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丰裕时代。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物质财富持续累积，现代人享受着先辈难以想象的便捷与舒适。然而，与此形成尖锐反差的是，一种深刻的“不适感”与“无意义感”却在社会肌理中弥漫开来。“内卷”与“躺平”的交替震荡、消费狂欢后的巨大虚空、信息过载下的注意力溃散……这些纷繁复杂的时代症候，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在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下，人与其创造的世界之间，出现了一种深刻的疏离，这种疏离感并非源于物质的匮乏，而是源于意义的失落与主体性的危机。这便是“异化”问题在当代的凸显。
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学说到赫斯的交换异化论，再到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随着资本的无限扩张和科技迅猛发展，现代社会异化现象加速，逐渐呈现出劳动异化、物欲异化和精神异化多维表现。“异化”作为一个经典的哲学与社会学范畴，自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阐述“劳动异化”理论以来，便成为批判社会现实的有力工具。它描述了人类活动及其产物，作为一种异己的、对立的力量与人相对立，并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的现象。在今天，异化并未随着前现代枷锁的打破而消失，反而在资本、技术与文化的复杂互动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演变为一种更为普遍、精微且深刻的现代困境。因此，重新激活“异化”这一理论，系统剖析其当代形态、多维表现与生成逻辑，并探寻超越之路，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更是回应时代精神困境的迫切要求。
2. 现代异化的多维透视
在技术理性与消费主义交织的现代社会语境中，异化现象突破传统理论框架，呈现出技术化、符号化与理性化的复合样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的劳动异化理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获得了新的实践注脚，其内涵从生产领域的主客体分离，延伸至消费、交往、认知等社会生活全维度，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异化图景。
劳动异化的技术化转型。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重构中，劳动异化的技术化转型呈现出规训机制升级与劳动本质异化的双重维度，其核心是技术理性对人类劳动主体性的解构与重构。从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当代演进来看，算法技术作为资本权力的新型载体，将传统工业时代的机器规训转化为数据驱动的精准控制体系：平台经济中的算法系统通过动态定价模型、路径优化算法与时效考核机制，构建起“数字泰勒主义”的生产范式——劳动过程被拆解为可计算的标准化数据单元，劳动者的身体成为算法指令的生物执行终端。这种技术化规训本质上是福柯“规训与惩罚”理论的数字化升级：GPS定位系统形成实时监控的“数字全景敞视主义”，用户评分机制构建起非物质性的规训压力，使劳动者在数据指标的隐性暴力下陷入自我监控的异化状态。
零工经济的兴起则在劳动形态层面引发存在论意义上的异化变迁。人工智能作为劳动的对象化不仅在本质上并不构成劳动异化，而且还会延伸人的肢体力量、拓展人的智能、实现智慧迁移，开始自己虚实结合的“数字化生存”，形成各种依托智能技术的包括智能游戏、VR体验、虚拟交往、直播购物等形形色色的“技术性生存”，但在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共谋下，人工智能所创造出来的智能化产品越来越反客为主，成为控制、奴役、排挤人的束缚性力量，成为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异己性力量，而人则沦落为高度智能化社会结构系统中从事“零工劳动”的“附庸”[1]。基于平台的劳动组织模式打破了传统雇佣关系的稳定性，将劳动过程切割为碎片化的任务单元。这种“去结构化”的劳动形态，使职业活动丧失了连续性的意义生产功能——劳动者在多平台间的任务切换中，陷入鲍曼所言的“液态现代性”生存困境：职业身份不再是稳定的社会角色认同，而是随算法指令流动的临时符号；劳动过程的创造性维度被剥离，转化为满足即时性需求的碎片化操作。从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来看，技术化转型不仅导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的异化，更深刻消解了“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人类类本质——当劳动沦为算法控制下的机械执行与零工经济中的碎片化生存，马克思所期许的通过劳动实现自我确证的可能性被技术理性彻底边缘化，形成技术进步与人性发展的二律背反。这种异化形态的嬗变揭示出，数字技术并未超越资本逻辑的支配，反而成为强化劳动异化的高效工具，在技术乌托邦的表象下构筑起更深层的异化牢笼。
物欲异化的符号化陷阱。当劳动异化掏空存在意义，消费主义便以救赎姿态制造新的异化陷阱。物欲异化的符号化陷阱本质上是商品拜物教的当代形态嬗变，其核心在于消费行为从满足生存需要的手段异化为建构主体认同的目的，进而形成对人的存在本质的双重遮蔽[2]。根据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当代演绎，当劳动异化导致人的类本质无法在生产领域实现确证，消费领域便成为资本制造虚假需求的替代场域——商品的使用价值被符号价值彻底僭越，奢侈品消费的符号化即是这种异化的典型表征。鲍德里亚所揭示的符号消费逻辑在此获得印证：消费不再是对物的功能性占有，而是通过品牌符号的等级差序建构社会身份区隔，形成“符号拜物教”的新型统治形式。这种符号价值的生产机制本质上是资本权力的话语建构，通过广告叙事、时尚工业与社会规训的协同运作，将人的自我认同锚定在对符号体系的追逐之中，催生永不停歇的欲望循环。
弗洛姆在《占有还是存在》中界分的两种生存方式，为解析这一异化提供了存在论维度的批判框架。异化消费的本质在于“占有型生存方式”对“存在型生存方式”的取代：当消费行为脱离“人的本质需要”，转而成为彰显社会地位、填补存在空虚的代偿机制，消费主体便陷入“过度占有”的异化状态[3]。数字时代的消费异化呈现技术强化特征：电商平台的算法推荐与直播带货构建起精准的欲望捕获系统，通过实时互动的感官刺激与“限时特惠”的稀缺性制造，将消费行为还原为神经生物学层面的条件反射。更具颠覆性的是，算法构建的信息茧房导致消费认知的单向度化——个性化推荐机制在提升消费效率的同时，也在用户界面构筑起符号价值的封闭环路，使个体丧失对消费异化的反思性距离。这种由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共同编织的消费陷阱，最终形成“符号认同–欲望生产–异化消费”的闭环，使人在对物的无限占有中遗忘存在的本真性，沦为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
精神异化的理性化困境。在现代性语境下，技术理性的过度扩张引发精神领域的深度异化，集中体现为认知结构的单向度化与存在意义的虚无化。算法推荐机制凭借协同过滤与偏好强化技术，构建起数字化的认知闭环。这一机制并非简单的信息筛选工具，而是通过持续强化用户既有认知偏好，将思维活动限定在狭窄的“舒适区”内，使主体丧失对多元信息的开放性接纳能力，进而导致批判性思维的退化与认知需求的弱化[4]。这种认知异化本质上是技术理性对人类思维辩证性与创造性的系统性消解，使得认知主体逐渐丧失主动探索与反思的能力。
3. 现代异化的根源探析
异化是指主体从自身的活动中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它作为与主体相疏离、相对立的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存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四个方面对异化的规定性进行了明确阐述。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主要体现在劳动领域。具体表现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创造的产品越多，反而越受产品的支配；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劳动对劳动者来说成为一种外在的、被迫的活动；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被贬低为维持生存的手段；人与人之间相互异化，工人与资本家以及工人之间的关系都被扭曲[5]。现代社会的异化本质上是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合谋的产物，凸显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割裂。从劳动领域的算法控制，到消费领域的符号支配，再到精神领域的意义缺失，异化现象已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3.1. 经济根源：资本逻辑的全面统摄
资本增殖的逻辑，如同一种“普照光”，已成为塑造现代社会最基本、最强大的力量。它不仅是劳动异化的直接根源，更是物欲与精神异化的终极驱动力。
劳动的商品化与人的“生产要素”化。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一切皆可被商品化，包括人类的劳动和能力。劳动者不再被视为完整的、有创造性的主体，而是被抽象为可度量、可替换的“人力资源”或“生产要素”。其价值仅由其产出的市场价值决定，这从根本上导致了劳动异化。劳动失去了其内在的目的性与丰富性，沦为纯粹的谋生手段，人与自身类本质的创造性活动相分离。
市场的无限扩张与“物化”关系的深化：资本的内在冲动要求其不断打破地域和领域的限制，将一切社会关系纳入市场交换体系。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这一过程导致了普遍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丰富社会关系，被简化、量化为冰冷的“物与物”的关系。这不仅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竞争与疏离，也为物欲异化提供了土壤——当情感、尊严、认同感等无法在市场中获得时，人们便转而通过对商品的占有和符号消费来寻求替代性满足。
消费社会的建构与欲望的制造：当生产过剩成为常态，资本积累的中心便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为了确保剩余价值的实现，系统必须不断地制造并刺激新的消费欲望，使之超越基本的生理需求。鲍德里亚指出，这是一个从“使用价值”到“符号价值”的深刻转变。广告、媒体与市场营销共谋，将商品塑造为幸福、成功、社会认同的符号。人们消费的不再是物品的功能，而是其背后的符号意义，从而被卷入永不满足的欲望再生产循环，这正是物欲异化的核心机制，并最终导向精神异化的空虚。
3.2. 技术根源：工具理性的霸权与数字牢笼
现代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作为一种新的支配形式，深化了异化的程度。
工具理性的泛滥与价值理性的式微。马克斯·韦伯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在此至关重要。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解释，工具理性是一种“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结果，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致力于做出合乎理性的权衡的“目的合理性行为”，而价值理性则无视可以预见的后果，人的“行动服务于他对义务、尊严、美、宗教训示、孝顺、或者某一件‘事’的重要性的信念”，是一种“价值合理性行为”。[6]工具理性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与效率，而悬置对目的本身的价值与意义的追问。在现代社会，这种思维方式从经济和管理领域溢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劳动中，它体现为精细的KPI考核、标准化流程，将人视为实现效率目标的工具，窒息了创造性与自主性，强化了劳动异化。在生活中，它使人习惯于用成本收益来计算一切，包括人际关系，导致情感的冷漠与算计。
数字技术的全景监控与算法支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种新型的控制模式已然形成。社交媒体平台、算法推荐系统和数据采集技术，共同构筑了一个数字化的“全景监狱”。用户的行为、偏好乃至情感，都被持续地监控、量化与分析。算法不仅预测我们的喜好，更积极地塑造我们的欲望和认知，使我们沉浸于为自己量身定制的“过滤泡”和信息茧房中。这种看似自由的“个性化”服务，实则剥夺了我们的选择权与批判思考能力，使我们成为被算法悄悄引导的客体，加剧了在思想和行为上的精神异化。
速度暴政与深度体验的丧失。数字技术创造了“即时性”的文化，信息流永不停歇，要求人们保持持续的在线与回应。这种“速度的暴政”导致了注意力的碎片化、思维的浅表化以及耐心的丧失。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进行深度的阅读、反思和内在的精神建构，从而与那个需要沉静和专注才能抵达的、丰盈的精神世界相疏离。
3.3. 文化与社会根源：共同体的瓦解与价值的虚无
经济与技术的变革，最终在文化与社会层面引发了深刻的断裂，使得个体在失去传统庇护后，陷入了原子化与无根化的境地。
个体主义的极端化与共同体的消散。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成就即是个体的解放与主体地位的确立。然而，当个体主义走向极端，便演变为一种“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传统的、基于地缘、血缘的稳固共同体逐渐瓦解，个体从这些提供归属感、安全感和价值坐标的结构中“脱嵌”出来，成为孤立的“原子”。这种原子化状态使人失去了坚实的社会支持网络，在面临压力与困境时倍感孤独，并被迫将自我价值的确认完全寄托于外部成就——主要是职业成功与消费能力，这直接强化了劳动异化与物欲异化的动机。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活殖民。消费主义已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模式，更是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它通过大众媒体和日常实践，向人们灌输一种信念：美好的生活等同于对更多、更新、更高端商品的占有。它成功地将个人幸福、自我实现等非商品化的价值，与消费行为捆绑在一起。这使得人们在物欲异化的轨道上狂奔，却永远无法抵达承诺的彼岸，最终陷入精神异化的疲惫与幻灭。
传统“祛魅”与价值多元的困境。现代性的过程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传统的宗教信仰、形而上学体系所提供的终极意义和绝对价值逐渐失效。世界不再被视为一个充满神秘意义和目的的整体。虽然这带来了思想的自由，但也导致了价值领域的“诸神之争”和相对主义。在没有更高价值引领的“虚无”中，个体很容易迷失方向，陷入存在性的焦虑与精神异化的意义危机，转而投向各种廉价、速成的替代品(如消费、娱乐)来填补意义的真空。
4. 超越异化：应对现代异化现象的策略
在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深度交织的现代社会，异化困境呈现出制度性排斥、文化性疏离与个体性迷失的复合特征。在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编织的现代性困境中，哈特穆特·罗萨的“共鸣”理论为破解异化提供了独特的分析框架。“共鸣”作为异化的“他者”，定义为主体与世界相互影响、转化的非工具性关系，填补了传统批判理论的情感与关系维度空白，为解决社会危机提供新可能[7]。该理论强调主体与世界通过情感联结、实践互动和价值认同形成“共振关系”，核心在于构建制度伦理、文化价值与个体主体性的三维共鸣场域。通过制度重构、文化重塑与个体觉醒的三维联动，构建超越异化的系统性解决方案。这一实践路径既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度变革逻辑，又激活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资源，在社会结构、价值体系与主体意识三个层面展开对异化的立体解构。
4.1. 制度维度：构建“人本位”的社会关系重构体系
罗萨将一种“感–动(e→motion)”“刺–激(af←fection)”的双向运动过程称为“共鸣”[8]，而异化的本质是主体与社会世界的共鸣断裂，制度设计需重构“可共鸣的社会关系”。这要求超越工具理性的制度建构，建立以主体间情感认同、价值共识与实践协同为核心的伦理秩序。
4.1.1. 经济制度：破解资本异化的生产关系再造
制度伦理学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制度设计，构建保障人的尊严与自由发展的社会关系体系。资本异化的深层危机在于劳动者与劳动过程、劳动产品的共鸣关系被数据资本消解。在经济领域，资本异化的深层根源在于数据要素分配的伦理失衡——平台经济借助算法垄断形成“赢者通吃”的市场格局，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沦为数据资本增值的“人肉终端”。对此，制度创新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将“数据要素全民共享”纳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现代诠释，建立“劳动价值优先 + 社会二次调节”的分配机制。2023年12月施行的《浙江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条例》首开先河，要求平台企业按数据增值收益的18%计提劳动者权益保障基金，专项用于职业技能培训与工伤保障[9]。这种将技术理性置于人类发展伦理框架内的制度设计，既延续了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又契合《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传统治理理想，使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资本无限增殖。
4.1.2. 政治制度：夯实“民为邦本”的权益保障机制
政治制度的伦理重构聚焦于“民为邦本”理念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现代融合，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保障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在零工经济治理中，传统劳动法律体系对平台用工关系的规范滞后性导致劳动者权益保障虚化，而2024年3月实施的《上海市平台经济劳动者权益保障条例》首创“三方协商机制”，要求滴滴、曹操出行等平台每季度召开由15名司机代表、5名工会干部、3名法学专家组成的协商会议[10]。据上海市总工会数据，该机制已促成网约车司机月均收入得以提高，使“劳有所尊”从道德倡导转化为制度刚性。罗萨强调，政治共鸣的核心是公民在治理过程中体验到“被倾听的尊严”。这种治理模式既承继了马克思“无产阶级通过政治统治实现阶级解放”的理论逻辑，又激活了《尚书》“安民则惠，黎民怀之”的民本思想，在制度层面确立了劳动者作为社会治理主体而非被治理对象的伦理定位。
4.2. 文化维度：重建“超越物役”的精神价值体系
罗萨认为，文化共鸣是主体在精神世界中与他者、传统、自然建立意义联结的过程。现代消费主义导致的文化疏离，本质上是意义共鸣网络的断裂，需要通过三重文化实践重建精神共振场。
4.2.1. 价值批判：消解消费主义的文化重构工程
制度创新需要文化伦理作为价值支撑，不然就会落入工具理性的窠臼。针对消费主义所带来的物欲异化问题，相关研究表明，将传统思想资源与当代实践相结合的文化干预模式，能够有效解构商品符号的操控机制。例如，基于传统节俭伦理开展的社区共享经济实践，不仅可以促进闲置资源的循环利用，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使公平理念逐渐内化为社会心理，进而消解“商品拜物教”的文化根基。
4.2.2. 精神赋能：构建“和合共生”的意义世界
在化解人际异化方面，将传统社群伦理融入现代社区治理的实践具有积极意义。有学者通过对社区文化建设案例的研究发现，建立常态化的社区互动机制，如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志愿服务积分制度等，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邻里互动频率和社区归属感。这种治理创新不仅修复了城市原子化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裂痕，更在制度层面确立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伦理准则，让社区成为抵御异化的基层文化堡垒。
4.2.3. 认知革新：培育批判性文化自觉
审美教育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对抗技术理性导致的人性扁平化。研究表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并建立自然教育实践基地，能让学生在手工创作等实践活动中体验劳动的本真性。这类“去功利化”的教育制度设计，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劳动创造人本身”理论的当代诠释，为个体抵御异化提供了深层的精神抗体。
4.3. 个体维度：培育“自觉自为”的主体性觉醒路径
罗萨强调，个体主体性的核心是“能够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共鸣关系并主动建构这种关系”。
4.3.1. 劳动实践中的主体性复归
在制度伦理与文化价值的双重建构中，个体主体性的复归构成破解异化的终极向度，其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行合一”思想的理论共振。从劳动存在论视角出发，主体性觉醒表现为劳动者在技术理性统治下对劳动本质的主动重构——当智能技术将劳动降解为算法控制的机械操作时，保留手工技艺的创造性环节实质是对“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人的类本质的本体论坚守。这种劳动实践的主体性建构，既非对传统工匠技艺的简单复刻，亦非对技术进步的消极抵抗，而是通过劳动过程中身体感知与理性认知的辩证统一，在数字时代重建人与劳动对象的意义关联。韦伯“天职”概念在此获得新的诠释维度：当职业活动超越谋生手段的工具属性，转化为个体价值实现的实践场域，劳动便成为沟通个人存在与社会整体的伦理中介，使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在技术异化的语境中获得具象化表达[11]。
4.3.2. 日常生活中的精神修养
日常生活的精神修养机制，本质上是对技术理性全面殖民的存在论抵抗。庄子“心斋”“坐忘”的精神修炼传统，在现代性语境中转化为抵御物欲异化的制度性方案——通过将非功利性的精神活动纳入个体发展的制度设计，构建超越绩效主义的意义生产空间。这种“制度性修身”并非追求脱离现实的精神乌托邦，而是在工具理性肆虐的现代生活中，为个体开辟反思性存在的“飞地”：当“无用之用”的精神修炼与现代心理学的正念理论形成合谋，其核心目标在于恢复人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清醒觉知，使消费主义塑造的“占有型人格”向“存在型人格”转化。这种修养机制的深层伦理价值，在于通过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在微观层面重建个体精神世界的完整性，为抵御异化提供持续的内在动力。
4.3.3. 批判性自我反思机制
批判性自我反思能力的培育，依赖于理论认知框架与技术工具的创造性融合。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构建的认知工具，本质上是将抽象的哲学批判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理性——通过结构化的指标体系，将个体的异化体验转化为可观测的认知对象，使“格物致知”的传统认识论获得数字时代的技术载体。这种制度性反思机制的独特价值，在于打破认知主体与异化现象之间的无意识认同，通过理论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双重导入，促使个体在数据反馈与经典重读中形成批判性距离。当反思活动从偶然的主观自觉转化为制度化的认知程序，个体便从异化的“沉默承受者”转变为“理性解读者”，其主体性的真正觉醒，正体现为这种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持续追问与主动建构。
5. 结论
现代异化现象作为一种系统性困境，主要由劳动、物欲与精神三个维度的异化构成。这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彼此强化的恶性循环：劳动中意义的丧失驱使人投向消费领域寻求补偿；而符号化的消费不仅无法填补空虚，反而加剧了精神的焦虑与迷失；最终，精神的无力感又使人更深地陷入异化的劳动与消费模式之中。这一困境的深层根源在于资本逻辑的全面统摄、工具理性与数字技术的支配性霸权，以及个体原子化与价值虚无的文化社会背景。因此，超越异化的路径必然是综合性的。它既需要个体层面进行主体性的觉醒与重建，在劳动、消费和精神世界中主动寻求意义、理性与超越；也迫切要求社会层面推动制度与文化的革新，从劳动组织、文化导向到政策目标上进行深刻反思与调整，共同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可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