全全方位的保障支持体系。设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专项经费，并建立动态增长机制，确保专款专用。加强安全风险防控，制定详尽的安全预案，建立“学校 + 保险公司 + 基地”的三方安全保障机制，为所有参与实践的师生购买意外保险，解除后顾之忧。就当前国内走在前列的高校来看，例如清华大学以专项经费与项目化组织推进实践育人，上交大以重大工程现场与行业平台转化为育人资源，均无一不显示出：制度供给与资源投入是“从规模到质量”的关键阀门。当前，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健全激励表彰机制，定期评选实践育人先进集体和个人，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这样才能营造全员重视实践的校园文化氛围，真正做到长远发展。
5. 结语
在新时代高等教育的版图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不仅是理论教学的延伸，更是重塑时代新人精神世界、提升其改造世界能力的战略支点。
本文基于“知行合一”与“立德树人”的双重逻辑，系统考察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重要意义、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研究表明，实践育人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承载与素质塑造功能，但在现实操作中仍受制于认知偏差、资源匮乏、机制松散及评价滞后等结构性矛盾。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通过顶层设计的系统重塑、内容模式的数字赋能、师生主体的双向激活以及制度评价的科学构建，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从“粗放型”向“内涵型”转变，从“边缘地带”走向“育人中心”。
展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渗透以及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将面临更多未知的挑战与机遇。例如，如何在“元宇宙”视域下重构思政实践的在场感？如何应对算法推荐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隐性干扰？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后续研究进一步追踪与探讨。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教育的本质——以真实经验与反思促进人格完善与行动能力生成——始终不变。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青春光彩。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支持课题“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研究”(BJSZ2024ZC74)、首都师范大学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路径研究”(ZC2025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