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乡村是集自然特征、社会经济属性于一体的综合性地域单元，不仅具备生活、生产及生态的多重功能，还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城市相互依存、彼此促进，共同构筑了人类活动的广阔空间[1]。从社会发展的深层视角来看，中国乡土文化，这一根植于传统生产方式的文化形态，是维系乡村存续的关键要素。然而，长期以来乡村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处于相对滞后的位置，乡村文化建设问题更是当前乡村发展的薄弱环节之一。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引发了乡村人口结构的变迁，出现了以房屋废弃、文化凋敝以及耕地闲置为特征的农村“空心化”问题。乡村地区面临的“文化贫困”现象愈发严峻，这不仅加剧了代际贫困与连片贫困问题，而且还成为乡村贫困长期固化的重要诱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要求“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202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支持打造乡土特色品牌”。2025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深入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近年来，全国各地涌现出多种主体与形式的“艺术乡建”活动，这些活动已从最初个别艺术家的自发行动，逐步演变为政府、社会组织及本地居民共同参与的一项乡村振兴行为[2]。然而，很多艺术乡建常常面临若干问题，如未能充分顾及村民利益，从而难以激发他们的参与积极性，以及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水平较低等。针对这些问题，党委政府、艺术工作者和民众之间应相互协同，通过多主体在地互动的实践共同构筑乡村振兴的新路径[3]。
本研究将从福建省屏南县“文创兴村”案例出发，尝试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系统探讨：(1) 多元主体在“文创兴村”治理实践中的动力机制和联结机制是什么？(2) 文创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在实践与理论的对话中对中国场景下的文创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多元协同治理微观运行机制进行刻画，探讨“文创兴村”计划的成功原因及推广价值，以期为我国乡村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乡村振兴之路提供经验借鉴与理论支持。
2. 文献回顾
2.1. 乡村发展的动力结构研究
乡村发展的动力结构，是由推动乡村进步的多元主体、各类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所构成的相互制约与促进的关系总和[4]。目前，学术界在阐释乡村发展动力时，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思维：
一是生产要素模式。亚当·斯密提倡“生产要素”理论即“劳动、土地、资本”三要素说，着重强调生产要素在推动乡村进步中的根本性作用[5]。二是人力资本模式。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揭示的生产要素流动性配置机制中，劳动力资源的动态转移被确认为影响产业空间分异与区域发展梯度差的关键性驱动因素，凸显了高质量人力资本对乡村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的作用[6]。罗建章[7]、曹聪敏[8]等学者指出，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乡村精英有着多元化的角色，对村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韩国的新村运动[9]，也凸显了乡村精英在联结村庄内外资源、促进村庄进步中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三是便利设施模式。该模式从乡村便利设施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10]。在未来竞争中，乡村的优势将主要表现在其吸引高端人力资本的能力上，其中，创意阶层作为此类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其集聚不仅受经济动因的驱动，还深受乡村便捷设施、文化活动、个性化表达空间及契合该群体偏好的生活模式等多种要素的吸引。
Figure 1. A comparison of three tradi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dynamic models
图1. 三种传统乡村发展动力模式的比较
随着历史背景与制度环境的持续演变，上述三种发展模式均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生产要素模式”只认识到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作用，却未能充分考量知识、技术等非物质生产要素的影响力；其次，“人力资本模式”虽认识到高素质人才对乡村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但在如何有效吸引这类人才方面尚存不足；最后，“便利设施模式”在阐释创意阶层集聚机制时，虽侧重于文化要素与价值理念对人才吸引的驱动作用，但过度聚焦个体层面的文化认同建构，而忽视了系统性组织力量对创意资本的吸纳作用。据此，本文将“文化”视为推动乡村发展的关键动力，构建了一个旨在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模型。针对性地突破了上述三种传统模式的局限性，既充分认可知识经济在推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又深入探讨了如何有效吸引包括创意阶层在内的优质人力资本，同时，也着重强调了农村便利设施背后所蕴含的组织化力量(图1)。
2.2. 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研究
乡村特色文化产业通过系统性资源整合、乡土资源的有效激活以及劳动力结构的非农化转型等多维路径，持续释放对乡村发展的驱动效能，这一观点已获得学界普遍认同。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学术界对其生成机制的理论建构进行了深入探讨，提炼出三种产业发展范式。
一是外源性制度嵌入路径。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启动“文化下乡”工程以来，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主要依托国家各项文化政策，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步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11]。实证研究表明，政府采购行为有效激发了不同主体的参与积极性，显著提升了乡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效能[12]。但该模式存在多重困境：其一，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折损[13]；其二，外来文化要素与乡土社会的适配性矛盾引发主体间利益摩擦；其三，该路径可能弱化乡村文化的内生演进机制，进而威胁文化主权的完整性[14]。
二是内生性动能培育路径。相较于制度移植模式，内生性动能培育路径聚焦本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其核心要义在于构建特色文化标识体系与培育新型文化主体[15]。有学者认为在内部驱动力的作用下，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实现资源的内生性开发、价值认同的构建以及社区动员机制的形成，进而构建起可持续的发展体系[16]。但这种封闭式的文化发展观易导致治理体系与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脱节，资源整合机制的局限性也使得文化资本转化效率难以持续提升。这种内向型发展策略的封闭性特征，客观上制约了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开放性演进[17]。
三是复合型协同治理路径。针对前两种模式的制度局限，学界开始探索制度融合的创新路径。向良云[18]提出的复合治理范式强调建立多维协同机制，通过要素整合实现文化治理的内外联动。具体实践中，张琦等[19]验证了股份合作制在文化资本转化中的制度优势。但该模式仍需解决机制设计缺陷导致的动力衰减问题，特别是长效发展动能的可持续性供给不足。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对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建设与发展进行了多路径的探讨，但在以下维度存在明显局限：其一，缺乏对中国情境下文化兴村实践的系统理论提炼；其二，尚未充分考虑乡村特色资源激活与乡村内生发展之间的联系，未构建完整的文创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解释框架。本研究拟融合文化动力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以福建省屏南县“文创兴村”实践为研究对象，系统解构文创产业驱动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
3.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3.1. 理论基础
3.1.1. 文化动力理论
文化动力理论聚焦于探索文化因素如何有效驱动乡村发展转型。“文化”这一概念并非泛泛而谈的抽象范畴，而是具体指向与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紧密交织的生活文化设施以及丰富的文化实践活动[10]。这些元素共同塑造了乡村地区独有的文化场景，包含了居民自我表达的空间，蕴含着独特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共同组成了乡村文化的核心要素。文化动力理论是对乡村发展传统驱动力的延续与深化。该理论不仅肯定土地、劳动及人力资本等要素在乡村发展中的驱动作用，还进一步地针对新经济形态的出现，提出了一种具有创新性的发展视角。文化动力的首要维度聚焦于生活文化设施，强调基础设施与文化设施对地区发展的重要性。第二维度则是指乡村的各种文化实践，如文化艺术、节日庆典等，其作为一种新兴动力，驱动着乡村社会的全面转型，且这种转型具有根本性的特征。
除了上述三个维度，文化动力还着重凸显了“场景”这一核心构成元素。具体而言，生活文化设施和文化实践活动的相互交融，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场景，其内在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诸如倡导个性化表达、鼓励创新思考等，对创意阶层展现出了强烈的吸引力，进而推动了创意资本的汇聚(图2)。
Figure 2. Cultural dynamics model of rural development
图2. 乡村发展的文化动力模型
3.1.2. 行动者网络理论
多元主体的协同效能并非源于无序的个体行为，而是通过关键节点的动员机制与利益协调机制实现系统整合。各主体在特定制度框架下形成差异化角色定位，通过功能互补共同推动治理目标的实现。这种协同模式的理论基础可追溯至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该理论体系由法国学者Bruno Latour与Michel Callon于1980年共同创立，其理论内核经历了从技术社会学分析向跨学科协同研究的范式拓展[20]。当前该理论已在公共治理领域形成独特的分析框架，特别是在阐释多主体协作机制方面展现出方法论优势。
该理论建构包含三个基本维度：一是异质性行动者，它突破传统研究范式将非人类行动者纳入分析框架[21]；二是转译机制的作用机理，揭示核心行动者如何实现利益协调；三是网络动态演化规律，强调协同关系的持续调适过程。其中转译机制作为理论核心，包含四个递进环节：问题界定环节需确立各方认同的基础框架；利益赋予过程通过价值重构形成行动激励；动员征召阶段完成主体间的角色绑定；排除异议机制则保障协作关系的稳定性[22]。这种机制设计有效解决了多元主体间的目标分歧，确保各参与方在共同框架下实现功能耦合(图3)。
Figure 3. The transfer process of actor-network
图3. 行动者网络的转译过程
3.2. 分析框架
乡村文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托创意资本的良性运作。文化要素作为关键驱动力，能够有效吸引创意人才、艺术从业者、社会组织及市场主体等多元力量返乡参与乡村建设。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基层组织成员、新老村民群体、社会组织等共同构成文创产业发展的实践主体，通过协同推进形成乡村振兴合力。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能够系统阐释多元主体的功能定位与互动关系，揭示其网络构建的内在机理，进而解构文创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具体实现路径。本研究通过文化动力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双重视角，构建起契合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图4)。
Figure 4. Analysis framework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图4. 文创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分析框架
首先，乡土文化资源具有多维价值属性，涵盖农耕文化、民俗传统及乡贤文化等多元类型，既包含文物古迹、传统村落等物质文化遗产，也涉及戏剧曲艺、舞蹈杂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都是乡村文化供给的优秀载体[23]。但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乡村人口结构性流失与代际传承断层导致文化传承主体弱化，形成文化资源存量丰富与治理能力不足并存的现实矛盾，造成资源闲置与内生动力匮乏的治理困境。其次，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框架下，文化资源作为特定场域的基础性支撑要素，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内生动力机制。新农村建设与脱贫攻坚工程显著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条件，交通网络优化与数字基础设施的全面覆盖有效缩小了城乡硬件差距，要素流动速率持续提升。乡村特有的生活场景与文化实践构建起差异化价值空间，其承载的非标准化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观念，正成为吸引城市创意资本下乡的关键引力场。再次，多元主体参与形成的协同系统存在复杂互动关系。除地方政府、基层党委、新老村民等生命体行动者外，文化资本、物理空间等非人类要素同样构成网络节点。基于文化产业化逻辑的资源开发过程，涉及纵向科层体制中的治理资源调配与横向市场、社会主体的协同合作，需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框架实现主体关系的结构化呈现[24]。行动者转译机制具体展现核心行动者如何通过强制通行点的设定，引导多元主体形成利益共识，并在利益赋予、征召动员等环节化解认知分歧，最终构建起目标协同的行动网络。最后，从行动者网络建构视角审视，乡村振兴本质上是多元主体利益耦合的动态演进过程。文创产业通过主体角色重构、产业形态创新、文化价值转化及组织效能提升等机制，推动多元主体形成治理合力。在利益目标校准与成效评估的循环过程中，各主体通过资源整合与功能互补实现共同利益增值，促进文化资源活化利用与乡村产业系统升级，最终达成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维度的协同发展格局。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选择对于研究对象分析的准确性和呈现的真实性具有决定性影响。屏南县“文创兴村”案例是数量众多的一组案例，每个案例均以村庄为基本单元构成。因为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本文采用了基于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的案例研究法。主要是深度访谈和重点访谈基层政府官员、乡村精英、社会力量以及村民等。
本人根据研究问题，设计访谈大纲，对乡村精英、村干部、新村民、原住民、政府部门、文化企业代表等不同的受访者设计不同的访谈提纲，提出不同的访谈问题，如针对乡村精英，主要访谈其参与特色文化产业振兴的动机、参与过程等；对于村干部主要了解在特色文化产业振兴过程中其发挥的作用、目前村里产业发展状况、村民整体生活状况；对于原住民主要了解其参与特色文化产业振兴的过程、收益情况等；对于上级政府部门，主要了解其出台了什么政策支持屏南县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投入了多少资金等；通过对新村民的访谈主要想了解他们来到屏南县的动机以及如何参与到屏南县特色文化产业过程中。对于特色文化产业代表，主要了解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为村民提供了什么帮助等。为保障研究信度，本研究在筹备阶段即与受访者协商确定访谈安排，根据受访者的认知视角与实践经验灵活调整问询策略，形成具有情境适应性的访谈路径。通过访谈，本人存留超过50余名访谈个案的第一手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编码，形成口述史资料汇编和访谈个案档案集约5万字，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
4.2. 案例选择
本文选择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开展案例研究。屏南县地处闽东北地区，现辖5个建制镇、6个乡级行政区以及152个村级行政单位，常住居民约20.53万人。该县域具备优越的生态条件、多元的资源禀赋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据文化遗产普查数据显示，县域内现有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25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3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5项，荣获“中国红粬黄酒文化之乡”“中国草本养生文化之乡”等国家级文化称号。然而，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由于交通不便和工业匮乏，该县遭遇了经济落后与人口外流的困境，乡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甚至一些古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陷入了濒临消亡的窘境。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在保持乡土风情的同时复兴古村落，成为屏南县的一项重大难题与挑战。2015年，屏南县启动“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艺术教育项目，开启了一场“艺术改变乡村”的试验。屏南县依托独特的高山自然生态、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形成的人才流、资金流及信息流，积极探索多样化的“文创赋能 + 乡村振兴”路径。
本研究选取屏南县作为典型案例，主要基于三重考量。其一，该县作为国家级脱贫县，集中体现了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脱贫地区向内生发展转型的共性特征，具有典型样本价值。其二，该县域完整呈现了衰败到振兴的发展轨迹，这种历时性演变过程为理论验证提供了完整的观察窗口。其三，当地推行的“文创兴村”实践，不仅构建了政府、企业、村民等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机制，更凸显了文化要素在乡村振兴中的驱动作用，这为本研究的核心理论建构提供了实证支撑。
4.3. 资料收集
本文聚焦于文化动力与多元协同帮助屏南县实现内生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动态过程，以及屏南县开展“文创兴村”实践前后乡村的发展和变化情况，需通过纵向追踪方法揭示乡村社会经济系统的演进机制。基于实证研究需要，研究团队于2023年7月赴屏南县开展实地调研，构建包含政策文本、访谈记录与田野观察的多维数据库。在数据采集方面，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以结构化与半结构化访谈作为核心数据采集手段，用于对党委政府、基层村干部、新村民、原村民和社会组织的采访。为保障研究信度，调研团队在筹备阶段即与受访者协商确定访谈安排，根据受访者的认知视角与实践经验灵活调整问询策略，形成具有情境适应性的访谈路径。研究同步实施参与式观察法，选取龙潭古村、厦地村等典型文创社区进行驻点考察。通过参与乡村建设规划会议、文化节庆活动等实践场域，系统记录传统村落空间重构、产业业态转型等发展轨迹。此外，研究还整合县域统计年鉴、政策汇编及媒体报道等二手资料，建立历时性数据分析框架，力求多维度还原乡村振兴的实践图景。这种多源数据的整合分析，有效保障了研究数据的三角验证效度。
5. 案例呈现
5.1. 旧局：资源流失下的乡村发展困境
屏南县1734年建县，拥有近300年历史，是福建省26个重点老区县之一，受限于山地地形的区位制约，该县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未能充分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溢出效应，曾连续多年被列为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县域人均耕地面积仅0.61亩(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38%)，导致劳动力外流现象突出。至2014年末，全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村39个，空心村现象普遍。屏南县广泛分布着被称为“斗笠丘、眉毛丘，蛤蟆一跳过三丘”的山垄梯田，这种特殊地形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机械的应用，当地农业生产长期依赖传统人力耕作模式，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且生产成本高。据龙潭村党支部书记介绍，“村民通过经济核算发现，按现行百斤干谷160元的收购标准，扣除化肥等农资费用及人工成本后，每生产一担稻谷实际亏损达40元。这种入不敷出的现实状况，让农户选择撂荒土地。”屏南县在历史上作为茶盐运输的关键通道，见证了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共生的发展历程，文化资源丰富。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环境优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丰富的县城，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影响，逐步被边缘化，一度成了一个交通闭塞的留守县城。
5.2. 布局：以“文化动力”为手段集聚创意资本
5.2.1. 修缮生活文化设施
为了吸引各类创意人才“下乡”，屏南县加大对乡村生活基础设施、文化设施的投资修建力度。屏南县各村废弃掉的老宅数量众多，在缺乏参考经验的背景下，屏南县开始尝试创新，按照“修旧如旧”的修缮理念，推行“老屋认领”政策，激活农村闲置资源，从而实现了老屋保护和宜居环境创造的共赢局面。针对村级小学撤点并校问题，屏南县复办乡村完小，儿童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完整的小学义务教育。针对乡村医疗机构缺失的问题，屏南县复办村里的卫生所，目前村卫生所可以解决居民基础疾病救治需求。针对交通闭塞问题，2015年屏南县在全市率先实现“镇镇有干线”目标，2018年实现高速通车，2020年衢宁铁路的正式运营，该县结束了无火车通行的历史。同时各村进行了巷道整修、地下管网铺设和污水处理系统建设，也为村民提供了艺术公益教学中心、美术馆、休闲广场等文化设施。通过这些举措，极大地满足了村民的教育、医疗、生产生活需求，村民需求保障的满意度不断提升，原村民愿意返乡建设，新村民也愿意来此创业生活。
5.2.2. 丰富文化实践活动
为引导村民重新领略家乡之美，增强文化自信，屏南县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文化艺术实践。各村开展了“爱故乡·村歌计划”，在政府的引领下，村民作为主创，社会广泛参与，形成了与乡村紧密相连的“共创”模式。爱故乡团队深度融入当地社区，与村民紧密合作，共同发掘本土戏曲文化及传统小调，推动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发展。在创作四坪村歌《云四坪》的过程中，巧妙地将该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平讲戏的“帮腔”元素融入其中；而墘头村的村歌《梦墘头》，其曲调则是基于屏南地区的“姑嫂调”进行改编。村歌的所有歌词和歌名由村民完成，有效调动了参与积极性。在墘头村歌工作坊的总结会上，村支书谢桂塘说：“在这三天的村歌创作中，我们对村庄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三天来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妇女能抵半边天，我很感动这几天咱们村的妇女一直参与，讲出自己的故事……”。同时，屏南县积极恢复和开展各种节日庆典活动，重视文化传承。比如，汾溪村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三月三”舞火龙活动，龙潭村成立国家级非遗四平戏传承协会，举办首届戏曲民俗文化节等。除此之外，屏南县各村庄多次举办油画展、老物件展、观影讨论、乡村音乐节、开酒节等文化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宣扬了村庄传统文化，也提升了村庄凝聚力，为乡村农文旅融合和文创IP打造创造了条件。
5.2.3. 集聚创意资本
生活文化设施的修缮，结合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宁静舒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创意资本，多样性的组织与人群在屏南这个偏远的小县城聚集。屏南县文创发展带头人——油画艺术家林正碌在接受访谈时说到，“屏南县、乡、村三级高度联动统一，从政府层面来说，我的理念完全合法化，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屏南县率先引入林正碌、程美信、陈子劲等的高层次人才20余名，构建“一村一主题”的乡村文创新模式，形成以专家智库为支撑的特色发展机制[25]。屏南县在全省范围内率先推行了创新性的措施，由公安部门为新村民发放居住证，以保障他们在村里能够享有与原住民同等的各项权益，增强他们的归属感与幸福感，吸引更多新村民前来定居生活。熙岭乡党委书记张宜世强调，“将新村民吸纳进村级组织，并在认知层面及制度设计上切实视其为乡村的主体，不仅能提升新居民的身份认同，还能释放其创新活力与参与热情，加强基层的治理效能，构建充满温情的新型乡村社会，是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农村建设的关键策略。”屏南县多样化的组织与人群为该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新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创意，成为推动该县文创产业发展的关键人力资源。
5.3. 破局：文创产业发展的行动者网络构建
5.3.1. 行动者主体识别
(1) 核心行动者：核心行动者的合法性源于其双重职能定位，既要落实中央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又要实施微观治理。以屏南县“文创兴村”实践为例，乡党委、联合党委与村两委承担着政策传导与执行的关键角色，既要贯彻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决策，又要处理村民自治事务，在治理体系中发挥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基层干部作为内生性权威，其社会资本与文化认同构成独特的治理优势，村干部在动员群众参与文创项目时展现出显著成效，这种特质使其成为网络建构的核心行动者。
(2) 人类行动者：基于行动者功能差异，可将参与主体划分为科层制体系内的纵向主体与社会网络中的横向主体。纵向主体包含县乡村三级行政体系，依托行政指令实现政策传导与资源调配。横向主体则涵盖新村民、本地居民、社会组织及市场主体，其联结基础在于文化认同与利益共享机制。这种横向网络通过社会资本培育强化文化治理效能，其中专家学者依托专业能力开展文创产品开发，教育机构通过研学活动促进文化传承，民间艺术团体则通过民俗展演激活传统文化活力。纵向主体与横向主体通过转译机制实现功能耦合，科层制体系通过政策文件向下传导发展目标，横向主体则借助文化认同将政策意图转化为具体行动。
(3) 非人类行动者：非人类行动者是指不具备人类主体性，但同样能在社会实践中增加影响、制造差异的实体或力量，它与人类行动者地位平等，共同构成行动者网络的主体。在屏南县“文创兴村”实践中，屏南县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成为最重要的非人类行动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挖掘和转化，促进村庄的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
5.3.2. 行动者转译过程
其一，问题呈现：“强制通行点”的提出。在问题呈现阶段，核心行动者需系统整合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确立各方共同认可的强制通行点，该环节通过识别各参与主体的发展瓶颈，为后续协同行动奠定基础[26]。以屏南县文创产业实践为例，不同行动者面临差异化挑战：地方政府部门受限于财政约束与行政效能不足；基层党组织亟待破解治理资源短缺与产业转型压力；本地居民面临收入增长乏力与集体归属感缺失的双重困境；文创企业遭遇基础设施薄弱与专业人才匮乏的制约；社会组织受制于文化资源碎片化与公共空间不足的现实难题；传统村落文化更面临传承断代的系统性危机。针对上述结构性矛盾，基层干部创新性提出文化资源产业化转型的解决方案，通过“发展文创产业”这一强制通行点，将分散的发展诉求转化为系统性发展目标。该路径保障了各主体的基础利益，有效破解了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制度梗阻(图5)。
Figure 5. Obstacles, goals, and mandatory passage points faced by various actors
图5. 各行动者面临的障碍、目标与强制通行点
其二，利益赋予：异质性主体利益的展现。利益赋予作为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关键环节，旨在通过利益表征机制向各参与主体阐明协同发展的价值预期。核心行动者通过系统整合多元利益诉求，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共同目标框架，使其他主体确信通过参与行动者网络并遵循既定规则，能够实现预期发展目标。在屏南县文创产业实践中，各异质性主体通过“发展文创产业”这一强制通行点达成利益耦合：地方政府借助该机制，将传统产业与文化创意有机融合，培育特色产业；基层自治组织则通过发展文创产业，获取政策支持与资源倾斜，系统性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与治理效能；在地居民依托文化生产空间重构，获得就近就业机会并增强文化归属感；文创企业依托乡土文化资源禀赋，形成“低成本创作–高附加值产出”的产业链延伸模式；新村民群体通过专业技能输入，实现创意价值转化与自我价值彰显；社会组织则借助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创新。这种利益共享机制有效协调了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形成了良性发展格局。
其三，征召动员：核心行动者主导作用的发挥与行动者网络的确立。征召特指核心行动者通过差异化策略吸引异质性主体参与协同行动的过程。动员则强调核心行动者对网络关系的激活与维护，通过制度设计促进多元主体间的有效互动。在屏南县“文创兴村”实践中，基层党组织作为核心行动者，构建起纵向贯通政策传导与横向整合社会资本的立体化动员体系。纵向上，依托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框架，系统梳理乡土文化资源谱系，建立专项政策对接机制；横向上，依托文化认同的共享价值，形成跨领域主体的利益耦合。帕森斯的文化社会学理论认为文化体系通过象征符号系统为集体行动提供价值导向，这种价值内化机制具体表现为文创企业基于乡土文化经济价值的认知参与投资，新村民依托文化资本转化预期加入实践网络，社会组织受传统治理智慧现代转化的吸引开展服务。经过持续互动，屏南县最终构建起“六维协同”发展格局：党委政府发挥战略统筹功能，基层党组织承担组织协调职责，本地居民提供文化传承基础，新村民群体注入创新要素，文创企业拓展市场渠道，传统文化资源构成发展根基，这种结构化网络保障各主体的功能定位，形成了稳定发展格局。
其四，排除异议：行动者网络动态变化与稳定。行动者网络作为主体关系的动态映射，在利益联结过程中伴随主体诉求演变产生持续性调适需求。在屏南县文创产业网络构建初期，由于文化资源活化周期较长且经济效益显现滞后，村民群体存在参与疑虑。针对此认知偏差，基层党组织采取双重干预策略，一方面组织村民代表赴浙江莫干山等先行地区考察，通过案例实证消除发展疑虑；另一方面建立专项扶持资金制度，对初期参与的农户给予2000元/户的转型补偿。实地调研显示，龙潭村村民陈某表示：“目睹邻村通过民宿经营实现增收后，加上政府补贴支持，我们开始尝试将闲置房屋改造用于文创展示”，这种示范效应有效降低了认知风险。在利益分配环节，当出现企业利润分成、土地流转定价等争议时，由各主体通过制度化协商平台进行动态调适。具体包括设立由村干部、村民代表与企业法务构成的调解委员会，建立“固定分红 + 效益提成”的弹性分配机制。该机制保障了网络关系的持续稳定。这种动态平衡机制既维护了各方的合法权益，又促进了文化资源转化效率的提升。
5.3.3. 行动者网络构建
屏南县文创产业行动者网络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与排除异议的四阶段演进，构建起“主体共场、利益共融、行动共治”的闭环系统[27]。在主体共场维度，基层党组织通过制度性吸纳与文化认同引导，形成科层体系协同、市场力量参与、乡土社会支持的跨领域协同主体集群。利益共融维度呈现双向互构特征。核心行动者通过构建“资源互补性–利益共享性”的契约关系，使地方政府获得治理效能提升，市场主体实现经济收益，村民群体取得财产性收入，这种利益耦合机制有效平衡了各方诉求，形成可持续的利益共享格局。行动共治维度形成三螺旋协同架构，在“政府引领方向–社会提供资源–村民主体参与”的互动框架下，各主体通过定期协商会议、利益补偿基金、项目绩效评估等机制，实现了文化资源活化利用与产业价值提升的良性循环。
5.4. 新局：屏南县乡村发展新成效
屏南县以文化动力为手段，构建了文创产业发展的行动者网络，用艺术唤醒乡土，以文创激活乡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靠文创成功“出圈”，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探索出一条别具一格的山区古村乡村振兴新路径，乡村发展取得新成效。
屏南县从文创入手，让工业时代的偏远贫困地区转身成为具有人文精神的新型乡村社区。屏南文创“出圈”背后是屏南各级政府、基层党组织产业、新老村民、社会组织长期以来进行包括文创、生态资源价值等创新探索叠加后的结果，通过“有为政府 + 有效市场 + 有机社会 + 有劲村民”的共同发力，让乡村产业实现“一产变多产、农业变景观、创意变产品”，同时通过“打卡变刷卡、淡季变旺季、单点变片区”，探索山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2015年至今，屏南县已先后打造了“龙潭–四坪–北墘文创产业游”、“双溪–寿山亲水游”、“厦地–前汾溪–柏源–仙山牧场研学游”等三条特色村落带。在龙潭、四坪等十多个传统村落推行了多样化的乡村文创项目，展现出了“产业繁荣、人流汇聚、村落复兴、文化兴盛”的新风貌。
6. 何以何能：文创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
基于福建省屏南县“文创兴村”实践的实证考察，本研究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了文创产业发展的动态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行动者网络的阶段性建构虽完成了主体关系的初步整合，但网络结构的静态特征与乡村振兴的动态发展需求间仍存在张力，有机协同的多元行动主体如何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性推动力仍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研究聚焦主体重塑、产业融合、价值再造、生态改善和组织凝聚五大维度，系统解构文创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逻辑机理。
6.1. 主体重塑：为乡村人才振兴育才引智
行动者网络的转译过程涵盖人类行动者及产业发展的资金、物资等非人类要素，通过外部资源引入与内部要素转化的协同机制，形成具有特定功能的结构体系。在屏南县“文创兴村”实践中，基层党组织作为核心转译主体，通过制度性安排与文化认同引导，构建起纵向层级联动与横向领域协同的立体化主体系统。该系统整合政府政策资源、市场资本要素与乡土社会资本，形成治理共同体与资源循环体系，有效保障了文创产业发展的要素供给稳定性。从主体结构特征来看，文创产业作为轻体力、重技能的业态，为农村留守群体开辟了新型就业渠道。通过发展乡村文创产业，可以有效吸纳农村内部剩余劳动力，促进村民就近就业，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等各类人才得以发挥专长，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贡献力量。这种就业吸纳效应不仅激活了乡村人力资本，更通过技能培训机制提升主体发展能力。在人才流动方面，该产业形态通过营造宜居宜业环境，形成人才流动的双向通道，城镇居民基于生活品质需求向乡村迁移，离乡群体依托乡土文化认同返乡创业，实现人才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6.2. 产业融合：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驱动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产业振兴作为核心要件构成了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当前乡村特色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路径在于构建新型产业体系，亟需通过文化要素的深度植入，形成具有复合价值特征的产业形态，这种文化赋能机制不仅能够优化农业经济形态的价值构成，更是实现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28]。在文创产业培育成熟的基础上，屏南县以活化文化资源为纽带，通过整合生态农业资源与文化遗产资源，形成“生态观光 + 非遗体验”的复合型产业矩阵。这种产业耦合模式有效打破了传统业态边界，实现农业生产、文化创意与旅游服务的有机衔接，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结构性动能。三产融合发展战略成效显著，高山农业向精深加工延伸，农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文旅康养产业接待大批游客，带动相关服务业增收；绿色工业产值也不断提升，占比逐年提高。这些数据印证了文创产业的产业融合功能对乡村振兴的支撑作用。产业振兴的核心在于要素重组与价值提升，屏南县通过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设计融合提升产品溢价空间，农耕文化体验带动农产品销售转化，非遗文化资源开发促进研学旅游增长，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本，提升农村资源利用率，有效实现了产业兴旺与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
6.3. 价值再造：为乡村文化振兴培根铸魂
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引发了乡村文化价值式微、存续困境等问题[29]，在行动者网络构建过程中，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制度性嵌入形成稳定的协同行动框架。核心行动者依托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则的协同作用，重构了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为集体行动提供价值导向与意义支撑。该机制有效促进了文化资源开发行动的系统化推进，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文化要素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资源整合层面，屏南县通过田野调查与口述史研究，系统整理散落的文化元素，形成农耕文化、宗族文化两大谱系。在此基础上，创新文化载体形式，组织编纂《屏南民俗志》等文献资料，创作《廊桥遗梦》等文艺作品，建立非遗传承人培养体系。统计显示，2023年完成文化资源普查建档127项，修复古建筑23处，实现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转译。价值转化路径呈现多维突破特征，空间维度上，建成12个主题村史馆与5个生态博物馆，形成“文化展示–体验互动–衍生消费”的立体化空间格局；时间维度上，恢复“拗九节”“丰收祭”等传统节庆，构建“民俗活动–文化展演–工艺体验”的活态传承机制。这种时空交织的转化模式有效实现了文化资源向产业资本的质态跃升，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文艺复兴”。
6.4. 生态改善：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增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30]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生态价值转化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关联。当前我国农村发展面临多重环境挑战，污染加剧、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弱化等问题相互交织，影响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程。在此背景下，乡村生态振兴通过系统性治理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价值提升的双重目标。文创产业作为环境友好型与经济增值型产业形态，通过文化要素与生态资源的有机融合，构建起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机制，为破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二元对立提供了创新路径。以屏南县“文创兴村”实践为例，地方政府创新实施“生态修复+”战略，一是开展系统性环境整治工程，累计完成植树造林1.14万亩、裸房立面改造320栋，建立垃圾分类智慧监管平台；二是构建生态产业体系，依托传统村落建筑群打造生态文旅项目，开发竹编技艺等非遗活化项目。统计显示，2024年全县生态旅游接待量突破6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58.5亿元、增长5%，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100%，验证了生态优先发展模式的实践成效。
6.5. 组织凝聚：为乡村组织振兴强基固本
组织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支撑，当前面临基层组织松散化、治理效能不足等现实挑战[31]。文创产业的独特优势在于其能够通过文化认同重构乡村社会组织形态。以屏南县“文创兴村”实践为例，该县构建起“本土培育 + 外部引入”的双轨发展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乡村治理困境。在治理结构优化层面，文创产业通过“构建村级理事会负责资源统筹，专业合作社承担项目运营，村民议事会实施民主监督”的三级协同体系，为传统村落建立了规范化治理框架。人才吸纳方面，产业融合特性吸引城市创意阶层返乡创业，形成“新村民 + 原住民”的共生社群。统计显示，2023年新增文创从业者中35%为外来人才，带动本地劳动力技能提升率达62%。文化融合机制催生深层次社会变革，通过创设“村民文化工作坊”“新老村民对话会”等平台，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有机融合。通过发展文创产业，原住民们改变了传统生活习惯，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决策，这种参与式实践使原住民实现从文化旁观者转变为传承主体，从治理对象转变为自治主体，从经济依附者转变为价值创造者的三重转变。原住民在参与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实现了自我价值，意识与能力都得到了提高，村庄内生力量得到建设，凝聚力也不断增强。
7. 结论与讨论
在后工业化与知识密集型经济转型的宏观背景下，乡村发展动力机制正经历结构性变革。传统要素驱动模式和人力资本模式依赖政府主导的土地、资本与人力投入，而新兴文化动力模式则构建起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这种转型本质上是从物质资本积累向文化资本转化的范式革新，其核心特征体现为文化消费升级对乡村发展动能的重构。本研究通过福建省屏南县“文创兴村”实践案例，实证检验“文化驱动发展”与“协同治理增效”两大命题，揭示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在“文化–治理”双重驱动框架下，屏南县首先通过修缮生活文化设施，提升生活的舒适性与便利性，吸引多样性的组织与人群，这些组织和人群可以与当地村民一起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实践活动。三者组合构成的不同乡村场景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又不断吸引着创意资本的乡村流动。其次依托文创产业搭建多元主体参与平台，搭建起“主体共场、利益共融、行动共治”的行动者网络，最终通过发挥文创产业“主体重塑、产业融合、价值再造、生态改善、组织凝聚”的功能和机制，促进乡村的生产、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面振兴。
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交织、古典文化与前沿艺术的对话、本地村民与外来村民的融合，在屏南县形成独特的互动景观，共同推动了乡村振兴实践。这一实践以文创为核心，得益于多种力量的高效协同，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和普适共性的范例。曾经偏远落后的屏南县，在短短数年间迅速崛起，不仅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还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被誉为“文青村、三创谷、深山中的创业学府”，其发展轨迹堪称奇迹[32]。在新时代背景下，文创产业的发展为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开辟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它在推动人口回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杠杆。此外，由于本文研究福建省屏南县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行动者网络，虽有外部主体政府和高校的参与，但由于企业力量不是很突出，所以对于企业的分析相对匮乏。同时，本文采取单案例的研究方法，这往往存在着样本量过小，具有地区特殊性、代表性可能不足，从而使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后续应增加案例数量，进一步论证文创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机理与路径。
附录：访谈提纲
一、村委会
1. 开场语
您好！我是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我们县龙潭村/四坪村/墘头村……在文创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方面做的比较突出，基于此，本次访谈主要想了解龙潭村/四坪村/墘头村……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一些做法和成果，所得到的数据均用于学术论文，希望得到您的支持，谢谢您的参与及支持！
2. 访谈对象：龙潭村/四坪村/墘头村……村支书、村产业振兴负责人
3. 访谈提纲
(1) 在乡村精英最开始发起文创产业发展的时候，我们村委有参与吗？给予了什么帮助吗？
(2) 在文创产业发展前后我们村有什么改变吗？给村民带来了什么吗？
(3) 发展乡村特色的文创产业是我们村的一大特色，在这个文创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是如何动员村民参与的？
(4) 发展特色文创产业对我们村的经济状况有什么影响？
(5) 在我们村的文创产业振兴过程中，上级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力量给予了什么帮助？
(6) 您认为这种由我们村内部自下而上发起的乡村振兴和由我们政府自上而下开展的乡村振兴有什么不同？
二、乡村精英
1. 开场语
您好！我是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我们县龙潭村/四坪村/墘头村……在乡村振兴方面做的比较突出，乡村精英在里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次访谈主要想了解龙潭村/四坪村/墘头村……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一些做法和成果，所得到的数据均用于学术论文，希望得到您的支持，谢谢您的参与及支持！
2. 访谈对象：乡村精英
3. 访谈提纲
(1) 是什么样的契机使您萌发了要发展我们村的文创产业的想法呢？
(2) 您是否有获得来自政府或者社会上相关资源的帮助呢？如果有的话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和政府以及基层的干部一起开展活动的？
(3) 在公共文化空间建成之后以及决定发展我们特色的文创产业的时候是如何动员村民参与的？在这个过程中遇到过什么问题？
(4) 您认为在我们村的文创产业振兴成功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5) 目前遇到什么的困难主要是什么呢？或者是有哪些诉求吗？
三、村民
1. 开场语
您好！我是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我们县龙潭村/四坪村/墘头村……在乡村振兴方面做的比较突出。基于此，本次访谈主要想了解龙潭村/四坪村/墘头村……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一些做法和成果，所得到的数据均用于学术论文，希望得到您的支持，谢谢您的参与及支持！
2. 访谈对象：周边村落村民、非遗工坊负责人等
3. 访谈提纲
(1) 文创产业振兴前后、发展特色文创产业前后我们村有什么变化？对您有什么改变？给您带来了什么好处？
(2) 您跟随着乡村精英和政府的脚步参与了我们村的乡村文创产业振兴，主要的契机和原因是什么？
(3) 在我们村开展文创产业振兴前您对我们本土的特色文化有什么感受吗？会不会把它看成是我们村的特色呢？原因是什么？
(4) 在这个过程中，您认为乡村精英和政府、社会力量、企业都做了什么？发挥了什么作用？他们是如何动员大家参与其中的？
(5) 目前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获取希望获得的帮助？
四、地方政府
1. 开场语
您好！我是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我们县龙潭村/四坪村/墘头村……在乡村振兴方面做的比较突出。基于此，本次访谈主要想了解龙潭村/四坪村/墘头村……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一些做法和成果，所得到的数据均用于学术论文，希望得到您的支持，谢谢您的参与及支持！
2. 访谈对象：镇长、乡村振兴负责人、文化旅游负责人
3. 访谈提纲
(1) 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和由我们政府自上而下的发起的乡村产业发展有什么不同？在您工作过程中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对于龙潭村/四坪村/墘头村……的文化产业振兴您觉得政府主要起到了什么作用？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3) 您认为龙潭村/四坪村/墘头村……的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什么问题？您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
(4) 在龙潭村/四坪村/墘头村……发展过程中，有什么企业加入其中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