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绿”融合助推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究——以全州县为例
Exploring the Path of “Red and Green” Integration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A Case Study on Quanzhou County
DOI: 10.12677/ass.2026.151093, PDF, HTML, XML,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黎 莹, 蒋丽萍: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关键词: “红绿”融合乡村旅游产业融合Integration of “Red” and “Green” Rural Tourism Industrial Integration
摘要: “红绿”融合是将红色文化资源与绿色生态资源有效结合以促进地区发展的一种模式,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中发挥着助推器的作用,对乡村基层党建建设、产业融合、文化与生态共繁荣等方面具有显著影响。本文以全州县为例,采用文献分析法、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探讨“红绿”融合发展现状,针对乡村旅游发展中面临的资源整合、基础设施、文化叙事及品牌建设等不足,提出构建区域协同网络、发展绿色基础设施、平衡文化叙事话语及打造本土特色品牌等发展路径,为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Red” and “Green” is a model that effectively combine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with green ecological resources to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ying a catalytic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hav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ural grass-roots party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prosperity and so on. Taking Quanzhou County, a special county in Guangxi,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to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Red” and “Green”.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infrastructure, cultural narrative and brand construction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we propose development paths such as constructing a regional collaborative network, developing green infrastructure, balancing cultural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creating local distinctive brands, aiming to inject strong impetus in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文章引用:黎莹, 蒋丽萍. “红绿”融合助推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究——以全州县为例[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1): 771-78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1093

1. 问题的提出

“红绿”融合是指将红色文化资源与绿色生态资源有效结合以促进地区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的一种模式,实现绿色自然风景、绿色产业与红色人文资源巧妙结合[1]。近年来,国家持续强化政策引导,积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与红色旅游产业深度融合。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两者融合发展指明方向;2023年发布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进一步强调,要推动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实现深层次融合,构建特色文旅发展新格局。全州县立足湘江战役红色文化核心资源,联动生态农业与康养旅游,以“红色文化引领、多元产业融合、生态价值转化”为主线,积极构建“红绿”融合的乡村振兴发展体系,助力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

学术界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旅游产业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学者首先聚焦于乡村旅游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强调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动作用,普遍认为旅游业是乡村产业兴旺[2] [3]、提升经济水平、巩固脱贫成果、推动共同富裕[4]的重要实践路径。在特色旅游资源开发方面,习近平在鄂豫皖苏红色革命老区考察时指出:“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搞活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5]陈艳华和陈丽娟强调,红色旅游作为我国特有的旅游资源,集休闲娱乐、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于一体,具有独特的内涵和价值[6]。在乡村旅游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方面,缺乏科学规划[7]、生态压力大[8]、开发与传承不平衡[9]、基础设施落后[10]、内生动力不足[11]等仍是关键性障碍。针对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的问题,王卓和于瑮提出应从理念契合(目标一致性)、政策供给(战略引导)、物质滋养(资源基础)、市场助推(需求拉动)四维度出发,促进更深层次的文旅融合,实现红色文化的有效传承,拓展乡村旅游的增值空间[9]。陈秋华等人则从法律保障体系、挖掘红绿旅游资源文化内涵、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入手促进绿色生态和红色旅游资源优化配置,以期产生更大的旅游效用[12]

综上所述,当前学者从不同角度就乡村旅游展开了详实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向与思路。但深入梳理文献可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两方面的局限:一是研究大多集中于普适性的乡村旅游,聚焦于“红绿融合”模式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仍然较少;二是对特定区域(尤其是兼具红色与绿色资源的乡村地区)的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的路径设计,导致研究结论的落地性有待提升。本研究立足于全州县产业融合发展实际,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引,以湘江战役红色文化为核心内涵,以绿色生态资源为发展基底,应用可持续发展理论透视“红绿”融合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弥补现有研究中“宏观探讨多、微观路径少”的缺陷,同时形成更具针对性的优化路径。

2. 全州县“红绿”融合助推乡村旅游业发展现状

全州县,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地处湘江上游,作为湘江战役的主战场和红军活动最广泛、发生战斗最激烈的地区,全州县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现存革命遗址遗存168处,数量居桂林市首位。近些年全州县按照“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的主题,坚持“红带绿”、“绿衬红”的“红绿”融合战略思路,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推动红色遗址与大碧头绿色生态、天湖白色滑雪、炎井温泉等绿色景区的有机结合,打造了“红 + 绿”乡村旅游精品路线,构建“一心两带三区”的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格局,即以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为核心,打造湘江红色记忆旅游带和湘桂古道红色体验旅游带,开发红色传承区、文旅创新区、生态发展区。

2.1. 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根基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办好老百姓的事,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搞好乡村治理。”[13]总书记的这番重要讲话,指明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方向和重要性。在“红绿”融合发展进程中,全州县就以组织振兴为重要抓手,通过红色文化助推基层党组织建设,构建起多方协同的乡村发展共同体,夯实了基层根基。以南一村为例,该村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红绿”融合项目为纽带,扎实开展基层党建“五基三化”系列行动,强“五基”、促“三化”,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牵头、政府负责、网格服务、部门协同、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

2.2. 产业融合发展成效初显

做强一业,可以形成一链、带动百业[14]。近年来,广西全州县深耕红色沃土,创新性地拓展红色产业链条,并将其与绿色生态优势紧密结合,以产业振兴为着力点,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乡村振兴“满盘活”。全州县2021年成为全域旅游示范区后,带动全县GDP增长8%,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6.6%、10.9%;2022年,全州县获评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单位,GDP达216.83亿元,多项经济指标居全市前三;2023年,全州县旅游业加快复苏,全年接待游客718.36万人次,旅游消费收入75.79亿元,分别增长42.29%和40.01%。同时第一产业增值增加值达101.9亿元,粮食总产量38.79万吨,获评国家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项目水稻推进县。各产业发展欣欣向荣,融合态势向好,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红利,极大提高了人民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入户访谈时,毛竹山村的村民就表示,自从习总书记来了之后,红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村的葡萄产业也跟着发展得越来越好,产品质量越来越好,经济收入也稳定了下来1

2.3. 乡村人才队伍日益壮大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红绿”融合带来了乡村旅游业的繁荣,也创造了大量就业与创业机会,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同时吸引专业旅游管理、文化创意等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一方面,“红绿”融合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为返乡青年、大学生等年轻群体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承办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编创《碧血湘江》音乐舞台剧和推行“红领巾讲解员”培育计划,吸引了广大青年人才参与到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另一方面,村民们抓住乡村旅游的发展机遇,积极参与乡村旅游建设,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掌握新技能。从2021年至2023年,毛竹山村就先后培育农民导游21人,发展农家乐、小卖部19家,村民们在家门口就吃上了“旅游饭”[15]。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在“红绿”融合模式下,全州形成了一支强大的乡村发展生力军,乡村人才队伍日益壮大,有力推动了人才振兴。

2.4. 实现文化与生态共繁荣

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灵魂[16],而于革命老区而言,在拥有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大自然也赋予其得天独厚的绿色资源[17]。故“红绿”融合的核心是以文化认同驱动生态保护,以生态资源反哺文化传承;在促进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同时,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促进生态保护,实现文化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在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以红色文化为价值引领的“旅游饭”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不能砸了“生态碗”。在“红绿”融合的引导下,各地注重红色文化的传承,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打造了诸如“炎井红军温泉+高山野生云雾茶+农家乐”这一集文化、养生、采摘、游玩于一体的富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模式。通过“红绿”融合发掘自然生态资源禀赋和红色文化底蕴,让人们在“红绿”融合大发展的过程中汲取精神力量[18],认识到文化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红色文化是精神源泉,绿水青山提供环境滋养,“红绿”融合夯实物质根基,是革命老区发展的关键[1]。全州县的实践表明,“红绿”融合通过组织建设、产业联动、人才集聚、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全面推动乡村振兴,为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全州模式”。

3. “红绿”融合助推乡村旅游业发展中的不足

在“红绿”融合助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经过政府、文旅单位党员干部及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的努力,全州县在党建、产业融合、乡村人才队伍以及文化和生态融合发展等方面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效,但在资源整合、基建设施、文化叙事及品牌建设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推进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3.1. 资源系统协同失灵

跨区域资源整合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合理的整合路径能实现资源的集成与共享[19]。近年来,全州县构建了“一心•两带•三区”格局,打造多元红色旅游业态,推动了红色旅游接待人次和经济收益持续增长,绿色生态与红色文化协同效应初步显现。然而,在资源系统协同发展进程中红绿资源属性矛盾、跨部门协同机制缺失、区域合作机制不健全三方面制约全州县乡村旅游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一是红绿资源属性矛盾,红色资源主要集中在湘江战役纪念园等地,其旅游属性具有教育性和主题性;而绿色资源则分散在各个乡镇,其旅游属性表现为休闲性和体验性。2022年《全州县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单位建设实施方案》中提出了“结合长征文化资源的空间线性分布特征、交通路网等因素,统筹才湾镇、绍水镇、凤凰镇等3个乡镇(面积约109平方公里)连片区域红色资源开发,构建‘一心·两带·三区’的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格局”的建设规划,但实际上红色旅游表现出的线性教育路径,与以沉浸体验为主的片区化休闲网络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融合难题。因此,红绿资源因属性差异,使得红色资源的纪念性、线性空间与绿色生态资源的片区化、体验性空间难以整合联动。

二是跨部门协同机制缺失,导致红绿资源整合协同效应不足。全州乡村旅游业的融合发展需要各政府部门协同合作,但现在全州融合体制机制未完全形成,文旅局、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等部门权责交叉,导致各产业未能实现深度融合。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还存在一些问题,各部门各自为政,在具体项目开发方面,比如一些歌舞活动,没有与旅游市场结合;在开发旅游产品时,没有开发旅游伴手礼……我们也很支持乡村旅游新业态的发展,但文旅局作为一个政府职能部门,职能有限……”2当前项目开发建设处于基建阶段,相关配套与服务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导致红色与旅、农、林、水等行业融合不够,甚至无法融合,红色引领作用无法体现。由此可见,目前全州各政府部门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部门之间协同合作仍面临挑战,无法为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三是区域合作机制不健全。全州县乡村旅游发展涉及12个乡镇和3个跨县生态保护区,且资源县与全州县在地理位置上相邻,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乡镇之间的相互合作仅仅停留在“行程拼接”层面,如上午参观完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下午去八角寨景区,二者之间仅为物理上的连接,缺乏内在的文化链接和有效协同机制,难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此外,跨县合作协议落实情况不佳,影响整体资源开发和整合的进度。全州县曾与灌阳县签订《红色旅游合作框架协议》,但三年内仅举办过一次联合宣传活动,实质性项目如红色旅游专线公交等因资金和权责划分问题而停滞不前。

3.2. 绿色基础设施缺位

乡村红色旅游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景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其完备程度将会直接决定着红色旅游景区的游客容纳人数和游客体验[20]。近年来全州县围绕旅游服务能力提升,加快推进旅游公路、酒店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但仍存在绿色基础设施不完备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设施薄弱和生态基础设施不完善两个方面,成为制约全州县乡村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是全州公共服务设施薄弱。全州县“红绿”资源富集区部分因与生态红线重叠,受到政策的刚性约束,升级交通网络的公共设施和修建停车场、游客中心、住宿和餐饮等基础旅游配套设施变得较为敏感和复杂。另外,生态保护的刚性需求与旅游产业发展的利益需求矛盾突出,文旅产业所需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现有设施升级等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或者建设协商时间周期长,表现出生态红线约束下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的合规性困境,导致产业难以高端化,削弱了全州旅游对游客的吸引力。

二是全州的生态基础设施薄弱。全州县城绿化以常绿树种为主,如香樟、桂花等,但存在植物相对单一、功能性不足等问题。道路绿化过度追求美观,而忽视遮阴和休息的需求,如桂黄路行道树遮阴效果较差。此外,绿化结构单一导致病虫害频发,如香樟介壳虫和桂花树蝉蛾问题突出[21],影响游客对绿色旅游的体验感,不利于全州乡村绿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3. 文化叙事融合困境

自从2006年《关于促进农村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以来,各地旅游业竞争日趋激烈。乡村旅游业要想获得发展,增强文化叙事能力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一步,但在“红绿”融合助推全州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过程单向叙事话语的输出和“红绿”叙事话语的冲突,导致乡村旅游的传播效能低下,不利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单向叙事话语的输出。全州各地乡村有其独特的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资源,在叙事传播方面仍以红色文化宣传为主,绿色资源的叙事话语较弱,未能形成“红色精神引领绿色生活”的叙事体系。官方宣传虽然呈现“红绿”融合叙事的走向,但其叙事力度还有待加强;非官方的叙事宣传,例如村民发短视频宣传以及游客的社交宣传,往往只侧重一个方面的叙事传播,如毛竹山村的村民注重宣传本村的葡萄却没有结合本村的红色文化,体现出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叙事的割裂性,未能做到“红绿”融合叙事,其“红绿”融合叙事能力亟待加强。

二是“红绿”融合叙事话语的冲突。红色文化因具备革命性、崇高性、教育性、纪念性等特征,其叙事话语较为严肃、令人敬畏,往往注重精神升华。而绿色旅游的叙事话语则需要较为轻松的氛围,以体验性、新奇性、娱乐性的营销手段扩大叙事话语的影响力,以此吸引游客。两者之间的叙事话语存在难以调和的张力,呈现出叙事话语此消彼长的关系。

3.4. 品牌建设路径迟滞

全州县在文旅工作的推进中,重点打造了红色、绿色、历史、民俗等四大文旅品牌,但在乡村旅游品牌建设路径出现迟滞的现象,无法发挥全州县乡村旅游的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的独特优势,使得乡村旅游的发展受限。

在品牌价值上,全州有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环境及人文环境等资源,但在红色文化的公共属性如何与旅游商品、市场品牌相适应,避免出现内涵浅薄和价值稀释的难题上,仍有商榷的空间。此外,虽对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的红色文化进行了持续的价值探索,有文创产品、影像投映、VR展览等的文化衍生品,但诸如南一村、脚山铺村等各乡村的红色文化、绿色生态和民俗民风等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仍具有开发各乡村旅游品牌的文化价值的潜力。

在经营管理上,全州县对品牌的经营管理重视程度有待加强。品牌的经营管理是品牌建设的持续过程,但全州县在对品牌形象的管理、产品质量的管理和服务质量的管理等方面都仍然存在欠缺,使得全州乡村旅游在外界影响力并不高,品牌吸引力不足;此外,品牌的经营管理在向内改变的同时,也要向外管理。全州县在旅游品牌的介绍上,还仅仅停留在品牌基本信息等比较浅层的方面,仍需要继续加强良好的品牌信誉管理,以维护旅游者对乡村旅游选择的忠实度,提高全州乡村旅游的口碑和影响力。

4. “红绿”融合助推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全州县得天独厚的“红绿”资源进行的相互融合,推动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融合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资源系统协同失灵、绿色基础设施缺位、文化叙事融合困境、品牌建设路径迟滞等不足,折射出了“红绿”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尚未完全突破,仍需在资源整合、基础设施、文化叙事及品牌建设等方面寻求更好的发展路径,以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推动全州乡村旅游业迈向更高层次。

4.1. 构建区域协同网络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坚决破除地区之间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加快省际边界地区合作发展,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从而实现更有效率、更大动能、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格局。这为全州通过跨区域协同网络构建全域旅游的新格局指明了方向。

首先,通过顶层设计将红色线性叙事与绿色片区网络融合为有机共同体,破解“线性”与“片区”两种空间形态的融合难题,使其实现功能上的互补、文化上的共融,形成“1 + 1 > 2”的综合效益。具体而言,可以以品牌联动为中心,成立“桂北红绿旅游联盟”,创建“红色文化为魂,生态基底为引”的共同体叙事,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强化县域合作,延长游客消费链条,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塑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文旅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22]。此外,应加快构建各区域间特色产业横向利益补偿与协同发展机制,完善区域间资源配置与收益分配政策,从而推动各区域间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和绿色产业发展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23]

其次,应持续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提升服务的协同效能。相关文旅负责部门可联合交通部门开通“红绿旅游专线巴士”,以全州大碧头国际旅游度假区为枢纽,串联湘山寺、天湖等旅游点,每30分钟一班次,车内配备多语种智能讲解系统与移动充电设备,破解景区间“最后一公里”的接驳困难的问题。同时还可以在线路沿线建设“文化驿站”,增加非遗展示(如红油米粉制作过程)、智慧厕所(如扫码取纸与人流监测)等功能站点,形成丰富的服务网络,提升游客旅游时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助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2. 发展绿色基础设施

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学中,被理解为在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全州县在“红绿”融合助推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在生态保护红线的刚性约束下,积极寻求生态保护和旅游设施建设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保障游客出行的安全感、体验感和幸福感。首先,需要对旅游交通路线进行全面规划,明确生态敏感区,在生态承载力下优化交通网络,协调旅游设施建设位置。在生态红线内,对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精细评估,仅设置必要的生态解说驿站、观景平台等。同时,发展生态研学、摄影写生等轻资产、低介入的体验经济项目,追求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在生态红线外,则可以建设食、住、行、游、购、娱等产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同时注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旅游环境承受范围内实现产业和设施升级,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实现生态影响最小化和旅游设施建设最大化的双赢目标。

张科等人的研究发现,政府扶持红色旅游发展经济增长的同时,可以改善边界县域环境质量,并且对高污染企业产生制约作用,从而加速省际边界县域绿色发展[23]。这一发现不仅为全州的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契机,同时也推动了全州绿色发展。全州在国家政策和政府帮扶的双重支持下,红色旅游发展态势向好,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抑制高污染企业发展的生态效益,不仅维护了本地的生态系统,同时优化了资金配置,使原有生态修复资金可进一步投向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使得红色旅游中绿色发展作用最大化,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4.3. 平衡文化叙事话语

“红绿”融合助推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文化叙事的协调发展。面对全州县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文化叙事融合困境,可以通过打破单一叙事格局和化解“红绿”宣传话语的冲突等的路径来改进不足,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文化发展。

首先,打破单一叙事格局。全州乡村各地要充分认识到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有机融合的发展优势,不可偏居一隅,只注重单向的红色文化叙事,而让绿色生态理念居于庙堂之高,无法普及民众;要充分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如将长征中的“过草地”与现代的“湿地保护”,将“节约粮食”与“反对粮食浪费”进行跨时空的链接,赋予红色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与生态内涵,使“红绿”融合的叙事体系既能承载历史厚度,又能体现生态向度,促进可持续的“红绿”融合叙事。在政府层面,通过组织旅游叙事话语的会议、讨论会等,强调多元叙事的重要性,提升工作人员的多元叙事意识;鼓励企业加入叙事传播的队伍中,丰富多元叙事话语体系的主体性;与此同时,鼓励村民和游客在日常生活和观光旅游时充分挖掘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的内在联系,从细节中发现“红绿”融合之处,以提升自主叙事时的“红绿”融合意识,形成“政府主导、企业配合、民众参与”的一体化叙事格局,促进文化叙事话语的平衡。

其次,化解“红绿”宣传话语的冲突。单一的静态叙事可能面临枯燥乏味的困境,因而要创新性的化解“红绿”叙事话语的冲突,融合红绿叙事话语。例如,可以将红色精神转化为“生生不息”的生态保护故事,或通过“红色研学 + 生态劳动”等体验项目的宣传,让崇高的红色精神润泽游客的心田,绿色的生态保护理念触及游客的心灵,使旅游宣传既不会消解红色文化的严肃性,也不会丧失市场吸引力,完成崇高叙事与消费叙事的平衡,规避文化异化风险,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4.4. 打造本土特色品牌

品牌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打造本土特色品牌有利于推动乡村旅游业供需结构的升级[24]。在“红绿”助推全州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品牌价值的转化,培育根植于传统乡土文化的特色品牌体系,以推进全州乡村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在品牌价值上,政府应树立“打造乡村旅游精品”的理念[11],加强对各乡村旅游文化符号的挖掘,使红色文化的公益性与兼具教育意义、使用价值和美学品位的旅游文创产品相得益彰,拓展红色文化的增值空间,实现品牌价值的具体承接。另外,根据全州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政府可构建“区域公共品牌 + 企业子品牌 + 产品认证”体系,推动以品牌为核心的产业链,对符合生态实践、文化内涵及品质标准的农产品和文创产品进行认证与授权,并覆盖投入生产、售卖服务等全链条的产业,从而提升品牌价值整个产业链条中的转化效率。此举不仅能够提升乡村旅游及相关农产品的附加值,延长品牌生命周期,也有助于实现红色文化公益属性的下沉和旅游产业的盈利之间的平衡。

在经营管理上,要提升品牌的经营管理意识,超越单纯的市场营销范畴,注重维护旅游地声誉、文化完整性及生态价值;遵循可持续的发展原则,着眼于长期效益而非短期经济利益,保护红色文化的严肃性和绿色生态的纯粹性,确保品牌价值在时间维度上的持续积累和增值,使品牌信誉渐入人心,增强全州乡村旅游的独特吸引力和竞争力,推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5. 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全州县“红绿”融合发展路径的系统研究,揭示了红色文旅与生态资源协同开发对乡村旅游业发展的战略价值。研究结果表明,全州县依托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资源和生态优势构建的复合型旅游体系,不仅实现了红色文化传承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双重发展,更探索了乡村振兴的重要发展模式。这种将革命精神传承嵌入生态旅游体验的做法,既创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载体,又拓展了乡村旅游产业链的价值维度,为革命老区发展不足提供了实际解决方案。然而,当前发展仍面临资源系统协同失灵、基础配套设施滞后、品牌影响力薄弱等现实制约。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的协同整合策略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在区域协同方面,建议通过顶层设计,因地制宜实现空间的协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生态红线约束下进行旅游设施的合规建设,最大程度满足人们对旅游体验的需求;在品牌塑造方面,协调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的叙事话语,打造文化传承和经济收益共进的旅游品牌。这些解决方案的提出,既契合国家关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的政策导向,又符合全州县实际发展需求,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更加清晰的发展方向。

全州县在“红绿融合”模式的实践探索具有显著的示范价值,但也应看到该模式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并对其负面效应进行预警和规避,推动该模式更可持续的繁荣发展。在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浪潮下,政策红利的集中投放,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初始动力。然而,这一自上而下的激励结构,在与地方自下而上的经济增长诉求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张力,对经济、生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首先,政策为全州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支撑、初始资本和规划框架,使全州旅游发展享受到了专项财政支持等政策红利;但政策考核中短期的、量化的经济指标,如旅游人次、投资额、收入增长率等,容易被地方将其简化为经济绩效考核,从而在实际发展过程发生行为异化。为了作出相应的政绩、持续获得政策青睐,经济利益市场最大化的市场逻辑可能凌驾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之上,不利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红色文化也面临严肃性消解的问题。红色文化可能会被用于快速复制、消费的视觉符号和商品中,出现透支文化换取经济增长的情况,违背政策初衷,不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在政策落地见效的压力下,旅游开发项目可能会倾向于选择生态敏感度低但生态价值相对一般的区域进行高强度开发,而对生态红线区的资源利用上限不予积极开发,致使核心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丧失,不利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了“红绿融合”模式的健康发展,必须从驱动机制上进行改革,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嵌入顶层设计与落地实施的全过程。第一,构建多维复合型政策评价指标。超越GDP、旅游收入等单一的经济指标,建立文化传承指数、生态健康指数和居民幸福指数等在内的综合指标,使政策红利惠及当代每一个人乃至未来各代人。第二,强化过程监督和奖励机制。政府支持应从资金补贴转向成果奖励,对红色文化研究成果、生态修复面积、村民就业率等实际发展中的成果予以重视和奖励,引导乡村旅游的发展注重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第三,引入独立第三方评估与公众监督机制。建立由生态学家、文化学者及社区代表等组成的独立评估小组,对重大综合项目进行事前、事中、事后评估,并向社会公开,让民众参与监督,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让村民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建设者而不是旁观者。综上所述,“红绿融合”模式内含深层的发展张力,前瞻性地预见潜在的风险,并提出相应的规避策略,可以有效避免经济、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危机,使政策落地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基层群众。期待全州模式能为同类革命老区提供可复制、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经验,助力更多革命老区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红色传承相得益彰的振兴之路。

基金项目

广西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红’情‘绿’意——全州乡村振兴的旅游新业态探究”(S202410608121)。

NOTES

1被访谈人:访谈人A,女,毛竹山村村民,访谈时间:2025年1月15日,访谈地点:全州县毛竹山村。

2被访谈人:访谈人B,男,旅游股股长,访谈时间:2025年1月13日,访谈地点:全州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参考文献

[1] 项倩倩. “红绿”融合助推革命老区共同富裕的实践与启示——以浙江省松阳县小港流域为例[J]. 农村·农业·农民, 2025(3): 31-33.
[2] 孙九霞, 王淑佳. 新时期乡村旅游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研究框架[J]. 中国生态旅游, 2023, 13(2): 206-221.
[3] 孙九霞. 旅游发展驱动“和美乡村”建设: 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J]. 贵州社会科学, 2024(1): 154-161.
[4] 闫振国.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路径探究[J]. 农业经济, 2024(6): 71-72.
[5] 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N]. 人民日报, 2019-09-19(001).
[6] 陈艳华, 陈丽娟.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红色旅游发展研究[J]. 农业经济, 2021(9): 57-59.
[7] 吴瑶. 乡村振兴视域下少数民族聚居区文旅产业发展对策研究——以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为例[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4(3): 75-81.
[8] 王继庆. 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东北林业大学, 2007.
[9] 王卓, 于瑮. 乡村振兴背景下红色文化传承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机制研究[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5): 69-78.
[10] 舒伯阳, 蒋月华, 刘娟. 新时代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思考及实践路径[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56(1): 73-82.
[11] 赵承华.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分析及路径选择[J]. 农业经济, 2018(4): 42-44.
[12] 陈秋华, 陈伟, 曹辉. 福建省绿色生态与红色旅游资源优化配置研究[J]. 林业经济问题, 2006, 26(6): 490-494.
[13] 办好老百姓的事, 关键在于什么? [N]. 农民日报, 2025-05-20(001).
[14] 陈国盼. 凉山宁南县: 从“一片桑叶”看多产业融合发展[N]. 四川经济日报, 2025-03-18(002).
[15] 人民论坛网. 广西毛竹山村: 小葡萄挂满枝头, 幸福生活大变样[EB/OL].
http://www.rmlt.com.cn/2023/0820/680769.shtml, 2025-05-13.
[16] 陈剑宇.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机制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5(1): 179+210.
[17] 杨明月. “红绿”文化赋能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以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村为例[J]. 农村·农业·农民, 2024(18): 36-39.
[18] 胡国珍, 杜小峥. “红绿”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以河南省信阳市大别山区为例[J]. 农村·农业·农民, 2024(20): 35-38.
[19] 朱晓丽. 基于数字化技术的金华市红色文化资源整合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创新发展策略[J]. 中国军转民, 2025(9): 132-134.
[20] 郭瑛瑶.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红色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4.
[21] 唐华. 全州县城绿化的现状及发展对策[J]. 绿色科技, 2013(7): 116-117.
[22] 高兴, 吕国清. 桂北地区文旅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机制创新及对策研究——以桂林全州县为例[J]. 中国市场, 2024(36): 57-60.
[23] 张科, 熊子怡, 黄细嘉, 胡兵. 政府扶持红色旅游产业与省际边界县域绿色发展——基于降碳与增长协同效应视角[J]. 旅游学刊, 2025, 40(9): 34-51.
[24]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新时代推进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J]. 财会学习, 2022(27):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