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经典，不仅以其宏大的叙事结构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征服了无数读者，更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更通过各种译本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在众多外译本中，由苏联汉学家帕纳休克于1954年完成的俄文全译本具有特殊地位，它不仅是《三国演义》第一个完整的俄文译本，更是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本论文将以帕纳休克译本的作为材料支撑。
语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反映和折射出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现象。词语是语言的建筑材料，通过词语可以透视一个民族文化的状况。文化负载词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1]。是特定文化在语言中的集中体现，它们承载着一个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反映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历史变迁的文学作品，其中蕴含着大量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这些不同类别的文化负载词共同构成了这部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不仅是理解作品深层内涵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尽管《三国演义》的翻译研究已积累相当成果，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英译领域，对俄译本的关注相对有限，且多侧重于宏观翻译风格或个别语言现象的讨论。针对其中密集出现的文化负载词，尚未有研究在文化翻译观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系统性分类与策略剖析。因此，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隙，通过对1954年俄译本的细读，深入探讨译者如何处理这些文化难点，及其对跨文化传播的启示。
2. 文化翻译观理论概述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英国翻译研究中较有成果的时期，除纽马克、斯坦纳的研究成果产生于这一时期外，另一重要理论人物巴斯奈特的代表性翻译理论著作也发表在这个时期。1990年，翻译研究学派代表人物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儿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尤其开始了翻译研究的又一突破性进展[2]。巴斯奈特是英国沃里克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学教授、比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并于后来兼任大学副校长一职。巴斯内特是一位思想活跃而阅历丰富的学者，他曾求学于丹麦葡萄牙，意大利等国懂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葡萄牙语，丹麦语拉丁语，当时语种语言，先后到过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任教讲学通过对于多国语言、文化和文学的接触和认识，通过对一些翻译理论问题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巴斯内特在思想上逐步显露了他的文化取向。他在翻译研究学派创始人霍姆斯的思想影响下，将翻译置于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考察，并把这种文化理念贯穿在他与美国学者乐福威尔共同主编、在西方一届极具影响的《翻译研究论丛》之中，从而逐步确立了她作为当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和翻译文化学派重要代表之一的地位[3]。
巴斯内特认为，翻译研究是一门独立学科，并为之摇旗呐喊。从这个角度看，他是西方翻译研究派的重要代表。但在巴斯特的具体研究中，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以来，他表现出来的是强烈的文化意识，不论是她的所谓“后殖民”翻译观还是“后现代”翻译观，都集中体现了一种文化视角，巴斯内特认为，翻译绝不是纯粹的语言行为，而是植根于有关文化深处的一种行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对的就是源于与目标与在文化功能上的对等。这种吧，翻译文化观的具体内涵是：一、翻译英语文化为单位，而不是应把翻译单位局限在语言的范围里；二、翻译不只是简单的“译码–重组”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交流过程；三、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文本进行描述，而应着眼于元文本在目标与文化里的功能对等；四、翻译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不同时期的翻译也都是为了满足不同时期的文化需要，以及满足特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
文化翻译观突破了语言对等的藩篱，将翻译研究置于跨文化交际的宏大视野下。该理论认为，翻译不是真空中的文字转换，而是受到目的语文化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制度深刻影响的“重写”行为。译者作为文化中介，其核心任务是在两种文化系统间进行协商与调停。对于《三国演义》俄译而言，这意味着译者必须面对如何将一整套陌生的华夏古典文明概念体系，导入拥有自身强大文学传统与认知框架的俄语世界这一根本挑战。
3. 音译加注的异化策略
对于中国古代特有的、在俄语文化中完全空白的政治制度与高级文化专有项，译者采用了异化策略，即通过音译保留其语言形式与文化异质性，再辅以详略得当的注释进行功能性阐释，构建权威认知。
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等级森严，职官名称是其政治文化的骨架。译者对此类词汇的处理堪称范式。
例1：тай-фу(太傅)
原文：“在……太傅陈蕃的支持下即位”[4]。
译文：“на трон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тай-фу 2 Чэнь-Фаня” (Страница 14)
脚注：“Тай-фу—высший сановник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двора, советник императора по вопросам долга и морали.” (太傅——朝廷最高官员，皇帝在道义和道德问题上的顾问。)
分析：音译“тай-фу”确立了该词作为专有术语的地位。注释不仅点明其“最高官员”的品级，更精准阐释了其核心职能是道德顾问，揭示了汉代太傅作为帝王师的政治伦理角色，信息补偿高效而准确。
例2：сы-ту (司徒)
原文：“司徒郑泰”；“担任宫廷司隶的职务”。
译文：“сы-ту Чжэнь Дань”；“в должности придворного сы-ли” (Страница 34)
脚注：解释司徒为“三公之一，负责官员教育与培养”，
分析：译者通过注释，不仅解释单个官职，更暗示了官僚体系的结构(如“三公”)。注释则进行务实的功能描述。这种处理方式，为俄语读者逐步搭建起一个清晰的中国古代官制认知框架。
4. 典籍与重要器物名称的直译
对于标志性文化产物，译者也优先采用异化处理，将其锚定在中国文化坐标内。
例3：典籍
原文：(《诗经》)
译文：“«Книга песен» («Шицзин»)” (Страница 5)
分析：采用通译名加音译原名的方式，确认其经典的地位。
例4：符咒与器物
原文：(三卷《天书》)；
译文：“три свитка «Книги неба»” (Страница 15)
分析：“天书”直译为“天之书”，保留其神秘与权威色彩；这种直译保留了原文的文化意象，允许读者在叙事进程中自行构建认知。
这种“音译/直译 + 功能性注释”的策略，是文化翻译中“以异化存真，以注释化异”的典范。它首先庄严地承认了中国文化的“他者性”与自足体系，拒绝用肤浅的类比进行归化消解。注释则扮演了“文化导游”的角色，将陌生的符号转化为可理解的信息。这体现了译者将翻译视为严肃的文化引介与学术建构的立场。
5. 功能对等与归化策略
当文化负载词所指涉的对象在俄语文化中存在功能或形态上的近似对应物，或其文化特异性在叙事中并非焦点时，译者倾向于采用归化或功能对等策略，以顺畅阅读体验。
1. 度量衡与武器的技术性归化
例5：度量单位
原文：“五百两金银和一千斤铁”。
译文：“пятьсот лянов золота и серебра и тысячу цзиней железа” (Страница 19)
脚注：“Лян—мера веса, равная 37,3 грамма. Цзинь—мера веса, равная 596 граммам.”
分析：译者先直译单位，再通过科学注释进行“软归化”。这既保留了原文的具体数据(对于塑造黄巾军实力或商人慷慨度有作用)，又为读者提供了清晰的现代度量概念，消除了理解障碍，是一种尊重事实的实用性策略。
2. 社会仪式与行为的意译
例6：盟誓仪式
原文：向天地献祭。
译文：“принесли жертвы земле и небу” (Страница 18, 19)
分析：“祭天地”是中国重要的仪式概念。译者采用直译，因为“向天地献祭”这一行为逻辑本身具有跨文化的可理解性。其背后深厚的“天人感应”宇宙观，则通过前文屡现的灾异描写和序言对中国文化的整体介绍，进行隐性渗透。读者无需深究哲学细节，也能感受到仪式的庄重性。
归化策略的应用，体现了译者对目的语文化接受语境与读者认知负荷的敏锐考量。在不损害文化信息核心(如仪式的庄严性、数据的实在性)的前提下，选择最经济、最清晰的方式进行传达，这符合文化传播的效能原则。它不是对源语文化的削弱，而是策略性的聚焦，确保叙事流的主干畅通，让更核心的文化精神得以凸显。
6. 结论
通过对《Троецарствие》1954年俄译本实证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译者在文化翻译观指导下的系统性策略，对于制度性、标志性专有项(官职、典籍)，采用异化音译加注，建立权威认知，对于器物、度量等实用项，采用技术性归化注释，保证信息清晰。
译者的所有策略选择，都服务于一个核心目标——最大限度保留《三国演义》原汁原味的华夏文化底蕴的同时，确保俄语读者能够顺畅进入并沉浸于这个文学世界。异化策略守护了文化的“本真性”，而归化与补偿策略铺设了理解的“通达性”。实现了文化传真与读者友好的辩证统一。
В. А. Панасюк及其团队展现的角色，远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者，而是深谙中俄两种文化的建筑师。在俄语的土地上，重建了一座既忠实于中国原貌，又可供俄语读者自在游历的“三国”文化殿堂。
该译本的实践证明，有效的文化翻译绝非在“异化”与“归化”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需要译者具备高度的文化敏感性与策略灵活性，进行多层次、系统性的调适与重构。这对于当今时代推动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走出去”，如何在保持文化自信与促进文明互鉴之间找到最佳路径，提供了历久弥新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