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埃兹拉·庞德的《华夏集》作为中西诗学碰撞的里程碑，其核心争议与价值始终围绕其对中国诗歌意象的“创造性叛逆”式处理。学界对其“不忠”的讨论虽多，却常止步于文化误读或风格影响的宏观评判，未能深入其诗学转换的内部机制。本研究旨在聚焦一个核心的微观诗学问题：李白诗歌中极具特色的动态意象(即通过动词、句法及意象组合营造出的流动感与力量感)，如何在庞德笔下跨越语言屏障，获得一种符合意象派诗学原则的英语“重生”？这种“重生”的具体策略与过程，正是“创造性叛逆”理论在操作层面的具体体现。
创造性叛逆作为译介学理论的基石常用于文学翻译。埃斯卡尔皮坚持翻译是创造性的叛逆[1]。虽然有学者对于“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存有争议，如“我们已知道‘创造性叛逆’的最初主体是读者，大冢幸男和韦斯坦因虽然最早提及了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但并未忽略读者。而在谢天振认为‘通常以为’的‘创造性叛逆’的主体竟已变成了译者”[2]。本文将“创造性叛逆”界定为译者为达成更高层级的诗学对等而进行的、有意识的美学重构。同时，借鉴意象派“能量”说与中国古典“意境”论，对“动态意象”进行操作性定义，以此作为分析的基石。研究试图弥补现有文献对意象“动态性”转化机制关注的不足，通过构建一个涵盖词汇激活、句法并置与空间编排的文本分析框架，对《华夏集》中李白的代表性译诗进行细部分析。
本文的论述将依以下路径展开：首先，廓清理论概念与关联；其次，阐明驱动庞德翻译的意象派诗学议程；进而，系统剖析其实现意象重生的具体诗学策略；最后，评估此创造性实践的得失与启示。本研究期望不仅深化对庞德译诗学的认识，亦为理解中国古典诗歌外译中“艺术创造性”的本质提供新的视角。
2. 庞德的诗学议程与翻译方法论
庞德对李白诗歌的“创造性叛逆”，根植于其明确的现代主义诗学议程与独特的翻译方法论。“创造性叛逆”在国内翻译研究中颇具影响力，译介学研究者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该命题做了进一步阐发，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鲜明且集中地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交流 过程中所受到的阻滞、碰撞、误解、扭曲等问题”，是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客观存在[3]。“创造性叛逆”蕴含创造和叛逆双重意味。所谓“创造”即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多样化方式，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和美的感受；而“叛逆”则是译者为实现某一主观目的对原文客观形式或者内容的背离[4]。
本章旨在阐明，庞德的翻译实践绝非偶然的“误读”，而是一场自觉的、以革新英语诗歌为目标的诗学实验。其核心动力来源于意象派诗学的内在要求，以及他通过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所“发现”的、作为一种理想范式的中国诗歌。
2.1. 意象派信条：作为“能量”枢纽的精确意象
庞德的翻译首先服从于其意象派诗学的革命性要求。针对维多利亚末期诗歌的陈词滥调与抽象修辞，他与同仁提出了“直接处理‘事物’”、“绝对不用任何无助于呈现的词”等著名原则。这并非简单的具象化呼吁，其核心在于一种新的诗学能量观。庞德将“意象”定义为“一个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情感的复合体”，强调“瞬间”所带来的强烈聚合与放射效应。对他而言，真正的诗歌不是描述，而是通过精确的意象直接传递感知与智性经验，每一个有效的意象都是一个能量节点(Vortex)。因此，翻译的任务远非语义传递，而是要在目的语中重建这种能量的“电压”与“电路”。这一定位，预先决定了他的翻译必然是对原作的强度提纯与形式再造，一切手段服务于在英语中触发同等强度的诗意“瞬间”。
2.2. 发明中国诗：作为对抗陈规的范式与方法
庞德通过费诺罗萨的遗稿《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面文字》接触中国诗，其理解本身即是一种极具生产性的“发明”。费诺罗萨的观点——汉字是“动作与过程的速写图画”，中国诗歌句法依循自然的行动顺序与意象并置——完美契合了庞德对抗西方逻辑化、分析性语言的诗学诉求。庞德将这一理论推向极致，他视汉字为天然的意象单位(如“聞”是“门中驻耳”)，并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句法因其并置性与非连接性，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意象的纯粹与活力。由此，中国诗被他建构为一个反拨西方抽象与冗赘的理想诗学范式。翻译李白，因而成为他从这一范式中萃取方法、验证并推广其诗学理念的关键实践。中国诗歌不仅为其“创造性叛逆”提供了合法性来源，更提供了具体的技术蓝图——一种依靠意象直接碰撞来生成诗意的句法模型。
2.3. 翻译即创造：作为诗学策略的能动性“叛逆”
基于上述理念，庞德形成了其旗帜鲜明且具有高度能动性的翻译观。创造性叛逆在译入语中的意义和价值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涉及译入语文化对原语文化的接受以及两种文化的融合后译语文化的走向[5]。他公开摒弃“字面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斥之为“拙劣的欺骗”，认为真正的翻译应追求“原作的‘力度’或‘本质’在另一种语言中的对等物”。在《华夏集》的序言及通信中，他反复强调自己捕捉的是原诗的“情绪”或“灵魂”。这绝非谦辞，而是其方法论的宣言。在实践中，他采取了一种诠释性创造(interpretative creation)的策略：他大胆地省略、压缩、重组原诗的文化典故与细节，聚焦于他认为的“诗意内核”——通常是那个最具动态和视觉潜能的中心意象。例如，他会为了保持意象流的强度而牺牲叙事的连贯性。对他而言，翻译是创造新文学的核心手段，是引入新节奏、新句法、新意象以激活僵化传统的过程。这种将翻译彻底工具化、将其服务于自身诗学革命议程的立场，正是其“创造性叛逆”方法论的本质。他的“叛逆”是主动的、有理论武装的，其目标是在英语的土壤上，让李白诗歌中那些充满能量的意象获得一种全新的、更具现代主义冲击力的生命形式。
3. 解构与重建：庞德“创造性叛逆”的诗学语法
“埃·斯卡皮(1987)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6]。庞德的翻译革命不仅体现在意象内容的转换上，更深刻地作用于诗歌语言的结构本身。本章旨在揭示，庞德通过对中英两种诗学语法的系统性“解构”与“重建”，为动态意象的跨文化重生奠定了根本性的形式基础。这种语法层面的创造性叛逆，是其翻译方法论中最具现代性的核心环节。
3.1. 对英文诗学语法的解构：打破逻辑链条，释放意象自主性
传统英诗语法建立在主谓逻辑、时空限定和连接词网络之上，形成一个封闭、确定的叙述场。庞德为追求意象的“直接呈现”，对此实施了激进解构。
切除“逻辑韧带”：他大量省略关系代词(which, that)、连接词(and, but, because)以及系动词(is, are)，这些词在传统语法中承担着构建逻辑关系和判断的功能。例如，在《送友人》译文中，他完全省略了“like”或“as”这类明确的比喻标记，使“Mind”与“floating wide cloud”直接对峙。这种切除，打断了英语读者习惯的逻辑推理惯性，迫使意象脱离解释性框架，以其自身的存在直接冲击感官。
瓦解主谓中心：庞德常将完整的句子结构分解为名词性短语或独立分词结构。如在《古风》译文中，“Surprised. Desert turmoil. Sea sun.”这三个单元之间不存在语法上的主谓关联。传统语法中由谓语动词驱动的“动作–结果”叙述模式，被替换为并置的“状态–场景”的蒙太奇拼接。这使得每一个意象单元都获得了近乎平等的自主地位，诗的推进不再依赖于语法逻辑，而依赖于意象之间的视觉或情感张力。
3.2. 对中文诗学语法的创造性重建：发明一种“翻译体”句法
从诗歌翻译实践中来看，创造性叛逆是不仅是译者主体性的突出表现，也是翻译中必不可少的因素[2]。庞德并非简单地移植中文语法。他基于费诺罗萨的理论，对中文的意合、并置特性进行了一种理想化的解读和再造，从而发明了一种适用于英语的、高度风格化的“翻译体”诗学语法。从翻译过程看，翻译活动是‘阅读–理解–神会–化出’的过程，其中的‘神会’是指译者深入领会作品的涵义、神韵和艺术意境；‘化出’则指在理解与神会的基础上用本民族的语言将原作的涵义、神韵及艺术意境再现出来[7]。
从“意合”到“并置法则”：中文古典诗歌的“意合”，依赖于共同文化语境的默会理解。庞德剥离了这种具体语境，将其抽象并强化为一种普遍的“并置法则”(Principle of Juxtaposition)。在他的体系中，任何两个意象的并置，其关系都不再由文化惯例预先决定，而是由读者在阅读瞬间的感知活动中临时构建。这赋予了翻译文本一种开放的生成性。他的句法不是还原中文，而是利用对中文的特定理解，来创造一种新的英语诗歌语法。
创造“空间化句法”：传统线性句法强调时间的先后和因果。庞德的并置句法则创造出一种空间化的阅读体验。当“浮云”与“游子意”并置时，两者的关系不是时间性的展开，而是空间性的共存与映照。读者的思维必须在这些意象构成的空间场域中来回移动、建立联系。这种句法将诗歌从时间艺术部分地转向空间艺术，完美适配了意象作为“瞬间呈现的复合体”的定义。
3.3. 语法叛逆与意象重生的同构性
语法层面的解构与重建，与动态意象的重生是同一过程的两面。语法为意象“减负”与“赋能”：传统语法要求意象承担起符合逻辑链条的叙事或描述功能。庞德的简化语法，首先为意象“减负”，将其从明确的修辞或叙事角色中解放出来，还原为相对纯粹的感知对象。继而，通过并置，为意象“赋能”，使意象之间的碰撞本身成为意义生成的主要动力。动态意象所需的“能量”，正是在这种被解放和强化的碰撞中被激发出来。
案例深析：《玉阶怨》的语法再造。原诗“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包含清晰的处所(玉阶)、时间推移(夜久)和动作过程(生、侵)。庞德译为：The jeweled steps are already quite white with dew, it is so late that the dew soaks my gauze stockings...(后略)
(注：此为庞德原译，其句法在本诗中相对传统，但仍有特点。)更典型的其后期或受其影响的译法可能会更凝练。但即便在此，他通过“already...quite white”强调状态的直接呈现，通过“so late that...”将时间感转化为一种强烈的因果张力。他并未逐字翻译“生”与“侵”的动作，而是聚焦于状态(white with dew)与结果(soaks)，将过程的动态性压缩进结果的意象之中，语法服务于最终意象(白露、湿袜)的突出与情绪(久等)的渲染。
因此，庞德的“创造性叛逆”在根本上是一场诗学语法的革命。他通过解构英语的逻辑语法、重建一种基于并置的空间语法，为李白诗歌中那些依赖意境和语感的动态意象，在英语中找到了一种革命性的形式载体。这不仅让意象得以“重生”，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实践并推广了其整个现代主义诗学的核心主张。这一语法层面的创造，是其翻译影响深远、被视为“新诗创作”而非“旧诗复制”的根本原因。
4. 动态意象的“重生”：庞德译李白的策略微观看
庞德的翻译实践体现了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深刻理解。20世纪初，西方文学正处于现代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阶段，传统的诗歌形式和审美观念受到了挑战。意象派强调诗歌应通过简洁、生动的意象来传达情感，避免冗长的修饰和抽象的表达[8]。
本章将深入《华夏集》的文本肌理，具体考察庞德如何通过一系列自觉的诗学操作，在词汇、句法和文本空间三个层面系统性地实现李白诗歌动态意象的创造性转换。这种转换并非随意为之，而是严格遵循其意象派诗学逻辑的“重生”过程，旨在将原诗中含蓄、流动的意境能量，转化为英语中直接、硬朗的视觉冲击力。
4.1. 动词中心：动势的激活、淬炼与创造
庞德对动词的处理是其翻译动态意象的核心引擎。他相信动词是“语言的电机”，是能量传递的关键。在翻译李白时，他常常抛开字面含义，在英语中淬炼或创造出一个更具物理动感、视觉精度或情感张力的动词，从而“激活”整个画面。
案例深析一：从状态到事件。《长干行》中“郎骑竹马来”一句，庞德译为“You came by on bamboo stilts, playing horse”。原句的“骑”是描述一种孩童游戏的状态，重心在“竹马”这一物件。庞德的译法进行了双重动态化处理：“came by”(走来)引入了空间移动，“playing horse”(扮演马儿/玩骑马游戏)则突出了表演性的动作过程。静态的“骑”被转化为一个充满童趣和动态的微型戏剧场景。
案例深析二：情感的动作外显。同一诗中“举手长劳劳”被译为“And hurt my hands against the casement, while I looked at you”。此译堪称“创造性叛逆”的典范。原句“举手”是离别时挥手致意的泛指姿态，“劳劳”是内心忧伤的形容，情感内敛。庞德则将其具体化、尖锐化为一个近乎自虐的物理动作“hurt my hands”(弄伤双手)，并添加了“against the casement”(倚着窗框)这一细节空间。内心的绵长哀愁(“长劳劳”)被外化为一个带有痛感的、固执的、持续的身体动作和凝视(“looked at you”)。动词“hurt”的选用，将抽象的情感强度瞬间转化为可触可感的身体经验，意象的冲击力被极大强化。
案例深析三：动势的提炼与聚焦。在《古风》其六(代题为“South-Folk in Cold Country”)中，面对“惊沙乱海日”这样意象密集、动感混沌的诗句，庞德提炼出核心动势“confused”(混乱)，译为“Surprised. Desert turmoil. Sea sun.”。他省略了原文中“惊”、“乱”的具体施受关系，通过名词的并置和“Surprised”的突兀呈现，再现了沙暴骤起、天昏地暗的瞬间混乱感。动词性的力量被压缩进名词化的意象(turmoil)和孤立的过去分词(Surprised)之中，动感更为凝练、爆发。
4.2. 句法引擎：并置、碎片与“视觉和弦”的生成
这是庞德诗学实验最激进也最富成果的领域。他系统地拆解英语的传统主从句法结构，模仿(或发明)中文的意合特征，通过意象名词或短语的直接并置来生成诗意，创造其所谓的“视觉和弦”(the sequence of the musical phrase)。
经典范式分析：《送友人》中“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的翻译，是这种句法策略的教科书式体现。庞德译为：“Mind like a floating wide cloud, 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他彻底摒弃了“A是B”或“A如同B”的完整比喻句式，砍掉了系动词和任何连接词，只剩下“Mind”(心)与“a floating wide cloud”(浮云)、“Sunset”(落日)与“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故人别)的纯粹并置。这种“意象叠加法”迫使两个意象(心/浮云，落日/别离)在读者的感知中瞬间碰撞、融合。其间的比喻关系和情感逻辑——游子心绪如浮云般飘忽无定，别离之情如落日般苍茫依依——无需语法中介而直接“呈现”。原句流畅的抒情节奏在此被凝滞为一个充满张力的瞬间，意象间的动态关联由读者在思维的跳跃中主动完成。这正是意象派所追求的“理智与情感在瞬间的复合体”。
节奏与能量的生成：这种句法破碎化不仅关乎意义，更创造出新的诗歌节奏。传统英诗以音步和语法逻辑推进的节奏，在此被意象单元之间思维的停顿与飞跃所取代。例如在《登金陵凤凰台》的译文中，庞德将“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处理为一系列孤立的意象碎片：“The flowers and grass / Litter the deserted path. / ... / Coats, caps, old relics, / Lie in the heap of the grave-mound.”历史的沧桑巨变，不是通过叙述完成的，而是通过“花草”(繁盛)、“荒径”(衰败)、“衣冠”(昔日荣华)、“古丘”(最终归宿)这些意象的并置与对比，在读者的联想中自动生成。句法的缺失，反而赋予了意象更大的活动空间与能量，生成了一种跳跃的、蒙太奇式的内在节奏。
4.3. 空间建构：从线性叙述到戏剧化视觉场域
庞德的创新不止于词句，更延伸至诗歌的视觉形式。他敏锐地利用英语诗歌的排版，将李白诗中通过线性语言描述的时空动态，重塑为一种可直接被视觉感知的文本空间，从而强化意象的戏剧性和动感。
空间动感的视觉化：这在处理《蜀道难》这类具有强烈空间移动感的作品时最为突出。庞德通过精心设计的跨行、缩进、分行和留白，在纸面上模拟出蜀道的险峻与行路的曲折。例如，他将描绘山势高危、步履维艰的诗行处理得短促、陡峭，甚至突然中断，利用行的物理长度和位置变化制造阅读的攀爬感与窒息感。他将“地崩山摧壮士死”这样具有强烈戏剧冲突的诗句单独成行，如同舞台中央的一声巨响或一幕定场，其视觉孤立性极大地增强了事件的冲击力与悲剧感。
意境的空间编排：在更抒情的诗中，排版同样服务于意象的动态呈现。例如在《玉阶怨》的翻译中，原诗含蓄的等待过程，被庞德通过阶梯式的分行排列，视觉化为一个由外(露水)及内(罗袜)、由下(玉阶)至上(水晶帘)的缓慢移动的视线与心境过程，静止的画面获得了阅读时间上的延展与动感。
综上所述，庞德通过“动词淬炼”以聚焦能量、“句法并置”以生成和弦、“空间编排”以营造场域这三重相互关联的诗学策略，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动态意象转换机制。这套机制系统地、有意识地将李白诗歌中依赖文化语境和意境联想的古典美学特质，翻译转化为符合现代主义趣味、以视觉性、瞬间性与能量释放为特征的英语诗歌意象。这一过程，是其“创造性叛逆”诗学在微观操作层面的完整呈现与成功实践，真正实现了意象从一种诗学体系到另一种诗学体系的“重生”。
5. 结论：创造性叛逆的得与失及其翻译诗学启示
本研究系统揭示了庞德英译李白诗歌中“创造性叛逆”的完整诗学闭环。由于语言、价值观、思维认知、社会文化等差异，文化误读在文学翻译中似乎不可避免，但这种误读并非全然负面。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误读可以创造出新的意义空间，为文学创作提供新的灵感与方向[9]。其核心在于通过诗学语法的革命性重构与动态意象的美学再造，实现了跨文化的诗意能量传递。庞德的翻译首先是一场自觉的语法实验。他解构英语的逻辑句法，创造以意象并置为核心的“空间化句法”，为现代诗歌提供了新的形式范式。在此基础上，通过动词激活、并置生成与空间编排三重策略，将李白诗中流动的意境转化为英语中直接硬朗的视觉意象，完成动态意象的跨语际重生。这一实践深化了对“创造性叛逆”的理论认知：真正的创造性叛逆不仅是文化调适，更是诗学形式的创新构建。其成功关键在于同时把握源文本的美学核心与目标语的革新需求。庞德的翻译虽简化了历史文化细节，却以诗意的精确取代博学的精确，使李白诗歌获得了在英语现代主义语境中的新生。本研究为理解文学翻译中形式创新的决定性意义提供了典型案例，也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外译方法论启示了“诗学自觉”的重要性。后续研究可在此基础上拓展至历时性译本比较与影响追踪，进一步探索创造性叛逆的多元路径。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