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奥斯卡·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散文家、诗人，以其剧作、诗歌、童话和小说闻名，唯美主义代表人物，19世纪80年代美学运动的主力和90年代颓废派运动的先驱。他被誉为“才子和戏剧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等，诗作《瑞丁监狱之歌》《斯芬克斯》等，戏剧作品《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莎乐美》《认真的重要性》等、童话集《快乐王子和其他故事》和《石榴屋》以及其他散文、随笔等等。切斯特曼翻译规范理论旨在规范翻译实践，通过满足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使译文更加符合目的语的文化习惯和表达习惯[1]。
1.1. 源文本
王尔德一生只写过两部作品集，这篇《夜莺与玫瑰》收录于《快乐王子集》中，它不仅仅是一篇广为传唱、充满想象的童话故事，更是一篇发人深省、内涵深沉的批判性文章，它也不只是一篇简单的悲剧结尾的令人伤心的作品，它带给读者的更是一种崇高且震撼人心的美感，让读者对爱的理解更上一层楼。
《夜莺与玫瑰》这篇童话故事主要讲述的是一只夜莺为成全青年学生在舞会上邀请自己心爱的女孩跳舞的愿望，将一根刺扎入自己的心脏，牺牲生命换来了一支红玫瑰，而青年学生拿到这支红玫瑰献给女孩时，她拒绝了他接受了大臣侄子的珠宝，最后玫瑰被青年丢弃了，青年不再追求爱情回去读书。蜥蜴的自负体现了御用文人的不可一世的嘴脸；蝴蝶的随波逐流乃是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代言人；雏菊的愚昧无知代表了当时社会中的不学无术、头脑空虚的应声虫[2]。这些人是王尔德所不齿的，但恰恰正是蜥蜴、蝴蝶和雏菊等对真爱麻木之辈更加衬托出夜莺对爱的执着。这种执着是感人至深的，是心灵美的具体表现——为爱而奉献一切。王尔德的美学观不仅表现在画面美，更表现在文字美，在这篇故事中他利用式的语言、诗的韵律及诗的节奏，讲故事描述得精美绝伦[3]。但除了在用词、修辞上的处理外，王尔德更注重词汇本身具有的韵律感、节奏感及感官性。英语词汇类别有限，然而不同词汇与词汇的组合，能够表达出特殊的含义，同时也能够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音乐性。基于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创作理念及自身的诗歌创作经验，王尔德往往强调词汇与词汇间的搭配、句式与句式间的押韵以及语言节奏的舒缓程度。因此他的词汇美主要表现在英文词汇的韵律、节奏及编排上。
1.2. 背景
王尔德生活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正在英国如火如荼地进行。整个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物欲横流金钱至上，“唯利是图”之风弥漫了大不列颠的各个角落。自19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确立后的数十年间，给社会心理造成了巨大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那种社会里“资产阶级抹去了所有一切最被尊崇的职业上面的神圣光彩。它把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拿钱雇佣的仆役”[3]。王尔德面对当时社会的拜金主义风气、市侩哲学和虚伪的道德，在童话《夜莺与玫瑰》中描绘了一个虚构的故事。以此来揭示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种种丑恶现象。追求心灵的唯美世界，以艺术之美来对抗庸俗的社会现实。
2. 理论
“规范”这一术语最早由东欧学者吉里·列维和安东·波波维奇在20世纪60年代引入翻译研究。图里对翻译规范进行了详细研究，将其分为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他发展了特拉维夫学派另一位著名学者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并创立了翻译规范理论，在翻译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吉迪恩·图里的翻译规范思想主要源于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论。该理论强调在社会文化背景下考察翻译，将焦点从理论阐述转向文本描述。图里进一步通过观察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实践，强调了社会文化规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他的著作为理解翻译规范提供了一种描述性和系统性的方法。其理论探讨了以下问题：社会共识、惯例与规范之间的关系；翻译规范、翻译行为和翻译事件；规范与价值；翻译文本的规范与非翻译文本的规范[4]；以及相互竞争的规范。翻译作为行为和事件的特点是具有可变性，它由历史、社会和文化决定，简而言之，是受规范制约的。在图里的基础上，切斯特曼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规范理论，并将翻译规范分为期待规范(产品规范)和专业规范(过程规范)。
2.1. 期待规范
期待规范或产品规范：译文应满足读者对译文的期待，例如语法、可接受性、风格等方面的期待[5]。期待规范从目标读者的角度考量目标文本的恰当性和可接受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目标语文化中流行的各种翻译传统、同类文本类型和形式，以及经济、意识形态因素、同文化及不同文化间的权力关系的制约。
2.2. 专业规范
专业规范或过程规范：它对翻译过程本身施加限制，并从属于期待规范。切斯特曼进一步将专业规范细分为三种规范：责任规范、交际规范和关系规范。切斯特曼提出用“相关相似性”来替代传统的“对等”关系，并认为翻译的任务是寻求“最优相似性”[6]。
3. 基于翻译规范理论的分析
本文案例主要来自以下五位译者，括号内为译作大致发布时间：林徽因(1923)的译本典雅婉约，体现了“五四”后新文学对“美文”的自觉追求与文人化翻译倾向；巴金(1946)的译本质朴晓畅，承载了战争与变革年代文学服务大众、启蒙社会的现实关怀；谈瀛洲(2015)、朱纯深(2017)与张乐(2021)的译本则共同展现了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与学术规范化背景下，译者对文本学术性、语言现代性及读者体验的综合性平衡。尽管后三位译者时代相近，其具体处理仍各具微差：谈译注重学者式的精准与风格贴近，朱译讲求文学语言的凝练与意境再现，张译则表现出对当代口语节奏与阅读流畅度的敏锐把握。下文将围绕核心规范，通过具体译例，对比分析这些不同时期与个人风格如何具体投射于翻译策略之中。下文简称各译者姓氏。
3.1. 期待规范
《夜莺与玫瑰》这部作品发行至今广为流传，中译本也有非常多个版本，而不同的译本的语言风格、遣词造句大有不同。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译本的译者横跨将近一个世纪，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甚至译者的性别不同也会对译本有很大的影响。
林徽因的译本出现于1923年。林家优渥，祖父是学者，父亲擅长书法写作，是书香门第。林徽因自幼受此熏陶，基础扎实，学识深厚，后来结识徐志摩、胡适等人，开阔了眼界，对诗歌文学也产生了兴趣[7]。19岁的林徽因翻译了《夜莺与玫瑰》，译文优美，华丽细腻，大方典雅。由于当时文坛多为男性，林徽因是《夜莺与玫瑰》的第一位女性译者，她的女性身份在其翻译中起到了较大作用。其次，女性译者情感更为丰富细腻，在语言表达上有独特优势。研究发现，新文化运动后，人们开始接受新思想文化，然而巴金翻译《夜莺与玫瑰》时正值四五十年代的中国，此时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人们还没来得及庆祝和平的到来，国内又爆发了内战，因此巴金翻译儿童文学作品的目的不仅是启迪儿童、教育儿童，还透露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以及百姓的同情，由此，巴金选择使用白话文，语言古雅凝炼，一是符合儿童认知水平和阅读习惯[8]，二是将译本受众面扩大至普通百姓，希望唤起人们的觉醒和反抗。而新时期的文学作品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社会对文学作品的包容性越来越强，翻译研究更是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尤其是儿童文学翻译，由一直以来的边缘地位变成了翻译研究的重点，朱纯深的译本带有新时代文学特点，语言简洁流畅、真实自然。谈瀛洲在译后记中曾提到他“努力译得接近原作的风格”，这削弱了译者自身的主体性，由于他强调用词尽量贴近原文，译本与林译相比似乎显得更为质朴单一。
举例来说，文章中的Metaphysics这一词在林徽因的译本中译为玄学，而在巴金以及新时期下谈瀛洲、朱纯深和张乐的译本中都译为形而上学。这一词由亚里士多德提出，起初是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参考《周易》译为形而上学。而在晚清时期，严复根据《易经》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将其译为“玄学”。而林徽因翻译时的1923年中处于这一时期，根据严复所提倡的中国自己的译法将其译为玄学，符合当时的期待。而之后随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形而上学这一描述更符合大众的表达以及哲学的定义，所以之后的译者都采取这一译法。
3.2. 专业规范
3.2.1. 责任规范
责任规范：一种伦理规范，主要指译者的职业道德和人格。“译者对包括原作者、翻译任务委托人、预期读者甚至译者自身在内的一系列相关方负有忠诚的责任。”[6]
市面上流行的几个译本中，除了巴金将书名译为《夜莺与蔷薇》之外大家都用的是《夜莺与玫瑰》。关于书名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看：前者夜莺一词在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时期的作家翻译时夜莺常被杜鹃所取代，原来的夜莺玫瑰转变成杜鹃玫瑰，有时候则是夜莺、杜鹃、玫瑰同时出现，成为一个中西合璧的意象群。在中国传统中，彻夜泣血哀鸣的杜鹃也是寄托着深切相思与哀怨的爱情鸟，二者在“爱与血”“爱与死”的意涵上有着高度相似性，同时也与五四青年誓以爱情冲决封建罗网，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相一致[9]。与王尔德笔下为了少年的爱情而热烈献身的夜莺相比，携带着中国传统情感基因的杜鹃则多了几分哀怨，易于引发本土读者的情感共鸣，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王尔德原作所依托的西方文学传统。在西方语境中，夜莺是歌颂爱情、超越痛苦的经典诗歌意象(如济慈的《夜莺颂》)，其基调是热烈、执着乃至崇高的，而非纯粹凄婉。林徽因及后世译者普遍采用的“夜莺”译法，则优先保证了与源语文化符号的直接对应，避免引入原作中没有的文化联想，从而更完整地传达了王尔德所借鉴的唯美主义文学谱系，履行了对原作者及其文化语境的忠诚。而后者玫瑰一词，“象征爱情”的西方玫瑰借五四时代的新文化风潮转译到本土并为广大新青年们所推崇，在描述爱情时我们习惯性的说法就是玫瑰，而蔷薇在大众认知偏向于一种概括性的词，所以在王尔德这篇歌颂纯洁的爱情的童话故事中，玫瑰比蔷薇更为合适。
原文：“Death is a great price to pay for a red rose,” cried the Nightingale, “and Life is very dear to all.”
林译：“死掉一朵红玫瑰代价真不小，”夜莺叫道，“生命于谁都是很宝贵的。”
巴译：“拿死来买一朵红蔷薇，代价太大了，”夜莺大声说，“生命对每个人都是很宝贵的。”
谈译：“用死亡来换取一朵红玫瑰，这代价可真不小，”夜莺喊道，“生命对谁来说都是很珍贵的。”
朱译：“用死亡来交换一朵红玫瑰，代价太大了，”夜莺叫道，“生命对谁都至为宝贵。”
张译：“为了一朵红玫瑰付出生命，这代价太高了，”夜莺哭喊道，“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无比珍贵。”
这句话是夜莺下定决心牺牲的核心体现，这里主要分析“a great price to pay”的处理，各位译者的译文有细微的差异。林译的“代价真不小”与巴译、朱译的“代价太大了”，这些都属于直译。而谈译“以小示大”，语气强度渐增。都是对于原文的忠实。“Life is very dear”的翻译：林译、巴译、谈译均采用“很宝贵/珍贵”，是准确而标准的对等。朱译的“至为宝贵” 则使用了更具中文书面雅语色彩的词汇，提升了情感的庄重感；张译的“无比珍贵”则通过副词“无比”强化了绝对性，情感渲染力最强。这些差异体现了责任规范下，译者在“准确传达原文信息”与“用目标语最佳表达方式传递同等情感强度”之间的不同侧重点。林、巴、谈偏向于前者，克制而忠实；朱、张则在忠实于“珍视生命”这一核心语义的基础上，更主动地调动中文词汇的情感层级，以履行对目标读者情感共鸣的“责任”。
3.2.2. 交际规范
交际规范：一种社会规范，“它假定译者应根据语境要求，优化所有相关方之间的沟通。”[6]
原文：1) “She said that she would dance with me if I brought her red roses,” cried the young Student; “but in all my garden there is no red rose.”
林译：“她说我若为她采得红玫瑰，便与我跳舞。”青年学生哭着说，“但我花园里何曾有一朵红玫瑰？”
巴译：“她说过只要我送她一朵红蔷薇，她就同我跳舞，”年轻的学生大声说；“可是我的花园里，连一朵红蔷薇也没有。”
2) “No red rose in all my garden!” he cried, and his beautiful eyes filled with tears.
林译：青年哭道，“我园中并没有红玫瑰！”他秀眼里满含着泪珠。
朱译：“没有红玫瑰，整个园子都没有！”他哀哀地嚷道，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张译：“我的园子里没有红色的玫瑰！”学生那双漂亮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
3) “For a red rose?” they cried; “how very ridiculous!”
林译：他们叫道，“为着一朵红玫瑰！真笑话！”
巴译：“为了一朵红蔷薇！”他们嚷起来；“多么可笑！”
谈译：“为了一朵红玫瑰？”他们叫了起来。“真是好笑！”
朱译：“就为一朵红玫瑰！”他们大叫。"这多么可笑啊！”
张译：“为了朵红玫瑰？”它们异口同声。“多么可笑！”
4) “Give me a red rose,” she cried, “and I will sing you my sweetest song.”
林译：她叫道，“给我一朵鲜红玫瑰，我为你唱我最婉转的歌。”
巴译：“给我一朵红蔷薇，”她大声说，“我要给你唱我最好听的歌。”
谈译：“给我一朵红玫瑰。”她高声喊道，“我会为你唱我最甜美的歌。”
朱译：“给我一朵红玫瑰吧，”她嚷道，“我给你唱我最好听的歌。”
张译：“给我一朵红玫瑰吧，”她请求道，“我会为你唱我最动听的歌。”
在这部作品中有十几处用到了cry这个词，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每位译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与读者交流，促进读者与原作者之间的共鸣。Cry这个词通常情况下有两个常用的意思一个是哭，另一个是大喊，在英文中可以用这一个词从头到尾贯彻到底，那么中文就需要通过不同的表达来促进读者的理解。
同一句话中，不同译者遣词造句不同。林徽因的译本从女性的视角来看，更加的文艺、细腻，她能够从不同的情境中表达出不同的情绪，什么时候是哭泣什么时候是大喊都有很清晰的表达。巴金的译本中以大声喊这一含义为主，可能通篇给大家的感觉中青年学生对爱情非常的急切，哀伤的韵味可能少一点。谈瀛洲和朱纯深的译本也基本少用哭泣，但他们对于大喊有更多的表达，比如嚷嚷、哀怨等等，表现出来的层次感更强，有利于和读者之间更好的交流。张乐的译本非常的特别，与其他四位译者不同，张乐的翻译脱离出了cry这个词本身，用更贴合情景的意译或者是省译的方式，比如说例句2，省略了说，这也是非常符合中国读者的，更加简洁流畅。而同一个词，不同的位置含义也不同。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各位译者都试图呈现王尔德极致的美学表达，并尽可能确保读者能够理解，这是各位译者符合沟通规范的表现。
3.2.3. 关系规范
关系规范：一种语言规范，“它意味着应根据文本类型、委托人意图、原文作者意图以及预期读者的假定需求，建立一种恰当的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的关系。”[6]
原文：All that I ask of you in return is that you will be a true lover, for Love is wiser than Philosophy, though she is wise, and mightier than Power, though he is mighty.
林译：我向你所求的报酬，仅是要你做一个真挚的情人，因为哲理虽智，爱比她更慧，权力虽雄，爱比她更伟。
巴译：我只要求你做一件事报答我，就是你要做一个忠实的情人，因为不管哲学是怎样地聪明，爱情却比它更聪明，不管权力是怎样地伟大，爱情却比它更伟大。
谈译：我要求你报答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你要做一个真正的恋人，因为尽管哲学很聪明，然而爱情比她更聪明，尽管权力很伟大，可是爱情比他更伟大。
朱译：我唯一要你报答的是你要永远是个真心真意的爱人，因为爱比哲学更有智慧，尽管哲学充满了智慧；因为爱比权力更强大，尽管权力已够强大。
张译：我唯一请求的回报，是你能成为一个痴情的人，因为真爱比哲学更有智慧，比权力更加雄伟。
原文的句型有一种诗的美感，是相同的两个比较级的句式，这时候译者的传达就非常重要。对比来看，林徽因的译文简洁，对仗工整，用词准确，读起来有戏剧的感觉，让人想唱出来的宏伟。其他几位译者我们能看出他们也是在尽可能地还原原文的句式和风格，用相同的两个短句。关系规范对译者的翻译活动有着重要影响，通过重现原诗的风格、含义和修辞手法，并根据读者的知识进行调整，这就更好地建立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适当关系。
原文：…and the marvelous rose became crimson, like the rose of the eastern sky. Crimson was the girdle of petals, and crimson as a ruby was the heart.
林译：……那朵奇异的玫瑰变作鲜红，如同东方的天色。花的外瓣红同烈火，花的内心赤如珊瑚。
巴译：……这朵奇异的蔷薇变成了深红色，就像东方天际的红霞。花瓣的外圈是深红的，花心红得像一块红玉。
谈译：……那朵奇妙的玫瑰变成了深红色，就像东方天空的朝霞。深红色的是花瓣的周缘，深红如宝石的是它的心。
朱译：……那朵奇美的玫瑰变成了绯红色，好比东方的红霞。绯红的是它花瓣的裙边，而它花心的红，红如红宝石。
张译：……那朵奇妙的玫瑰变成了绯红色，宛如东方的红霞。花瓣的边缘是绯红色，而花心则红若宝石。
这段话主要是描述玫瑰诞生的华丽景象，原文充满了比喻和重复的结果。在处理“crimson”时，林译分别用“鲜红”、“红同烈火”、“赤”，避免了重复，用词典雅富于变化。巴译统一为“深红”和“红”，朴实连贯。谈译统一为“深红色”，严谨一致。朱译和张译均选用“绯红”，此词更具文学色彩和视觉美感。在再现原文“Crimson was…, and crimson as…”的平行结构时，谈译的“深红色的是……，深红如宝石的是……”与朱译的“绯红的是……，而它花心的红，红如……”都高度还原了原文的节奏与强调效果。林译转化为“红同……，赤如……”的对仗，体现了中文的骈散结合之美。张译的“是绯红色，而……则红若……”在流畅中稍作变奏。巴译则完全打破了平行结构，化为平实的描述句。谈译、朱译在词汇和句式上追求高度形式对应；林译在中文诗学体系内寻求功能对等的雅致转换；张译在保持意象和色彩的基础上追求行文流畅；巴译则以确保语义清晰为首要目标，部分牺牲了修辞结构的再现。这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译者对“形式相似”与“效果相似”之间优先级的差异化判断。
4. 结论
根据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这五位译者无论是意译还是直译还是两种方法相结合等等的方式去翻译，他们都符合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从文本的分析中也能更深一步地体会到专业规范是从属于期待规范的，译者的译文宏观来看主要是受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影响，去呈现出更符合当下读者喜欢的方式。但是五位作者都避免了译者主体性的问题，他们都尽可能地在还原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还原原文中崇高而伟大的爱，还原像诗一样优美的行文，还原有戏剧色彩的语句。《夜莺与玫瑰》这部精彩的作品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流传，现行的各个版本的译本都有值得欣赏的部分，译者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传达王尔德的极致美学，以及每个社会阶段不同的人文风貌，对我们的翻译实践有很大的指导作用。通过本文的分析，有实际的例子更深切地理解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有利于日后翻译实践实操过程中的运用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