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奋斗目标是不断创造人民美好生活[1]，社区建设的好坏则是人民评价生活是否美好的重要标准。“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是我国未来几年社区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2]，推动城市社区治理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也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步骤。
随着近些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的迅速增长，传统的社区已经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种需要，党中央早在2017年就已经提出要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3]，“共建共治共享”则引发我们对共同体概念的思考，共同体通常是指由共同价值、价值观、文化背景或地理区域联系在一起的人群组成的群体。
在相同的空间进行生产生活恰恰为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社区共同体不仅仅代表了一个地域性的概念，而更加突出的其作为一种精神依托式的社会心理空间，这种精神依托则集中体现在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上”[4]。进而我们不难想到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新型社区治理模式与城市更新形式可能会成为社区共同体建设的有效方式，然而问题在于，社区营造是通过何种路径真正实现社区共同体建设的呢？由此，本文尝试引入空间生产理论，借助空间生产的视角剖析社区营造推进社区共同体建设的具体过程，探讨社区营造如何推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以期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一个基于个案的分析思路。
2.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社区营造与社区治理共同体
在中国话语体系下，社区营造是一种以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区规划师等社会力量为主要驱动力，广泛吸纳居民参与，从而有效弥补社区治理的“社会性短板”，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新路径[5]。
社区营造发展到今天，其概念和内涵已经被大大被丰富和扩展，中国学者开始从政社互动的前提下解释和转译社区营造理论，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因此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本质上是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的活动[6]，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联系紧密相关，通过居民、政府、非营利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多方协作，社区营造可以改善社区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在集体行动和价值共创中凝聚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进而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2.2. 空间生产与社区治理共同体
空间生产理论是由列斐伏尔提出的展现空间生产过程的理论，他将空间生产的过程划分为了三元空间：空间实践、空间的表象和表征性空间，也可以大体理解为物质空间、(狭义的)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7]。具体而言，空间实践是指人们赖以生存生活并置身其中的实体空间或自然性空间，即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人们构筑栖身其中的物质生产实践的空间，物质性的空间实体则是空间实践的具体表现，空间实践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8]。空间的表象是指由官僚、规划者、设计师、政府等主导的“构想空间”，是通过话语、知识建构而成的空间[8]，体现科学、技术与权力的理性化控制，这也是空间生产理论重点关注的部分。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权力、资本、意识形态和日常实践共同建构的结果。表征性空间是指居民等空间的使用者通过生活经验、记忆和象征等所建构的生活空间，是基于日常生活而形成的对空间的感知和想象[8]，如社区自发改造、业主维权运动等体现居民等群体情感、身份与反抗的空间实践。
社区作为社会的具象体与表征物[9]，本质上与空间生产理论有着不谋而合的默契，社区从物质层面上是人们创造并赖以生存生活的空间实体，从社会层面上是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具象化体现，人们形成了共同情感与归属感，尽管社会结构的变迁可能给社区带来一些冲击，但是人们心中对社区共同体的美好想象却从来没有消逝过，因而在精神层面上社区是承载人们美好共同体想象的表征性空间。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在党建引领下，由基层党组织、居民、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等多元主体通过制度化协商与协同行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公共事务，实现物理空间更新、社会资本积累与集体认同重塑的有机治理形态。其核心特征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强调每个社会成员既是治理的责任主体，也是参与主体和受益主体，旨在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多方协同、公众广泛参与的治理格局，推动形成具有公共精神、合作意识和情感归属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纵观中国社会社区发展的进程，我们也可以从中窥得空间生产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契合性，从传统熟人社区到单位社区再到如今的现代化小区，居住空间、共同生活、地方情感以及归属感等一直是社区建设和发展的关键词，而共同体也一直是社区建设的美好愿景。
3. 案例呈现：社区营造助推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
为了更好地探究空间生产在现实案例中的具象化实践，笔者于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对W市S社区的社区花园营造进行了持续性的参与式观察并获取该社区花园营造项目的关键人物的访谈资料，此外还查找检索了当地报刊及公众号等的多篇深度报道作为补充材料。
本文选取该社区作为本研究的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点考量：首先，S社区是典型的老旧改造小区，其前身来源于单位制职工大院，居住的居民及家属有一部分是原单位的职工及其子女，该部分群体的历史记忆和社区归属感较强，在后续社区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次，该小区的社区党建发挥引领作用强，社区书记及其工作人员配合度高，积极响应城市微更新政策，在社区花园营造过程中起到推动引导的作用。最后，该小区引起了城市规划团队的关注，并与专业营造团队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此外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志愿者也参与到该社区的社区营造活动中，整体的社区营造效果与同时期其他小区相比较为显著。
(1) 空间实践
S社区职工大院的形成，和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密切相关。此时的工厂既是生产单位，也是生活单位，职工大院作为一个“小社会”，本质上也是一种共同体。从住房到医疗，从教育到娱乐，几乎所有的生活需求都在厂里解决。这种高度整合的模式，让社区成员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这种单位制逐渐瓦解。工厂的功能被剥离，社区的经济基础不再稳固，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S社区职工大院的现状，正是这种转型的缩影。它从一个完整的“单位社会”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社区，但问题是，它还没有找到新的文化和社会支撑点。
S社区职工大院曾是典型的单位制社区，为职工及家属提供了完善的配套设施和便利的生活环境，居民间关系融洽。然而，随着社会变迁，该社区面临诸多挑战与机遇，2013年单位搬离后，社区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三分之二居民为新搬入者，对社区历史记忆模糊，与原有居民情感互动少，社区面临“消亡”风险。社区内锅炉房、篮球场、食堂等设施陈旧且多已废弃，居民公共活动空间受限。新老居民缺乏交流，社区互动减少，居民对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降低，在2013年至2023年很长一段时间里，S社区的居民仅是以“生活共同体”的形式存在，居民之间的联系淡薄，原有历史文化情感的根基摇摇欲坠，人们只是居住在同一个空间场所的陌生人。
(2) 空间的表象
在传统城市治理中，空间的表象更多的由政府单方面，政府自上而下建构社区，可能会出现忽视居民实际需求的情况，然而在S社区的实践中，不再是仅仅以政府的强制力量进行，而是在社区党建引领下，居民、社区能人、青年志愿者团队、社区营造团队等多元主体共同行动。
2023年年底，S社区党委全面摸排社区的专业人才、社会组织负责人，成立能人库，为社区建设储备人才。恰逢社区书记提出借鉴国内先进经验做法，探索城市精细化管理新路子。在这个契机之下，社区能人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出谋划策，引荐带领援疆城市规划队伍，与社区共同拉开了S社区的社区花园营造的序幕。于是一场以参与式共建方式为核心的城市第三空间更新项目在W市生根发芽，营造团队将共建花园的地方于W市进行在地实践和经验交流，并结合当地社会空间特色，生成具有W市特色的花园共建工具包，推动W市城市第三空间自发性更新。
针对S社区的社区营造行动具体表现为：第一，通过沟通协商形成集体共识。首先是社区、物业与专业团队达成社区营造的共识，其次是达成社区居民的共识，居民长期处于生活但不交流的环境之中，不仅彼此之间没有较深的情感，而且大多数居民对社区也没有情感的认同，因此营造团队通过制定“放学后1小时”、征集小区历史故事等活动加强居民之间的沟通交流，激发居民的地方情感，最终形成集体的改造共识。第二，通过专业团队进行在地化设计。社区营造团队结合S社区的历史以及W市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入口景墙采用风干房的砌筑方式，除此之外还通过高低设计和模块组合形成儿童艺术展示区、图书漂流区以及花园打卡墙等特色空间。第三，通过共同行动进行合作生产。社区改造的主要物资来源于居民的各种废弃物品，通过变废为宝进行资源的再利用，除了提供改造的物资，居民们还一起清理现场、进行基础施工、共同种植花草以及布置装饰，从改造的前期发起到中期落地再到后期的运营，居民的共同行动贯穿始终。
(3) 表征性空间
首先，社区文化活动强化了居民对社区共同体身份的认同。社区营造团队携手W市S社区，制定系列活动以引导参与者从社区文化、社区历史、社区记忆等多方面重新了解社区，重新认识自己生活的家园。同时营造团队还通过走访原单位老职工来征集小区故事，探寻S社区独特的历史记忆。老人与孩子们在这一系列社区文化活动中增强了社区认同感，与此同时与老人和孩子们联结的其他社区居民也在他们的带动下无形中更加了解社区历史与认同感，社区营造团队与社区居民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社区文化活动唤起了大家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识和形成了凝聚社区共同体的良好氛围。
其次，S社区的公共空间营造培育了居民的社区公共性。在社区花园的共建过程中，社区花园的营造培养了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社区营造团队始终坚持“开放，多元，参与”的理念，不管是从意见征集、方案设计还是装置制作工作坊和花园营造等。居民可以与专家和志愿者共同商议、合作来恢复重建社区文化。
在共建社区花园前期发起、中期落地、后期运维的过程中，社区居民对此的看法也出现从漠不关心到开始关注到深受吸引的转变，花园的建成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社区不同的人群。S社区的社区营造项目通过鼓励居民的公共参与，唤起居民历史记忆，以期共同维护公共利益。社区花园的建设通过多种方式来转变居民的观念，让本陌生、冷淡的居民通过了解社区的历史文化、找寻历史记忆来增强生活在同一个实体社区的意识，社区不再只是一个休息、居住空间的场所，而更是一个承载着历史记忆与公共利益的社区共同体。
通过对社区花园的共建，居民在参与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这种精神认同成为铸牢社区共同体的重要支撑，在共同的公共空间内，居民分享生活经验、谈论社区公共事务，社区的公共性得到重塑，社区的精神纽带在经年累月的积累中不断加深。同时，社区花园的建设也激发了居民对社区历史和文化的兴趣，通过挖掘社区的历史记忆，公众的文化认同再次达成共识，社区花园由此成为承载社区历史和记忆的空间符号，进而使社区共同体的精神内核更加稳固。
4. 社区营造助力社区共同体建设的构建机制
4.1. 重构空间实践
空间实践作为感知与行动的物质基础，是居民进行空间改造的物理场域，重构空间实践本质上是通过系统性、参与性的物理空间改造，重塑居民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首先，完善公共空间功能，回应居民真实需求。结合社区居民的实际诉求和生活需要，增加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的空间场所，打造多功能的社区公共空间。其次，加强公共空间管理，建立健全社区公共空间的管理制度，明确公共空间的使用规则与维护责任，加强对公共空间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及时修复损坏的设施并做好后续长期维护，确保公共空间的整洁、安全和有序，保持公共空间的良好状态，为居民提供舒适的公共环境。最后，提升公共空间品质，注重社区公共空间的景观设计和环境营造，提升社区公共空间的品质和美感，同时结合社区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打造具有特色的社区公共空间，使社区公共空间成为展示社区文化魅力的重要基地。
4.2. 建构空间表征
空间表征是权力与知识的构想系统，由政府、规划师等共同主导，在城市精细化管理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之下，第一是要以政策框架与制度设计引领社区营造方向，政府通过出台城市更新、精细化治理、社区营造等相关政策赋予城市空间改造的制度支持和资源保障；第二是要以专业规划师等知识精英把握空间改造逻辑，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和专业规划师的专业知识，打造兼具美观性与实用性的社区营造方案；第三是要以合理激励引导多元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尽可能的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社区营造项目中去，推动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激活多元主体的治理效能。
4.3. 激活表征性空间
表征性空间作为情感与记忆的生成场域，是居民在长期互动中自发建构的精神共同体，体现为居民对社区的精神归属和集体认同[10]，其激活过程需要通过系统性的社会建构，从参与机制完善、历史记忆挖掘、文化组织等三方面协同推进，从而实现从物理空间到精神共同体的转变，使社区治理共同体得到真正的落地生根。
激活表征性空间的前提是居民的深度参与，因此要完善居民的参与机制，设立居民议事会、社区志愿者协会等组织，为居民提供参与社区治理和建设的平台，通过定期召开居民议事会，居民可以讨论社区公共事务，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从而提高居民的参与度和社区责任感。同时还可以推行参与式社区规划，邀请居民全程参与意见征集、方案设计与实地调研，进一步增强其对公共空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共同生产中形成集体记忆与情感联结[11]。
历史记忆是凝聚社区情感的重要非物质资源，搜寻地方历史记忆是唤起地方情感的重要抓手，通过将记忆元素融入公共空间设计、打造社区博物馆、文化墙等可以将抽象的情感记忆具象化，激发居民的情感共鸣与社区归属感。
有计划、有规律的社区活动室激活表征性空间的关键实践，现代小区往往面临着陌生化、孤立化的困境，生活在同一社区的居民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要实现从现代小区到社区共同体的转变，就需要借助一些有形的空间实践来将人们无处安放的孤独感消解掉，通过共同行动构建共同记忆，在周期性的社区活动中形成稳定的记忆共同体(图1)。
Figure 1. Mechanism diagram (constructed by the author)
图1. 构建机制图(作者自制)
5. 结论与讨论
在空间生产视角下，社区营造通过重构空间实践、建构空间表征与激活表征性空间的三重路径，系统性助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首先，在空间实践层面，社区通过改造现有的物理空间，进行小而精的社区微更新，打造公众参与式开放空间，实现了公共空间的功能完善与品质提升，为居民交往提供实体场域，重构居民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其次，在空间的表象层面，社区党委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联合专业规划团队、居民能人、志愿者等多元主体进行多元协作，通过参与式设计与协商机制进行合作生产，推动形成共建共治的“构想空间”。最后，在表征性空间层面，物理空间改造改善了社区的环境、提升居民居住体验，让居民切实体验到社区营造的成效，利益共同体得以形成，此外还通过“放学后1小时”、历史故事征集等集体行动，唤醒居民的情感记忆，地方认同得以重构，社区从“陌生人的集合”转变为具有共同价值、情感联结与责任意识的“精神共同体”。
社区营造不仅仅是单纯的物理空间改造，而是一场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居民在协商沟通、共同生产、价值共创中参与到周期性的、持续性的公共事物中，居民不再处于传统官僚时期的消极等待地位，而是直接参与到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中[12]。在此过程中，政府、社区党委、营造团队等多元主体共同发挥助推作用，通过基层党建引导[13]、社会组织协助[14]、公众参与[15]等，达成公共利益[16]、情感共识和治理共识[17]，居民的内生动力得以激发，社区治理共同体最终得以构建。
本文基于单一案例，从空间生产视角切入，分析了社区营造是如何通过重构空间实践、建构空间表象以及激活表征性空间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尽管现有研究已有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以及精神空间三个维度探讨共同体生产的先例[18]，但是本研究更详细探讨了从空间生产到社区共同体构建的作用机制，因此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仍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本研究仅涉及单一案例，未来可拓展至多案例或比较研究；第二，本文的研究社区的类型起源于单位制社区，未来可进一步分析其他类型的社区；第三，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深刻改变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19]，但本文并未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未来可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