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为《形态》)的产生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形态》当中不仅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还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问题的急剧恶化，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接踵而至，促使人们更加紧迫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其提升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更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和政府始终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同时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实践理念为指引，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实践工作。在此背景下，《形态》作为唯物史观构建的关键文本，其蕴含的生态思想无疑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溯源与思想支撑。《形态》不仅深刻剖析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还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展开批判与反思，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构想了未来的社会生态。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道路上，深入探究并实践《形态》中的生态思想，对于指导我国当前及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
2. 《形态》中生态思想的出场逻辑
《形态》的生态思想出场逻辑始终坚守唯物史观立场，以人类生存发展现实为根基，从人类存在的自然基础出发，到分工异化引发的生态矛盾，再到生态意识的现实生成根源，层层递进地揭示了生态思想与历史发展、社会结构、物质实践的内在关联。
2.1. 自然基础与生产前提：对“自然力”的确认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的本质前提与自然根基，明确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 p. 519)，而要把握这一前提，首先必须确认的核心事实，便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 p. 519)。在这一条件下，自然绝非外在于人类历史的抽象背景或可有可无的外部环境，而是深度内在于生产过程、构成人类生存与发展核心支撑的“自然力”。它既表现为人类维系生命所必需的空气、水、食物等生存资料，也体现为生产活动得以展开的土地、矿产、动植物等劳动对象，更包含了制约生产方式与发展限度的气候、地理、生态承载力等客观条件。人类历史的起源，本质上就是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建立起持续的新陈代谢关系、以满足最基本生存需求的过程。正是通过劳动对自然力的运用与转化，人类才得以摆脱纯粹的自然生存状态，开启自身的历史进程。这一以劳动为中介、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过程，并非某一特定社会形态的阶段性现象，而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发展阶段的永恒自然基础。它深刻表明，人类历史自始至终都嵌套在自然的运行规律与自然力的支撑体系之中，脱离了与自然的内在联结，任何社会形态的存在与发展都无从谈起。
2.2. 分工体系与生态异化：新陈代谢的断裂
《德意志意识形态》深刻剖析了社会分工在人与自然关系演化中的核心中介作用，揭示了分工如何从历史发展的客观现象，逐渐演变为重塑人与自然联结方式的关键力量。分工的本质并非简单的劳动分化，而是通过“将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1]: p. 535)，固化了社会活动的割裂状态，进而打破了人与自然原初的整体性关联。原本统一于劳动实践的“人–自然”互动，被分解为不同群体的片面活动，部分人专注于对自然的开发索取，部分人脱离直接生产而远离自然，人与自然的联结逐渐丧失了有机性与平衡性。这种由分工引发的分裂，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达到了历史顶点。私有制不仅将分工的片面性推向极致，导致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性异化，劳动者与劳动成果、劳动过程相分离，更将这种异化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当生产的根本目的不再是满足人的真实生存与发展需求，而是服从于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时，人与自然之间以劳动为中介的新陈代谢过程，便遭遇了系统性、强制性的断裂。资本的逐利本性要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掠夺更多资源以实现价值增殖，对自然力的开发不再遵循其再生规律与承载限度，而是沦为无节制的掠夺——森林被滥伐、矿产被滥采、生态被破坏，自然不再是人类生存的家园，而是资本增殖的“原料库”与“垃圾场”。这种根植于资本逻辑的掠夺式开发并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工异化与私有制叠加的必然结果，最终为全球性生态危机埋下了深刻的结构性根源。
2.3. 物质实践与观念生成：生态意识的现实根源
自然的观念绝非脱离现实的抽象存在，更非独立自发生成的精神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反之亦然”([1]: p. 534)，这一论断精准揭示了自然观念与物质实践的内在关联，即对自然的理解、态度及利用方式，归根结底并非由思想本身决定，而是植根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方式，由人类与自然具体的新陈代谢模式所塑造。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以依赖与顺应为核心特征，这种物质实践模式决定了人们对自然必然秉持敬畏之心，将自然视为生存的依托与神圣的存在；而进入近代工业社会后，随着生产工具的革新与物质生产能力的跃升，人类与自然的新陈代谢转向征服与索取的模式，这种实践形态催生了“人是自然的主宰”的征服欲，成为近代主导性的自然观念。可见，无论是古代的自然敬畏观，还是近代的自然征服观，本质上都是不同社会存在条件下，人类与自然新陈代谢实践的观念镜像。《形态》的深刻之处，正在于它跳出了唯心史观将自然观念视为“精神自主演化”的误区，通过剖析人类与自然之间现实的、历史的新陈代谢过程，以及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过程的异化形态，清晰指明了生态意识的现实根源，为理解各类自然观念的形成逻辑、把握生态问题的本质提供了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石。
3. 《形态》中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与恩格斯并非脱离社会历史抽象地讨论生态，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置于人类实践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他们从确立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出发，延伸至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性批判，最终指向未来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蓝图。
3.1. 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依存性与能动性的有机联结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先明确了自然界的先在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不可动摇前提。在人类诞生之前，自然便已作为客观实在存在并运行，其提供的空气、水、土地等物质条件，是人类肉体组织得以存续、生命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正如《形态》中所强调的，“人们所处的各种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及其他条件”([1]: p. 519)，不仅塑造着人类的生理特征与种族差异，更持续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发展轨迹。这种“人靠自然界生活”的依赖性，决定了人与自然绝非孤立对立的两极，而是具有先天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形态》深刻阐释了人类对自然的能动改造性，将实践确立为实现人与自然统一的核心中介。《形态》将自然明确划分为“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两个部分，前者是人类认识和实践之外的纯粹自然，后者则是经人类劳动介入、被赋予人的目的性的自然。“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1]: p. 519)，自在自然可在人类认识和实践基础上向人化自然转化[2]。人类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不断将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在获取生存所需物质资料的过程中，人类的思想观念、意识活动与物质生产“直接交织在一起”，使自然逐渐渗透人的主体性因素，成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体现。这种能动性并非单向度的征服，而是“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的双向互动。人类通过实践改造自然，自然则通过资源供给、规律制约反作用于人类，推动人类社会与自身能力的发展。
3.2.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批判：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工业革命时期，大机器生产带来生产力飞跃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显性生态问题：工厂废水废气废渣无序排放造成河流水质恶化、空气污浊，矿产森林等资源被过度开采导致地力枯竭、土地荒芜，自然的承载能力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形态》虽未专门展开生态危机论述，但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深刻揭示了生态问题的制度性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资本增殖为唯一核心目标，将自然简化为“原料库”与“排泄场”，完全无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生态系统的承载边界。这种“为利润而生产”的逻辑，导致生产活动脱离人的真实需求，陷入盲目扩张的误区。“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1]: p. 542)。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与异化分工，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危机。资本家为压榨剩余价值，既剥削工人阶级，又无节制掠夺自然；当本国资源耗尽后，便通过世界市场向外转嫁生态成本，导致全球性的资源失衡与环境破坏。在这一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资本逻辑的扭曲而异化，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因资源争夺、阶级对立而紧张，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形成相互交织的恶性循环。马克思、恩格斯由此指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本质是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的危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变革这一不合理的制度。
3.3. 对未来社会的生态构想：和谐共生的文明新形态
针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困境，《形态》勾勒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核心特征的生态蓝图。这一构想的实现，首先必须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在量方面得到充分的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 p. 542)，只有生产力发展到足以满足全体人类的合理需求，才能消除因争夺生活资料而产生的资源浪费与生态破坏，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此外，消灭私有制与旧式分工是实现生态和谐的关键前提。《形态》指出，旧式分工将人束缚于片面的劳动中，导致“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1]: p. 535)，部分人脱离直接生产而盲目支配自然，部分人则沦为掠夺自然的工具，割裂了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而私有制则将自然私有化、商品化，为资本掠夺自然提供了制度保障。未来社会将消除旧式分工，“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1]: p. 537)，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的消灭则使自然回归公共属性，彻底摆脱资本逻辑的支配。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类将以合乎自然规律的方式改造和利用自然，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物质生产不再盲目扩张，而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然的永续存在。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之间将达成动态平衡，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最终构建起人、社会与自然有机统一的文明新形态。
4. 《形态》中生态思想的现实意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将自然置于人类实践的历史性前提之中，通过剖析分工、所有制与自然异化的内在关联，奠定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唯物史观基石。其当代价值，正在于指引我们认清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从而寻求一条通往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变革之路。
4.1. 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分析范式
《形态》中生态思想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分析范式，为破解当代生态困境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指引。这一范式将生态问题彻底从抽象的观念思辨拉回具体的历史与社会现实之中，打破了将环境危机简单归因于“人性贪婪”或“技术缺陷”的片面认知。在《形态》的理论视野中，生态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自然现象，而是深深根植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方式，由人类与自然之间被生产方式所中介的新陈代谢过程所决定。正如《形态》所揭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投射，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塑造出不同的新陈代谢模式。当生产方式以资本增殖为核心逻辑时，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代谢断裂；而当生产方式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共同体利益时，才能实现二者的和谐共生。这一分析范式为我们穿透当代生态危机的表象提供了工具，有助于精准把握危机的结构性根源。无论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对自然力的掠夺式开发、跨国资本主导的生态成本转嫁，还是“增长至上”逻辑下的代谢失衡，本质上都是特定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产物。借助这一范式，我们得以跳出“就环境谈环境”的局限，从历史发展规律与社会结构变革的深层维度探寻生态治理的路径，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问题分析中的强大解释力与实践价值。
4.2. 内在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幻象
《形态》中生态思想深刻解构并内在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假幻象，为我们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颠覆性的理论视角。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将资本主义时代的“征服自然”视为人类主体性的重要表现，仿佛人类已然成为自然的主宰，但《形态》一针见血地戳破了这一幻想。资本主义语境下看似“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本质上并非真正的人类主体性实现，而是资本借助扭曲的社会关系所完成的双重支配。资本一方面将自然简化为增殖的“原料库”与“排泄场”，通过无节制的掠夺式开发榨取自然力；另一方面则将大多数人束缚于异化劳动之中，使其成为资本征服自然、实现价值增殖的工具。在这里，“人类”的主体性被资本偷换，真正主导人与自然关系的并非全体人类，而是追求无限增殖的资本逻辑，所谓“人类中心”不过是资本中心的遮羞布，最终导致的是自然的枯竭与大多数人的生存困境。《形态》进一步指明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的本质内涵——它绝非以征服、掠夺自然为核心的片面主体性，而是建立在“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的、共同体层面的理性自觉。这种真正的“人类中心”，意味着人类摆脱了资本与异化劳动的束缚，以社会共同体的整体意志，“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3]。它强调的不是人类对自然的单向度支配，而是人类作为共同体，以符合自然规律与自身全面发展的方式，与自然建立有机统一的新陈代谢关系——这既是对虚假“人类中心主义”的彻底批判，也为人类主体性的真正实现指明了方向，为当代破解人类中心主义误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4.3. 指向了社会变革的生态解放路径
《形态》不仅诊断了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更明确指向了一条以社会变革为核心的生态解放路径，为破解人与自然的异化困境提供了根本性的实践指引。马克思与恩格斯深刻揭示，人与自然的“代谢断裂”并非技术或观念问题，而是根植于由旧式分工和私有制所塑造的剥削性社会关系之中。旧式分工将人束缚于片面的劳动中，割裂了生产与消费、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私有制则将生产的根本目的扭曲为资本增殖，使自然沦为少数人掠夺的对象。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绝非单纯依靠道德谴责或技术改良就能达成，根本出路在于变革造成这种异化与断裂的社会关系，即消灭旧式分工、破除私有制对人与社会的束缚。《形态》中生态思想实现了生态运动与社会正义的追求的统一。生态危机的本质是社会危机的延伸，生态解放必然要求社会解放，只有消除了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才能从根本上终结人对自然的掠夺与破坏，从而避免了生态治理陷入“只谈环保不谈公平”的道德说教，或“只改技术不改制度”的改良主义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对《形态》这一生态解放路径的现实继承与创新发展。中国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重构生产方式，以“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发展模式转型，本质上都是在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完善社会制度，来规范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这种将生态治理与社会变革、共同富裕目标相结合的实践，既回应了《形态》中“生态解放依赖社会关系变革”的核心思想，又结合中国实际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它证明了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植根于具体的社会制度与发展阶段，通过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的实践不仅验证了《形态》生态思想的当代有效性，更以鲜活的实践成果表明，只有将生态建设与社会变革紧密结合，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可持续的生态解放之路，为人类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