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十五五”时期，正处于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由中度向重度演化的关键阶段，同时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布局长远战略的重要窗口期。老龄化是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社会议题，而中国作为全球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正经历快速且深刻的人口老龄化转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人口预期寿命持续延长，老龄化趋势愈发凸显。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现阶段我国人口及总数量为14.12亿人。老年人口年龄分布数据为：60岁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意味着我国已逼近中度老龄化社会门槛。
与城镇相比，农村老龄化问题呈现“程度更深、困境更突出”的特征。受城市化进程中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流、家庭结构小型化等因素影响，农村独居老人群体持续扩大，全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高达23.81%，其中独居老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33%，农村独居老人在全国独居老人中占比达31%。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这一特殊群体尤为典型：他们虽有子女，却因子女异地务工、赡养责任分散等原因独自留居农村，面临“多子难养老”的现实悖论，其养老困境在经济保障、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维度更为险峻。
养老问题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亟待破解的民生痛点，而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的养老保障，更是化解农村老龄化风险、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总体要求，妥善解决这一群体的养老难题，不仅能直接提升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质量，更对维系家庭和谐、筑牢社会稳定根基具有深远意义。贵州作为西南山区省份，农村“空心化”与老龄化交织叠加，省际边界劳动力外流集中、地形闭塞等地域特征，多子女独居老人数量与日俱增。基于此，本文以贵州农村为研究场域，系统剖析该群体的养老困境，探索针对性应对策略，为推进区域养老服务升级提供实践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选择
T村是贵州省西部地区的彝族村落，毗邻云南省，距离乡镇大约18公里，共有186户541人，家庭结构与核心家庭为主，父母在儿子结婚后大多选择与儿子分家。T村人口相对分散，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影响，该村青壮年劳动力(18~59岁)外出务工比例达65%以上，仅老弱妇孺留守村内，与研究聚焦的“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高度契合。当地老人在没有失去劳动能力之前，他们大部分都是独自生活，因为这样对老人来说比较自在。
2.2. 研究对象筛选
目前学界对“独居老人”这一概念尚没有明确界定，结合农村实际，本研究中的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指60岁及以上农村老人，无配偶或配偶已故，长期独自居住在农村，子女数量 ≥ 2且均不在本村无法提供日常照料，缺乏稳定家庭支持的社会弱势群体。根据该村人口结构调查，全村60岁及以上的老人共46人(占总人口数的28%)，其中多子女独居老人12人，为本研究的核心样本池。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10位老人开展访谈。
2.3. 数据收集
2.3.1. 参与式观察法
本文主要运用质性研究的思路，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参与式观察法，即把自己投入到T村的生活，经过长期的参与观察，了解T村的人事和生活。一方面，笔者亲戚长期参与T村村委会组织工作，对T村情况了解深入，为笔者提供了全面、细致的一手信息；另一方面，笔者积极参与村庄各个场所的闲谈与活动，多角度了解事实。
2.3.2. 半结构式访谈法
同时本研究还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法，对于重点研究对象多次入户访谈，更深入地了解受访者的观点。并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探究农村多子女老人的养老困境，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实现养老供给端与需求端自洽的社会愿景。以下表1是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2.4.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笔者通过参与式观察，结合T村日常生活场景、养老现状，深入分析宏观社会变迁与本土环境对老人养老困境的叠加影响；同时针对半结构式访谈收集的一手资料，运用主题分析法归纳出经济保障、情感慰藉、生活照料、服务供给四大核心主题，梳理各主题下的具体表现与形成模式。最后，笔者构建了“自我–家庭–社会”三方协同应对养老困境的框架。下文将结合具体访谈案例与观察记录，详细阐释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的养老难题及破解路径。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表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访谈对象 |
性别 |
年龄 |
子女数量 |
健康状况 |
家庭情况 |
A |
女 |
73 |
3 |
视力欠佳 |
子女务工、伴侣去世 |
B |
女 |
70 |
5 |
糖尿病 |
子女务工、伴侣去世 |
C |
女 |
75 |
3 |
高血压 |
子女在县城定居，不愿随子女居住 |
D |
男 |
60 |
3 |
良好 |
与子女关系恶劣、伴侣去世 |
E |
男 |
74 |
5 |
高血压、关节炎 |
子女务工、伴侣去世 |
F |
男 |
64 |
2 |
良好 |
伴侣随务工子女照顾孙辈 |
G |
男 |
69 |
4 |
高血压 |
与儿子关系恶劣、伴侣去世 |
H |
女 |
70 |
3 |
耳背、白内障(看不清) |
儿子、伴侣去世，多为女儿照料 |
I |
男 |
65 |
5 |
轻微脑梗 |
伴侣随子女照顾孙辈 |
J |
男 |
69 |
3 |
良好 |
子女务工、伴侣去世 |
2.5. 研究理论
本研究选取代际团结理论作为核心理论支撑，所谓代际团结，就是指子女成年并且有了自己的职业和家庭之后，父母和成年子女代际之间的凝聚力，代际团结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代际关系[1]。本特森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该理论，系统将代际关系划分为情感团结、规范团结、结构团结、功能团结与联结团结五个维度[2]，为解析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的养老困境提供了精准的分析视角。
在本研究中，情感团结体现代际情感联结强度，规范团结反映社会规范对养老责任的约束力度，结构团结取决于代际居住距离与接触频率，功能团结聚焦代际间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等互助行为，联结团结则关乎代际沟通质量与互动效果。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的养老困境，本质是这五个维度的协同弱化：城镇化导致的子女异地务工，直接削弱了结构团结的基础；市场经济冲击下传统孝道观念淡化，使得规范团结对子女养老责任的约束作用松动；数字鸿沟与子女生计压力交织，降低了联结团结的质量；而结构、规范与联结团结的三重弱化，进一步引发情感团结的疏离与功能团结的缺失，最终形成“多子难养老”的现实悖论。
3. 养老困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流削弱了农村养老服务的人力支撑和资源供给。这一现象在T村呈现出典型特征，T村老年人考虑到对熟悉环境的依恋，即使面临外出务工子女的邀请，仍秉承着在地化养老策略，不惜维持独居的养老生活模式，加剧了家庭养老资源的供给难度。同时，伴随乡村孝道观念的转变和村庄舆论约束的弱化，老年人获取子代养老支持的境况可能发生变化[3]。相较于普通独居老人而言，彝族村落独居老人的养老困境体现出彝族文化与现代社会互动的显著特征。他们的晚年生活缺乏应有的保障和关怀。
3.1. 经济保障困境：收入支撑薄弱与支出压力凸显
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城市养老议题率先进入公众视野并获得关注，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发展则明显滞后。当前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资金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尽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老年人收入短缺的状况，还具备高龄老年人津贴和贫困老年人救助补贴等基本社会救助功能，但存在支付标准低的显著特征。农村养老金平均仅仅150元左右，随着中国经济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物价、生活成本也随之上升。养老金难以维持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部分老人不得不通过打零工或耕种维持生计，70岁以上仍劳作的情况较为普遍。土地征用和流转现象破坏了农民依赖土地获得经济收入的传统途径，进一步削弱了土地对老年人的经济保障功能。
A (女，73岁)：每个月就那一百多块养老金，买袋米、买桶油就没剩多少了，更别说买药了。
E (男，74岁)：我现在还种着两亩地，养着两头猪呢，儿子们在城里养孩子压力大，我也不忍心让他们给钱养老。
理性经济理论认为，个体在决策时会基于完全理性的思考，以实现自身利益或效用(如财富、满足度)的最大化，受经济理性效应的冲击，当代农村中青年将“传统孝道”定义为可计算的成本效益问题，家庭养老决策随之发生偏移，他们更倾向于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下一代的培育中，本就有限的养老支持更容易在多子女间出现责任分摊模糊、相互推诿的情况，老人养老的经济支持被进一步稀释。加之养老是政府的责任这一观念逐渐蔓延，家庭养老责任持续恶化，相较于普通农村老人或有配偶陪伴照料、或子女就近能提供帮扶，而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既缺乏稳定的家庭经济补给，又难以通过多子女协同获得足够支持，养老资金供给断裂风险更高，基本生活需求的维系也更为艰难。
B (女，70岁)：老大说老二条件好该多给钱，说自己赚的少还得给孩子买房，老二又觉得我偏心老大，到最后谁都不主动承担责任，我呀，现在都成了他们的包袱了。
G (男，69岁)：孩子们觉得我对不起他们的母亲，现在我老了，三个儿子互相推，有的说在外打工没挣到钱，有的说我以前偏向弟弟，赡养费一年也收不到几次，现在啊，反倒是是闺女时不时来探望，米面油都是闺女买的。
3.2. 情感慰藉困境：代际联结断裂与心理需求缺失
丧偶事件在生活应激事件中被评定为产生的应激最大，人们遭遇丧偶事件后，会出现情绪哀伤、认知颠覆和行为退缩等哀伤反应[4]。本研究中大部分农村独居老人正经历丧偶事件影响，而且很多农村地区的死亡教育相对落后，忌讳谈论死亡问题[5]。特别是在彝族文化里认为丧偶老人身上有晦气，村民会刻意回避往来，导致老人无法从社会交往中获得哀伤疗愈。同时，彝族重丧葬、轻哀悼的传统习俗，压抑了老人的情感表达，内心痛苦难以释放。而多子女独居老人的显著特点就是与子女居住环境的空间割裂，这不仅造成亲子间物理距离的增大，更让年轻一代耗费更多的时间、经济成本去顾及老人的情感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子女忽视了老人的心理需求，难以及时关注到老人的情感变化，致使老人难以获得家庭内部的情感慰藉。
H (女，70岁)：老伴走了三年了，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想起以前一起过日子的样子。
A (女，73岁)：家里就我一个人，白天还好，晚上特别冷清，有时候对着老伴的照片能发呆半天，眼泪不知道啥时候就流下来了。
研究表明，老年人与子女的关系质量良好的关系质量可以使老人感受到自己被关爱，减少内心的孤独感，从而降低心理问题的发生风险[6]。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由于的情感需求与心理慰藉往往难以得到充分满足。一方面，受年龄与认知局限，他们难以熟练运用现代电子产品，导致与异地子女的沟通渠道受限、互动频次不足；另一方面，子女多以体力劳动为主要生计，不仅工作强度大、空闲时间稀缺，还需兼顾下一代的养育责任，难以投入足够精力关注老人的心理状态，进一步加剧了老人的情感缺失。
C (女，75岁)：我最常做的是坐在院子里发呆，或者早早睡觉以节省电费。一台电视机是我唯一的娱乐伙伴。
I (男，65岁)：孩子们给家里通了网络，小丽(老人女儿)还给我买了手机，下了微信，后来就能接视频了，但我不会打，想他们的时候也只能干想着，觉得自己真没用。
3.3. 生活照料困境：照料资源匮乏与应急响应不足
访谈发现，独居老人“煮碗水煮面、烧个洋芋就是一餐”的情况十分普遍。在多子女家庭中，若父母存在偏爱子女、家庭事务处理不公等情况，易引发兄弟姐妹间的代际矛盾。此类矛盾在父母步入老年后，往往会演变为赡养责任的推诿，部分子女以父母偏心为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直接导致老人陷入照料缺失的困境。从养老需求来看，随着老年人体能衰退，与子女共同居住本可强化亲子间的互动支持，更好满足日常照料需求[7] [8]。但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劳动力外流造成养老主体缺位，人口快速流动导致养老主体与客体之间出现空间分离，进一步加剧了家庭养老资源的稀缺性。进一步加剧了家庭代际分离，使得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难以获得子代的持续性生活照料。此外，彝族传统养老分工以儿子为主、儿媳辅，女儿因“出嫁后归属夫家”的文化观念，通常不承担主要照料责任。但城镇化导致T村青壮年男性大量外流，传统分工模式彻底失效，老人面临照料资源匮乏的困境。
E (男，74岁)：我有关节炎，一次关节炎犯了，又不想麻烦娃娃，在床上躺了几天才缓过来。
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的自我照料能力随年龄增长持续下滑，部分老人因行动不便、视力听力衰退等问题，连服药、开关电器等简单事项都存在操作困难，却缺乏专人提醒与协助。而农村地区邻里互助多依赖人情往来，缺乏稳定的机制支撑，难以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照料支持，进一步放大了该群体的生活照料困境。
H (女，70岁)：我眼睛不好，耳朵又背，说什么我也听不很清，现在年轻人那些手机我用不来，出门买东西有时候不招人喜欢会被骂，我现在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3.4. 服务供给困境：资源适配不足与获取渠道不畅
农村地区医疗资源配置存在显著短板，养老服务供给质量整体偏低。村级医疗资源仅依赖村医支撑，普遍存在药品储备不足、医护专业能力有限等问题，难以满足老人日常诊疗需求；而乡镇卫生所因距离较远、挂号及就诊流程相对复杂，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受限于自身文化水平低，常常以“拖”来消极应对身体不适。老年群体适配性较差，进一步加剧了老人看病就医的现实困境。
B (女，70岁)：我患有糖尿病，需要定期测血糖，但村里的村医已经3年没有进测血糖的试纸了。村医说这些东西进了也没人买，不如多进些感冒药。
除医疗资源外，专业化养老服务供给同样严重匮乏。公办的敬老院对入院的老人有着诸多限制，民办的养老院价格相对较高，上门提供养老照护、居家养老服务等资源较少。普通老人在经济条件的限制下，获得非家庭养老服务的概率较小，这使得农村老人养老困境更为突出。同样，虹吸效应对专业化养老人才队伍的建设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量农村人才向城市流动，留在农村的多为知识水平低，难以适应城市文化的人。这一现实情况导致农村地区人才短缺，特别是服务型人才严重不足。此外，适老化设施与智慧养老资源适配性不足，村里的养老设施仅仅局限于打造老年活动中心，村级区域缺乏紧急呼叫器、防滑改造、无障碍设施等基础配置，智慧养老手段因老人操作能力不足难以推广，进一步压缩了老人的服务获取空间，凸显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与多子女独居老人需求间的矛盾。
4. 应对策略
针对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面临的养老困境，构建自我、家庭与社会的协同机制，明确各个主体的责任权限，有利于系统破解养老之困，合力打造老年友好社会。
4.1. 激活自我养老潜力
4.1.1. 经济困境：以劳动价值转化拓宽增收渠道
农村多子女独居低龄老人仍具备一定社会生产劳动能力，立足农村发展需要助力老人实现劳动能力向报酬获取的转换。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可发挥资源整合与平台搭建作用：一方面，结合村里的公共服务需求及老人自身优势，增设护林员、村级保洁等低强度公益岗位，优先吸纳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人就业，让老人在劳动中获得稳定报酬，补充养老资金；另一方面，推动“时间银行”等创新模式落地，鼓励老人参与邻里互助服务，如物资代购、临时照料、农业生产经验分享等，积累的服务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村医上门诊疗、养老照料等资源，间接降低日常开支压力。
4.1.2. 情感慰藉困境：以主动赋能构建多元联结
面对情感慰藉困境，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以“自我丰富 + 主动联结”来主动获取情感支持，打破孤独感与被动等待的消极状态。自我丰富指的是挖掘兴趣爱好以丰富精神生活。结合农村生活场景，重拾或培养贴合自身的爱好，如手工品制作、养殖等，在劳动实践中活动筋骨、收获成就感，让晚年生活获得精神寄托，减少对子女陪伴的过度依赖；主动联结指的是主动学习沟通技能以拉近代际距离。针对电子产品使用障碍问题，通过向村内年轻人请教，掌握微信视频、语音通话等基础功能，定期向子女、孙辈分享农村生活点滴，主动搭建情感沟通桥梁。此外，面对部分子女推诿赡养责任的情况，老人不应一味沉溺于悲伤中，过度依赖子女情感支持，应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养老态度，同时积极调节家庭关系以唤起子代孝行。通过回忆代际温情、明确养老诉求等方式激活子代萌生不忍心的情感，强化其伦理责任认知，进而获取子女的养老支持[9]。
4.1.3. 生活照料困境化解：以互助参与完善支持网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2024年)明确将互助性养老服务作为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的关键举措，为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化解生活照料困境提供了政策支撑[10]。相较于与子女共同居住的农村老人而言，由于缺乏家庭养老的持续性支持，这类群体更需依托非家庭资源搭建生活照料网络。对于低龄、健康状况良好的老人而言，可以通过加入养老互助小组，为村内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提供陪同就医取药、日常卫生清扫、重体力活协助等照料服务，积累的互助资源并建立情感联结，在自身养老能力下降时，获得其他成员的反向照料。这种参与不仅能填补农村养老服务缺口，更能形成“今日我帮人、明日人帮我”的良性循环。
4.2. 重塑家庭养老功能
4.2.1. 经济困境：强化家庭赡养机制，夯实子女经济责任
尽管当前农村人口流动频繁，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但村庄作为熟人社会的核心特质并未消失，内部仍维系着紧密的共同体，熟人社会的氛围使村庄舆论的约束与影响在多数农村地区依然存在[11]。有追求的村民需要保持好名声来保证自己处于“道德分层”的上层，这样才可以在村庄中占据有利位置，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12]。面对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存在子女家庭责任分散、推诿扯皮的养老痛点，一是可以通过村庄舆论来约束其不孝行为，监督履行养老责任。履行经济责任可结合当地生活成本、子女经济状况，制定差异化赡养费参考标准，明确各子女的支付金额、频次及方式，避免凭个人意愿随意支付、子女间相互攀比或推诿责任的情况。二是建立多层级监督机制，由村委会、村民代表、红白理事会组成专项监督小组，定期排查老人赡养费落实情况，对推诿拒付、支付不足的子女进行约谈调解；对调解无效的，联动乡镇司法所、民政部门提供法律援助，依法督促子女履行赡养义务，保障老人经济权益。三是探索赡养激励政策，将子女赡养情况与村级福利分配、宅基地审批、征信评价等挂钩，对按时足额支付赡养费、主动承担养老责任的子女，给予村级荣誉表彰或政策倾斜，提升家庭赡养的主动性与稳定性。
4.2.2. 照护困境：增加家庭养老分工合理性，吸纳女儿参与养老
家庭作为养老责任的核心主体，其照料功能的发挥对多子女独居老人尤为关键。实际上，由于部分成年儿子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务工，无法照料父母的生活，有些儿子把照料父母的任务交给自己的配偶承担，但这种托付往往难以达到养老照料效果。面对老人养老质量的不尽人意，女儿愿意并有能力赡养父母，承担照料责任，但老人迫于社会舆论，不愿意让儿子受到道德谴责，依旧选择独居养老，并拒绝女儿过多的照料支持，不希望给女儿的生活带来过多负担。女儿参与父母养老事务，减少了单一家庭养老带来的赡养压力，强化了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中的作用，同时丰富了老年人的养老资源，有助于提升养老质量[13]。吸纳女儿参与照料，破除观念壁垒是重中之重，政府及相关部门可通过举办法律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利用新媒体平台等方式，向农村居民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继承权男女平等的规定，让农民了解女儿作为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享有与儿子同等的继承权。在家庭财产分配中合理兼顾女儿的财产利益，实现权利与责任的对等，才能真正增强女儿参与养老的内在动力与合理性，推动女儿参与养老照料。
4.2.3. 精神慰藉困境：重塑孝道文化，建立家庭精神关爱系统
孔子提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即子女孝顺老人，既要满足衣食需求，更要内有尊敬之心和感情体贴。如果没有诚心的尊敬和恭敬的礼仪，那赡养老人和畜养犬马没有什么区别。老年阶段的福祉来源于子女的“反哺”，子女陪伴给予的养老慰藉是无法替代的。多子女家庭中家庭矛盾往往会阻碍精神慰藉的传递，尤其是存在财产分配不均、父母偏爱等问题的家庭中，子女与老人、子女之间产生隔阂难以消弭。老人需主动放下执念，以平等包容的态度对待每位子女，不刻意比较子女的付出，多肯定子女的孝心，通过回忆代际温情、强调家庭凝聚力等方式，化解过往矛盾；子女则需摒弃责任推诿的心态，正视赡养的道德与法律责任，主动关心老人的情感需求，不因过往分歧忽视对老人的关怀。此外，距离并非情感疏离的必然原因，关键在于建立稳定的沟通机制，双方可以通过一周一次的视频电话让彼此感受自己深度参与对方生活，提高关系质量。而老年人与子女的关系质量不仅可使老人感受到自己被关爱，减少内心的孤独感，从而降低心理问题的发生风险[14]。
4.3. 发挥社会保障作用
4.3.1. 经济困境：完善政府政策，增强对多子女独居老人的经济支持
对于独居老人而言，经济来源与养老生活质量直接挂钩，是影响养老水平的重要因素[15]。虽然目前政府有实行一些针对老年人的福利补助政策，但是这些政策还不够全面，无法顾及所有的老人。因此，需要根据我国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群体现状，制定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和福利政策，逐步缩小城乡养老保险待遇差距，根据物价动态调整农村养老金，确保购买力不缩水，减轻老人的经济压力。除了增加福利补贴，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土地流转对养老资金的保障也格外重要，积极探索“土地养老”补充模式，对土地被征用的老人，优先保障其养老安置与经济补偿，确保土地经济保障功能不弱化。
4.3.2. 情感慰藉困境：链接社会资源，多维舒缓孤独情绪
破解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情感孤寂问题，需系统性整合各类社会资源，通过文化引导、主体联动、精准互动构建全方位情感支持网络，切实满足老人精神需求。树立良好的舆论导向，加强新型孝文化的宣传与教育。引导相关部门借助电视、广播、网络等传播工具，定期宣传敬老爱老的先进人物事迹，鼓励相关媒介增设精神养老专题栏目，设立“敬老爱老爱心热线”。学校定期组织“敬老人、献爱心”志愿小组走进养老院及农村老年活动中心，通过表演文艺节目、生活帮扶、倾听谈心等形式，增强双方的互动交流，使老年群体得到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企事业单位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特殊节日组织员工下乡慰问独居老人，通过陪伴聊天、协助使用智能设备、讲述外界新鲜事等方式，为老人增添生活乐趣，填补情感空缺。
4.3.3. 服务供给困境：加大资金投入，提高服务供给质量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社会化大生产和分工取代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和自然分工，养老方式也将由家庭养老为主向家庭和社会共同支撑转变，因此，需要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高村医薪酬待遇，鼓励青年力量加入村医队伍，加大资金投入，不断丰富药品供给，满足老人日常药品需求；服务供给方面，增加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推动“互联网+”与养老结合，建立养老服务平台和老人健康记录，定期对社会养老服务需求较高的老人提供服务，包括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洗澡、理发、修面等；在服务质量保障方面，开展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提升行动，通过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岗前培训、能力提升培训和技能比赛，提升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此外，还需积极探索陪诊机制，为农村多子女独居这类家庭养老服务缺乏的老人，提供就诊、就医等相关服务[16]。
5. 研究者的反思
本研究的参与式观察与访谈得以顺利开展得益于笔者亲戚长期参与T村村委会工作这一特殊身份，但这一关联也可能引发两方面偏差，其一为信息获取的选择性偏差，访谈对象与村委会存在日常工作交集，可能因顾及熟人情面，刻意回避或弱化部分如子女赡养责任推诿的具体细节、对村集体养老服务的不满等负面信息，同时可能过度强调自身困境以寻求村集体的更多关注，导致部分原始资料的客观性受到影响；其二为观察视角的局限性，笔者通过亲戚进入研究场域，初期易受亲戚对村落情况的认知影响，形成先入为主的判断，可能忽略与研究核心问题相关的隐性信息，且在参与村庄活动时，部分村民因笔者与村委会的关联，表现出刻意配合的行为，难以观察到老人养老生活的真实状态。
为最大程度减少潜在偏见，保障研究质量，本研究采取了针对性措施：一是采用三角互证法，将半结构式访谈资料、参与式观察笔记与村委会留存的人口结构统计、养老金发放记录、村委会赡养纠纷调解档案等客观数据进行交叉验证，通过多源数据的一致性检验提升结论可信度；二是延长田野工作周期，累计在T村开展为期3个月的实地研究，而非短期突击调研，初期通过亲戚建立初步信任后，逐步脱离“村委会关联者”的身份标签，以独立研究者的角色参与村庄日常，在农忙、节庆、日常闲谈等不同场景中反复观察、多次访谈，待访谈对象放松警惕后，获取更真实的想法与信息；三是坚持反思性日志记录，研究全程详细记录每次访谈、观察的场景、过程，以及自身的情绪变化、认知偏差倾向，定期梳理日志，审视是否因亲戚关系或个人主观判断影响了对资料的解读，及时调整研究思路与分析视角。
6.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以贵州农村T村为调研场域，通过参与式观察法与半结构式访谈法，聚焦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这一特殊群体，系统剖析其养老困境及应对路径。研究发现，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面临经济保障薄弱、情感慰藉缺失、生活照料匮乏、服务供给不足四个养老困境。破解上述困境需构建“自我–家庭–社会”三个主体协同养老的体系，针对性解决对应的养老困境，如图1所示。
Figure 1. Collaborative pension system
图1. 协同养老体系
此外研究样本仅聚焦贵州西部一个彝族村落，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验证；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未能对养老困境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未来研究可扩大调研范围，涵盖不同地貌、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地区，结合量化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各因素对养老困境的影响权重。
总体而言，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的养老困境是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与乡村社会转型交织的产物，困境的解决并非单一主体能够完成。唯有构建多方协同、权责明晰、供需适配的养老格局，才能让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安享晚年，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筑牢民生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