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议论文写作是衡量二语学习者批判性思维与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核心指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语法准确，高质量的议论文更强调写作者能否围绕争议话题构建清晰立场、组织有力论据并有效回应反方观点。尽管议论文在托福、雅思及考研英语等大规模考试中占据重要地位，但过去的二语写作研究多聚焦词汇、句法等表层特征。另一方面，即便涉及图尔敏(Toulmin, 2003)等论证模型，现有成果也多局限于单一外语学习者群体(尤其是中国学生)，缺乏在同一测评框架下对不同国别学习者的横向对比；同时，这些研究往往将论证要素视作“结构清单”，仅考察要素数量与写作总分的相关性。此类做法既难以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论证路径的差异，也难以区分“结构是否齐全”与“论证是否扎实”。因此，本文选取ICNALE语料库(Ishikawa, 2023)中的语料控制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剥离语言表层干扰，深入探究中、韩两国学生在论证结构与质量上的深层异同。
2. 议论文论证研究
图尔敏[1]模型将论证划分为主张、论据、保证等要素，是刻画论证过程的经典框架。为适应限时写作特点，Qin和Karabacak [2]、Stapleton和Wu [3]等将其改良为包含主张、论据、反方观点、反方论据、驳论主张和驳论论据的六要素编码方案。这一改编既保留了说理骨架[4]，适用于教学结构分析[5]，又具较强可操作性，适合大规模语料标注[6]-[8]。实证研究普遍发现，学生易于产出基础要素，但涉及反方与驳论的高阶要素往往缺失或展开不足[2] [3] [6]-[13]；且多数研究仍停留在“要素数量–总分”的相关性分析，对论证路径的深度刻画关注有限。
在论证质量评估方面，Johnson [14]和Govier [15]提出的相关性、可接受性、充分性(RAS)框架认为论据需紧扣主张、逻辑自洽且力度充足[16]。虽有研究构建了整合RAS维度的量表[2] [3] [12] [17]，但既有工具往往混杂了词汇语法项目或单纯的结构清单[8]-[13]，难以独立评价推理质量。此外，论据类型亦是影响质量的关键[18]。对比修辞研究指出，不同文化对论据的偏好存在差异：部分语境偏好公共性强的“硬证据”[19] [20]，而另一部分则容许通过个人经历建立情感认同[21] [22]。由此可以得出，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单一国别或笼统的东亚群体，且常将论证要素视为静态清单，缺乏在控制语言水平与任务条件下，对中韩学习者论证结构、质量及论据路径的深度对比。因此，本文依托ICNALE [23]语料库，采用改编图尔敏模型与RAS框架，从论证结构、论据类型及论证质量三个维度入手，探索中韩大学生议论文的异同。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论证风格差异，帮助教师引导学生从单纯的堆砌要素转向主张论证逻辑，切实提升议论文的写作水平。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依托ICNALE [23]语料库，通过对比中、韩两国大学生英语议论文，旨在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 基于改进的图尔敏模型，中韩大学生在英语议论文中的论证结构有何异同？
2) 在RAS论证质量和论据类型使用方面，中韩大学生有何异同？
3.1. 语料与受试者
本研究语料选自ICNALE的写作子库，选取了中、韩两国英语水平为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B1高级水平大学生共190篇议论文写作，语料具体信息见表1。
Table 1. Corpus information
表1. 语料信息
写作主题 |
中国(篇) |
韩国(篇) |
是否应禁止餐馆吸烟 |
48 |
48 |
大学生是否应兼职 |
47 |
47 |
总篇数 |
95 |
95 |
总词数 |
22,886 |
21,081 |
3.2. 编码方案与评分标准
图尔敏要素编码
研究采用改编图尔敏模型(见表2)对文本进行句/小句层面的标注，统计要素的“使用率”(广度)与“使用频次”(深度)；同时依据Packer和Timpane [18]的分类将论据整合为强证据、具体例证、个人经历、逻辑推理四类(见表3)。论证质量评估采用基于RAS框架改进后的论证质量评价量表(AQC & S-RAS) (见表4)，双人评分信度ICC为0.87。数据分析采用卡方检验与Mann-Whitney U非参数检验。
Table 2. Encoding table of Toulmin elements
表2. 图尔敏要素赋码表
主要类型 |
论证要素 |
赋码 |
含义 |
基本要素 |
主张 |
C |
作者对争议议题的中心立场 |
论据 |
D |
直接支持主张的理由或证据 |
高级要素 |
反方观点 |
CC |
与作者立场相反或持保留态度的观点 |
反方论据 |
CD |
持反方观点的理由 |
反驳主张 |
RC |
对反方观点的明确反驳或否定 |
反驳论据 |
RD |
支持驳论主张的理由或证据 |
Table 3. Encoding table of evidence types
表3. 论据类型赋码表
论据类型 |
赋码 |
含义 |
强证据 |
SE |
统计数据、专家观点、社会公认事实等 |
具体例证 |
CE |
第三方具体事例、新闻报道等 |
个人经历 |
PE |
作者自身或身边亲历的故事 |
逻辑推理 |
RL |
基于因果或条件关系的推理，结果推演或一般性逻辑论证等 |
Table 4. AQC & S-RAS
表4. 论证质量评价量表
维度 |
含义 |
任务相关性 |
是否始终围绕题目与争议情境展开，立场是否紧扣写作任务 |
理由充分性 |
所给理由与立场之间的支撑关系是否稳固，整体支撑力是否“站得住脚” |
论证推进 |
立场与主要理由的安排次序是否清晰、推进路径是否帮助呈现论证链条 |
论证连贯性 |
各理由之间、理由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明确、可被顺利推断 |
论点展开 |
关键理由是否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例证，整体展开是否体现“有内容” |
作者立场 |
立场是否明确、一贯，语气是否坚定、有力，从而增强论证的可信度 |
4. 结果分析与讨论
4.1. 中韩大学生论证结构的异同
本节比较中、韩大学生在英语议论文中图尔敏要素的使用情况，从使用率(是否至少出现一次，反映“广度”)和使用频次(平均出现次数，反映“深度”)两个方面呈现结果，并进行显著性检验。
(1) 基础结构的同质性
表5显示，三组学生在基础结构上高度同质：所有作文都至少包含一个明确主张和一条支持性论据，即普遍具备“主张 + 论据”的基本框架。这与既有基于图尔敏模型的研究相一致：学生最容易产出的是基础要素，而相对复杂的高阶要素整体偏少[2] [3] [6]-[13]。
(2) 高阶要素的层级差异
虽然两国学生在主张和论据的使用率上完全一致，但在高阶要素的使用率以及各要素的平均使用次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为考察结构使用的“深度”，表6给出了六类要素在每篇作文中的平均出现次数及显著性检验结果。
Table 5. Comparison of Toulmin elements usage rates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students (N = 95/group)
表5. 中韩学生图尔敏要素使用率比较(N = 95/组)
论证要素 |
中国 |
韩国 |
χ2 (2) |
p值 |
主张 |
95 (100.0%) |
95 (100.0%) |
N/A |
N/A |
论据 |
95 (100.0%) |
95 (100.0%) |
N/A |
N/A |
反方观点 |
27 (28.4%) |
14 (14.7%) |
4.479 |
0.034* |
反方论据 |
36 (37.9%) |
26 (27.4%) |
1.939 |
0.164 |
反驳观点 |
24 (25.3%) |
24 (25.3%) |
N/A |
N/A |
反驳论据 |
16 (16.8%) |
7 (7.4%) |
3.166 |
0.075 |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Table 6. Average usage frequency and test results of Toulmin elements among Chinese and Korean English learners
表6. 中韩英语学习者图尔敏要素平均使用频次及检验结果
要素 |
中国M (SD) |
韩国M (SD) |
Z值 |
p值 |
主张 |
1.88 (0.56) |
1.72 (0.50) |
−2.04 |
0.041* |
论据 |
3.19 (1.23) |
2.73 (1.08) |
−2.84 |
0.005** |
反方主张 |
0.31 (0.51) |
0.15 (0.36) |
−2.33 |
0.020* |
反方论据 |
0.43 (0.60) |
0.27 (0.45) |
−1.74 |
0.081 |
反驳主张 |
0.28 (0.52) |
0.27 (0.49) |
−0.04 |
0.968 |
反驳论据 |
0.20 (0.47) |
0.09 (0.36) |
−1.97 |
0.049* |
在基础要素方面，尽管两组都反复提及主张和论据，但中国学生在每篇作文中重复出现主张和论据的次数总体略高于韩国学生(表6)，这表明同样篇幅内，中国学生更倾向于重申立场、堆叠理由。
表5和表6的数据揭示了两国学生在高阶要素构成上的差异。首先，中国学生引入反方观点的主动性更强，其使用率(28.4% vs. 14.7%)和平均频次(0.31 vs. 0.15, p = 0.020)均显著高于韩国学生。其次，在反驳链条的完整性上，两国学生亦呈现出值得关注的差异。虽然两组学生提出反驳主张的比例高度一致(均为25.3%)，但在支撑反驳的反驳论据上，中国学生的使用频次在统计学上显著高于韩国学生(p = 0.049)。这说明，中国学生倾向于构建“提出反方–驳斥–提供驳论据”的完整逻辑闭环；而韩国学生虽有反驳意识，却常因缺乏后续证据支撑，可能导致论证链条断裂，呈现出“有驳无据”的线性特征。
(3) 总结
总体而言，两国学生在“是否具备基本论证框架”上高度一致，但在论证的复杂度和完整性上分化明显。中国学生不仅在基础要素的使用上更积极，在处理高阶结构时也表现出更强的逻辑闭环意识，尤其是对反方观点的引入和随后进行的有据反驳。相比之下，韩国学生的论证结构整体趋于线性，侧重单向输出，即便引入高阶要素，也可能因缺乏后续证据的充分支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逻辑闭环的构建。
4.2. 中韩英语学习者论证质量与证据策略的使用差异
4.2.1. 论证质量的整体表现
如表7所示，检验表明，中国学生的论证质量总分(Mean = 24.91)显著高于韩国学生(Mean = 23.08, p = 0.001)。韩国组较大的标准差(4.06)也暗示其内部水平差异较大。这一结果表明，在控制语言水平的前提下，中国学生在议论文的整体论证质量上表现出相对优势。为了进一步探究造成这种质量差异的潜在成因，下文将从证据类型的使用策略入手做深入分析。
Table 7.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test results based on AQC & S-RAS
表7. 基于论证质量评价量表的评分描述统计与检验结果
组别 |
平均值 |
标准差 |
中位数 |
四分位距 |
最小值 |
最大值 |
Z值 |
p值 |
中国 |
24.91 |
2.86 |
25.0 |
4.0 |
16 |
30 |
3.22 |
0.001** |
韩国 |
23.08 |
4.06 |
24.0 |
6.0 |
14 |
30 |
4.2.2. 证据类型使用的异同
表8与图1共同揭示了两国学生在论据选择上的策略异同。首先，从整体分布来看，两国学生均将“逻辑推理”作为最核心的论证手段(中国Mean = 1.86，占比58.4%；韩国Mean = 1.34，占比49.0%)，显示出B1高级水平学习者在议论文写作中普遍具备推理论证的意识。
Table 8. The average usage frequency and significance test results of the four types of evidence
表8. 四类论据平均使用频次及显著性检验结果
证据类型 |
中国M (SD) |
韩国M (SD) |
H (2) |
p值 |
强证据 |
1.05 (0.93) |
0.85 (1.02) |
1.93 |
0.054 |
具体例证 |
0.19 (0.42) |
0.18 (0.46) |
0.51 |
0.611 |
个人经历 |
0.08 (0.31) |
0.36 (0.58) |
−4.18 |
<0.001*** |
逻辑推理 |
1.86 (1.11) |
1.34 (1.14) |
3.38 |
0.001*** |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evidence types in argumentative essays by Chinese and Korean students
图1. 中韩学生议论文论据类型分布
然而，在论据构成的具体配比上，两者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如图1所示，中韩学生在强证据(33.0% vs 31.3%)与具体例证(6.0% vs 6.5%)的使用上比例相当，但差异主要体现为中国学生相对偏好逻辑推理(Mean = 1.86, p = 0.001)，并表现出更多使用强证据的趋势[19] [20]，这种高密度的理性输出与其较高的论证质量得分(见表7)相呼应。相比之下，韩国学生倾向于引入个人经历(Mean = 0.36)，其频次是中国学生的4.5倍(p < 0.001)。这体现了韩国学生试图通过讲述个人或身边故事来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与认同，这一结果与对比修辞研究关于不同文化背景对论据偏好存在差异的观点相吻合[21] [22]。
4.3. 论证差异的潜在成因
上述结构与论据偏好的差异成因具有多重复杂性，不应将其简单归结为单一的文化定势。从教育社会学和对比修辞学的视角审视，我们可以尝试将“考试文化与教学范式的影响”作为一种可能的假设来进行解释。关于中国语境，一种合理的推测是，国内大学英语写作教学长期受“成果导向法”、体裁教学法及支架理论的深刻影响，这对学生的写作策略产生了形塑作用[24] [25]。既有研究表明，在此类教学范式下，教材编写多以标准化范文的赏析与模仿为核心，教师倾向于提供固定的语篇结构模板作为“写作支架”[25]。这种强调规范化产出的教学语境，为中国学生倾向于构建严密逻辑闭环和使用公共性证据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社会学解释——即学生可能将写作视为一种逻辑推演的规范化产出，以迎合“客观性”的评价标准。相比之下，关于韩国学生的表现，对比修辞学提供了另一种理论视角。尽管同受儒家文化圈影响，但Hinds [21]提出的“读者责任型”语言特征在韩国写作传统中可能仍有保留，即倾向于建立作者与读者的情感共鸣。实证研究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假设，韩国EFL学习者在议论文中倾向于过度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来作为论证强化的手段[26]。这种策略虽然意在通过强调个人信念或经历来增强说服力，但也增加了语篇的主观性。 这意味着，本研究中韩国学生保留较多个人经历，可能并非单纯的能力不足，而可能是一种修辞策略的惯习，旨在通过“真诚性”与“体验感”来建立论证效力。然而，在以西方逻辑和客观性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下，这种侧重主观体验的策略可能未能转化为高分优势。
5. 结语
本文对比分析了中、韩大学生英语议论文的论证结构、策略和质量，主要发现如下：第一，两国学生虽然都能熟练使用基础论证框架，但中国学生在高阶要素(反方观点、反驳论据)的使用上较为充分，倾向于构建包含反方与驳论的完整闭环。第二，在证据策略上，两国学生均以逻辑推理为主，但中国学生的逻辑化倾向比较突出，而韩国学生则相对更多地保留了个人经历作为辅助论证，这可能反映了不同的修辞偏好。第三，实证表明，中国学生较高的论证质量评分，与其严密的结构闭环及对逻辑证据的侧重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样本仅限于欧标B1高级水平的大学生，结论是否适用于初级或更高阶(如C1水平)的学习者尚需验证；其次，研究仅选取了两个特定的写作主题，未能全面涵盖不同话题类型对论证策略的潜在影响。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涵盖不同水平段的学习者，并引入对比修辞学视角下的教材分析与课堂观察和访谈，以更全面地揭示文化与教学因素对二语议论文写作的深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