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妇科肿瘤作为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疾病，其临床诊疗仍面临诸多亟待突破的困境。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作为最常见的三大类妇科肿瘤，各自存在显著的诊疗瓶颈：宫颈癌的恶性进展与转移机制复杂，化疗耐药问题常导致治疗效果不佳；子宫内膜癌传统诊断依赖侵入性的诊断性刮宫，不仅给患者带来身心负担，还存在漏诊风险，且缺乏理想的血清标志物用于早期筛查与病情监测；卵巢癌则因发病隐匿、早期症状不典型，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处于晚期，伴随远处转移，现有筛查手段(如经阴道超声、CA125检测)对早期诊断的敏感性有限，同时化疗耐药与预后评估的精准性不足也严重影响治疗结局。亟需寻找具有高特异性、高稳定性的分子标志物与靶向调控靶点，以突破诊断滞后、治疗效果不佳、预后评估不准确的现状。
微小RNA (miRNA)作为调控肿瘤发生、发展、增殖及耐药性的关键分子，其异常表达与妇科肿瘤的病理进程密切相关，血液中肿瘤来源的miRNA已被确立为癌症诊断和预后预测的有效标志物[1]。而外泌体包裹的miRNA凭借体液中稳定性高的优势，成为极具潜力的循环生物标志物。研究表明，体液中的大多数miRNA可能集中在外泌体中。外泌体(exosomes)是由活细胞分泌到血液循环中的膜包被的细胞外囊泡(40~100 nm)。这些囊泡携带大量的生物分子，如蛋白质、RNA、DNA以及脂质，并保护这些信号分子远离酶[2]。外泌体是细胞间通讯的重要介质，在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中起关键作用[3]。另外，miRNA在体内循环中较为稳定，能在多种体液(如：血浆和血清等)中检测出来，存在于外泌体中的miRNA因有外泌体的保护能减少降解酶的反应，故较体液中更加稳定。
miR-484作为miRNA家族中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成员，其编码基因定位于染色体16p13，在多项研究中miR-484均在恶性肿瘤中表达下调，MiR-484的异常表达有可能在各种类型的肿瘤中作为诊断、治疗和预后的标志物[4]。例如，Lee等人的研究成果[5]确定miR-484是前列腺癌的癌基因，因为它通过靶向PSMG1促进细胞存活，而与DFS呈负相关。Xue等人[6]提示外泌体miR-484的高表达与较低的生存率有关，可作为肺腺癌的潜在预后指标。另外，研究表明miR-484在胃癌[7]、结直肠癌[8] [9]和胰腺癌[10]中都是低表达，相反的是，有研究检测出miR-484在乳腺癌[11]患者血浆中显著上调。基于此，本文系统综述miR-484在上述三类妇科肿瘤中的表达特征、靶向调控机制，深入剖析其在疾病诊断、预后评估及化疗耐药逆转中的作用与应用价值，旨在为miR-484的临床转化应用提供理论参考，进而为妇科肿瘤的精准诊疗开辟新路径。
2. miR-484在主要妇科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2.1. 宫颈癌(Cervical Cancer, CC)中miR-484的作用及机制
相较于正常宫颈上皮细胞，宫颈癌组织及细胞中miR-484显著下调，其表达异常与宫颈癌的恶性进展密切相关，主要通过多层面调控发挥抑癌作用。
在生物学功能方面，miR-484对宫颈癌的发生发展具有明确抑制效应。Yang Hu等[12]人的研究表明，miR-484的表达下调是导致宫颈癌转移的特异性事件，其过表达在mRNA和蛋白水平均抑制HNF1A和MMP14的表达，从而抑制宫颈癌细胞的转移和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凸显了其潜在治疗价值。王兆勇等[13]研究进一步发现，miR-484对宫颈癌细胞活性、细胞生长能力、细胞凋亡及细胞肿瘤形成等有抑制效果。田磊等[14]的研究则明确，miR-484过表达引起宫颈癌HeLa细胞活力下降，细胞迁移能力变弱，细胞中增殖与迁移相关蛋白CyclinD1、CDK4、β-catenin表达降低；反之，抑制miR-484表达能够有效提高HeLa细胞活力，促进细胞迁移，上调细胞中CyclinD1、CDK4、β-catenin蛋白表达，证实了miR-484在宫颈癌发生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在分子调控机制上，下游作用通路中，HNF1A是miR-484的靶基因，通过抑制miR-484表达能够显著上调HNF1A mRNA表达，下调CyclinD1、CDK4、β-catenin蛋白表达，能够显著减弱宫颈癌细胞增殖与迁移能力[14]；同时作为关键的抑癌因子，miR-484通过直接靶向膜型基质金属蛋白酶MMP14和转录因子HNF1A，进而抑制WNT/β-catenin和TNF两条关键致癌信号通路，最终有效遏制癌细胞的粘附、迁移、侵袭及上皮–间质转化进程[12]。上游调控层面，研究[12]发现，在宫颈癌中，miR-484的表达受到EZH2/DNMT1轴介导的启动子高甲基化调控而显著沉默。包克勇等人的研究进行了在线分析以及临床宫颈癌组织样本分析，结果显示，在宫颈癌中lncRNA PVT1内源性竞争miR-484上调KLF12的表达，促进宫颈癌细胞的体外增殖、迁移和侵袭，抑制细胞凋亡，并促进肿瘤细胞的体内生长和转移，推动宫颈癌的恶性进展[15]。李力等[16]人在研究lncRNA PVT1对宫颈癌细胞增殖、迁移及侵袭的影响中发现，PVT1上有miR-484的结合位点，该研究还通过qRT-PCR实验结果提示，与癌旁组织相比，宫颈癌癌组织中miR-484表达下调，PVT1可通过干扰miR-484促进宫颈癌细胞的生长、运动和上皮间质转化，并诱导p38MAPK通路的活化，进而加重宫颈癌细胞的恶性生物学行为。
在临床转化潜力方面，miR-484的甲基化特征具有重要应用价值。近年研究表明，miR-484在宫颈癌中可能受DNA甲基化调控，其启动子区域甲基化状态与宫颈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一项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研究[17]中，miR-484被列为五个宫颈癌相关基因(miR-100、miR-138、miR-484、hTERT、ERVH48-1)之一，用于验证DNA甲基化预测模型的临床相关性。该研究利用UNet架构结合二聚体编码技术，成功预测了启动子区CpG位点的甲基化状态，在包含miR-484在内的基因启动子区域验证中，模型准确识别了86.27%的甲基化位点，AUROC达0.839，显示miR-484甲基化状态可通过高通量计算模型进行可靠预测。miR-484在宫颈癌中表现出显著的启动子甲基化特征，且可通过深度学习模型实现高精度预测。其甲基化状态与肿瘤进展相关分子通路(如MMP14、HNF1A)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临床转化潜力。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整合多组学数据，验证miR-484甲基化在宫颈癌早期诊断、预后评估及靶向治疗中的实际应用价值。
2.2. 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ncer, EC)中miR-484的作用及临床潜力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也是全球女性癌症相关死亡的第四大原因。目前诊断性刮宫是EC患者广泛采用的诊断方法。但该方法存在明显局限性：不仅具有侵入性，给患者带来身心负担，还需由经验丰富的妇科医生操作，且存在漏诊风险。循环生物标志物可实现肿瘤的无创复合分析，无需活检、手术或其他侵入性操作，但目前尚未发现具有满意诊断及监测性能的特异性血清标志物。
在miR-484的相关研究中，XingchenFan等人基于TCGA数据集分析了24对EC患者配对组织的miRNA表达谱。发现miR-423-3p和miR-484在TCGA组织中表达低于癌旁正常组织，该研究在血清中鉴定出包含miR-484在内的6-miRNA (miR-143-3p、miR-195-5p、miR-20b-5p、miR-204-5p、miR-423-3p、miR-484)标记物，并验证了其可作为潜在的子宫内膜癌诊断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其核心机制在于，6–miRNA可参与细胞蛋白修饰过程，与细胞骨架蛋白结合，具有核酸结合转录因子活性，其中脂肪酸代谢被证明是miR-484和另外两种miRNA (miR-143-3p、miR-195-5p)的靶通路，而脂肪酸合成酶是脂肪合成的关键酶，在EC中高表达[18]。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miR-484与细胞蛋白修饰、核酸结合转录因子、细胞骨架蛋白、脂肪酸代谢、细胞周期以及p53通路等密切相关。特别是p53通路的异常与子宫内膜癌的不良预后相关，而miR-484的表达变化可能通过调控这些通路影响肿瘤的增殖、侵袭与转移[19]。
2.3. 卵巢癌(Ovarian Cancer, OC)中miR-484的作用及临床价值
卵巢癌是全球第三大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由多种组织病理学实体组成，最常见的组织学类型包括浆液性、子宫内膜样、粘液性、透明细胞卵巢癌。其临床诊疗面临严峻挑战：早期症状隐匿，现有筛查手段(经阴道超声、CA125/HE4检测)对早期诊断效能有限，约半数患者确诊时已发生远处转移，5年生存率约为49% [20]，多种miRNAs被证实其在卵巢癌中的异常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和增殖密切相关，其机制主要在于miRNA参与调控包括PI3K/AKT信号通路、MAPK信号通路、Wnt/β-catenin信号通路、JAK/STAT通路、NF-κB信号通路在内的当前热点耐药及肿瘤微环境相关通路[20]。
在分子调控机制上，有研究通过在线生信分析，发现MAP2可能是miR-484的靶基因，病灶组织中miR-484与MAP2的表达呈负相关，提示二者可能存在负向靶向关系，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21]。同时，在一项专门设计用于寻找贝伐珠单抗治疗生物标志物的MITO16A/ManGO OV-2 IV期临床试验中[22]，发现miR-484与VEGFB存在体内负调控关系；而且卵巢癌细胞能够将miR-484分泌到局部微环境中，并通过旁分泌方式被内皮细胞所摄取，进而抑制内皮细胞在基质胶上形成管状结构的能力，实现对VEGF通路的抑制[23]。
有研究还发现miR-484具有一定的化疗耐药逆转作用，Vecchione等[23]人通过大规模microRNA表达谱分析，发现miR-484、miR-642和miR-217这三个miRNAs的表达在化疗应答者中显著上调，其中miR-484的预测效力最为显著。研究发现，miR-484并不直接改变卵巢癌细胞在体外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而是通过显著调控肿瘤血管网络来发挥作用，促使肿瘤血管系统趋于正常化，改善药物输送，最终逆转化疗耐药。
在卵巢癌的预后评估方面，多因素分析显示血清外泌体miR-484表达是OS和PFS的独立危险因素[24]。研究表明，卵巢恶性囊肿组织中miR-484呈低表达、MAP2呈高表达，二者表达副相关并与卵巢恶性囊肿的分期及恶性程度关系密切，有望成为临床评估卵巢恶性囊肿患者预后生存的生物标志物[21]。
关于miR-484在卵巢癌的诊断价值方面，有研究表明，miR-484单独诊断效能有限，在一项针对盆腔包块患者的血浆miRNA谱分析研究[25]中，证实miR-484与卵巢癌的诊断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其单独诊断的AUC值为0.63，且存在特异性不足问题，易将正常人群误判为卵巢癌患者。冯坤等人的研究证实了miR-484在血清外泌体中稳定存在，但该研究通过ROC曲线分析，得出的结论是：miR-484能够很好的识别恶性肿瘤患者，但是却非常容易将正常人群识别为卵巢癌患者，总体没有诊断价值[26]。但当血清外泌体miR-484和CA-125联合使用时，ROC分析发现区分OC病例与对照组的AUC增加了0.912，显著优化诊断效能[24]。
在治疗应用方面，有研究者构建了RGD肽修饰的Lamp2b融合外泌体，实现了miR-484的靶向递送。该递送系统不仅增强了外泌体对肿瘤组织及血管的特异性靶向能力，还能有效将miR-484递送至肿瘤微环境。在卵巢癌移植瘤模型中，该系统可显著促进肿瘤血管正常化，表现为血管周细胞覆盖率增加、血管通透性改善、血流灌注提升，从而增强化疗药物(如顺铂)在肿瘤组织中的渗透与积累；动物实验进一步证实，miR-484的递送能显著提高卵巢癌对化疗的敏感性，抑制肿瘤生长，减少腹腔转移，并延长荷瘤小鼠的生存期。这些结果表明，miR-484不仅是一种潜在的生物标志物，也是通过调控肿瘤血管微环境实现化疗增敏的重要治疗靶点[27]。
miR-484在卵巢癌中的具体功能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其作为循环miRNA的稳定性和组织特异性使其成为非侵入性诊断工具的有力候选。未来研究应进一步验证其在早期卵巢癌诊断及预后评估中的价值，并结合更大样本量和多中心数据，推动其向临床转化[25]。
2.4. miR-484与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
肿瘤微环境的免疫状态重塑是肿瘤进展与免疫逃逸的核心环节，miR-484通过调控关键炎症信号通路，参与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功能的调控，其作用机制具有肿瘤类型特异性。在宫颈癌中，研究发现miR-484表达显著下调，而其靶基因Kruppel样因子12 (KLF12)高表达，miR-484可通过直接结合KLF12的3'非编码区抑制其表达，进而阻断KLF12介导的白细胞介素-6 (IL-6)/信号转导与激活子3 (STAT3)信号通路激活[28]。IL-6/STAT3通路是调控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形成的关键通路，该通路的过度激活可诱导骨髓来源的抑制性细胞(MDSC)和调节性T细胞(Treg)富集，抑制细胞毒性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的抗肿瘤活性。因此，miR-484可能通过抑制IL-6/STAT3通路，逆转宫颈癌的免疫抑制微环境，增强机体抗肿瘤免疫应答。
3. 局限与展望
尽管miR-484在妇科肿瘤中的调控作用与临床潜力已得到诸多研究证实，但其基础机制解析与临床转化应用仍面临多重局限。在分子机制层面，miR-484的靶基因调控网络尚未完全明晰，现有研究仅初步证实其与HNF1A、MMP14、MAP2、VEGFB等存在靶向关联，但其在不同妇科肿瘤中特异性调控通路的差异(如宫颈癌中与p38MAPK通路的关联、子宫内膜癌中与p53通路的交互)缺乏系统性对比分析，部分调控关系(如miR-484与MAP2的具体结合模式)仍需实验验证。同时，miR-484自身的表达调控机制存在研究缺口，除EZH2/DNMT1轴介导的甲基化及lncRNA PVT1的靶向调控外，其他上游调控因子(如转录因子、表观修饰酶)的作用尚未被充分挖掘。
临床研究方面，核心问题包括：一是样本局限，多为单中心小样本(如子宫内膜癌仅24对TCGA配对组织)，缺乏多中心验证；二是结论争议，如卵巢癌中miR-484表达趋势与诊断价值尚无共识；三是标准不一，检测样本、方法差异大导致结果难比较，与CA-125等传统指标的整合及临床阈值也未明确。
未来需从三方面突破：① 机制深化，通过多组学解析不同癌种特异性调控网络，明确功能转换机制及外泌体介导的细胞通讯细节；② 临床验证，开展大样本研究统一检测标准，构建“miR-484 + 传统指标”联合模型并明确临界值；③ 转化应用，开发甲基化检测试剂盒，探索靶向干预策略，优化预测模型助力临床转化。
4. miR-484临床转化的现实挑战与应对策略
技术标准化是首要难题。目前miR-484检测方法多样，包括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qRT-PCR)、微阵列分析及新一代测序技术等[29]，但各技术平台间缺乏统一标准，导致检测结果难以相互比对。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建立标准化操作流程(SOP)，涵盖样本采集、运输、保存、核酸提取、检测及数据分析各环节。国际权威机构与行业协会可联合制定指南，明确各步骤最佳参数，如推荐特定的RNA提取试剂盒以保证miR-484完整性与纯度，规范qRT-PCR引物设计原则并提供标准化引物序列库，同时统一内参基因选择标准，增强检测结果的重复性与可比性。
诊断特异性亟待提升。miR-484并非疾病特异性标志物，在多种疾病及生理状态下表达均有改变。开发多分子联合诊断模型是有效策略，整合miR-484与其他疾病特异性分子标志物，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综合诊断体系，通过大数据分析确定各指标权重，构建预测模型，可提升诊断特异性。
大规模前瞻性队列验证是临床应用的关键环节。现有关于miR-484的研究多为小样本回顾性分析，结果外推性有限。开展大规模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不同地区、种族、年龄及疾病阶段人群，长期随访观察miR-484作为诊断或治疗靶点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才能为临床决策提供坚实证据。例如，针对miR-484在肿瘤早期诊断中的应用，需多中心协作开展大规模队列研究，验证其在不同肿瘤类型、分期及患者背景下的诊断效能，评估潜在的假阳性与假阴性风险。
总体而言，miR-484在妇科肿瘤中展现出明确的调控价值与转化潜力，但需通过机制研究的系统化、临床证据的规范化及技术转化的精准化，突破现有局限，最终实现其在妇科肿瘤精准诊断、预后分层及靶向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基金项目
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项目(202305010415)，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苗圃”科研计划项目(MP-ZD-2023-05)济宁市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24YXNS052)。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