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教育背景：战略驱动与时代呼唤的双重赋能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持续推进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1]，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指明了方向。”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农业强国、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2]。数字乡村战略的本质在于以数字化技术重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乡村治理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其核心抓手包括农业物联网应用、农产品电商升级、智慧农业装备普及等关键领域。这一战略转型对乡村人才素质提出了根本性变革要求：传统“会种地、懂养殖”的农民已无法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需求，新时代新型职业农民必须具备“农业专业能力 + 数字技术应用能力 + 经营管理能力”的复合素养。
从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发展现状来看，我国正处于从“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型的关键过渡期。据统计，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总数已突破1500万大关[3]，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已形成一定规模，但群体素质结构性矛盾极为突出。相关专项调研显示，该群体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偏高，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远低于城镇从业人员平均水平；在数字素养方面，能够熟练操作农业物联网监测设备、运用数据分析工具优化生产方案、掌握农产品直播电商运营技巧的农民占比有限，数字技能的匮乏已成为制约其职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政策层面的持续加码为农民素质提升提供了明确导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将‘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字素养提升计划’列为重点任务[4]，并明确要求‘推动数字技能与学历教育融合’。”“《“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亦将‘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作为核心目标[5]，并对提升高素质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学历层次与数字能力作出了具体部署。”一系列政策文件构建了“数字素养 + 学历”双提升的政策框架，凸显了国家对农民素质综合提升的战略诉求。
产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形成了刚性需求。随着电商平台下沉以及智能装备的广泛应用，农业产业链各环节对数字技能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多地产业实践显示，掌握物联网监测、电商运营、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能的从业者，其生产经营收益显著高于传统从业者，数字素养已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核心竞争力。
在终身学习体系构建背景下，学历继续教育与数字素养培训本应形成互补合力。学历继续教育侧重系统知识传授与综合素养培育，为农民职业发展奠定理论基础；数字素养培训侧重实操技能提升，满足产业即时需求。然而在实践中，两类培育体系却呈现“各自为政”的碎片化状态，未能形成服务农民终身发展的“双翼”支撑格局。这种培育体系的割裂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更直接导致培育效能不足，难以支撑新型职业农民的综合素养提升，这一现实矛盾在数字乡村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更显突出，也构成了本文亟待破解的核心问题。
2. 提出问题：“双轨困境”下的培育效能衰减与现实特征
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呈现“学历教育”与“数字素养培训”两条平行轨道，两类体系在目标定位、内容设置、实施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形成了相互割裂的“双轨困境”，导致培育资源浪费、效能衰减，无法满足数字乡村战略对高素质农民的需求。“学历教育”与“数字素养培训”的“双轨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两大核心问题及深层矛盾。
2.1. 困境一：数字素养培训的“碎片化”与“悬浮化”
数字素养培训作为提升农民即时数字技能的主要载体，当前主要呈现“多部门主导、项目化推进、短期化实施”的特征，导致培训效能严重不足。其具体表现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1) 培训主体分散化，资源整合难度大。新型职业农民数字素养培训主要由多个部门分别主导，各部门依据自身职能开展专项培训，导致培训内容重复交叉与空白并存。同时，各部门培训资金独立核算、考核标准各异，难以形成整合效应，常出现部分农民重复参与相似培训，而真正有需求的农民却缺乏参与机会的情况。
2) 培训内容悬浮化，供需匹配度偏低。当前多数培训采用“通用模板”模式，内容侧重通用数字技能，与农民所在的特定农业产业结合不深。多数农民认为培训内容与实际生产脱节，学完后难以应用。此外，培训内容更新滞后于技术发展，部分培训内容与市场上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不匹配，无法满足实际操作需求。
3) 培训成果无认证，激励机制缺失。当前各类数字素养培训多以“结业证书”作为成果证明，缺乏权威的职业技能认证与学历衔接通道，培训成果无法转化为职业发展的“硬资本”。多数农民认为培训证书缺乏企业认可，也不能折算为学历学分，导致参与积极性持续降低，使得数字素养培训陷入“政府热、农民冷”的尴尬局面。
2.2. 困境二：学历继续教育的“学科化”与“离农化”
与数字素养培训的碎片化、悬浮化问题相伴而生的，是学历继续教育在服务新型职业农民发展中的学科化、离农化短板，两者共同构成了培育体系的“双轨困境”，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1) 课程体系学科化，数字内容融入不足。现有涉农专业学历教育课程多沿用传统学科逻辑设置，以基础理论课程为主，数字农业相关内容仅以“选修课”或“专题讲座”形式存在，缺乏系统性融入。多数涉农职业院校的种植类、养殖类等专业中，数字农业相关课程未设为必修课，或课时占比极低。部分院校课程大纲更新不及时，数字农业内容缺乏配套教材和实训设备，仅能简单讲解理论。
2) 教学内容离农化，实践导向性不强。学历教育内容重理论、轻实践，与农业生产实际脱节严重。多数农民学员认为教材里的理论过于深奥，与实际生产关联不大，且教学案例多为外地案例或非农业场景案例，不适应本地农业生产实际。此外，教学内容更新缓慢，无法适应数字农业技术的快速迭代，部分新兴数字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已较为广泛，但多数涉农学历教育课程仍未涉及。
3) 教学模式僵化，适配性不足。现有学历教育主要采用“课堂讲授 + 书面考试”的传统模式，无法适应在职农民“半农半读”的学习特点。多数农民学员认为上课时间与农忙冲突，理论课程枯燥难懂；部分院校课程时间固定，农忙季节学员出勤率偏低；考试形式以书面答题为主，难以体现农民的实践能力优势，导致通过率不高。这种僵化的教学模式导致学历教育吸引力不足，涉农专业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增长缓慢。
2.3. 核心矛盾：育训分离导致的系统性效能损耗
数字素养培训与学历继续教育的“双轨并行”并非简单的并行关系，而是存在严重的制度性割裂，形成了“资源浪费、成本叠加、效能抵消”的系统性矛盾。从农民视角来看，为实现职业发展，不得不同时参与两类培育项目，导致学习成本大幅增加，且两类学习内容存在重复交叉，由于培训成果不被学历教育认可，农民需要重复学习相似内容。从培育机构视角来看，两类体系的割裂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涉农院校拥有完善的教学设施和师资队伍，但缺乏农业生产一线的数字技术实践资源；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拥有丰富的实践资源，但缺乏系统的教学组织能力。这种资源配置的错位，使得培育体系无法形成合力，难以满足数字乡村战略对高素质农民的需求。上述“双轨困境”及其核心矛盾的形成，并非孤立存在的表面现象，而是源于农民培育体系长期积累的多重机制性障碍，唯有深入剖析这些深层壁垒的形成机理，才能为后续构建破解路径提供坚实依据。
3. 理论框架：文献梳理与本研究分析视角的构建
为系统解构“双轨困境”并提供科学的破解思路，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构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3.1. 国内外研究综述
1) 职业教育与普通(学历)教育衔接研究：国际上，如德国的“双元制”、澳大利亚的“资格框架”(AQF)及欧盟的“欧洲资格框架”(EQF)，均致力于建立职业培训与学历教育间的等值与融通机制，强调基于“学习成果”(Learning Outcomes)的认证[6]。国内研究则聚焦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部“中职–高职–本科”贯通，以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立交桥”构建。完整意义上的、符合终身教育体系要求的“教育立交桥”，还应包括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之间的沟通与衔接，也就是要建立起一种衔接机制[7]。但对面向成人，特别是农民的“非学历培训与学历教育”衔接机制探讨尚不深入，多停留在政策倡导层面，缺乏对具体运行障碍与实现路径的深度剖析。
2) 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学分银行)体系研究：该理论体系源于终身学习理念，旨在通过标准化学分对各类学习成果进行认证和转换。韩国、英国等国的学分积累转换系统(CATS)提供了实践范本[8]。我国于2004年首次提出设立学分银行，但到目前为止，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关于终身教育的法律和学分互认的相关规定[9]。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明显滞后。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制度设计，对于如何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这一具体场域中，设计可操作、防套利的学分互认细则，研究尚显不足。
3) 成人学习理论与新型职业农民学习特征：马尔科姆·诺尔斯的“成人教育学”(Andragogy)理论强调成人学习者的自我导向性、经验基础、问题中心和学习动机与生活任务的关联性[10]。对于新型职业农民而言，其学习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时间碎片化、需求差异化等特征。现有农民培训研究虽有关注，但较少将成人学习理论与“数字素养”这一新兴、快速迭代的技能需求相结合进行系统分析，更缺乏基于此设计融合学历与培训的课程与教学模式的研究。
3.2. 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整合视角下的“双提升”机制
基于以上文献综述，本研究发现，破解“双轨困境”的关键在于超越单一的“教育”或“培训”视角，建立一个能够整合制度设计(Institution)、课程教学(Curriculum)与学习认证(Accreditation)的系统性分析框架(简称“ICA框架”)。本研究构建的“双提升”机制模型(动力–整合–保障)，正是对这一“ICA框架”的具体化与应用。该模型的创新在于：将宏观的终身学习理念与学分银行制度，具体应用于“数字乡村”这一国家战略场景和“新型职业农民”这一特定群体，通过机制设计弥合了理论研究、政策倡导与实践落地之间的鸿沟，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农民人力资本增值路径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解决方案。
4. 分析问题：“双轨困境”的深层机制壁垒探析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审视，“双轨困境”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源于我国农民培育体系长期存在的管理体制、课程教学、认证评价、产教融合四大机制壁垒。这些壁垒相互交织，构成了“ICA框架”中制度、课程与认证三个维度的系统性障碍。
4.1. 管理体制壁垒：条块分割的治理格局
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是导致“双轨困境”的根本原因。我国农民培育工作长期实行“部门分管”模式，学历教育与数字素养培训分属不同管理体系，在管理体系中存在部门之间职责交叉、协调机制不够完善的情况，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果。
1) 管理主体缺乏协同，政策制定脱节。学历继续教育主要由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数字素养培训则主要由农业农村部门主导，多部门协同参与，两类体系缺乏统一的协调机构，导致政策制定缺乏协同性。教育部门在制定涉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较少征求农业农村部门意见，课程设置与产业需求脱节；农业农村部门在开展数字培训时，未与教育部门衔接，培训内容无法融入学历教育体系。
2) 政策导向存在差异，发展逻辑冲突。不同部门的政策目标存在差异，教育部门侧重学历教育的“规范性”与“学术性”，考核指标聚焦招生规模、教学质量、毕业率等；农业农村部门侧重培训的“实用性”与“时效性”，考核指标聚焦培训人数、技能掌握率、产业转化率等。政策导向的差异使得两类培育体系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逻辑，难以形成协同。
3) 资金管理独立分割，资源无法统筹。两类培育资金独立核算、专款专用，无法统筹整合。学历教育资金主要用于院校建设、师资培养、教学运行等；数字培训资金主要用于培训组织、教材开发、师资补贴等。资金管理的独立性导致资源无法共享，涉农院校的实训设备无法用于数字培训，培训部门的实践基地无法用于学历教育实训，造成资源闲置浪费。
4.2. 课程与教学壁垒：逻辑冲突的内容体系
除管理体制壁垒外，课程与教学层面的逻辑冲突同样是“双轨困境”的核心症结。数字素养培训与学历继续教育基于不同的教育逻辑构建内容体系，形成了“短期实用导向”与“长期系统导向”的根本冲突，无法实现有机融合。
1) 课程开发逻辑冲突，难以相互融入。数字培训采用“需求导向”的实用主义逻辑，以解决具体数字技能问题为目标，课程内容碎片化、模块化，侧重实操训练；而学历教育采用“学科导向”的系统主义逻辑，以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为目标，课程内容按学科门类划分，侧重理论传授。两种逻辑的冲突导致培训内容无法直接融入学历课程体系，学历教育的理论课程也难以满足产业即时需求。
2) 教学内容衔接缺失，重复与空白并存。两类体系缺乏统一的课程标准和知识图谱，导致部分内容重复，而部分关键内容却存在衔接断层。此外，由于缺乏动态更新机制，两类体系的内容都存在滞后问题，数字培训内容滞后于技术迭代，学历教育内容滞后于产业发展，无法形成协同更新效应。
3) 教学实施模式差异，学习体验割裂。数字培训主要采用“线下集中实训 + 线上短视频辅导”的模式，教学时间灵活，侧重“做中学”；而学历教育主要采用“线下课堂讲授 + 线上直播授课”的模式，教学时间固定，侧重“教中学”。这种模式差异使得农民在两类培育体系中需要不断调整学习方式，增加了学习难度，导致学习体验割裂，培育效能衰减。
4.3. 认证与评价壁垒：衔接不畅的制度瓶颈
管理体制与课程教学的双重壁垒，进一步催生了认证评价层面的制度梗阻，成为制约“双轨融合”的关键瓶颈。当前我国尚未建立起非学历培训与学历教育之间的成果互认机制，导致农民的数字技能培训成果无法转化为学历学分，严重抑制了其参与学历教育的积极性。
1) 学分银行制度建设滞后，缺乏统一标准。虽然相关规划提出建立健全学分银行制度，但在农民培育领域，该制度仍处于试点阶段，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认证标准和操作流程。试点地区认证标准不统一，且认证成果的权威性不足，企业和院校认可度不高。
2) 评价体系标准错位，能力评价不统一。数字培训采用“实操考核 + 成果展示”的评价方式，侧重技能掌握程度；而学历教育采用“书面考试 + 平时成绩”的评价方式，侧重理论知识掌握。评价标准的差异导致同一农民的能力在不同体系中得到不同评价，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学习积极性。
3) 激励机制缺失，利益驱动不足。农民参与数字培训和学历教育的核心诉求是提升职业发展空间，但由于两类成果无法互认，农民需要分别投入时间和金钱参与两类培育，增加了学习成本。多数农民表示，若培训成果能折算为学历学分，将更愿意参与学历教育，认证机制不健全已成为影响农民参与积极性的主要原因。
4.4. 产教融合壁垒：供需错位的协同机制
上述三类壁垒的存在，最终导致产教融合环节出现严重断层，成为“双提升”体系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重要原因。当前农业企业、数字科技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农民培育中的参与度低、作用发挥不充分，导致培育内容与产业需求存在“两张皮”现象。
1) 企业参与动力不足，深度参与度低。农业企业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用人主体，本应在培育标准制定、课程开发、实践教学等环节发挥核心作用，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多数农业龙头企业仅以提供实践基地等浅层次方式参与，深度参与课程开发、师资培训的企业占比极低。
2) 协同机制不健全，信息传递不畅。当前农民培育主要由政府部门主导，企业和院校之间缺乏稳定的合作机制，产业需求无法及时传递给培育机构，培育成果也无法及时转化为产业效益。同时，政府部门、院校、企业之间缺乏信息共享渠道，协同平台缺失。
3) 实践教学基地滞后，功能难以满足需求。实践教学是连接数字素养培训与学历教育的关键载体，但当前我国农民培育实践基地数量不足、功能单一，无法满足“双提升”的实践需求。多数基地仅能开展基础农业生产实训，无法提供数字农业技术实操训练，且基地建设面临资金短缺等现实困难。
基于对“双轨困境”深层机制壁垒的剖析，破解之道在于打破传统分割模式，构建一套覆盖动力、整合、保障的系统性机制，实现数字素养培训与学历继续教育的深度融合。
5. 解决问题：“双提升”系统性机制的构建与实施路径
破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双轨困境”，必须打破传统的部门分割、体系独立的培育模式，构建以“政策–市场–个人”三重动力为牵引，以“目标整合、课程融合、学分互通”三维整合为核心，以“组织协同、资源共建、评价改革”三重保障为支撑的“双提升”系统性机制。该机制通过多主体协同、多要素整合，实现数字素养培训与学历继续教育的深度融合，为新型职业农民能力与资质的同步提升提供制度保障。
5.1. 动力机制：构建“三位一体”的驱动体系
动力机制是“双提升”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通过强化政策驱动、激活市场驱动、激发内生驱动，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个人参与”的良性互动格局。
1) 政策驱动：强化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在国家层面，建立多部门参与的“新型职业农民‘双提升’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制定发展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将“双提升”工作纳入地方政府乡村振兴绩效考核体系，对成效显著的地区给予财政奖励。在地方层面，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整合各类培育资源，统一制定培育计划、分配资金、评估成效。
2) 市场驱动：完善利益联结与价值变现机制。建立农业人才需求预测与发布制度，明确不同学历层次、不同数字技能水平农民的就业前景与薪酬导向，通过市场价值差异引导农民主动参与“双提升”。推行“订单式培育”模式，由企业与院校、培训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培育标准和就业承诺，企业为参与培育的农民提供学费补贴和实习岗位，形成“培育–就业–增值”的利益闭环。
3) 内生驱动：强化典型示范与权益保障。开展“数字新农人”典型选树活动，宣传通过“双提升”实现职业发展的优秀案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完善新型职业农民权益保障制度，将学历层次和数字技能水平与职称评定、项目申报、贷款贴息等权益挂钩，通过明确的权益保障激发农民的内生学习动力。
5.2. 整合机制：构建“三维融合”的核心体系
以三重动力为牵引，需进一步搭建核心整合体系，通过目标整合、课程融合、学分互通，打破数字素养培训与学历继续教育的制度壁垒，实现两类培育体系的有机融合。
1、目标整合：确立“数字胜任力导向”的统一培育目标。围绕数字乡村战略需求，确立“培养具备数字胜任力的高素质现代农业从业者”的统一培育目标，打破学历教育与培训的目标壁垒。该目标细化为基础数字能力、专业数字能力、综合应用能力三个维度，明确具体标准，并将其纳入涉农专业学历培养方案和数字素养培训考核依据。
2、课程融合：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打破传统课程体系界限与培训内容碎片化局限，按照“理论够用、技能实用、衔接顺畅”的原则，构建跨体系的模块化课程矩阵。
(1) 基础共享模块：聚焦通用数字素养(如信息检索、移动支付、网络安全)与农业基础理论融合，实现“一课双用”。
(2) 专业融合模块：推动传统专业课程“数字化改造”。例如，“数字农业技术”课程模块化设计方案可包含：理论单元(智慧农业概论、农业物联网原理、农业大数据基础，2学分)；虚拟实训单元(通过VR/AR模拟操作智能灌溉、无人机巡检，1学分)；实操单元(在企业实训基地或合作农场进行真实设备操作与数据分析，2学分)；项目单元(完成一个具体的数字农业应用小项目，1学分)。该模块总学分(6学分)可同时计入学历教育专业选修课学分和高级数字技能培训认证。
(3) 实践赋能模块：将优质数字技能专项培训项目(如“农产品直播电商特训营”、“智慧农机操作认证班”)进行标准化改造，明确其教学目标、内容、时长和考核要求，建立“培训项目–课程学分”对应清单，经审核后可转换为学历教育的实践教学学分。
3、学分互通：建立标准化学分银行制度。由多部门联合制定学分银行管理办法，统一学分认定标准、兑换规则与管理规范。明确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学分折算标准，突出数字技能实操考核权重。建立清晰的操作流程，流程核心目标：将农民已有的培训与实践成果，通过标准化认定，转换为学历教育系统中的正式学分，实现非学历学习与学历教育的衔接。
学分互认与转换申请流程见表1：
Table 1. Credit recognition and transfer application process form
表1. 学分互认与转换申请流程表
步骤 |
执行主体/角色 |
关键动作/环节 |
结果/后续流向 |
1. 申请发起 |
新型职业农民(申请人) |
提交申请，并提供培训证书或实践成果证明。 |
进入主办机构初审环节。 |
2. 初步审核 |
培训/实践主办机构 |
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与合规性进行初审。 |
通过：送交地方学分银行受理中心。 不通过：退回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
3. 复核受理 |
地方学分银行受理中心 |
对初审通过的材料进行
复审。 |
进入统一的学分认定环节。 |
4. 学分认定 |
学分认定机构 |
依据统一标准，对学习成果进行正式学分认定。 |
认定通过：进入登记入库环节。 需补充材料：通知申请人限期补正。 |
5. 登记发证 |
地方学分银行 |
将认定的学分登记入库，并向申请人颁发学分证明。 |
申请人可凭证明申请入学或兑换学分。 |
6. 学分使用申请 |
新型职业农民(申请人) |
向目标院校提出学历教育入学申请或学分兑换申请，并提交学分证明。 |
进入院校审核环节。 |
7. 院校审核 |
接收院校 |
审核申请人提交的学分证明及其有效性。 |
符合兑换条件：准予免修并认定
学分。 不符合条件：说明理由，可部分
兑换或建议补修。 |
8. 学分兑换与毕业 |
接收院校 |
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免修相应课程/模块，并登记对应
学分。 |
申请人累计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可获得学历证书。 |
同时，搭建全国统一的学分银行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学分信息跨区域、跨机构共享，建立农民终身学习电子档案。
5.3. 保障机制：构建“三维支撑”的实施保障体系
动力牵引与核心整合的落地，离不开完善的保障体系。通过组织协同、资源共建、评价改革，破解管理、资源、考核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确保“双提升”工作可持续推进。
1) 组织保障：建立跨部门治理与校企协同机制。在地方层面建立多主体参与的“新型职业农民‘双提升’工作委员会”，实行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主体权责，统筹解决培育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建立“政校企”三方协同育人联盟，制定协同育人章程，整合院校理论教学资源、企业实践资源与政府政策资源，形成育人合力。
2) 资源保障：构建校企共建共享的支撑平台体系。在实训基地建设方面，推动校企共建“数字农业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兼具教学、培训、研发多重功能，政府给予专项补贴，企业投入享受税收优惠。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组建“双师型”教学团队，建立师资互聘机制与专项培训机制，提升师资数字农业教学能力。搭建线上资源共享平台，整合各类优质学习资源，免费向农民开放。
3) 评价保障：建立多元立体的综合评价体系。构建“理论知识 + 数字技能 + 实践成果”三维评价内容，平衡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权重。采用过程性评价、第三方评价与企业评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式，全面反映农民的综合能力。建立“评价–反馈–优化”的闭环机制，将评价结果作为课程优化、学习计划调整和经费拨付的重要依据，倒逼培育质量提升。
上述“三重动力–三维整合–三重保障”的“双提升”机制，为破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双轨困境”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以下将对研究核心结论进行总结，并对未来发展方向与潜在挑战进行讨论。
6. 结论、讨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数字乡村战略全面推进的时代语境，深刻揭示了制约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核心症结——“数字素养”与“学历资质”并存的“双轨困境”。当前培育体系呈现出显著的二元割裂特征：数字素养培训陷于“碎片化”与“悬浮化”的窠臼，而学历继续教育则难脱“学科化”与“离农化”的桎梏。追根溯源，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课程体系的逻辑冲突、认证机制的衔接不畅以及产教融合的深度不足，共同构成了阻碍“双提升”的深层机制壁垒。
为破解此系统性难题，本文在梳理相关理论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三重动力–三维整合–三重保障”的“双提升”机制模型。该模型通过协同治理打破制度壁垒，以“数字胜任力”为目标整合课程体系，并设计了具体的课程模块与标准化的学分互认流程，旨在贯通育人资源、稳固实施根基。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了从“各自为战”到“系统集成”的范式转变，为培育复合型乡村人才提供了兼具理论自洽性与实践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6.2. 机制讨论：潜在挑战与研究局限
尽管“双提升”机制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但在推广实施中仍面临一系列潜在挑战，本研究亦存在一定局限：
1) 区域发展不均衡带来的适配性挑战：我国东中西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产业形态、财政能力及农民认知差异巨大。统一的机制模型在发达地区可能顺利推进，但在欠发达地区可能面临财政投入不足、企业参与意愿低、优质培训资源匮乏等现实困难。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探讨如何建立梯度化、差异化的推进策略，以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如何更精准地支持落后地区。
2) 学分互认中的“质量保障”与“套利风险”：学分银行的核心在于公信力。如何确保各地、各类培训项目的质量达到可兑换学分的标准，是巨大挑战。可能出现培训机构降低标准“售卖”学分，或农民通过参加低质量培训“刷学分”的套利行为。这要求建立严格的质量监控体系、第三方评估机制和黑名单制度，本研究对此仅提出原则性方向，具体监管细则需另文深入探讨。
3) 多元主体协同的持久动力问题：机制设计依赖于政府、院校、企业、农民的持续协同。长期看，如何维持企业的参与热情(而非短期政策驱动)，如何平衡院校的学术规范与市场灵活需求，如何保障农民在协同治理中的话语权，都是影响机制可持续性的关键。本研究对长期动力维持机制的论述有待深化。
4) 研究方法的局限：本研究主要为基于文献与政策分析的规范性机制构建，虽尝试增强操作性，但其有效性与普适性仍需通过后续的实证研究，如选择典型地区进行试点案例的跟踪调查、对利益相关者进行深度访谈等，来进一步验证、修正和完善。
6.3. 未来展望
面向未来，“双提升”机制的深化与推广，亟需在以下维度进行前瞻性布局与创新性探索：
1) 在制度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与系统集成。应着力破解学分银行建设的区域性壁垒，推动构建全国一体化的学习成果认证体系。当务之急是制定权威、统一的学分认定与转换标准，并依托国家级信息平台，实现学习成果的全网通认，为农民构建一条畅通无阻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2) 在技术层面，拥抱智慧赋能与模式创新。可积极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学分认证与档案管理中的应用，确保学习记录的不可篡改性与公信力；综合利用AI与大数据技术，为农民“画像”，实现培训内容的精准推送与个性化适配；借助VR/AR技术搭建沉浸式虚拟实训场域，突破时空限制，化解高端设备实训成本高的难题。
3) 在实施层面，注重区域适配与内涵拓展。必须正视我国乡村发展的不均衡性，实施梯度化、特色化的推进策略。同时，应不断丰富“双提升”的内涵，探索将其与职业资格证书体系相衔接，构建“素养–学历–资格”三位一体的多元评价通道，并针对返乡青年、家庭农场主等不同群体，开发定制化培育方案，增强机制的包容性与针对性。
总而言之，推动“双提升”机制从蓝图化为现实，需要凝聚政府、院校、企业与农民自身的多方合力，并在实践中不断应对和化解上述挑战。唯有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与精准施策，才能锻造出一支能够引领乡村变革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从而为数字乡村战略的深入实施和乡村的全面振兴，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石，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