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纵深推进催生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既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劳动力支撑，也是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然而，农民工就业长期集中于传统建筑业、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领域，这类岗位普遍存在劳动强度大、社保水平偏低、职业晋升狭窄等结构性问题，导致其收入质量长期在低水平徘徊——不仅总量偏低、稳定性弱，更缺乏与人力资本提升匹配的增长空间，难以实现从“生存型就业”向“发展型就业”的跨越。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加速向乡村渗透，尤其是“数商兴农”工程的深入实施，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农产品产供销全链条，重塑了市场流通与价值分配体系。据商务部数据，2022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已突破2.17万亿元，农产品电商从线下渠道补充演变为主流消费场景，成为连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关键纽带[1]。这一变迁催生了直播带货、社群团购“团长”、农产品网店运营等“数字农商”新职业，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就地转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与传统务工不同，“数字农商”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生产要素、平台经济为运作载体，低门槛、高灵活性、强成长性的特点，为农民工突破职业发展天花板提供了可能。
现有研究多聚焦两大维度：一是宏观层面实证分析电商模式对农民增收的总体效应[2]；二是中观层面探讨农产品电商发展瓶颈与对策(如冷链物流、标准化等问题)。但从农民工微观实践与生命历程出发，剖析其如何跨越数字鸿沟、实现职业身份重塑，以及转型对收入结构与质量提升作用的研究仍显薄弱。
事实上，农民工向“数字农商”转型并非简单岗位转换，而是涉及技能重构、身份重塑、收入优化与生活方式变迁的系统性过程。数字素养作为连接农民工与数字经济的核心纽带，其演进直接决定转型成败；收入质量提升也非单一总量增长，而是涵盖稳定性、成长性、保障性的结构性跃升。基于此，本文提出三大核心研究问题：
第一，农民工向“数字农商”转型中，数字素养呈现怎样的阶段性演进特征？
第二，数字素养演进如何驱动收入质量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结构性提升？
第三，转型与提升过程中的关键促进因素与限制性障碍是什么？
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理论层面，可搭建数字素养与劳动力收入质量研究的桥梁，构建“数字素养演进–职业身份重塑–收入质量提升”整合分析框架，丰富相关理论体系。实践层面，研究结论可为制定农民工数字技能培训政策、完善新就业形态权益保障体系提供实证依据，也为电商平台与地方政府合作赋能项目提供参考，对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促进共同富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2.1. 数字素养：从技能本位到情境整合的演进
数字素养是数字经济时代个体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能力，其内涵随数字技术迭代与应用场景拓展不断丰富：早期研究呈鲜明技能本位导向，将其等同于计算机操作、基础软件使用等技术能力[3]，而随着互联网与移动终端的普及，其已延伸为涵盖信息检索甄别、跨主体沟通协作、数字内容创造、网络安全与伦理规范的复合型能力体系[4]，更贴合数字社会对个体综合能力的要求。与在校学生的系统化学习、城市白领的职业化培训不同，农民工群体的数字素养形成与演进具有显著情境性与实践性，其数字技能学习并非源于课堂教学或专业培训，而是嵌入农产品直播带货、社群团购运营、网店经营等具体生计实践场景，通过与电商平台、消费者、同业者及算法机制的持续互动调适积累迭代，呈现“在做中学、学以致用”的鲜明特点，这种基于生计需求的实践学习模式，使其数字素养演进更具实用性，能力结构也与“数字农商”职业需求高度契合。
2.2. 收入质量：一个多维度的衡量框架
传统农民工收入研究多以“工资水平”为核心指标，聚焦收入数额的绝对增长，这种单一维度的衡量方式难以全面反映农民工的就业获得感与生计改善程度。事实上，随着就业形态多元化转型，收入的内涵早已超越“劳动报酬数额”范畴，延伸至稳定性、成长性与保障性等多个层面。基于此，本文引入并拓展收入质量概念，将其操作化为收入水平、收入稳定性、收入增长性、收入保障性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构建系统性衡量框架：
收入水平：单位劳动时间内的绝对收入数额，是收入质量的基础维度，反映劳动报酬获取能力与基本生计保障水平。
收入稳定性：收入流的可预测性与波动程度，核心关注收入来源是否稳定、数额是否存在剧烈波动，是数字农商收入质量的关键评价指标。
收入增长性：收入随人力资本积累、技能提升、经营规模扩大而增长的潜力，体现收入的发展属性与可持续性。
收入保障性：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工伤等)的享有情况，包括法定保障与平台补充保障，直接关系抗风险能力，是收入质量从“生存”迈向“发展”的重要支撑。
2.3. 分析框架：建构“素养–转型–收入”的整合模型
基于上述核心概念界定与文献梳理，本文构建“宏观环境–个体行动–素养演进–职业转型–收入提升”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为研究内在逻辑提供理论指导，具体逻辑链条如下：
该框架以数字素养演进为关键中介变量，串联个体行动与收入质量提升全过程。宏观层面，“数商兴农”政策扶持与农村电商市场发展构成外部机遇；微观层面，农民工的个体能动性(学习动机、风险承受力、决策能力)与社会资本网络(家庭支持、同业网络、乡村组织服务)，共同驱动数字素养提升。
数字素养提升遵循“工具性素养→沟通性素养→创新性素养”的阶段性路径：第一阶段为“会操作”的基础技能(平台使用、订单管理等)；第二阶段为“会营销”的进阶能力(需求洞察、内容制作等)；第三阶段为“会优化”的高阶素养(策略调整、模式创新等)。
这一素养演进推动职业身份从“体力型务工者”向“数字农商”转型，最终实现收入质量四维度协同改善——收入水平稳步提升、稳定性显著增强、增长性持续释放、保障性全面完善，完成从“高波动、低保障、无增长”的生存型收入，向“稳定化、可持续、有保障”的发展型收入的结构性跃迁。
同时，平台规则(流量分配、佣金标准等)与制度环境(培训政策、权益保障法规等)作为调节变量贯穿全程，既可能赋能转型，也可能构成发展障碍。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为深入揭示上述转型路径的内在机制，本研究采用以质性研究为主、量化数据为辅的混合研究策略。
3.1. 研究对象与抽样
采用“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华东、华中、西南三个地区选取了15位具有代表性的转型农民工。样本选择标准包括：曾有超过2年的城市传统行业务工经历；目前主要从事农产品电商相关活动超过1年；在数字技能应用和收入模式上表现出差异性，以保障信息的丰富度。15位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Table 1. System resulting data of standard experiment
表1. 标准试验系统结果数据
序号 |
性别 |
年龄 |
原职业 |
1 |
男 |
42岁 |
建筑工人 |
2 |
女 |
38岁 |
服装厂女工 |
3 |
男 |
35岁 |
货车司机 |
4 |
女 |
45岁 |
电子厂操作工 |
5 |
男 |
39岁 |
装修工人 |
6 |
女 |
41岁 |
制鞋厂工人 |
7 |
男 |
33岁 |
外卖配送员 |
8 |
女 |
37岁 |
纺织厂工人 |
9 |
男 |
43岁 |
工地安全员 |
10 |
女 |
36岁 |
玩具厂工人 |
11 |
男 |
38岁 |
快递员 |
12 |
女 |
44岁 |
食品加工厂工人 |
13 |
男 |
34岁 |
搬运工 |
14 |
女 |
32岁 |
制衣厂工人 |
15 |
男 |
40岁 |
机械厂工人 |
3.2. 数据收集方法
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是核心数据来源。访谈提纲涵盖数字技能学习历程、日常经营活动、收入构成与变化、面临的挑战及未来规划等。
参与式观察：研究者深入其工作场景，如观察直播过程、社群运营互动、产品打包发货等，获取非言语信息与情境知识。
实物资料收集：征得同意后，收集其平台后台销售数据截图、收入流水、聊天记录等，用于三角验证，增强研究的效度。
3.3. 数据分析策略
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对访谈文本进行分析。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将原始资料打散、概念化；随后进行轴心编码，发现概念间的类属关系，如“观看平台教学视频”“向子女请教”等概念可归为“非正式学习策略”；最后进行选择性编码，系统性地提炼出“数字素养三阶段演进”这一核心范畴，并建立起其与“收入质量跃迁”之间的故事线。
4. 研究发现
4.1. 数字素养的“三阶段”演进模型
阶段一：工具应用期(破壁)。此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掌握最基本的数字工具操作，跨越“接入鸿沟”。典型行为包括：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安装微信/抖音/淘宝、完成在线支付、上架商品等。学习方式高度依赖非正式的“强关系”网络。“最开始我连怎么上架商品都不会，拍了照片也不知道怎么修图，只能不停地问放假回家的儿子，或者看平台那些教入门的小视频。”(受访者1，男，42岁，原建筑工人)“我之前只用手机打打电话，做电商后才学着用微信收款、发朋友圈，刚开始连语音都不会发，还是邻居家小孩一步步教我的。”(受访者4，女，45岁，原电子厂操作工)“上架商品时标题怎么写都不规范，关键词也抓不住，只能照着其他卖家的抄，再慢慢改，花了快一个月才摸透基本操作。”(受访者7，男，33岁，原外卖配送员)
阶段二：情境适配期(融入)。在掌握工具后，农民工开始将技能与具体的商业情境深度融合。他们学会撰写吸引人的商品文案、拍摄凸显农产品特色的图片/短视频、进行有效的社群维护与客户沟通。此时，社会资本中的“弱关系”(如其他成功店主、平台运营经理)开始发挥关键作用。“我加了一个‘新农人交流群’，里面很多人分享怎么做活动引流，怎么处理售后，学到了很多实战技巧。”(受访者2，女，38岁，原服装厂女工)“我跟着群里的老师学拍短视频，知道要突出农产品的生长环境，比如拍果园浇水、采摘的场景，这样客户更信任，下单也多了。”(受访者5，男，39岁，原装修工人)“遇到客户投诉产品运输损坏，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请教了群里的老店主，学会了先安抚客户，再补发或者退款，还能引导客户给好评。”(受访者8，女，37岁，原纺织厂工人)
阶段三：价值创新期(主导)。少数成功者能更进一步，发展为“价值创新者”。他们能够利用平台数据进行消费者画像分析，精准选品与备货；能够策划主题营销活动，打造个人或区域品牌；甚至能整合上游供应链，组织周边小农户共同发展。其数字素养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我现在不看别人卖什么火就跟风。我分析自己客户的复购数据，发现他们对‘有机’‘溯源’特别感兴趣，我就主打‘可追溯的散养土鸡’，虽然价高但卖得很好。”(受访者3，男，35岁，原货车司机)“我联合村里其他农户成立了合作社，统一选品、统一包装，还设计了专属的品牌logo，通过直播专场做推广，现在我们的农产品在平台上有了固定的客户群。”(受访者9，男，43岁，原工地安全员)“我根据不同节气策划营销活动，比如中秋推出礼盒装，春节做预售优惠，还会结合本地民俗文化做内容，吸引了很多喜欢传统文化的客户。”(受访者12，女，44岁，原食品加工厂工人)
4.2. 收入质量的结构性跃迁与隐性收益
收入水平与稳定性的双重提升：转型初期收入波动剧烈，但随着客户基础稳固与技能提升，收入水平和稳定性显著增强。一位转型成功的受访者对比道：“以前在工地，下雨、生病、没活干就没钱，一年到头能存下的不多。现在做直播，好的时候月入能过万，而且天天有进账，心里踏实多了。”(受访者1，男，42岁，原建筑工人)“之前在电子厂一个月固定工资4000多，现在做社群团购，虽然刚开始一个月才2000多，但半年后稳定在6000左右，旺季还能到8000，比以前挣得多还不用看天气脸色。”(受访者4，女，45岁，原电子厂操作工)后台数据显示，其月收入波动系数从初期的超过50%降至目前的20%以内。
收入增长性与保障性的悖论：数字技能带来了显著的“技能溢价”，收入增长空间被打开。“我做网店第一年纯利润3万，第二年学会了数据分析和精准营销，利润涨到了8万，第三年整合了供应链，利润直接突破15万，收入增长越来越快。”(受访者3，男，35岁，原货车司机)“刚开始只是兼职做直播，一个月赚2000多补贴家用，后来技能熟练了，全职做之后，收入一年比一年高，现在比以前在装修公司上班挣得多太多了。”(受访者5，男，39岁，原装修工人)然而，社会保障的“悬空”是普遍痛点。作为自雇或灵活就业者，他们大多自行缴纳低档次的居民医保和养老保险，工伤保险普遍缺失，这构成了其收入质量中最薄弱的“保障性”维度。“我们没有固定雇主，社保只能自己交，交的是最低档，养老和医疗保障都不够，万一出事根本没保障。”(受访者6，女，41岁，原制鞋厂工人)“之前在工厂有工伤保险，现在做电商，自己跑物流、打包货物，万一受伤了只能自己承担医药费，没有任何补偿。”(受访者13，男，34岁，原搬运工)
从经济收益到复合型发展收益：除经济收入外，转型带来了宝贵的隐性收益：职业自主性(“给自己干，自由”)、社会认同感(“成了村里的能人”)以及家庭功能的修复(“能照顾老人孩子”)。这些非经济收益共同构成了其生计改善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前在外地打工，一年只能回家一次，现在在家做电商，既能赚钱又能照顾老人和孩子，家庭关系也更和睦了。”(受访者10，女，36岁，原玩具厂工人)“现在村里很多人都找我请教做电商的技巧，大家都觉得我有本事，这种被认可的感觉是以前在工厂上班没有的。”(受访者11，男，38岁，原快递员)“不用再看老板脸色，自己安排工作时间，想什么时候休息就什么时候休息，这种自由是以前不敢想的。”(受访者14，女，32岁，原制衣厂工人)
4.3. 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促进因素与障碍
4.3.1. 促进因素
农民工向“数字农商”转型的核心促进因素源于内在动力与外部赋能的协同发力：
个体层面，摆脱传统务工困境的强烈意愿与主动学习数字技能的内生动力，构成了转型的核心引擎；“以前在工地干活又苦又累，还经常被拖欠工资，我一直想找个稳定点、轻松点的工作，做电商给了我这个机会，所以我特别用心学。”(受访者1，男，42岁，原建筑工人)“我不想一辈子在工厂打工，没有前途，看到别人做农产品电商赚了钱，我也想试试，所以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学数字技能。”(受访者15，男，40岁，原机械厂工人)
社会层面，家庭初始资金支持、数字原生代子女的“文化反哺”以及成功同行的经验分享，形成了全方位的外部支撑网络；“刚开始做电商需要钱进货、买设备，家里人很支持我，给了我5万块启动资金，不然我根本做不起来。”(受访者3，男，35岁，原货车司机)“我女儿是大学生，她教我做直播、剪视频，还帮我设计店铺页面，没有她我肯定跨不过数字这道坎。”(受访者8，女，37岁，原纺织厂工人)
平台与政策层面，简化的电商操作界面、初期流量扶持与地方政府组织的针对性培训，进一步降低了转型门槛，为转型进程注入了关键初始动能。“电商平台的操作很简单，一看就懂，而且刚开始还给我推荐流量，让我的店铺快速有了订单。”(受访者7，男，33岁，原外卖配送员)“政府组织了免费的电商培训，教我们怎么开店、怎么营销，还邀请了成功的电商店主分享经验，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受访者9，男，43岁，原工地安全员)
4.3.2. 主要障碍
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集中体现为能力、风险与保障三大维度的系统性制约：数字技能层面，数据分析、内容创意等高阶能力的缺失形成技能断层，成为向高阶经营跨越的核心瓶颈；“我只会简单的上架商品、回复客户消息，不会数据分析，不知道客户喜欢什么，也不知道怎么优化产品和营销方案，生意一直做不大。”(受访者6，女，41岁，原制鞋厂工人)“我拍的视频很普通，没有吸引力，也不会做创意文案，直播间的人气一直不高，销售额也上不去。”(受访者14，女，32岁，原制衣厂工人)
市场与平台层面，算法“黑箱”导致的规则依赖、流量成本持续攀升等问题，使得业务可持续性面临显著脆弱性；“平台的算法太复杂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获得更多流量，有时候明明产品很好，却没人看到，只能花钱买流量，成本越来越高。”(受访者2，女，38岁，原服装厂女工)“现在做电商的人越来越多，流量越来越贵，以前不用花钱就能有订单，现在不投钱推广根本没生意，利润越来越薄。”(受访者5，男，39岁，原装修工人)
金融与保障层面，缺乏合格抵押物导致的融资难题，以及现有社保体系与灵活就业模式的衔接不畅，共同构成了转型的系统性支撑短板，增加了转型的后顾之忧。“我想扩大经营规模，需要贷款进货，但我没有抵押物，银行不给我贷款，只能靠自己慢慢积累，速度太慢了。”(受访者3，男，35岁，原货车司机)“我们做电商的属于灵活就业，社保衔接很麻烦，很多福利都享受不到，万一遇到大病或者意外，根本承受不起。”(受访者12，女，44岁，原食品加工厂工人)
5. 讨论
本研究建构的“素养–转型–收入”整合模型，深刻揭示了农民工向“数字农商”转型的本质——这并非简单的职业转换，而是一个通过数字素养的阶梯式积累与系统性演进，实现职业身份主动重构、生计资本持续增值的能动过程。这一核心发现对现有相关理论形成了双重深化与拓展：
首先，丰富数字素养研究的理论内涵，明确提出农民工的数字素养是一种扎根于生计实践的“实践性素养”。与传统研究将数字素养视为静态、标准化技能集合的认知不同，本研究指出，农民工的数字素养发展嵌入真实的生计挑战与经营场景之中，是通过个体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电商平台、社会支持网络、政策环境)的持续互动、动态调适而逐步形成的，呈现出“工具性素养→沟通性素养→创新性素养”的鲜明阶段性特征。这一认知突破了对数字素养的静态化、同质化理解，凸显了特定群体数字素养形成的情境性与过程性，为数字素养理论在弱势群体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其次，将“收入质量”这一多维概念系统引入新就业形态研究，深化了对数字经济下劳动力收入变革的认知。研究揭示，数字经济为农民工带来的收入变革，不仅体现为收入总量的“量”的增长，更核心的是收入结构与内涵的“质”的跃迁——即收入稳定性、增长性与保障性的协同提升。但同时，研究也凸显了转型过程中“增长与保障不同步”的新矛盾：农民工通过转型实现了经济收入的提升，但这一增长并未自动转化为社会保障的同步完善，多数数字农商仍面临社保衔接不畅、职业风险缺乏有效兜底等问题。这一发现直指当前制度供给与市场创新之间的适配性缺口，为理解新就业形态下的权益保障困境提供了更为精准的理论解释。
此外，本研究的核心观点与庄家玥、刘善槐[5]关于数字素养多维结构与情境化形成的论述形成理论呼应，也与谢秋山、岳梦夏[6]关于零工劳动者收入质量的多维度分析框架形成学术对话。相较于既有研究，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数字素养与收入质量两大核心议题置于农民工职业转型的动态路径中进行系统性整合，通过构建“素养演进–身份重塑–收入提升”的完整逻辑链条，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了更具过程性、机制性的理论解释，进一步填补了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民工职业转型与收入质量提升研究的理论空白。
6.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细致的质性研究方法，系统描绘了农民工从“传统务工”向“数字农商”转型的实践路径，深入揭示了数字素养阶段性演进与收入质量多维提升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这一转型并非被动适应市场变化的选择，而是农民工群体在数字经济时代主动谋求生计升级、追求更好发展的能动实践——通过转型，农民工不仅实现了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更增强了生计系统的抗风险韧性，完成了从“生存型就业”向“发展型就业”的初步跨越。但同时，转型过程也面临着结构性制约：数字高阶技能不足的能力瓶颈、社会保障与灵活就业模式衔接不畅的保障缺口，以及平台规则依赖与流量成本攀升带来的市场风险，共同构成了农民工向专业化、规模化数字农商进阶的主要障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推动农民工数字农商转型的可持续发展，切实提升其收入质量与权益保障水平，本文提出以下系统性政策建议：
(1) 政府层面：实施“精准滴灌”的赋能与保障工程
一方面，构建分层分类的数字素养提升体系。超越传统基础电脑操作培训的局限，联合电商平台企业、职业院校与行业协会，开发贴合“数字农商”实际需求的进阶课程体系，重点涵盖数据分析与精准营销、农产品品牌打造、线上店铺运营管理、合规财务规划等高阶技能模块，通过“理论教学 + 实战演练 + 案例复盘”的模式，提升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另一方面，加快制度创新与政策供给。针对数字农商的灵活就业特性，探索建立“个人自愿参保、平台按比例分摊、政府给予适度补贴”的专属社会保障方案，重点破解养老保险、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等核心权益的覆盖难题；同时优化金融支持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基于经营信用的无抵押小额创业贷款产品，降低农民工转型的资金门槛。
(2) 平台层面：履行“赋能者”与“守护者”的双重责任
作为数字农商转型的核心载体，电商平台需兼顾商业价值与社会责任。在赋能方面，设计更简洁易用的操作界面与智能化工具(如一键上架、智能客服、数据看板等)，降低数字技术使用门槛；建立透明化的平台规则与流量分配机制，设立“新手创业保护期”，为转型初期的农民工提供定向流量扶持、佣金减免等政策，缓解“冷启动”压力。在守护方面，构建平台内部的职业发展与权益保障体系：建立基于经营业绩、信用记录的分级评估机制，将商业保险、低息贷款、优先推广等福利与信用等级挂钩，为优秀数字农商提供清晰的上升通道；同时完善纠纷调解机制与风险兜底预案，针对农产品滞销、物流延误等突发情况提供应急支持，降低经营风险。
(3) 社区与个体层面：构建“互助共生”的乡村数字生态
充分发挥乡村社区的组织协调作用，推动形成“抱团发展、资源共享”的转型氛围。一方面，培育乡村电商带头人队伍，推广“陇南模式”中“一村一主播”“能人带众人”的成功经验，鼓励成功转型的数字农商通过线下workshops、线上社群分享、一对一帮扶等方式，传递实战经验与经营技巧，形成“传帮带”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支持成立地方性电商协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组织化运作实现资源整合——统一对接货源、集中采购包装材料、共享物流渠道，降低个体经营成本；同时建立风险共担机制，针对市场波动、平台规则变动等共性问题开展集体协商，增强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形成集群发展效应，推动农民工数字农商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型。
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揭示了农民工转型的核心机制与实践困境，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样本覆盖范围有限，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检验；未对不同转型路径(如直播带货、社群团购、传统网店运营等)的差异性进行深入分析。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规模，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对本研究构建的“素养–转型–收入”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开展比较研究，剖析不同转型路径下数字素养演进、收入质量提升的差异化特征与影响因素，为制定更具精准性的支持政策提供更全面的实证依据。
基金项目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511117089)；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项目编号：2025SJYB1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