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全球化语境的加强，城市形象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城市形象激发和维系人们对城市的积极想象[1]，对国家的整体形象至关重要，所以各个国家的城市都借助媒介手段去塑造自己独特的文化标识，这种竞争不仅是经济实力的体现，更是文化软实力的较量。纪录片的形式是纪实性和艺术性的双重融合，它在城市形象传播中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通过视觉符号、社会记忆和文化实践多个层次的交织，传递出每个城市的身份特质与精神内涵。
本研究以“空间生产”与“城市符号学”为主要理论框架，探讨城市空间如何经由媒介再现被赋予社会与文化意义。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兼具物质性、精神性与社会性；城市符号学则关注城市作为文本如何通过符号系统建构集体认同。本文在此基础上，将《京之轴》视为一种空间叙事实践，考察其如何通过影像修辞与符号转译参与北京中轴线这一“超级符号”的当代重构。
本研究主要采用叙事分析与符号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纪录片《京之轴》(共三集)为分析文本，系统考察其影像语言、叙事结构与符号系统如何共同建构北京中轴线的文化意象与城市形象。文本选取基于以下标准：1) 《京之轴》为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官方系列纪录片，具有明确的城市形象传播意图；2) 影片全面覆盖中轴线的历史、空间与社会维度，具有分析的代表性与完整性；3) 该片在央视及多个网络平台播出，具备一定的公众影响力与传播覆盖面。
在分析方法上，本研究结合视觉叙事分析与符号学解码，重点考察影像修辞(如镜头运动、剪辑节奏、声画关系)、叙事结构(如时间线索、空间并置)以及符号层级(从建筑细节到文明隐喻)三个层面。关于“受众”的讨论，本文主要立足于文本内建构的受众形象(如片中出现的市民、专家、文化实践者)，而非实际观众反馈，以避免推论超出文本依据。
2. 《京之轴》的叙事结构与空间修辞
2.1. 轴线作为叙事母题：从物理空间到象征空间
空间既是承载人类各种具象和抽象活动的载体，又是人类可以进行创造生产的对象[2]。《京之轴》依托永定门至钟鼓楼这段空间轴线，展现出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层累性。第一集以时间为线索，从元代大都城的设计开始追溯，历经明清时期一整个完善的历史过程，直至延伸至当代中轴线申遗进程，这种时间压缩叙事不仅会强化中轴线作为历史见证者的角色，更将其升华为民族国家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集元代郭守敬在设计大都城时，对中轴线的角度做过极为精确的测量。这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却藏着古代匠人的巧思与深厚的技艺。镜头缓缓推近，青铜圭表上，刻度在正午的阳光下投下细而清晰的影子。那一刻，中轴线仿佛不再只是一条虚无的规划线，而成了一道刻在大地上的、精密的刻度。它通过圭表、日影与测量者身体之间的三重协作，悄然完成了从天文观测到城市轴线的空间转译。古人用这样的方式，把对宇宙的理解，落笔在大地之上。
到了明清时期，这条线承载的意义又发生了转变。它渐渐成为权力与秩序的象征。故宫、天坛这些标志性建筑沿轴线依次排开，等级森严，秩序井然。可以说，中轴线不再只是一道技术的痕迹，更演变为一套完整的空间语言，诉说着一个时代的制度与理想。现代语境里，中轴线被给予更为丰富的含义，既承载着历史文化记忆，也成了联结传统和现代。民族身份和全球视野的重要纽带，身为文化遗产的象征，它的申遗过程进一步强化了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价值认可。借着保护和活化运用，中轴线已经成了向世界展现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中轴线在当代社会慢慢演变成城市精神，象征着秩序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从钟鼓楼延展到奥林匹克公园，轴线向北融入鸟巢、水立方等现代建筑群，展现出传统和现代交融的城市风貌，传递出中华民族不断进取，开放包容的时代特质。中轴线还成了公众参与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平台。靠着社区活动，艺术展览和数字技术应用等多种形式，普通民众能参与到中轴线文化的传播和再创造中，让它超越权力和秩序这类单一象征，转变成全体市民共有的文化财富和情感纽带。北京中轴线的现代意义已然超出地理或者政治范畴，正升华为融合历史记忆、文化认同和未来愿景地的综合性符号，并且一直彰显着它强大的生命力和鲜明的时代价值。
然而，这种线性、连续的叙事也可能简化了中轴线历史上存在的断裂、冲突与多元记忆。例如，片中强调元、明、清至现代的“一脉相承”，却较少触及改朝换代中的空间暴力与记忆覆盖，亦未充分呈现中轴线在近现代战争、政治运动中所经历的物理损毁与意义震荡。这种叙事选择体现了纪录片作为官方文化产品的内在倾向：强化文化延续性与国家认同，从而淡化历史过程中的矛盾与不确定性。
2.2. 双线并置的影像策略
纪录片运用垂直与水平双线并行的影像策略，搭建起跨越时空的多维解读框架，于垂直维度层面，借助传统古建筑测绘技术与现代航拍视角的融合，打造出贯穿历史层次的视觉对话，一方面细致还原古代工匠运用规矩水准等简易工具完成复杂建筑测量的智慧实践，另一方面依靠无人机动态航拍三维数字建模等当代影像技术，立体展现中轴线沿线区域的当代城市肌理与空间变迁，这种古今技术并行不仅造就很强烈的视觉反差，更在时间纵深里揭露技术理性怎样持续参与城市空间的生产与重构，把中轴线塑造为了凝结历代营造智慧与技术演进历程的物质见证。
这部纪录片在处理北京中轴线时，手法很巧妙，它没有把这条线当作一个凝固的符号，而是让它活了起来。影片在水平维度上，有意将南中轴与北中轴并置对照，一边是沾着烟火气的市井生活，另一边则是庄严的仪式政治空间，形成了独特的城市视觉[3]，城市对话通过这种对照形式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南中轴的胡同场景充满了烟火气息，展现了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前门的段落先采用了俯拍视角，伴随公交车缓缓驶入镜头，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也开始清晰起来，叮当车清脆的声音响起，镜头切换到女生手机屏幕上的音量大小界面，随即引出北平第一辆有轨电车的画面，现代公交车与传统有轨电车形成微妙互文，这种影像修辞，实质是通过市民的空间实践解构权力的单向度叙事。
相比之下，北中轴则是另一番气象。故宫等礼仪建筑占据主场，广角镜头拉出御道的纵深，红墙的斜线往往构成一种向画面深处收缩的视觉效应，乍看仿佛一座“视觉的牢笼”。配合庄重的运镜和沉郁的色调，皇权空间那种肃穆的象征体系，一下子就被烘托出来了。
两条线索交替展开，彼此映照，叙事层次顿时丰富了不少。这么安排，不仅仅是为了视觉的节奏，更是在结构上，让市民生活与权力象征持续地进行着无声的对话。最终，影片为我们理解北京中轴线提供了开放而立体的视角：它既是历史的记忆载体，也是当代生活实实在在的舞台，这两组空间中生发的幽默与严肃、厚重与轻盈、文艺与烟火气共同勾勒出北京的多重面相，使蕴含其中的多元文化与人文精神也得以表征[4]。换句话说，这条线从来不是单一的，它活在层叠的时间与纷繁的日常里。
尽管如此，这种并置仍隐含某种秩序化的空间话语：北中轴代表“庄严的过去”与“国家象征”，南中轴代表“鲜活的现在”与“市民日常”。二者在影片中虽形成对照，却未被置于平等的话语地位。北中轴往往以宏大、缓慢、肃穆的影像语言呈现，占据叙事权威；南中轴则更偏向琐碎、流动、亲切的片段化记录。这种视觉修辞上的差异，无形中再生产了“政治中心”与“生活边缘”的传统空间等级，未能彻底摆脱中轴线作为权力轴线的历史烙印。
2.3. 声音景观的意识形态编码
声音在纪录片中作为意识形态编码的重要载体，通过选择性记录与艺术化处理传递特定文化价值观与集体认同，而在当代中国很多纪录片创作中，“声音”正从边缘走向核心，从辅助画面的配角转化为构筑意义与空间的主体[5]，《京之轴》第三集借助声音艺术家谷子沿中轴线采集与呈现声音的过程，系统展示出声音景观是如何承载并传递意识形态信息，进而参与社会记忆构建与城市身份塑造的。声音景观并非自然声响的简单集合，而是经过刻意选择、编辑与重构符号系统，其中凝聚着历史、文化与政治意涵。谷子所收录的钟鼓楼推门声、市井生活杂音等具象征意义之声响，既作为历史存在的听觉见证，也成为文化传承与意义传递的媒介，这一采集行为本身即构成将特定文化逻辑编码入日常听觉经验的意识形态实践。
现代录音及声音处理技术进一步拓宽声音景观意识形态的表现维度，让瞬时声音能够保存重组并融入一个全新叙事框架，所以可以增强其艺术感染力与社会寓意。正如学者所言，声音并不是被动映照现实，而是主动参与着现实建构，声音景观的意识形态编码始终和具体空间语境紧密相连。北京中轴线各节点的声音特征，钟鼓楼象征时间秩序的钟声，天安门广场凝聚集体情感的人潮声，都和其历史角色及文化内涵深度交融。这些被系统采集整理和再现的声音，超越了个体感官体验，汇聚成联结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集体记忆结构，在听觉维度上巩固着中轴线作为国家叙事与城市认同的核心符号地位。
然而从批判视角看，这种声音编辑也是一种高度选择性的听觉建构。它收录的是“具有文化代表性”或“易于被赋予正面意义”的声音，而可能屏蔽了中轴线周边存在的噪音、冲突性声响或现代城市发展中的听觉污染。声音景观的营造因此成为一种听觉的净化工程，通过遮蔽某些现实声音，强化中轴线作为“和谐”“秩序”“传承”的象征意义，进而服务于整体上的城市形象美化目标。
3. 城市形象的符号生产机制
3.1. 文化符号的层级系统建构
符号的关键在于意义，符号具有广泛的隐喻与象征意义[6]。《京之轴》借助建筑符号，节气隐喻及文明转喻这些多维度符号，系统展现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内涵。于初级符号维度，斗拱，脊兽，石狮等建筑符号反复进行视觉呈现，加深观众对传统营造体系的认知。故宫屋顶脊兽图案多次聚焦，既展现其装饰作用，更传递出其中承载的等级礼制与文化深意。次级符号维度融入的十二时辰计时体系，则借助中轴线沿线不同时辰的场景变迁，暗示农耕文明的时间逻辑与现代城市生活的延续关联。这些隐喻维度拓展了纪录片的文化表达与思考维度；于终极符号维度，北京中轴线被赋予“中华文明脊梁”的象征意义，成为联结历史与未来的文化纽带。它不仅在空间上串联关键建筑群，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精神内核以及天人合一，中正和谐的价值理念，集中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特质。影片借助从具体元素到整体意象的逐层推进，引导观众从建筑符号感知提升至对文明传承的深层体悟，进而巩固了中轴线作为终极文化符号的意义。
值得反思的是，这种层级化的符号系统可能压抑了中轴线意义的其他可能性。将中轴线固定为“文明脊梁”“和谐象征”等终极能指，固然强化了其文化权威，但也可能削弱其作为争议性、流动性和开放性场域的特征。在当代城市实践中，中轴线同样承载着拆迁争议、旅游商业化、社区变迁等复杂现实，而这些在纪录片的符号体系中往往被淡化或回避。
3.2. 记忆场域的媒介重构
媒介重构记忆场域指的是借助文字、图像、声音和建筑等多种媒体形式，对负载集体记忆的场所进行再设计与表现，从而唤醒或重新塑造人们对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文化的认识与情感联系，这个过程不只注重实体空间的改变，还着重利用了现代技术和创意方法。《京之轴》里，就记录了这样一个鲜活的案例：景观建筑师谢晓英在杨梅竹斜街的改造实践。它像一次温柔的探索，在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之间，找到了某种动人的平衡。片子不仅揭示了北京中轴线作为“活态遗产”的深层含义，更让我们看到，历史记忆如何像水一样，自然地渗入现代生活的缝隙中，从而让传统文脉得以延续，也悄然焕发出新的生机。
谢晓英的设计，透着一股子温和而坚定的智慧。她珍视原有的建筑肌理，擅长通过材料再利用、空间功能重置等手法，轻轻唤回人们对场所的记忆。她打造的“胡同花草堂”这类社区空间，本身就像一种新型的媒介，把胡同从一个静止的历史符号，变成了一片充满呼吸感的日常现场，让那些抽象的记忆，变得可触碰、可体验。
纪录片并没有止步于呈现设计成果。镜头悄然转向她与社区居民的互动，这恰恰捕捉到了记忆场域重构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社会维度。设计方案吸收了居民的声音，改造后的空间真正呼应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这样做的结果，不只是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感，更悄然引发了他们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再思考。改造的目标从来不是复刻一个僵硬的过去，而是创造一种能够“连接记忆与未来”的生活可能。
如果跳出来看，《京之轴》这部影片本身，也扮演了重构记忆场域的关键角色。它通过影像叙事、人物访谈与历史资料的编织，将杨梅竹斜街的更新实践，沉淀为一个多维度、可流传的记忆故事。这不仅加深了观众对该地历史脉络的理解，或许，也为其他面临相似处境的历史街区，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充满温度的路径。
然而，这类实践也隐含着“谁的记忆被代表”“谁的声音被倾听”的权力问题。纪录片呈现的改造过程和谐而共识性强，但现实中的城市更新往往伴随着不同利益相关者(居民、商户、政府、开发商)之间的博弈。影片将改造表现为一次成功的“文化传承实验”，可能简化了历史街区更新中常有的矛盾与妥协过程，未能充分揭示记忆重构本身即是一场充满权力协商的社会实践。
3.3. 受众感知的多元解码
《京之轴》的第三集，讲了一个很接地气的故事：中西夫妻面对旧房改造有不同的理念。这对中西背景的夫妇，在改造中轴线旁一座四合院时产生的观念碰撞。这恰恰让我们看到，北京中轴线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落到具体的生活里，竟能被解读得如此不同。
汤姆因为家族记忆与童年经历，总想着尽可能保留老建筑的样貌和历史痕迹；而李文君则更关注怎么让空间适应现在的生活，讲究实用与创新。这种分歧，表面看是装修理念的不同，往里深一层，其实体现了人与文化符号互动时的多重立场。它也暗示我们，中轴线作为一个意义生成的场域，本身就有很大的阐释弹性：它容纳对话，也经得起重构。
有意思的是，纪录片并未停留在呈现差异上。它细细记录了两人如何在矛盾中逐渐磨合，找到平衡。这自然而然引导观众去思考文化遗产保护中那个经典的张力：“原真性”与“适应性”之间，未必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中轴线之所以能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东方与西方的精神纽带，正因为它能在这样的对话中，不断被重新赋予生命力。
此外，汤姆与李文君的故事，也透露出公众参与在文化遗产活化中的关键作用。他们不是专家，只是普通的市民，却通过一次改造实践，实实在在地参与到中轴线文化的当代诠释里。这让宏大的文化主题，变得可触摸、可感知。观众也会因此觉得，文化遗产不只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而是与每个人都可能相关的生活现场。
说到底，中轴线丰富的内涵，正是在这样多元的解读与持续的互动中，才得以不断生长、延续。它从来不是凝固的过去式，而是一场依然在进行中的、生动而开放的当代对话。
在纪录片中，这对夫妇的对话被呈现为一种理性、包容的协商，最终达成“平衡”，然而，这或许理想化了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与价值僵局。此外，该案例选择了一对具有中西背景、文化素养较高的夫妇，这本身即是一种特定受众形象的塑造，未能充分代表更广泛、更普通的市民群体在对待文化遗产时可能存在的漠然、实用主义或陌生感。
4. 纪录片传播的城市形象建构策略
4.1. 历史层理与现代性诉求的平衡
作为中国布鞋文化的一张老名片，内联升从1853年走来，带着朝靴定制的深厚底子，一路演进至今，始终在尝试做一件事：让传统手艺和现代生活找到某种平衡。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一代年轻人的民族文化自信逐渐增强，众多鞋服品牌从国风中汲取营养[7]，《京之轴》里就记录了一次有趣的尝试，内联升与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跨界合作。传统布鞋工艺与当代文创意象相遇，诞生了融合影片角色元素的特色产品。这么做，既守住了手工制鞋的核心技艺，又为产品注入了新鲜的审美气息，正好回应了如今消费者对个性与文化意味的期待。这样的联动，往往能吸引年轻一代重新打量传统手工艺的价值，也为百年品牌悄悄注入几分活力。
实际上，内联升走的一直是一条双向的路：既认真守护，也敞开创新。它依然选用上乘料子，遵循繁复的制作步骤，以保证每一双鞋的品质；同时，也在设计上不断融入当代感，甚至将信息化管理引入生产流程，那个传统的《履中备载》客户记录，如今已演变为一套依靠数据分析、能精准把握喜好的数字系统。再加上线上渠道的拓展，品牌的辐射力也在悄然生长。
《京之轴》没有只把它当成一个商业案例来讲。片子更想揭示的，是这类尝试背后的文化意味：这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品牌合作，更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古老文化进行活态延续与创新转化的一次探索。用当代的创意与科技唤醒沉睡的历史资源，仿佛搭起了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而这样的桥，或许也在不知不觉中，让行走其上的人，多了一份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信心。
需要注意的是，从批判角度看，这种“传统 + 现代”的叙事模式容易陷入文化商品化的逻辑：将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消费的符号，强调其市场适应性，而可能忽略那些难以被商品化、视觉化或故事化的文化维度。内联升的成功案例固然具有启发性，但并非所有文化传统都能顺利转化为文创产品；过度推崇此类路径，可能无形中贬低了那些不具明显市场价值、却深植于社区日常实践的文化表达。
4.2. 情感动员的影像语法
《京之轴》第二集中，美食专栏作者董克平以他细致的文字和深厚的文化观察，记载了北京中轴线上的饮食变化，呈现出食物作为文化媒介的重要角色，也让人们看到情感动员是怎样借由影像语法融入纪录片叙述，进而引发观众对城市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内心共振。情感动员的关键在于连结个人经历和集体记忆，董克平引导观众行走于永定门至鼓楼这段中轴线上的标志地点，探访藏在胡同里弄间的传统风味与老牌餐馆，他的讲述不只描写舌尖的感受，更是把每道菜品和每个用餐场合放入浓郁的历史背景与个人情绪里，让观众能够亲身领略美食所负载的社会变化与人情味。
该片还运用视觉手段加强这一情感纽带，借由对食物制作流程的细腻展现以及对食客享用时刻的鲜活抓取，把烹饪手艺和品尝的快感转译成可感受的画面符号。影片也看重场地挑选与画面构思，使用前门大街喧闹人流和铛铛车铃声这类元素，营造出亲切又带点回忆色彩的城市环境。这部纪录片没有停留在情感打动上，它还深入探寻美食蕴含的文化意义。就像董克平所说“北京人是最有口福的”，此话不光称赞本地饮食资源的富足，也映照出北京容纳多样文化的开阔胸怀。通过表现各民族与不同时代特色菜肴间的相互融合，影片顺利构筑出一个关于和谐共处的文化图景，由此唤起观众对这座城市未来发展的美好展望。
然而，这种情感动员也可能塑造一种选择性的、怀旧式的城市想象。影片聚焦于传统风味与老字号，强调延续与传承，却较少呈现北京饮食文化中存在的快餐化、异地化、标准化等现代性挑战。通过美食营造的“温情北京”，可能遮蔽了城市化进程中饮食生态的实际变化与由此引发的文化焦虑。
4.3. 跨媒介传播的矩阵效应
现代城市形象传播涉及面宽，对象复杂，是一个庞大的信息工程[8]。《京之轴》作为城市传播的重要窗口，没有固守单一媒介，而是打出了一套跨媒介的组合拳。这套做法带来了明显的协同效应：先把核心内容按主题和受众细细拆解，再针对不同平台的调性与用户习惯，做定制化的适配。最终，搭建起了一个立体多元的内容传播网络。
比如在短视频平台，他们投放的片段往往节奏明快、视觉突出，很贴合手机端用户的观看偏好。这种形式不仅能快速抓住年轻观众的眼球，还借助平台的推荐机制，把中轴线相关的文化话题，精准推送到感兴趣的人面前。如此一来，文化议题不再高高在上，而是以一种更轻巧、更亲切的方式，走进了普通人的视野。
另一方面，片子还借助VR技术，构建了沉浸式的体验空间。这打破了传统影音单向输出的局限，你不再只是观看，而是可以“走进”数字复原的历史场景里，透过互动操作，去感受那些细微的文化肌理。这种亲临其境的体验，往往能建立起更深的情感联结，也让记忆留存得更牢固。
在数字时代，想靠单一形式讲清文化遗产的丰厚内涵，确实不太容易。而媒介融合的思路，恰恰通过内容的多重演绎、情境的重新塑造，以及互动环节的延伸，实现了从“单向传播”到“共同意义构建”的转变。短视频激发参与，形成话题链路；VR强化临场，营造沉浸体验，两者在功能与感受上相互补充，共同织就了一张既覆盖广泛、又直抵人心的传播网。
这套跨媒介体系，还蕴含着跨越文化隔阂的潜力。《京之轴》准备了精良的多语言版本，视觉呈现上也兼顾了国际审美，再适配海外平台的传播逻辑，既保持了自身的文化特质，也实现了有效的全球抵达。这种以媒介为桥、叙事为路的传播模式，不仅在塑造中国城市形象上有其价值，或许也为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讲好本土故事、促进多元对话，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路径。
所以说，它早已不只是一部纪录片，更成了一套体系化的文化推广实践。在媒介整合与文明交流的双重维度上，都展现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独特价值。
5. 结论
本研究以《京之轴》为个案，从空间叙事与符号建构视角，分析了纪录片如何将北京中轴线从物理空间转化为承载历史记忆、文化认同与现代性诉求的象征空间。影片通过双线并置的影像策略、层级化的符号系统、情感化的叙事语法以及跨媒介的传播矩阵，成功建构了一个兼具历史深度与当代活力的北京城市形象。
然而，本研究也指出，这种建构并非中立再现，而是一种选择性的意义生产。纪录片在强化中轴线作为“文明脊梁”“和谐象征”的同时，可能简化了其历史上的断裂与当代的复杂现实；在展示文化传承与创新案例时，可能淡化了背后的话语权力与商业逻辑；在通过跨媒介传播扩大影响时，也可能导致文化深度的浅表化与阐释的单一化。
本文的结论主要基于《京之轴》这一特定文本的分析，其揭示的机制与问题未必适用于所有城市形象纪录片。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1) 比较不同媒介(如电影、短视频、文旅宣传片)对同一城市符号的建构差异；2) 引入实证受众研究，考察观众对这类影像文本的实际解码方式；3) 结合更多批判理论视角(如后殖民、女性主义地理学)，探讨城市形象叙事中的身份政治与空间正义问题。
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希望为城市形象传播实践提供一种兼具建设性与反思性的视角：在借助媒介塑造城市认同的同时，亦应保持对叙事权力、符号暴力与记忆政治的自省，从而在文化传承与当代对话之间，找到更具包容性与批判性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