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带来医疗条件的改善，提高了人均预期寿命，加之生育率的普遍下降，带来了世界性的老龄化问题。截至2023年末，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高达2.96亿，占总人口比例的21.1%，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并位居世界第一[1]。此外，第七次人口普查相较于第六次人口普查，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63% [2]，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愈演愈烈。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激增也对我国养老保障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我国学术界尚未形成对养老保障内涵的清晰界定[3]，部分研究将养老保障等同视为养老保险[4]，将养老保障水平定义为老龄社会成员享受养老保障经济待遇的高低程度[5]。然而，从动态视角来看，当前我国老龄人口的养老保障需求正在从单一依赖经济保障的生存型需求向多维多层发展型需求转变[3]，其需求不仅局限于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的经济保障需求，还包括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或个人不同偏好所导致的对养老服务的特殊需求，以及长期社会交际不足所引发的精神保障需求。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水平不仅关系到其自身健康状况、生活质量，还关系到家庭和谐发展甚至全社会的民生福祉，重要性可见一斑[6]。
如今，我国网络覆盖率和自动化设备接入率显著提高，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惠及社会各个群体，并从不同领域提高社会运转效率。然而，不同群体在学习、运用数字技术方面的能力差异十分明显[7]，不仅阻碍了个人融入数字社会的进展与程度，更是在宏观层面削弱了国家人力资本的发达水平[8]。在当今人口老龄化与数字社会并行的双重态势下，老年人的数字融入不仅关乎其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也会影响数字社会转型的成功与否[9]。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报告，截至2020年底，6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为10.3%，互联网普及率为28.3% [10]。我国仍有多数老年人缺乏必要的数字化技能，数字素养不佳，难以享受数字红利[11]。养老保障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那么在技术革命裹挟数字治理的现时代，处于“边缘”结构的老年人该如何应对这一突出状况，即数字技术与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水平甚至是生活质量具有何种关系，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现有研究大致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数字化与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不少国外研究认为，数字技术的使用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在线社交平台和视频通话工具可以帮助老年人保持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减少孤独感和抑郁症状[12] [13]。也有学者运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互联网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均有显著影响，但是针对农村的老年人来说，互联网仅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具有显著作用[14]；二是数字化与老年人的社会渗透率问题。研究从正向与负向两个角度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适应水平的影响。从正向来看，互联网使用会通过“社会联结效应”对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平产生积极影响[15] [16]。但是也有研究认为，互联网使用会通过“信息困扰效应”和“不良使用效应”对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平造成消极影响[17]；三是代际支持与老年人数字技术应用及其生活水平问题。代际支持在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体系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大部分研究者均一致认同代际支持能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并减缓其抑郁症状[18]。同时，代际支持也可以更好地促进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相关设备的学习和使用[19]。
综上所述，纵观现有文献，老年人的数字接纳能力与其晚年生活保障之间的关系得到大多数学者的重视和关注，然而，与实践需求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一是研究多局限于理论和案例分析，基于大样本的量化观察存在相对薄弱地带；二是缺乏老年人的数字接纳能力与其养老保障水平之间的关系分析，尤其是精神保障方面；三是现有研究对于子女代际支持这一具有中国独特文化背景的因素研究不够，深入探讨子女的代际支持在数字技术使用与老年人生活保障之间的作用机制和逻辑机理等方面的文章并不多见。有鉴于此，该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2020)，构建“数字接纳、代际支持与老年人养老保障”的逻辑框架，实证分析老年人的数字接纳对其生活质量的作用与影响机制，为我国数字时代积极老龄化政策提供一般参考。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技术赋能理论(Technology Empowerment Theory)认为，技术通过赋予个体和群体以新的能力或权力，促进其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元方面的发展。该理论强调技术不仅是一种工具，还具有改变社会结构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潜力。技术作为赋能工具，可以通过提供信息、沟通和自我表达的渠道，显著增强个人自主性和决策能力，掌握技术使用能力意味着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增强收入能力。因此，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扩大其社交网络，为精神、心理健康提供保障[20]；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增强了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从而提高其获取资源的能力[21]。此外，老年人在学习和适应新技术时往往需要子女的指导和帮助，拥有代际支持可以辅助老年人更容易接受并熟练使用数字技术[22]。家庭联系还可以进一步促进老年人参加社会互动，增加老年人的社会资本，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支持，进一步提升其生活保障水平和心理满意度[23]。综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老年人数字接纳度越高，其养老保障水平越好；
H2：老年人代际支持越好，其养老保障水平就越高；
H3：老年人数字接纳度通过增强子女代际支持来提高其养老保障水平。
3.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构建
3.1. 数据来源
CHARLS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是一个全国性的纵向调查项目，旨在研究我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及其家庭结构。该调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进行，首次调查于2011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该文选取CHALS数据库最新数据，即2020年全国追访数据，涵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50个地区、450个村庄和城市社区单位的19,395个样本。样本选取采用了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确保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该文经过总体清洗，共获得了7174个样本，数据质量较高。
3.2. 变量测定
3.2.1. 被解释变量
该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养老保障水平，包括物质养老保障与精神养老保障两部分内容。物质养老保障通过计算老年人收入(包括养老保险金、工资收入及其他收入)进行衡量，并取对数处理，使数据更加均匀，满足线性回归模型的同方差性假设；精神养老保障以老年人心理健康情况评估为代理变量，采用CHARLS的CESD量表进行测量。该部分的问题主要包括“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我很愉快”分别赋值1、2、3、4，对问题“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我做事很难集中精力”“我感到情绪低落”“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我感到害怕”“我的睡眠不好”“我感到孤独”“我无法继续我的生活”的选项“很少或者没有”“不太多”“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大多数时间”进行反向赋值4、3、2、1，得分越高者其精神养老保障越好。
3.2.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老年人数字接纳，包括工具接纳和功能接纳，工具接纳指是否会使用手机和电脑上网，采用问卷题项“使用以下哪些工具上网？”进行测定，会使用手机赋值1，会使用电脑(包括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赋值1，两者均会使用赋值2，两者均不使用则赋值0分，得分越高表示数字接纳能力越高；功能接纳分为支付功能、娱乐功能、社交功能以及其他功能的使用，其中，支付功能采用问卷题项“是否会用手机支付，如支付宝、微信钱包等”，回答“是”赋值为1，否则赋值0；娱乐功能、社交功能和其他功能通过问卷题项“请问上网一般做什么？”进行衡量，回答项中将“聊天”划分为社交功能，“看视频、玩游戏”划分为娱乐功能，“看新闻、理财、其他”划分为其他功能，如果涉及相关选项，该功能赋值1，不涉及则赋值0。
3.2.3.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代际支持，通过计算被访者子女给被访者的金钱和物品价值来衡量，金额越大，表明代际支持越高。
3.2.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选取性别、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三个变量，其中，针对性别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2；针对户口类型变量，农业户口赋值为1，非农业户口赋值为2，城乡统一居民户口赋值为3；针对受教育程度变量，未受过教育(文盲)或未读完小学赋值为1，私塾或小学毕业赋值为2，初中毕业赋值为3，高中、中专(包括中等师范、职高)毕业赋值为4，大专毕业赋值为5，本科毕业赋值为6，硕士毕业赋值为7，博士毕业赋值为8。
3.3. 模型构建
3.3.1. 基准回归
该文使用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对老年人数字接纳能力对其养老保障水平的影响进行分析，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来估计老年人数字接纳能力对其养老保障水平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retirementi = β0 + β1digitali + β2Xi + εi (1)
其中，retirementi表示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水平，digitali表示老年人数字接纳情况，包括是否工具接纳和功能接纳，Xi为控制变量，εi为随机干扰项，β0、β1、β2为估计系数。
3.3.2. 中介检验
为了验证代际支持是否在老年人数字接纳能力上对其养老保障水平发挥中介作用，该文使用逐步回归法来验证代际支持的中介作用，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retirementi = α0 + α1digitali + α2Xi + θi (2)
supporti = γ0 + γ1digital + γ2Xi + ϵi (3)
retirementi = δ0 + δ1digitali + δ2supporti + δ3Xi + μi (4)
其中，supporti为老年人获得的代际支持，α0、α1、α2、γ0、γ1、γ2、δ0、δ1、δ2、δ3为估计系数，θi、ϵi、μi为随机干扰项，其余设定与(1)式相似。
4. 回归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分析
表1为本研究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包括物质养老保障、精神养老保障、数字接纳能力、功能接纳能力、工具接纳能力、代际支持、户口类型、性别和受教育水平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描述性统计结果为该文后续的回归分析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持。可以看出，第一，老年人的物质养老保障水平普遍较好，但是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异比较大，表明老年人之间的物质养老保障水平存在一定差异。第二，精神养老保障的平均值为19.05，表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较好。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较大差异反映了不同老年人之间在心理健康方面的显著差异。第三，数字接纳的平均值为3.77，显示老年人总体上的数字接纳能力较低。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异表明有些老年人具备较高的数字接纳能力，而其他老年人则相对较弱。第四，将数字接纳细分为功能接纳与工具接纳，多数老人在使用数字内容的能力、使用数字工具方面的能力较低。第五，老年人所受到的代际支持较好，但是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较大，总体波动大。第六，从控制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中可以发现，样本户口类型分布多样，女性中老年人数量大于男性中老年人数量，受教育水平则普遍较低。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表1. 描述性分析
变量名称 |
最大值 |
最小值 |
平均数 |
物质养老保障 |
14.22 |
3.92 |
10.67 |
精神养老保障 |
35.21 |
6.56 |
19.05 |
数字接纳 |
6 |
0 |
3.77 |
续表
功能接纳 |
4 |
0 |
2.12 |
工具接纳 |
2 |
0 |
0.97 |
代际支持 |
11.69 |
0 |
8.07 |
户口 |
3 |
1 |
1.5 |
性别 |
2 |
1 |
1.31 |
受教育水平 |
8 |
1 |
3.09 |
4.2. 基准回归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数字接纳、工具接纳和功能接纳对物质养老保障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工具接纳的影响最大(系数为0.513)，说明工具接纳能力对物质养老保障的提升作用最强。老年人在使用工具(如手机、电脑)进行线上支付、获取信息等方面的能力能够直接影响他们的经济活动状况和资源获取能力。其次是功能接纳(系数为0.448)，老年人在对互联网内容进行接受和浏览的过程中，能够有效获取各种信息资源，同时提高他们对信息的敏感度，改善信息不对称的困境，从而提高他们的各类素养和生活能力。最后是整体数字接纳(系数为0.336)，数据结果显示，提高老年人的数字接纳能力，尤其是工具接纳和功能接纳能力，可以显著提升其物质养老保障水平。深刻说明，提高老年人的数字素养对他们的总体生活质量具有积极影响。在控制变量中，受教育水平对物质养老保障也有显著影响，而户口类型在模型1中为正向显著，但在其他模型中则不显著或负向显著。
Table 2. Digital acceptance and material pension security
表2. 数字接纳与物质养老保障
变量名称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数字接纳 |
0.336*** (0.09) |
|
|
工具接纳 |
|
0.513*** (0.06) |
|
功能接纳 |
|
|
0.448*** (0.05) |
户口类型 |
0.002*** (0.05) |
−0.034** (0.01) |
−0.014 (0.01) |
性别 |
0.46* (0.28) |
2.02*** (0.26) |
0.438 (0.31) |
受教育水平 |
1.15** (0.53) |
3.43*** (0.54) |
1.001* (0.59) |
_Con |
−4.365*** (0.61) |
−2.598*** (0.59) |
0.741 (0.73) |
R-Squared |
0.439 |
0.565 |
0.665 |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表3可以看出，数字接纳、工具接纳和功能接纳对精神养老保障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模型1中，数字接纳对精神养老保障的影响显著，系数为0.226，表明数字接纳能力每增加一个单位，精神养老保障水平提高0.226个单位。控制变量中，户口类型和受教育水平对精神养老保障也有显著影响，性别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模型2中，工具接纳对精神养老保障的影响显著且更强，系数为0.383，表明工具接纳能力每增加一个单位，精神养老保障水平提高0.383个单位。受教育水平和性别对精神养老保障的影响也显著，户口类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模型3中，功能接纳对精神养老保障的影响显著，系数为0.268，表明功能接纳能力每增加一个单位，精神养老保障水平提高0.268个单位。性别和户口类型在本模型中均不显著，受教育水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数字接纳及其子变量(工具接纳和功能接纳)均对精神养老保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提高老年人的数字接纳能力，尤其是工具接纳和功能接纳能力，可以显著提升其精神养老保障水平。工具接纳的回归系数(0.383)最大，说明工具接纳能力对精神养老保障的提升作用最强，说明老年人在使用工具(如手机、电脑)进行线上社交、娱乐等活动能够直接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精神状态。这一发现呼应了Huang (2013) [24]的研究，即老年人参与数字活动可以显著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Chopik (2016) [20]也指出，老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在线社交可以减少孤独感和抑郁症状，从而提高他们的精神健康水平。
Table 3. Digital acceptance and mental pension security
表3. 数字接纳与精神养老保障
变量名称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数字接纳 |
0.226*** (0.06) |
|
|
工具接纳 |
|
0.383*** (0.05) |
|
功能接纳 |
|
|
0.268*** (0.05) |
户口类型 |
0.012*** (0.03) |
0.032** (0.02) |
0.021 (0.01) |
性别 |
0.37* (0.18) |
0.025*** (0.25) |
0.419 (0.21) |
受教育水平 |
1.15** (0.33) |
1.53*** (0.51) |
1.002** (0.52) |
_Con |
2.345*** (0.31) |
2.588*** (0.49) |
0.642 (0.62) |
R-Squared |
0.532 |
0.461 |
0.265 |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4.3. 中介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数字接纳对代际支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524)，且代际支持对物质养老保障和精神养老保障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365和0.155)。这表明代际支持在数字接纳能力对养老保障水平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模型1表明，数字接纳能力显著提升了代际支持水平，侧面说明数字技术可以促进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和支持[25]。模型2显示，代际支持在数字接纳能力对物质养老保障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接纳不仅直接提升物质养老保障水平，还通过增加代际支持间接提升物质养老保障水平。首先，数字技术的使用(如微信)极大地降低了代际沟通的成本与门槛，使高频、便捷的互动成为可能，从而维系并强化了情感联结，而紧密的情感纽带是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重要动因。其次，数字接入拓宽了老年人的信息渠道，使其子女能更直观地了解其生活状况，从而触发更及时、更具针对性的经济援助。同时，代际支持是物质养老保障提高的重要来源，这与Liu [26]的研究结果一致，其发现家庭支持对老年人经济状况有显著影响。模型3显示，代际支持在数字接纳能力对精神养老保障的影响中也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接纳能力不仅直接提高精神养老保障水平，还通过增加代际支持间接提高精神养老保障水平。其内在逻辑与上述路径相辅相成，频繁、高质量的数字化代际互动本身就能传递关爱、缓解孤独感，直接提升精神福祉。同时，由数字互动促发的经济支持行为，不仅是物质资源的转移，更是一种孝心与责任的表达。
Table 4.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表4. 中介效应分析
变量名称 |
(1) |
(2) |
(3) |
代际支持 |
物质养老保障 |
精神养老保障 |
数字接纳 |
0.524*** (0.05) |
0.798*** (0.06) |
0.401*** (0.07) |
代际支持 |
|
0.365*** (0.07) |
0.155*** (0.05) |
户口类型 |
0.001* (0.02) |
0.022** (0.02) |
0.002* (0.01) |
性别 |
0.489* (0.28) |
0.181* (0.33) |
0.469* (0.28) |
受教育水平 |
1.159** (0.54) |
0.052** (0.026) |
1.151** (0.53) |
_Con |
−0.921 (0.65) |
−0.298 (0.75) |
−0.875 (0.64) |
R-Squared |
0.875 |
0.806 |
0.879 |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该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20)数据，对老年人数字接纳能力、代际支持与养老保障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老年人的数字接纳能力对其物质与精神养老保障水平均具有显著的直接提升作用。掌握数字技能不仅有助于老年人便捷地获取在线信息、服务与资源以改善经济状况，还能通过参与社交娱乐、拓宽精神生活，有效增进其心理幸福感与社会联结感。这一发现与Huang [24]和Chopik [20]的研究结果一致，数字技术在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方面具备较大潜力。第二，代际支持在上述关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部分中介角色。中介效应检验揭示，数字接纳不仅直接促进养老保障，还通过显著增加从子女处获得的代际支持来间接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数字技术显著降低了代际沟通成本与门槛，高频率、高质量的互动本身就能维系和强化情感纽带，而紧密的情感联系正是子女提供持续性经济支持的重要情感基础。另一方面，数字接入使老年人从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更主动的需求表达者与社会参与者，使得子女能更及时、更清晰地了解父母的实际需要，从而触发更具针对性、反应更迅速的经济支持行为。第三，控制变量分析表明，受教育水平是影响老年人养老保障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数字融入进程中需关注老年人群体内部因人力资本差异而产生的“数字鸿沟”分化问题。
5.2. 启示
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不仅验证了数字赋能对提升老年福祉的积极意义，更揭示了家庭代际支持在其中起到的核心作用。据此，本文得出如下研究启示：
第一，构建多层次、精准化的老年人数字能力发展体系。政府与社会组织应协同建立以社区为依托、以需求为导向的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长效机制。具体而言，可依托街道、社区服务中心设立“数字生活服务站”，开展阶梯式、常态化的智能技术培训，内容涵盖基础操作、安全防诈、便捷就医、线上政务等实用模块。同时，应鼓励采用“老帮老”“代际反哺”等互助模式，培育低龄老年志愿者与专业社工相结合的辅导队伍。
第二，强化家庭在代际数字支持中的枢纽功能。家庭作为代际支持的核心场域，应在老年人数字融入过程中发挥情感联结与技能传递的关键作用。建议通过公众倡导与社会宣传，推动“数字反哺”成为新时代家庭责任与孝亲文化的重要内容。企事业单位可在员工关怀机制中纳入家庭数字支持指导，鼓励子女积极协助父母适应数字工具。此外，应鼓励开发适合代际协同使用的数字产品与服务，如家庭健康管理平台、亲情相册共享、远程协助等功能，在实用场景中自然增强互动频率与支持意愿。
第三，系统推进老年友好型数字生态建设。数字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是保障老年人平等参与数字生活的制度基础。建议加快推进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的标准化建设，并对符合规范的产品与服务予以官方标识与推广。在公共服务领域，应强制设立并显著标识“老年模式”或“亲情代办”通道，推动政务、医疗、交通、金融等关键服务的界面简化与流程优化。同时，必须坚持数字包容原则，在推广智能服务的同时保留并优化传统服务渠道，保障不同能力老年群体的自主选择权。
5.3. 贡献与不足
老年人的数字接纳能力的重要性得到研究验证，关乎整个社会的民生福祉，总的来说，该文具有如下贡献：一是以我国中老年人为样本研究数字接纳与老年人养老保障水平之间的关系，将来源于西方的理论假设和研究结论置于中国话语体系之下，并得到基于本土数据的验证分析；二是创新型地加入代际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厘清了数字接纳作用于养老保障之上的逻辑机制。然而，该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变量的选取还可以进行更精准的权重化处理，并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普适性检验，增强研究的稳健性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