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中，价值理论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从古典经济学派开始，经济学家们就不断探索价值的本质、来源和决定因素。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学科交叉，为价值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深入分析，全面揭示了价值运作的内在逻辑。该理论体系中，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劳动是价值唯一来源的根本原则；剩余价值学说则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剥削行为的实质。上述理论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深刻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为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与经济学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例如，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生产关系层面揭示危机根源，而经济学则从宏观经济指标、市场机制等角度进行分析，两者结合能够更全面地认识经济危机的本质与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数字信息时代后，新兴的数字技术和经济模式对传统价值理论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在数字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平台经济兴起，这些新现象不仅需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去解读，也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有助于深入探究数字经济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利益分配机制等深层次问题。
本研究旨在梳理经济学史上各重要经济学派和经济学者关于“价值”的思想，并深入探讨数字时代的“价值”内涵、创造方式及其理论基础。通过将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跨学科交叉研究，期望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价值理论的发展脉络与数字时代的价值现象。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广泛查阅经济学经典著作以及数字时代经济研究的相关文献，梳理价值思想的发展脉络；运用历史分析法，将不同经济学派的价值理论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理解其产生的根源和影响；通过案例分析法，结合数字时代典型的经济案例，深入剖析价值创造的新形态和新机制。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紧密结合经济学史和数字时代的经济现实，全面系统地分析价值理论的演变与发展，为数字时代的价值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同时加强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学科融合，拓展价值理论的研究边界。
2. 经济学与马理论跨学科视角下的价值思想基础
2.1. 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
(一) 前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
在经济学的漫长发展历程中，前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为后续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古希腊时期的价值学说
色诺芬[1]在《经济论》中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界定财富，并认识到物品具备使用与交换的双重功能。他以笛子为例说明，物品对拥有者而言是否为财富，取决于其是否具备使用价值；若通过交换转让给会用之人，它便实现了财富属性。这反映出色诺芬主要立足于自然经济来看待财富与交换。与之相应，柏拉图则从社会分工的视角出发，论证了分工、交换与货币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已认识到货币所承担的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职能，指出货币为交换提供了关键便利。
亚里士多德[2]对商品属性作出了经典区分，指出其具有满足需求的“使用”与进行交易的“交换”两种功能，并强调前者是物品固有的属性，而后者则非固有。他深刻认识到，交换得以进行的前提是商品之间必须存在某种内在的、可通约的等同性，这个等同的实体便是价值。然而，他最终未能揭示这种“共同的质”的本质，从而否定了自己的这一发现。在此基础上，他论证了货币诞生的必然性，指出货币作为“一般的衡量尺度”，使得所有商品的价值得以通约与衡量。此外，他极具前瞻性地区分了作为使用价值总和的“财富”与以货币增殖为目的的“货殖”，这一区分预示着经济形态的历史性变迁。
2) 古罗马时期的价值学说
瓦罗[3]在《论农业》中从价值论层面指出，农业生产活动具有效用与乐趣双重目的，其中效用旨在实现物质利益，乐趣则对应精神愉悦，且效用居于优先地位。奥古斯丁则提出了源自罗马法及法学著述的公平价格理论，将其界定为特定时期内不受市场波动影响、为多数交易者所普遍接受的价格，本质上是一种与价值相符合的平均价格。然而，受当时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并未对公平价格的具体内涵展开系统论述。
3) 西欧中世纪时期的价值学说
亚尔贝兹·马格努将商品交换的平等性归因于交易双方所投入的劳动量相等。托马斯·阿奎那继承了这一劳动价值观点，并将价格纳入主观分析范畴。他将“公平价格”定义为能够保障卖者维持符合其社会等级地位的生活条件的价格，并强调该价格取决于商品为使用者带来的收益大小及其效用程度。因此，阿奎那认为公平价格并非绝对确定，而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人的主观评价[4]。在他的学说中，价值与价格不分，“公平价格”实质上是与价值相符合的价格，其效用决定价格的观点，开启了以后效用价值理论的先河。
(二) 古典经济学派价值思想
1) 威廉·配第的价值观点
威廉·配第[5]被公认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其研究为该领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他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之一，是率先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系统性阐述，初步构建了其理论雏形。为深入剖析商品价值的决定机制，配第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然价格”、“政治价格”与“真正的市场价格”这一组相互关联的概念框架。他试图通过这一概念体系论证，凝结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时间及其对应的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和决定其内在价值的根本性规律。配第已初步认识到创造价值的劳动与形成使用价值的劳动之间存在分野，并进一步提出，唯有生产金银的劳动才直接创造价值，而其他所有门类的劳动，则需通过与其进行交换，方能获得相应的价值表现形式。此外，他主张价值由土地与劳动共同决定，将二者视为价值来源的基本要素。在《赋税论》中，配第借助“谷物与白银”的交换实例阐释其价值决定机制：一定量谷物与一定量白银所包含的劳动若能在市场交换中实现等价，即表明二者价值相等。这种思想为后来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尽管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开启了对价值来源的深入思考。
2) 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
亚当·斯密[6]在《国富论》中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体系化推进，系统阐述了其价值理论。他清晰界定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前者指物品满足需求的能力，后者则体现其换取他物的能力。亚当·斯密在其理论中，首次将劳动置于商品交换体系的核心，确立了其基础性地位。他明确提出，劳动是衡量所有商品交换价值的根本尺度。斯密进一步阐释，决定商品内在价值的本质因素，可归结于生产这一商品所必须投入的劳动数量。他借助早期社会捕猎海狸与鹿的实例说明：若捕猎一只海狸所需劳动为鹿的两倍，则一只海狸可交换两只鹿，以此体现劳动时间对交换价值的支配作用。然而，斯密的价值理论在拓展至存在资本积累与土地私有制的经济模型时，呈现出内在的不一致性。为解决此矛盾，他提出了价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共同决定的“收入说”，该学说在逻辑上与其最初的劳动价值论前提产生了显著的背离。
3) 大卫·李嘉图的价值学说
大卫·李嘉图[7]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对劳动价值理论作出了更为系统的阐述与推进。他明确主张，商品的价值量根本上取决于其生产过程中所必须耗费的劳动时间，从而确立了这一核心原则。他将劳动时间进一步区分为直接投入的活劳动与生产资料所凝结的物化劳动，强调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并明确反对亚当·斯密在价值决定问题上的二元立场。在分析农产品价值时，李嘉图提出其价值取决于在最劣等土地上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认为只有保障该条件下的平均利润，才能维持农产品的基本供给。然而，其理论体系亦存在显著困境：一方面难以合理解释劳动与资本交换同价值规律的表面矛盾，另一方面无法调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现象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内在张力。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对劳动价值论的持续探究，虽有其历史局限性，却为后续经济学发展构建了重要的思想基石。
(三) 边际效用学派价值理论
19世纪70年代前后，以边际效用为核心的经济学派兴起，促使价值理论研究发生了根本性转向。其分析焦点从古典的客观生产成本学说，逐渐移向强调个体心理感知与需求作用的主观价值理论。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与庞巴维克等学者于同期独立地阐述了这一核心思想，共同奠定了该学派的理论基石。
1) 杰文斯的边际效用理论
在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杰文斯系统阐述了以“边际效用程度”为核心的价值理论[8]。他强调，商品的价值并非来源于劳动等客观投入，其真正的根基在于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估。具体而言，价值量的大小取决于该商品所能满足的最后且最微弱的那个需求单位的效用，即由边际效用所决定。例如，在一个人极度饥饿时，第一块面包对他的效用极高，因为它能满足最迫切的生存需求；随着不断进食，每多一块面包带来的满足感逐渐降低，当他感到饱腹时，再多一块面包的效用就变得极低，甚至可能产生负面效用，如导致不适。此时，最后一块面包的效用就是杰文斯所说的“最后效用程度”，它决定了面包在这一情境下的价值。
2) 门格尔的主观价值论
门格尔[9]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提出了主观价值论。门格尔认为，物品的价值取决于人对物品满足欲望程度的主观评价，而不是物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或其他客观因素。他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系统阐述了其价值理论，核心论点在于：物品的价值并非取决于其内在的客观属性(如所凝结的劳动量)，而是源于经济行为主体对其满足自身欲望能力的主观评价。他进一步指出，价值量的大小由该物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即遵循欲望满足的递减规律——随着同种物品消费数量的增加，每一新增单位所带来的满足感增量依次递减，而最后一单位物品所能提供的效用，便是决定其价值的边际效用。
3) 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与价值思想
作为边际效用学派的重要发展，庞巴维克[10]的“时差利息论”将价值分析引入了时间维度。他指出，由于“时间偏好”规律的存在，现在物品相较于未来物品享有一种价值上的“贴水”。正是这种源于主观评价的、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之间的客观价值差额，构成了利息产生的根本源泉。他在《资本实证论》中通过多个例子阐述了这一观点，比如人们更愿意现在就拥有一笔钱去消费，而不愿意等待未来获得同样数量的钱，为了让人们放弃现在的消费而选择未来消费，就需要给予一定的利息补偿。庞巴维克的理论进一步丰富了边际效用学派的价值思想，将时间因素引入价值分析中。
(四) 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综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并逐渐与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相互融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承袭了主观价值论的基本立场，并通过引入边际分析与均衡分析，构建起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将价值决定问题置于个体边际效用与市场均衡互动的过程中进行考察，从而形成了一个逻辑自洽且更为完整的价值理论体系，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石。
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1]，在其《经济学原理》中创立了以供给与需求为核心的均衡价值论。他批判了单一因素决定论，主张商品价值由市场供求共同决定，并首次以均衡价格作为价值的量度，由此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价格理论的基础。
从供给角度分析，商品的供给价格主要由其生产成本决定。生产成本涵盖了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各项生产要素的报酬，包括劳动对应的工资、资本对应的利息以及土地所对应的地租等。随着产出规模的变动，生产成本亦可能发生相应变化，进而对供给价格产生影响。在部分制造业中，规模经济效应可使单位成本随产量扩大而下降，从而推动供给价格降低；而在某些依赖自然资源的产业中，由于资源日益稀缺，生产成本可能逐渐上升，引致供给价格提高。
从需求视角分析，一个人愿意为某件商品支付的价格，核心取决于他对该商品最后一单位效用(即边际效用)的主观评判。根据边际效用逐步降低的原理，当个人持续增加某种商品的消费数量时，每一个新增加的单位所提供的效用会依次减少。这种边际效用的衰减，直接导致消费者的最高支付意愿随之递减，从而在理论上揭示了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内在行为逻辑。
在市场运行中，价格作为核心信号引导着供求的调整。当价格偏离均衡水平时，市场会自发产生反向调节力量：若价格高于均衡，将引发供给过剩，生产者间的竞争会促使价格回落；若价格低于均衡，则会导致需求过剩，消费者竞争会推动价格上升。这一基于价格信号的动态过程，持续驱动市场向供求均衡状态趋近，并在此均衡点上决定商品价值。
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综合理论融合了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说与边际效用学派的效用分析，并借助数学工具对理论加以形式化处理，提升了价值分析的精确性与科学性[12]。该理论突出市场在价值形成中的核心作用，指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能够引导供求实现均衡，进而达成资源配置的效率最优化。这一体系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对后续经济研究与实践影响深远。如今，基于该理论所发展的均衡分析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研究，为政策设计与经营管理提供了关键的分析框架。
2.2.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价值思想
(一)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内容
在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中，对商品两种属性的剖析是整个理论赖以建立的关键基石。这一学说深刻阐明，所有商品都是使用属性与价值属性的内在结合体。作为商品的自然形态，使用价值指其具体的、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实际物质用途，并构成了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而价值则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本质，是在交换中得以表现的抽象人类劳动的体现。例如，粮食可以满足人们的温饱需求，衣服可以为人们提供保暖和装饰的功能，它们的这些属性就是使用价值的体现。价值，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构成了商品的交换维度。然而，其本质并非附着于商品体的自然属性，而是隐蔽于商品这种“物的外壳”之下的社会内容。就其本质而言，价值实质上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它必须通过物的交换关系才得以表现。正是由于价值这一共同本质的存在，才使得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能够在市场交换中确立等价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二重性学说构成了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这一理论揭示：生产商品的同一劳动过程包含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作为特定形式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而作为无差别人类劳动耗费的抽象劳动则形成商品价值。这一区分不仅解决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未能解答的根本问题，更为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基础([13]: p. 54)。具体劳动以其异质性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其多样性源于劳动形式(如目的、对象与手段)的差别；抽象劳动则作为同质的人类劳动耗费，构成了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二者是同一劳动过程的双重规定，并非在时空上可分离的活动。前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物质交互，后者则承载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在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中，一个基本论点指出：商品的价值量并非由生产者各自的劳动时长所确定，而是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客观的社会标准([13]: p. 53)。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体是指在当前社会普遍的生产条件下，以平均的劳动技能水平和强度，生产出一个单位使用价值所必须投入的劳动时间。这一界定强调了价值决定过程的社会共同性与客观依据，为理解商品交换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一定义体现了价值决定的社会性与平均性，是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凝结的必然量化形式。它作为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内在尺度，其水平由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所决定，而非个别生产者的劳动耗费。例如，在一定时期内，若社会普遍生产一件上衣需8小时，则无论个别劳动时间如何，该商品的市场价值即由此8小时决定。如果个别生产者的生产条件优于社会正常生产条件，其生产一件上衣只需6小时，那么他在市场上仍然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量来出售商品，但他可以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反之，如果个别生产者的生产条件较差，生产一件上衣需要10小时，那么他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出售商品时，就会亏损。
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构成了一对辩证关系([13]: p. 35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接表现为具体劳动的生产效率提升，即单位时间内产出的使用价值量增加。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形成的总价值量不变，这便导致了更多的使用价值量来分摊这不变的总价值，其结果便是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下降，呈现出此长彼消的运动规律。其内在经济机理在于，效率的提升压缩了生产单位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降低了其价值基础。例如，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电脑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原来生产一台电脑可能需要10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现在只需要5小时，那么电脑的价值量就会相应降低，在市场上的价格也会下降。
(二) 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研究价值，为我们理解社会经济现象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价值并非永恒的物性范畴，而是特定社会形式——即商品生产关系——的客观表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的生产与实现过程，本质上映射并维系着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因此，对价值范畴的剖析，构成了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发展规律的逻辑起点。这种从社会生产关系出发研究价值的方法，使我们能够透过经济现象的表面，看到其背后的社会本质，为理解社会经济现象提供了深刻的视角。
马克思运用辩证方法，深刻剖析了商品经济的矛盾结构，特别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以及劳动的二重性规定。正是这些矛盾的展开，推动了价值形式的演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价值规律作为这一矛盾运动的必然表现，通过价格信号指挥着社会资源的流动，既成为技术进步的刺激因素，也作为竞争性筛选的内在机制。这种对价值规律的辩证分析，使我们认识到价值规律在商品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为我们在经济实践中遵循价值规律、合理利用价值规律提供了理论指导。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立足于唯物史观，通过辩证方法揭示了其运行的内在规律与自我否定性。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着一个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即社会化的生产过程与私人化的资本占有形式之间的冲突。这一矛盾不仅是周期性危机的根源，更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历史界限。这一深植于制度内部的矛盾，不仅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也构成了推动资本主义走向自我否定、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动力。这种分析方法为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也为我们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2.3. 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价值思想上的关联与互补
(一) 理论基础的相互影响
经济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价值研究的理论基础上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的关系。通过创立劳动二重性学说，马克思完成了对古典劳动价值论的根本性超越。他首次科学区分了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与形成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这一发现破解了古典经济学因未能区分劳动二重性而陷入的理论困境，使价值本质问题得到了科学说明，从而将劳动价值论提升到全新的科学高度。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以其深刻的批判性，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独特的理论视野。其核心贡献在于，通过揭示资本运动的内在矛盾与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它打破了资本主义永恒和谐的神话，促使人们对经济制度的本质、阶级关系及其历史命运进行彻底的反思。这促使经济学家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更加关注经济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矛盾。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虽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但他们在研究中也不得不考虑到经济中的利益冲突和分配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为应对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带来的理论挑战，当代经济学研究正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汲取思想资源。其对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和对劳动价值的重新审视，为理解新技术条件之下的价值源泉、分配关系及经济形态的演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批判性视角。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在不断吸收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自身的价值理论，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二) 研究视角的互补性
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研究价值时具有不同的视角，这些视角相互补充，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价值现象。经济学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研究价值[14]。微观经济学侧重于从个体经济主体的行为出发，研究市场供求关系、价格机制和资源配置等问题，关注的是单个商品的价值决定和交换行为。例如，边际效用学派的核心主张在于，将商品的价值量归结为消费者对其边际单位效用的主观评价，即物品满足最末端欲望的能力。新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运用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方法，进一步研究了市场供求均衡时商品的价值决定，强调市场机制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
宏观经济学则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出发，研究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等宏观经济问题，关注的是社会总价值的创造和分配。例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兴起，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增长，这涉及对社会总价值的创造和分配的宏观调控。
马克思主义理论则从社会历史的视角研究价值，强调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产生和发展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构成了分析的起点。通过对商品二重属性与劳动二重形式的剖析，以及价值规律运行机制的研究，马克思系统阐释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内含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剥削实质。他将价值的创造与实现过程，置于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之中加以考察，指出该制度的根本矛盾体现为生产过程的日益社会化与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对立。这一根本矛盾进一步被阐释为引致资本主义经济不断爆发周期性危机的内在动因。马克思的研究视角使我们能够从社会历史的高度，深入理解价值现象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矛盾，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了更深刻的理论指导。
将经济学的微观与宏观视角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视角相结合，可以更全面地研究价值。在研究数字化时代的价值创造时，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可以分析数字企业的生产决策、成本收益和市场竞争等问题，研究数字产品的价值决定和定价策略；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探讨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以及政府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政策调控作用；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视角，则可以分析数字化时代生产关系的变化，如数据要素的占有和分配关系、数字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等，揭示数字化时代价值创造和分配背后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通过这种多视角的结合，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数字化时代价值创造的本质和规律，为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战略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持。
3. 数字时代的价值创造与特征
3.1. 数字时代经济特征
(一) 数字技术驱动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化进程[15]，正在全面变革现有的产业结构，并构成了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引擎。这些技术的广泛渗透与深度融合，正逐步重塑传统的生产、交换及消费形态[16]。具体而言，大数据技术使企业能够对海量市场信息进行采集与解析，进而实现精准化营销与个性化定制生产；人工智能则显著提升了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水平，优化要素配置效率，并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演进。亚马逊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对用户消费行为与偏好进行大数据挖掘与分析，从而实现了精准的商品个性化推荐，并最终在提升用户购物体验的同时，驱动了平台销售转化效率的显著增长[17]。
(二) 平台经济兴起
平台经济是数字时代的典型经济模式，以数字平台为核心连接供需双方，创造了全新的经济生态[18]。平台通过提供基础设施、交易规则和服务，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资源的高效配置。例如，网约车平台滴滴通过连接乘客和司机，实现了出行需求和供给的快速匹配，不仅提高了出行效率，还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平台经济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产业边界，形成了多元化的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体系。
3.2. 数字时代价值创造新形态
(一) 数据价值挖掘
在数字化背景下，数据已演进为一种关键性生产要素，其内在经济价值主要通过深度挖掘与系统性解析得以实现[19]。基于对消费者行为数据、偏好模式等信息的分析，企业能够精准洞察市场需求动向，进而指导其产品体系与服务模式的创新，使之更精准地契合市场预期。例如，今日头条利用算法对用户浏览数据进行分析，为用户推送个性化的新闻资讯，吸引了大量用户，实现了数据的商业价值。数据的价值还体现在其能够为企业提供决策支持，帮助企业优化生产流程、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
(二) 网络效应价值
数字平台呈现出显著的网络效应，其核心特征表现为平台价值随用户基数的扩大而呈现非线性增长的趋势[20]。该现象的动因在于，用户规模的扩张直接带来了交易可能性的增多、内容生态的丰富以及整体用户体验的优化，由此形成一个强化平台吸引力的正反馈循环。以社交平台微信为例，其庞大的用户基础不仅巩固了作为日常通讯工具的地位，更催生了移动支付、小程序及公众号等多元业态，在为用户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商业价值的持续增值。网络效应使得数字平台在市场竞争中具有强大的优势，能够迅速占据市场份额并形成垄断地位。
(三) 创新生态价值
数字时代创新加速，形成了创新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创业者等各类主体相互协作、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21]。例如，以苹果公司为核心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了硬件供应商、软件开发者、应用商店、消费者等多个环节。苹果公司通过构筑包括操作系统、开发工具与应用程序商店在内的集成平台，成功吸引并聚集了大规模的第三方开发者社群。这些开发者创造的丰富应用，极大地扩展了苹果产品与服务的功能边界，增强了其整体吸引力。该模式构建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软件生态的繁荣有效拉动了硬件产品的市场需求，而硬件的普及又反过来为软件生态注入更多活力，最终形成一个协同共生、持续创造巨大价值的创新系统。
4. 数字时代价值理论的经济学分析
4.1. 传统价值理论的适用性分析
(一) 劳动价值论在数字时代
在数字时代，劳动的形式和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数字劳动不仅包括传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还包括数据生产、平台运营、算法设计等新型劳动形式[22]。经典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关于劳动形成价值的核心观点依然成立，然而针对数字化劳动如何生成价值的具体机制，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细致探究。在软件开发过程中，程序员的创造性劳动通过代码的编写转化为软件产品的价值，而软件产品在市场上的价值实现又受到市场需求、技术创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数字化劳动领域，价值评估正遇到新的挑战。如何精确衡量这类劳动所生成的价值，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二) 边际效用理论的新应用
在数字产品消费领域，边际效用理论展现出新的特征[23]。这主要源于数字产品固有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即某一消费者的使用行为并不妨碍他人对同一产品的消费，且供给方新增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这使得数字产品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能发生变化，例如，一款热门的手机游戏，随着玩家数量的增加，游戏的社交互动性增强，可能会使每个玩家的边际效用不降反升。另一方面，数字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快，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变化也更加迅速，这对边际效用理论在数字产品市场的应用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更加关注消费者的动态偏好和市场的快速变化。
4.2. 数字时代价值创造的新理论探索
(一) 平台价值理论
构建平台价值理论框架，需要考虑平台的价值形成、评估与分配。平台的价值形成主要源于其连接供需双方、降低交易成本、创造网络效应等功能[24]。在估值实践中，传统估值工具如市盈率或市净率模型对平台型企业的适用性有限。因此，需要根据其数字平台特性，整合用户基数、活跃程度、交易总量及网络效应的强弱等关键指标，构建新的评估框架。在价值分配上，平台企业需要合理分配价值给平台上的各方参与者，包括商家、消费者、开发者等，以激励各方积极参与平台生态建设，实现平台的可持续发展。
(二) 数据价值理论
数据价值理论需要深入分析数据价值的计量、交易与产权问题。在数据价值计量方面，学界与业界普遍认为尚缺乏统一标准，因其评估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过程，必须统筹考量数据质量、稀缺程度、时效性以及其具体的应用场景等多重变量[25]。例如，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高质量的客户信用数据具有极高的价值，其价值可以通过对信用风险评估、精准营销等方面的贡献来衡量。数据交易的有效开展面临数据作为特殊要素的多重挑战，包括其易于复制与传播的特性、产权界定的模糊性等，这些因素共同要求构建系统化的数据交易规则与市场运行机制，以保障交易过程的安全性、公平性与效率。在此基础上，数据产权的清晰界定成为释放数据价值的重要制度基础，涉及数据所有权、使用权及收益权等权利内容的归属安排。然而，当前学界与实务界对该问题尚未形成共识，相关理论构建与政策设计仍处于探索阶段，亟需深化研究并推动制度创新。
5. 结语
本文梳理了经济学史中古典经济学派、边际效用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思想，这些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经济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深入分析了数字时代的经济特征和价值创造新形态，探讨了传统价值理论在数字时代的适用性以及数字时代价值创造的新理论。研究表明，数字环境下的价值生成过程表现为以数据为核心驱动力、网络外部性突出以及创新系统协同等新特征。这要求既有的价值理论必须作出相应的发展与更新，从而更有效地阐释和引导现实经济活动。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数字经济价值理论深化方面进一步展开，例如完善平台价值理论和数据价值理论的模型构建和实证研究；在跨领域应用方面，探索将数字时代价值理论应用于不同行业和领域，如医疗、教育、金融等，以推动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价值创造。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数字时代的价值创造和分配将面临更多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持续关注和研究，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实践提供更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