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逍遥游》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意义。然而，在将其推向世界的过程中，如何准确地传达其文化负载词的深层含义，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挑战。本文以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指导，对《逍遥游》中的五类文化负载词进行探究，了解理雅各这位外国译者对中国典籍进行英译时可能会面临的挑战，旨在为研究外国汉学家对中国典籍英译的思考提供一点见解。
2. 文化翻译观及《逍遥游》
2.1. 文化翻译观
文化翻译观是翻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交流，且注重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处理。文化翻译观的主要内容是：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它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但文化移植是一个过程；语言不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等等[1]。简而言之，翻译远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过程，更是一种文化转换的过程。
国外研究早期的焦点往往在于语言层面的精准对应，注重文本内容与形式的对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近几十年的学术演进中，翻译学者们的视线日益拓宽，愈发重视起文化层面的转换与传达。所以当研究者们遇到与自身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的语境时，仅仅靠语言的形式与目的解决不了。因此，文化翻译理论学派应运而生。苏珊·巴斯奈特作为文化翻译领域的代表人物，她认为，“翻译研究，应广泛涵盖其背后的语境复杂性、历史脉络以及社会惯例等多重维度，不应仅局限于源语与目标语文化中的语言符号本身。”也就是说，翻译远非单纯的语言符号转换，而是一个深度融入社会语境与文化背景的复杂过程。在深刻剖析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的关系后，其文化翻译观念建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步成熟完善。在这期间，她出版大量专著论文，将其关于文化翻译的理念的阐述具象化，包括：《翻译研究》(2004) [2]、《翻译、历史与文化》(1990) [3]等。1990年，巴斯奈特与安德烈·勒菲弗尔出版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不仅为翻译研究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更在其中鲜明地阐述“文化转向”这一概念，将翻译理论研究者的视角从语言角度转到文化层面，引领着学者们向更加全面、深刻的文化解读与翻译实践迈进。自此文化翻译理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国内学术界也对文化翻译进行了深入探讨。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翻译”这一概念被正式引入国内。国内较早的有关文化翻译的文章则是刘山在《翻译通讯》中发表的《翻译与文化》，他在文中指出翻译应实现文化意义上的等值，主张译者通过一种民族语言去忠实且恰当地反映目的民族语言，从而吹响了从文化角度论述翻译的号角。然后，王佐良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中强调译者为文化探索者与诠释者，需深刻理解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既深谙本土文化，又精通外国文化，包括历史、风俗、经济、情感、哲学及科技等。他提倡文化比较视角，确保译文在两种文化间精准传达意义、功能、范围及情感，实现文化对等。而杨仕章的《文化翻译观：翻译诸悖论之统一》亦强调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核心地位，呼吁译者敏感于文化差异，致力于搭建跨文化理解与沟通的桥梁[1]。一批国内学者将目光转向研究翻译与文化二者之间关系，并撰写一系列文章、专著，这大大加强了文化翻译领域的学科建设。同时，在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国内翻译领域把文化翻译观作为翻译实践理论指导的情况越来越多，说明文化翻译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正在朝着不断向好的势头发展。国际化交流背景下，各民族之间交流日渐密切。
2.2. 《逍遥游》与文化翻译观
在明晰文化翻译观的内涵后，《逍遥游》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其英译过程与该理论有着紧密联系。《逍遥游》凭借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可以成为文化翻译研究领域中的宝贵素材。而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逍遥游》的英文翻译工作能够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使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能够更加妥善地处理文化元素，从而实现文化的有效交流与广泛传播。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在《逍遥游》英译中需把握三个核心：其一，精准传递道家哲学内核(如“无所待而游无穷”的生命境界)，对文化负载词采用音译加注等方式补偿文化缺位；其二，动态平衡异化与归化策略(异化策略是指在翻译中尽量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和语言形式，使译文带有异域文化风情；归化策略则是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语的文化习惯和表达方式，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既保留原文隐喻体系与古典韵味，又通过适度归化增强英语读者的认知通达性；其三，立足文化翻译观，将文本视为文化有机体，在语言转换中实现文化移植与审美协商，最终使英语读者既能感知庄子思想的异质特性，又能通过文化解码获得哲学共鸣，真正搭建起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桥梁。因此，在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领域，译者应该遵循“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准则，即首要任务是尽可能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与风貌。若直接移植文化因素存在困难，则可灵活采用归化策略，以确保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与理解度，从而达成文化交流与传承的双重目标。而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不断发展，也正是得益于翻译中不断借鉴和吸收异质文化的精髓。季羡林(1995)在《中国翻译词典》的序言里就中国文化与翻译关系的论述做过形象阐述：“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从未枯竭，原因是有水注入……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东方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4]
3. 文化翻译观下《逍遥游》中文化负载词的译文分析
上文已明确《逍遥游》其英译过程与文化翻译观紧密相关，而文化负载词在语言中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将以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作为切入点分析。文化负载词承载着文化积淀与信息，揭示地域特色。这些词汇、词组及习语标志文化身份，展现民族独特性[5]。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跨文化交流。语言与文化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奈达将文化定义为“社会信仰与实践的总和”[6]且将其分为生态、语言、宗教、物质、社会五类[7]，文化负载词亦可相应划分为五种类别，即为生态文化负载词、语言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可以说，文化负载词如同文化宝库中的珍贵宝藏，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但在翻译时却如同跨越文化鸿沟的艰难旅程。此部分将采用案例分析法对《逍遥游》中文化负载词的译文进行分析。深入剖析译文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方式，探究译文的优缺点及其背后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译文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和改进方案。
3.1. 生态文化负载词
全球范围内，地域的辽阔与生活环境的多样性孕育了各异的文化形态。生态文化负载词，这一融合了生态环境、季节更迭、地貌特质及生物种群的语言载体，其内涵深深烙印着各地独特的自然印记。由于文化视角的多元性，即便是同样的一片天空或一片森林，在不同国家人们的眼中，也可能映射出截然不同的意义与情感，这无疑增添了跨文化文本解读的深度与挑战[8]。基于巴斯奈特的文化异质性保留原则，生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需通过意象重构与注释补偿，激活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联想。下文以“鲲”“斥鷃”为例，探讨理雅各译本对道家自然观的跨文化转码。
例1：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理雅各译文：In the Northern Ocean, there is a fish, the name of which is Kun.
“鲲”，其本意指鱼卵，此处被巧妙地借用来表示大型鱼类的名字。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种巨大的鱼，后化为鹏，象征着宏大的气魄和变化无常的宇宙观。理雅各采用了音译的策略，即保留“Kun”的发音，这种方法属于异化翻译范畴，其核心思想在于保留源语言中的文化元素，更能突显其具有中国特色含义。但在缺乏上下文或注释的情况下，英语读者可能无法直观感受到“鲲”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中巨大生物的宏伟意象。翻译的目的在于突破语言障碍，同时考虑到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或许可以在译文中加入一些解释或注释，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鲲”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当然，理雅各在翻译《逍遥游》时，对“鲲鹏”添加了详尽的注解，在注释里，理雅各先解释了鲲鹏的表层含义。鲲和鹏都是体型庞大的生物，同时还将鲲鹏与西方传说中的海怪和巨鸟进行了对比。随后，理雅各解释了鲲鹏的深层含义，说庄子之所以描写庞大的鲲鹏是在与后文的小鸟雀作比较[9]。因此，在译文中加入一些解释或注释，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鲲”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还可以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理解。
例2：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适也？”
理雅各译文：A quail by the side of marsh, laughed at it and said, “Where is it going to?”
“斥鷃”是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词汇，它不仅是一种小鸟的名称，还隐含了这种小鸟飞行能力有限、视野狭窄的特点，这在原文中是与大鹏的宏伟志向形成鲜明对比的。理雅各将其译为“A quail by the side of marsh”，虽然“quail”在英语中确实指一种小鸟，且具有胆怯、畏缩之意。但并未准确传达出“斥鷃”在中国文化中的特定含义和象征意义，也没有体现出其飞行高度有限的特征。翻译应旨在冲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在这个例子中，如果译文不能准确传达原文中的文化内涵，那么英语读者就很难理解原文中通过“斥鷃”与“大鹏”的对比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为了更好地遵循文化翻译观的原则，建议将其可译为“The sparrow known as Chiyan”。这样的译法保留了源语中的文化元素，但仅仅通过音译和简单的解释可能还不足以完全传达“斥鷃”在原文中的全部文化内涵。显然，生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普遍面临文化意象的不可通约性。译者可能还需要在译文中加入适当的注释或解释，说明“斥鷃”在中国文化中的具体含义、象征意义以及与大鹏的对比关系等。而结合理雅各的社会角色和时代背景，他的翻译选择体现了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考量和努力。一方面，作为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他试图在忠实原文和文化可接受性之间寻找平衡；另一方面，受限于当时的跨文化交流水平，他更多地选择了相对保守的翻译策略，以避免造成读者过多的文化隔阂。因此，当代译者需以“异化 + 注释”策略重构文化语境，如将“斥鷃”译为“The sparrow known as Chiyan (a low-flying bird with limited vision)”，这样便可在一定程度上既保留异质符号“Chiyan”，又通过注释明确其文化内涵。所以对于生态文化负载词的英译，跨文化信息的传递的确是一大难题，如何在中西文化背景不同的情况下，找到其功能对等的文化意象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是可以通过异化翻译策略，并对其增加注释，实现原文与译文的文化对等，以传递跨语言的文化信息，毕竟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
3.2. 语言文化负载词
各种源自不同文化的语言，历来都是各自民族文化的一种外在展现与映射，特别是在翻译富含文化特色的词汇时，译者需在充分考虑译文目的的前提下，审慎地选择翻译策略，以保障东西方各民族文化的传播渠道多元且富有创新，从而维系语言文化生态系统的持久繁荣[10]。这些词汇常常带有浓厚的地域和时代特色。例如，《逍遥游》中的“扶摇羊角”。在翻译过程中，则要极大程度地保留这些文化特色词汇，实现跨文化信息的准确传递，也就是文化的移植，并全面考虑中西方文化背景对翻译结果的影响。
例3：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
理雅各译文：On a whirlwind it mounts upwards as on the whorls of a goat’s horn for 90,000 li
扶摇和羊角在古代文献中都有特殊的文化含义。理雅各，作为深谙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汉学家，准确把握文化负载词，如“扶摇”和“羊角”。扶摇是指旋风，羊角则是指羊的角。因此，“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实际上是指大鹏鸟借着旋风的力量，像羊角一样盘旋而上，飞到九万里的高空。理雅各将“扶摇”翻译为“whirlwind”，将“羊角”翻译为“the whorls of a goat’s horn”，并解释了它们在大鹏鸟飞行中的作用。通过直译加解释的方式，对“扶摇羊角”的复合式处理既保留了“旋风”的物理属性，又通过“羊角螺纹”的具象化类比实现文化转码。理雅各成功地传达了“扶摇羊角”的文化内涵，使西方读者能够领略到大鹏鸟借着旋风力量盘旋而上的壮观景象。然而，在进行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时，也存在文化损失或误解的可能。而这些文化认知差异引发的理解偏差，译者常采用直译加注等策略，这些策略本质上呼应了文化翻译观——将翻译视为文化移植而非单纯语言转换。当直译策略与动态注释相结合时，既维护了源语文化的异质特征，又通过认知框架重构达成文化可及性。总之，理雅各充分考虑背景、角色及受众需求，选择恰当翻译策略，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积极贡献。
3.3. 宗教文化负载词
宗教元素、哲学元素、神话、传说、信仰、情感等是宗教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正如，道教起源于中国，且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中。中文中有很多与宗教信仰相关的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关系远比我们的想象要密切得多。宗教信仰的差异肯定导致了语言的差异。而翻译是跨文化移植过程，需在目标语中保留源语文化的独特性，避免文化异质性的消解。针对源于文化中隐含的宗教哲学概念，还需要通过注释、意向重构或者文化类比的手段补偿文化空缺[11]。因此，这些在文本翻译中构成巨大障碍的敏感问题需要翻译人员充分关注。
例4：北冥有鱼
理雅各译文：In the Northern Ocean，there is a fish
王先谦在《庄子集解》[12]中对“北冥”的释文为“本一作溟，北海也”。此北海乃中国境内的北海，并非四大洋之一。故或许翻译为“the North Sea”更为合适，然而，仅仅将其翻译为“海”，却丢失了“冥”字本身所蕴含的幽暗深远之感，以及道家特有的那种玄妙深邃的哲学韵味。“北冥”正所谓“有水的底蕴，同时指向深远、幽暗。谓其极遥远玄幽，深邃不明之状。”[13]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常指极北的深海，是一个充满神秘和想象的地点，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理雅各将其译为“Northern Ocean”，虽然基本传达了地理位置的概念，但可能未能完全传达“北冥”的深层次含义。此例凸显文化缺省问题——源语文化中的宗教哲学内涵在目标语中无直接对应。理雅各在此处的选择，或许是考虑到目标读者的接受度及当时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转而采取了一种较为直接的以地理位置描述的翻译方式，以便让西方读者能够迅速定位到描述的地理方位。而其他的译者，如梅维恒将“北冥”译为“darkness of the Northern Ocean”，魏鲁南将其译为“dark waters to the north”，这种翻译方式巧妙地捕捉到了“北冥”所蕴含的“海”的广阔与“幽暗”的深邃双重意境，传神地表达了其精髓[14]。以意象重构补偿“冥”的哲学意蕴，既保留地理指向，又激活文化联想，实现了跨文化传递的动态对等。这也提醒我们，在当今出版的众多古代文学作品选集中，对于“北冥”的注释不应仅仅局限于“北海”，而应深入挖掘并揭示出其所蕴含的道家玄妙深邃之意，以便读者能更深刻地领略《逍遥游》文字的魅力所在。
例5：若夫乘天地之正
理雅各译文：But suppose one who mounts on (the ether of) heaven and earth in its normal operation
“天”是中国早期哲学中一个极为基本且至关重要的概念。根据郭沫若与陈家梦先生的深入考证，“天”这一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在那个时代，“天”与殷人所提及的“上帝”是同义词，同样承载着宗教的深刻内涵。根据文化翻译观，在源语言文本与目标语言文本之间没有完全等价的情况下，译者可以借用目标语言的文化元素来表达。而关键在于，借用的表达方式应当在目标语言的语境中明确传达其含义。理雅各将“天”字翻译为“天堂”。他在《道家文本》(Texts of Taoism)一书里写道：“对于中文中的‘天’来说，最准确的对应词是我们的‘天堂’……将其翻译为‘上帝’只会混淆道家作者的意图……老子和庄子都没有赋予它任何关于‘天’的观念。”[15]。他认为，将“天”翻译为“上帝”会使西方读者误解道家的含义。因此，他认为“天”在儒教经典中有比喻意义，类似于西方的“最高存在”。几乎所有的译者都采纳了理雅各之后的“天堂”这个词。理雅各选择“Heaven”是基于文化类比策略，试图通过目标语中熟悉的宗教概念建立认知桥梁。然而，此策略的局限性在于：当源语与目标语文化符号的联想意义差异过大时，类比可能导致意义扭曲。西方文化里“Heaven”有宗教意味，读者见此词会产生宗教联想来理解庄子思想中的“天”，然而这种联想与“天”所蕴含的自然、无为等意义几乎无交集[16]。如果考虑到目标受众是熟悉中国文化的人，可能会考虑使用“宇宙”或“自然界”这样的词汇，这样可以更好地保留原文的哲学内涵而不产生不必要的宗教联想。而理雅各，他考虑受众背景和需求，将“北冥”以描述地理位置的翻译方式翻译，将“天”借用为“天堂”。虽存在文化损失或误解风险，但总体上，理雅各的翻译策略有效传达了原文文化内涵。翻译过程中需更关注文化层面的交流与理解。因此，宗教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哲学体系的跨文化阐释。译者需深入理解源语文化的宗教哲学内核，通过策略性补偿与创造性重构，在目标语中重建文化对话空间，最终实现从传递表层意义到激活深层对话的跨越。
3.4. 物质文化负载词
物质文化指特定文化中与物理实体相关而非精神层面的词语。纽马克称其涉及食物、衣物、房屋、交通等国家特色事物，关乎生产、交换、分配和手工艺品等方面，是生活、商业和工业的必要元素[17]。由于具有国家特色，这些差异给译者带来词汇的选择问题。《庄子》中的物质文化是古代的，现代中国人都觉陌生，西方人更甚，因此这些文化因素及其策略值得在文化翻译理论下探讨。首先物质文化词是文化独特性的载体，翻译时需要尽可能保留其异质性，避免文化同质化。在目标语中实现文化功能的等效，需要通过归化和异化平衡文化传递与读者认知，同时针对目标语读者缺乏的源语文化背景知识，需要通过注释意向重构或者单位换算进行补偿。
例6：不知其几千里也。
理雅各译文：I do not know how many li in size.
“里”是中国特有长度单位，理雅各采用异化策略保留原文文化元素“li”，体现对原文文化价值的尊重。这种翻译方式为西方读者提供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不仅传达字面意义，保留了源语文化符号的异质性，还隐含中国特有的度量衡体系和空间观念。同时，理雅各的翻译策略也遵循了文化适应性原则，他意识到文化元素可能引发误解，单纯保留“li”可能导致西方读者对距离概念的认知障碍(如“千里”的恢宏感)。因此可能通过上下文或注释等方式补充解释“里”的含义，如“li (a traditional Chinese unit equal to 0.5 km)”实现功能对等，既保留文化符号，又弥补认知缺口。理雅各的翻译策略不仅注重字面意义的传达，更重视文化元素的保留与传达，这符合文化翻译观的核心思想，有助于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促进文化多样性和相互理解。
例7：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
理雅各译文：He who goes to the grassy suburbs, returning to the third meal (of the day), will have his belly as full as when he set out;
按照钟泰在《庄子发微》[18]的解释，“三餐”在中国古代指的是三个饭团，这一细节不仅关乎食物的数量，更蕴含了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理雅各在处理“三餐”这一词汇时，将其翻译为“the third meal (of the day)”，虽然传达了基本的进食行为，却未能准确捕捉到其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特定含义。这一表述容易让读者误解为按照现代西方饮食习惯中的一日三餐来理解，从而忽略了原文中特有的文化信息，削弱了原文对简朴生活方式的刻画。对此，可采用解释性翻译，如“three rice balls (a traditional travel provision)”，或添加脚注说明古代饮食文化，以补偿文化缺省。此外，对于“莽苍”的翻译，理雅各选择“grassy suburbs”来描绘，仅传达了地理属性，未能充分展现“莽苍”所蕴含的自然、野趣与古朴的乡村气息，以及道家对未开化自然的哲学寄托，或许重构为“wilderness”或“untamed fields”更能激活文化联想。从这可见，他的翻译模式是深度“诠释性”的，旨在通过译文和大量注释、导论，将中国经典纳入西方的哲学、宗教研究话语体系。他的首要目标是让西方知识界理解文本的基本思想，而非完全复现所有文化细节。他的翻译受制于19世纪的汉学水平、维多利亚时代的语言习惯，以及目标读者(西方学者、传教士)的预期。
例8：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
理雅各译文：I spring up with a bound, and come down again when I have reached out but a few fathoms,
在原文本中“仞”也是具有中国古代文化特色的度量单位。在周朝的制度中，一仞等于八尺，而在汉朝的制度里，一仞则为七尺。若以一尺约等于0.33米来计算，那么在汉朝的制度下，一仞就大约是2.33米；而在周朝的制度下，一仞则约为2.67米。因此，数仞的高度大致相当于10米。理雅各将鹏鸟飞行的“数仞”距离译为“a few fathoms”，其中“fathom”是用于测量水深的英制单位，与原文描述空中高度的语境不尽相符，且该单位在现代英语中已不常用。而建议的译法“ten meters”采用通用国际单位制，这是一种归化的翻译策略，有助于现代读者直观理解距离概念。理雅各的翻译选择，可能出于为当时英语读者提供熟悉参照的考虑，但也反映出跨文化翻译中度量单位对应难题。总体来看，理雅各的译本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在具体文化细节的传递上仍有可完善之处。物质文化词的翻译，需要在历史语境与现代理解之间建立桥梁。译者应在考证源语文化背景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异化与归化策略，既尽可能保留文化特色，也兼顾译文的可读性与接受度，从而在文化传递与交际效果之间取得平衡。
3.5. 社会文化负载词
社会文化相关的负载词涵盖了一个国家在政治制度、礼仪规范、生活习惯以及称谓习俗等方面的专有词汇。社会关系、习俗、政治、法律、教育和传统等属于文化的范畴。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年的历史；因此，背后的故事、象征意义对译者来说构成了障碍。巴斯内特在其著作《翻译、历史与文化》中提到，“译者因此操作标准超越纯语言层面，这是一个解码和记录的过程。”[2]传递文化特有的词汇是一种文化交流。通过对比研究，译者将试图找到各种文化相互转化和对应的方法，以重建本土文化。对于社会文化复杂词的翻译，社会制度、历史称谓等词汇是文化独特性的载体，翻译需要保留其异质性，避免文化同质化。再者需要通过补偿策略实现文化功能的等效传递。针对目标与读者缺乏的源语历史背景知识，可以通过注释或者语境重构填补认知空缺。
例9：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
理雅各译文：In the south of Chu, there is the (tree) called Ming-ling, whose spring is 500 years, and its autumn the same.
理雅各保留了“Chu”和“Ming-ling”这两个文化元素，没有将其译为英语中更常见的表述，而是保留音译，符合异化策略，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然而，对于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英语国家读者来说，这样的翻译可能会造成困惑，即西方读者无法感知“楚”的地缘政治意义(长江流域的战国强国)及“冥灵”的神树意象(象征道家对时空的超越)。为了帮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意义，建议在译文后添加注释。例如：“Chu (an ancient stat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known for its cultural distinctiveness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或“Ming-ling (a mythical tree in Daoist cosmology, representing the transcendence of mortal time)”。此举既保留异质性，又通过注释实现功能对等。因此，理雅各的译文在保留文化元素方面做得相对较好，但可以通过添加注释和调整语义表达，进一步提高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
例10：汤之问棘也是已
理雅各译文：In the questions put by Tang to Ji we have similar statements.
商汤原本是作为夏朝后继者的著名君主而被记载。在此处，理雅各的翻译虽然保留了原文中的文化元素“汤”，却未能充分阐释“汤”的身份、事迹以及他在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他是商朝的开国君主，推翻了夏朝的统治，导致历史维度缺失。理雅各对“汤”的简化处理可能源于目标读者导向——优先确保文本流畅性，但忽略了对文化符号的深度阐释，暴露了异化策略在历史专名翻译中的局限性。此处或许可以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即音译加注，并补充相关历史信息。修改后的译文可以如下：“In the questions put by Shang Tang (the founding monarch of the Shang Dynasty who overthrew the Xia Dynasty) to Ji, we find similar statements.”或添加脚注解释其历史角色。这样的修改既保留了原文的文化元素“汤”，又通过加注的方式明确了其身份和历史背景，使得译文更加完整且易于理解。因此译者需要找到各种文化相互转化和对应的方法，以重建本土文化，促进跨文化交流。理雅各的翻译实践表明，19世纪汉学家受限于历史语境与读者认知水平，倾向于简化处理社会文化词，其策略推动了中国经典的早期传播，为中国文化在世界交流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了进一步实现文化的深度对话，当代译者还需以文化翻译观为指导，通过分层策略(异化保留符号 + 归化解释功能)重构社会文化词的翻译范式，使《庄子》中的历史、政治与哲学意蕴在跨文化语境中真正“逍遥”起来。
4. 结语
本研究以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理论框架，通过对《逍遥游》中五类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分析，揭示了典籍翻译中文化异质性保留与功能对等之间的张力。研究发现，理雅各在翻译实践中虽以异化策略为主导，通过音译(如“Chu”)和意象重构(如“whirlwind”)保留原文文化符号，但其受限于19世纪西方读者的认知水平与历史语境，理雅各的译法确实存在文化简化与归化倾向，部分文化特有项被替换或稀释，以迎合目的语文化的认知框架。然而，这正是跨文化传播早期阶段的常见特征。其翻译策略仍具有开创性意义：一方面，他通过直译加解释(如“扶摇羊角”)实现了文化意象的初步移植；另一方面，其目标读者导向的归化选择(如“Northern Ocean”)为跨文化接受奠定了基础，尽管牺牲了部分哲学意蕴。
典籍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其终极价值在于促进文明互鉴与文化共生。理雅各的译本虽存历史局限，却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早期范式，他的工作像是一位“拓荒者”和“桥梁搭建者”，其伟大在于开启了对话，而非完成了所有细节的精雕细琢。而当代译者的使命，则是通过更精准的文化转码与更系统的注释体系，使《庄子》的“逍遥”哲思在全球语境中真正“游无穷”。唯有如此，典籍翻译方能超越语言障碍，成为多元文明对话的催化剂，推动人类文化生态的持久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