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邵艺辉执导的《好东西》以温柔而不失锐利的叙事笔触，突破传统叙事范式，对女性经验的书写与性别关系进行了新的探索。影片中的“植物意象”绝非偶然的视觉点缀，而是深度嵌入角色命名、场景设计、主题表达与视听语言的核心符号载体。这些植物意象既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植物符号的经典内涵，又在当代语境下完成了符号意义的创造性转化。以王铁梅(枝干)、王茉莉(花朵)、小叶(绿叶)为代表的角色对应，构建起“枝干–花朵–绿叶”的女性互助关系，打破了传统叙事中女性间的竞争与依附困境，三者相互关联、彼此滋养，共同形成一套指向女性“自主、互助、共生”的新符号秩序，最终凝结为完整且富有张力的符号体系，让抽象的情谊与主体觉醒变得可感可知。
Abstract: Directed by Shao Yihui, Her Story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paradigm with a gentle yet sharp narrative style, and makes new explorations in the portrayal of female experience and gender relations. The “plant imagery” in the film is by no means an accidental visual embellishment, but a core symbol carrier deeply embedded in character naming, scene design, thematic expression and audio-visual language. These plant images not only inherit the classic connotations of plant symbol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comple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symbolic meanings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The character correspondences represented by Wang Tiemei (branch), Wang Moli (flower), and Xiao Ye (leaf) construct a “branch-flower-leaf” female mutual assistance relationship, breaking the competition and dependence among women in traditional narratives. The three are interrelated and nourish each other, jointly forming a new symbolic order pointing to female “autonomy, mutual assistance and symbiosis”, and ultimately condensing into a complete and tension-filled symbolic system, making the abstract friendship and subject awakening tangible and perceptible.
1. 引言
邵艺辉执导的《好东西》用温柔而锐利的笔触书写女性经验，重构性别关系。在这部影片中，植物意象不仅仅是影片中鲜活的视觉点缀，也是贯穿始末的核心载体，深深地嵌入到角色命名、场景设计与主题表达之中。影片既继承了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植物符号的经典内涵，如梅花的坚韧、茉莉的温润、叶的谦逊等，又在当代女性主义语境下对以上植物意象完成了创造性转化。王铁梅、王茉莉、小叶三位核心角色，分别以乔木、花卉、绿叶为符号象征，她们的性格成长与主体觉醒正体现出植物意象的意义重构。这些植物符号并不孤立书写，而是相互关联、彼此滋养，打破了传统性别叙事中女性“竞争、依附”的困境。影片通过植物符号的独特表达，将女性之间的理解、支撑与共生具象化。
2. 角色命名中植物符号重构
影片对植物意象的运用远超道具与命名层面，镜头语言、色彩搭配、空间设计、声音元素等视听符号均与植物象征深度融合，共同演绎女性经验。皮尔斯在符号学理论中提出，符号是“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能力上代表某物的那个东西”([1]: p. 47)，并依据符号与对象的关系，将其划分为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与规约符(Symbol)三类。像似符通过与对象的相似性建立意义关联，指示符依赖与对象的因果或邻近关系产生指向性，规约符的意义则源于特定文化语境中的集体共识与历史积淀。《好东西》中三位核心角色的命名，通过三重符号类型的交织运作，从命名到视听呈现，既承接了传统文化中植物符号的经典内涵，又突破了单一的意义桎梏，实现了所指的拓展。
2.1. 铁梅：乔木符号的新时代坚韧
影片中“铁梅”这一命名的核心规约符是“梅”。“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四君子”之一，其约定俗成的文化内涵是凌寒独开的坚韧与不媚流俗的高洁；而“铁”字的加入，更强化了“梅”刚硬不屈的特质。“铁梅”并非《好东西》首创，这一名称早在《红灯记》中便广为人知，曾指向“完成党交给的革命重任”([2]: p. 96)的刚强女性角色。《红灯记》中的“铁梅”坚韧勇敢，始终与继承前辈创下的宏大集体事业绑定，也成为革命时期众多女性向往的形象。在电影《好东西》中，“王铁梅”继承了《红灯记》中“铁梅”寄寓的“铁女子”的刚强，但更多地彰显出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导演邵艺辉在接受访谈时提到在创作“铁梅”这一角色时，觉得“铁和梅的组合特别好，铁很坚硬、强悍，还有点冷漠的品质，梅又代表了女性化的一面，比较柔美。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女人不用复制男人，也不用彻底地女性化，在一个中间地带就好”[3]。邵艺辉导演认为，“铁”代表坚硬，“梅”蕴含女性特质，二者结合彰显刚柔并济的生命力量。
像似符通过符号与对象在形态、结构或质感上的相似性传递意义，铁梅的性格特质与“乔木”形态形成鲜明的像似关系。影片中，铁梅的独立、坚韧与扎根性，与乔木“高大挺拔、根系深固”的形态特征高度契合，她宛若高大且遮风避雨的乔木：作为单亲妈妈，她既要独自承担抚养女儿王茉莉的家庭责任，又要在自媒体行业中坚守新闻理想。当她撰写的《单亲妈妈必须过得很苦吗？》遭遇网络暴力时，网友指责她“太不负责了”“不会养就别养”，她虽因此痛苦、陷入自我怀疑，但最终并未迎合传统主流对单亲妈妈的偏见，而是以乔木般执着的扎根力回应“我绝不服输，我绝不反省”。这种不向规训妥协的态度即“铁梅”符号所指重构的核心，她的坚韧不是为了满足外部期待，而是对自我价值的确认。此外，这种像似性通过镜头语言不断强化：影片中多次将铁梅与“树木”的视觉意象并置，她租住的公寓窗外始终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梧桐树，镜头常以铁梅与梧桐枝干交错的叠化镜头呈现，此时“梧桐”作为“铁梅”符号的延伸能指，进一步强化了角色独立而丰茂的生命状态。
2.2. 茉莉：花卉符号的温柔解构
“王茉莉”的命名以“茉莉”这一花卉名为规约符。在传统文化语境种，“茉莉”的核心规约意义体现在耳熟能详的民歌《茉莉花》中“满园花开，香也香不过它”的唱词，赋予其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所指：“不起眼，但气味馨香沁人”([4]: p. 42)，茉莉始终与含蓄内敛的芬芳价值深度绑定。但在《好东西》中，邵艺辉对“茉莉”的传统符号意义完成了创造性解构：既保留了温柔馨香的表层能指，又打破了唯有芳香才是价值的单一所指，将其拓展为既能为自己绽放、也能为他人鼓掌的多元价值。茉莉的美好不再局限于无可替代的香气，更包含了坦然做“陪衬”却不丧失自我的从容，让“为他人喝彩”成为女性主体意识的另一种表达，而非被动的依附。
王茉莉的角色成长，暗合了“茉莉”符号所指重构的过程。影片开篇，她在作文《我不再幻想》中写道：“我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天才，没有特长，我也不是富二代，所以我不再幻想了。更小时候，我妈妈说我非常聪明，我十个月就会说话，会叫对每一个人的称呼。我听到音乐就会摇摆，像一只被风吹过的小草……所以，我不再幻想了，我只思考。”此时的王茉莉，正如传统符号中的茉莉，认为自身价值必须依附于某种被公认的“特长”或“天才”才能成立，一旦没有外在的认可，便如同凋谢的花朵，不再抱有幻想。但随着剧情推进，王茉莉逐渐打破了这一桎梏。她在观看小叶的演出中学会了在群体中欣赏他人、当音乐的听众。王茉莉从因老师夸赞她鼓掌最好而接受老师安排，到对老师勇敢说出“我不想鼓掌了，也不想做观众了，我不是一个机器”而离开排练现场。在这个过程中，王茉莉从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和力量。她的成长，象征着“茉莉”符号从一个被传统定义的、功能单一的能指，演变为一个充满现代性与主体性的新符号。芬芳不再是取悦他人的工具，而是自我表达的底气，其价值在于存在的本身与选择的自如，无论是绽放还是衬托，都源于内在的坚定。
2.3. 绿叶符号的功能转化
“小叶”的命名以“绿叶”为规约符，在传统文化中“叶”的规约意义多与衬托相关，其价值往往依附于“花”或“木”等核心主体，缺乏独立意义。在传统性别叙事中，女性常常作为男性的“他者”而存在([5]: p. 129)，缺乏独立的主体意义。但在《好东西》中，“叶”的符号意义实现了从“依附”到“连接”的功能转化。在影片中，一开始“恋爱脑”小叶依附于胡医生的爱，甚至被茉莉指出这种行为是“倒贴”，她并不知这份迷恋缘何，只是一味地紧握这份感情。随着小叶与铁梅、茉莉的相熟相知，“绿叶”的能指被保留，但所指从“依附性配角”重构为“共生性纽带”。影片中小叶的角色功能，完全贴合“绿叶”符号的新所指：她既是与铁梅和茉莉有深厚的友谊联结，也成为她们母女关系缓和的桥梁。当铁梅因工作繁忙忽略茉莉的心理需求时，小叶会主动带茉莉去乐队排练室，教她用打鼓释放情绪；当茉莉因不得不撒谎写作文与铁梅争吵时，小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以绿叶般的包容调解，将所有的问题包揽在自己身上：“这事儿怪我，我没有做出好榜样。”这种不偏向、不评判的调解方式，体现出“绿叶”符号连接性的核心，她不试图成为关系的中心，而是通过自身的柔韧性让不同性格、不同需求的女性找到共识。
“绿叶”的扁平、柔软、环绕式生长形态，与小叶的包容、柔韧、连接性特质高度契合。小叶的“绿叶”符号只有在与“铁梅(乔木)”“茉莉(花卉)”的关系中才彰显其完整意义：若没有小叶的连接，铁梅的“坚硬”可能会与茉莉的“柔软”形成对立；若没有小叶的支撑，茉莉的“觉醒”可能会因缺乏引导而陷入迷茫。小叶调解铁梅与茉莉的矛盾时，总是以低姿态倾听、无偏向包容，其姿态与绿叶“衬托而非抢占中心、环绕而非对立”的形态形成像似；影片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是三人在阳台的夜谈：铁梅坐在藤椅上(乔木般的稳定)，茉莉靠在她身边(花卉般的依偎)，小叶坐在台阶上(绿叶般的环绕)，阳台的绿植在月光下形成环形阴影，将三人包裹在同一空间中。此时绿植的阴影作为“绿叶”符号的视觉延伸，直观呈现了“乔木–花卉–绿叶”的共生关系。小叶不再是传统符号中“陪衬者”，而是通过自身的连接与包容，成为女性关系中的重要支撑，其规约意义被重构为“互助共生”的核心符号，体现了对传统植物规约符的创造性突破。
3. 符号的共生与女性互助的叙事
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单个符号的意义始终依赖于符号系统中其他符号的关系。正如索绪尔所言，在语言中只有差异，并且差异通常以肯定项为前提，而在语言里却只有没有肯定项的差异([6]: pp. 43-47)，符号的价值并非源于自身，而是源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差异与关联。《好东西》中的植物意象，正是通过“乔木(铁梅)–花卉(茉莉)–绿叶(小叶)”的符号关联，用借助符号关系的任意性与关联性构建了一套“植物美学”式的女性互助系统，既呼应了植物群落中“共生共荣”的生态逻辑，又打破了传统性别叙事中女性“竞争、依附”的刻板困境，完成了对女性关系的重新编写。影片中三位女性尽管多次出现矛盾与争吵，但很快就会从内心深处真正地相互体谅，体现出一种共生的温暖。
3.1. 植物群落的共生：女性互助的符号模型
指示符的意义源于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或邻近关系，具有天然的指向性([7]: p. 105)。《好东西》中，植物的生长状态、空间分布与女性的境遇变迁、关系发展形成强烈的因果关联，成为编码女性经验的重要提示。在植物群落中，乔木、花卉、绿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生态关系：乔木为花卉与绿叶提供遮荫与支撑，花卉为群落吸引传粉者，绿叶则通过光合作用为整个群落提供能量。这种无主次、无优劣的共生逻辑，在《好东西》中转化为女性互助的符号模型，使三位女性的关系摆脱了“谁是主角、谁是配角”的二元对立，形成各自价值、彼此支撑的共生系统。
从荧幕表现来看，影片中三位女性的居住空间，始终以“室内绿植”作为核心视觉符号，其数量、种类与生长状态的变化，构成了一条隐性的生命叙事线。索绪尔符号学指出，符号的意义生成包含“直接意指与引申意指两部分”。以此解读绿植符号的双重内涵，从直接意指来看，室内绿植是生活化的装饰元素，营造出温暖、自然的居住氛围；从引申意指来看，绿植的“生长性”(发芽、展叶、开花、结果)与女性的主体觉醒形成精准的对应，成为女性在困境中“生命力萌发”的隐喻。
铁梅的公寓空间中，绿植的变化最为明显：影片开篇，铁梅与茉莉刚搬入公寓时，楼道内迎面而来可见两盆小小的盆栽，一盆虽然叶片多但低矮，另一盆枝条高但叶片稀疏，此时植物的萎靡状态作为直接意指，与铁梅母女搬家后的“生活困境”形成指示：经济压力、情感空窗、工作迷茫导致的生命压抑，通过萎靡的绿植直观呈现，绿植的“不健康状态”指向女性生命力的暂时低迷。随着剧情推进，当铁梅与小叶建立友谊、茉莉逐渐觉醒后，家中的绿植数量上不断增加、状态上则愈发茂盛：小叶为铁梅送来了一盆葱，叶片翠绿、长势旺盛，指示着生命力的注入；小叶家中的草莓苗开花结果，茉莉品尝草莓的甜美场景，与她逐渐找到自我价值的心境形成因果指示。直接意指的绿植茂盛，引申为女性生命力的尽情伸展。女性之间的友谊能够相互治愈，这也是她们继续成长、实现自我认同的一种途径。女性的生命力不必依赖外部滋养如婚姻、家庭认可等，也可以源于自身的生长意愿与女性之间的相互滋养。
从符号学的意义生成来看，女性互助系统的价值，正是通过“乔木–花卉–绿叶”的符号差异得以彰显，唯有三者的结合，才使女性互助系统具备了韧性与温度，当铁梅因网暴对新闻写作感到迷茫时，小叶提供了温和而有力的绿叶式支撑：“怎么才能算好呢，裁判是谁呢，为什么就不能搞砸”，茉莉则通过阅读了铁梅所有的报道，让铁梅知道至少仍有人会记住她的新闻。这种“不同特质的女性相互滋养”的关系以植物的符号象征展现出“女性欲望的表达”([8]: p. 97)，正是植物意象在女性叙事中建构话语的重要途径。
3.2. 传统性别符号的解构：“配角”的价值重估
在传统性别叙事中，“女性符号”始终存在着主次之分：要么是男性的附属品，如“贤妻良母”“红颜知己”等；要么是女性之间的竞争品，如“正房与小三”“闺蜜反目”等，配角女性的价值往往被忽略，甚至被视为无意义的存在。但在《好东西》的植物意象系统中，“小叶”的“绿叶”符号彻底打破了这种“主次困境”，通过配角价值的重估，解构了传统性别符号中的等级秩序。
影片中小叶为铁梅与茉莉矛盾进行调节的场景多次出现，集中体现了“绿叶”符号的不可替代性：当茉莉要学一门特长时，铁梅希望茉莉选择打鼓，认为“打鼓多帅啊”，而茉莉并没有那么向往，她认为打鼓只是一种选择，而自己并没有那么喜欢。母女二人陷入僵持时，小叶没有站在任何一方，而是一边耐心地听茉莉的想法，一边帮助铁梅寻找音乐老师的同时，引导茉莉先接触音乐、感受音乐、由此对音乐感兴趣。小叶的调解，既没有否定铁梅的“为母之心”，也没有简单反对茉莉的“厌学”，而是以绿叶般的包容找到二者的平衡点。这种不偏向、不评判的调解能力，正是“绿叶”符号的独特价值，证明配角并非“无意义”，而是维系系统平衡的关键。
小叶的“绿叶”符号对传统“配角女性”符号的解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功能的转变”。从为男性或核心女性服务转为为女性群体服务，小叶的所有行动如暗中帮助茉莉应对讨厌的同学、安慰铁梅不用事事做到最好、甚至是帮助自己走出情感困境等，都是为了女性群体的共同成长，而非为了某个男性或某个“主角”女性。二是“价值的自主”，小叶的价值不再依赖于他人的认可，而是源于自身的“连接能力”，她在最后坦率地对胡医生表达不再需要她，她不用再期待他人“夸我”，而是相信自己就有爱人的能力。这种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使“绿叶”符号摆脱了依附性，而带有联结、平等的意义。
3.3. 女性主体的集体建构：从“个体觉醒”到“群体共生”
洛特曼在论述符号系统时强调，系统整体所具有的意义大于其内部各组成部分(个体符号)意义的简单相加。并进一步指出，系统内部各个部分意义的相加要小于整个系统的意义，甚至如果没有系统，个体符号就难以存在或失去其价值([9]: p. 136)。当单个符号进入符号系统后，会产生“1 + 1 > 2”的意义增值。《好东西》中的植物意象，正是通过“乔木–花卉–绿叶”的集体符号，完成了从个体女性觉醒到群体女性共生的主体建构，使女性主体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连接的群体。
影片结尾的乐队演出场景，是女性主体集体建构的高潮。演出时，镜头采用交叉蒙太奇：小叶唱歌、茉莉打鼓、铁梅在台下为她们欢呼喝彩，三者的动作虽然独立，但通过音乐这一载体形成有机整体——此时“乔木(铁梅的宣传)–花卉(茉莉的鼓点)–绿叶(小叶的歌声)”的符号组合，直观呈现了女性群体共生的主体形态。台下的女性观众纷纷鼓掌，男性观众(如小马、前夫等)也跟着鼓掌——这种“为女性喝彩”的场景，打破了传统电影中“女性为男性喝彩”的符号逻辑，证明女性主体的价值不必依赖男性的认可，也可源于女性群体的自我认同与相互肯定。
《好东西》将植物符号从命名延伸至视听语言的各个层面，既延续了传统文化中植物意象的经典内涵，又完成了现代性的意义重构，这种群体共生的女性主体建构是超越了个体经验，触及到女性群体的共同困境与共同渴望。《好东西》中的植物意象，通过集体符号的建构，将铁梅、茉莉、小叶的个体觉醒，上升为当代女性群体的觉醒，她们的故事，不再是个别女性的幸运，而是所有女性都可以实现的可能；她们的关系，不再是个别女性的友谊，而是所有女性都可以拥有的互助模式。
4. 结语
电影《好东西》中的植物意象打破了传统植物符号印象，赋予铁梅、茉莉、小叶“自主、多元”的女性特质；通过视觉符号的场景化意义生成，影片将女性的心境变化与关系变迁，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植物视觉语言，使看不见的女性意识成为看得见的符号存在。影片的叙事实践证明，植物意象作为一种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符号载体，在电影创作中具有巨大的表达潜力。《好东西》的植物意象提示女性主体的建构不必依赖对抗男性的激烈叙事，也可以通过女性自身符号的重新编码来实现；“女性”不必陷入非主角即配角的二元对立的困境，也可以通过植物美学般的共生逻辑来完成。女性的力量，不必是铁一般的坚硬，也可以是花一般的柔软；女性的价值，不必是独自绽放的孤独，也可以是彼此滋养的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