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设更高水平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通过提升网络文化建设，增强舆论引导的能力和水平”。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9.7%。如此庞大的网民规模，使得热点事件可以迅速形成山呼海啸的网络舆情。若不加以正确引导，负面舆论可能扰乱公众判断，影响社会稳定。网络舆情一直是学术界所关心的研究领域，学者们纷纷对此展开研究。其中，高校作为知识精英集聚与多元思潮交汇的前沿阵地，正日益成为网络舆情的高发地带。近年来，诸多涉及高校的舆情事件表明，一个看似微小的导火索，能在短时间内引爆全网，迅速演化为一场社会性危机。
当前学术界对于网络舆情的研究侧重于政府治理角度，他们认为政府在网络舆情应对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强调政府应建立完善的舆情监测系统，及时发现舆情并控制[1]；对于群体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视角的研究则偏少。在互联网平台中，用户不是网络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可以自主地接受信息，也可以通过社交平台随时随地发布各式各样的信息，且能和网络上的用户进行互动并分享他们的观点。立足于现实情况与群体心理学和社会学视角，发现网络舆情的形成往往受到群体压力和情绪共鸣的驱动[2]，网络舆论会呈现出“群体极化”效应，个体在网络群体中极其容易受到从众心理和情绪感染[3]，进而推动舆论的迅速扩散与放大。
基于此，本文引入群体压力理论与情绪共振概念，构建“情绪共振–压力传导”分析框架，旨在系统剖析高校网络舆情演化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2. 文献回顾
2.1. 国外网络舆情治理相关研究
在西方，网络舆情相关研究主要沿着两个维度展开。第一，聚焦公众意见的形成与表达。最早对舆论进行阐释的是沃尔特·李普曼，其在《公众舆论》中系统剖析了舆论的内容及其相关影响因素[4]。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揭示了公众意见如何表达。人们在面对主流意见时，由于害怕孤立而选择沉默，导致少数意见的声音越来越小，而主流意见则越来越占优势，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螺旋效应[5]。第二，关注传播技术发展对舆论的影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传递领域得以迅猛发展，网络新闻在公众的印象里呈现越来越重要的趋势。迈克尔·里杰斯也强调外部意见对公众判断的关键影响。在治理层面，研究多侧重危机传播与媒体公关，强调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关键作用，要求相关媒体应在突发事件爆发后公关，正面引导舆论走势。
2.2. 国内网络舆情治理相关研究
关于网络舆情的相关研究，在我国研究时间比较短。其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理论层面，研究主要侧重于概念界定与特征描摹。王来华将舆情定义为社会空间中公众与国家管理者对特定事件所持的“社会政治态度”[6]；张克生则从国家决策视角出发，将舆情定义为国家决策主体在决策活动中必然涉及的、关乎民众利益的民众生活(民情)、社会生产(民力)和民众中蕴含的知识和智力(民智)等社会客观情况，以及民众在认知、情感和意志基础上，对社会客观情况以及国家决策产生的主观社会政治态度[7]。唐涛进一步总结了网络舆情的直观性和公正性、即时性和突发性、丰富性和多元性等特性[8]。第二，实践层面，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治理策略与机制构建。现有研究多从政府治理角度出发，探讨政府如何通过监测预警、信息发布、法律法规等手段进行舆情引导与风险管控，强调政府在治理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同时，有研究倡导构建政府、媒体、平台、公众等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强调通过系统化、整体性的方式提升网络舆情的应对效能。
2.3. 文献评述
既有研究在网络舆情的特征归纳、情感传播规律及基础治理策略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研究空白：第一，研究视角的局限性。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从政府治理角度研究网络舆情，忽视了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第二，微观机理的模糊性。现有文献更多从宏观层面谈论多元协同治理网络舆情，但对于网民、意见领袖、高校及关联企业在网络舆情治理中具体扮演何种角色缺乏具体分析。
3. “情绪共振–压力传导”分析框架
3.1. 核心概念界定
3.1.1. 情绪共振
情绪共振是指以突发公共事件等社会议题为触发点，个体情绪经信息交互、情感感染与价值认同，实现动态扩散、叠加强化并凝聚为同质化群体情绪的社会心理现象[9]。其核心是主体间的情感互动与共同塑造，涵盖情绪分享、强化与放大等多元维度[10]。在人人都可以发声的网络空间，情绪易呈现放大效应与极化倾向[11]。负面情绪，如愤怒、恐惧等，比正面情绪具有更强的传播穿透力，会在网络世界以“滚雪球”的方式连锁放大、发酵、嬗变甚至爆发[12]，挤压理性对话空间，导致网络舆情热度持续上升。
3.1.2. 压力传导
在网络舆情事件中，具有相似信息需求、价值立场及情感倾向的用户，通过信息交互、情感共鸣等方式，自发形成群体[13]。群体一旦形成，便可能催生群体压力，即群体为维护共同利益或达成特定目标，通过显性或隐性的规范，促使成员采取符合群体共识的态度或行动[14]。压力传导是指在网络舆情演化中，由情绪共振凝聚的群体诉求，通过特定路径向相关主体扩散、渗透并产生影响的动态过程。在当下的网络舆情实践中，群体压力的传导呈现出两种路径。一方面，网民通过集群式发声，形成强大舆论压力场，迫使相关主体做出回应或改变决策，呈现出“自下而上”的倒逼式传导。另一方面，群体压力可沿社会关系或利益关联链条溢出，将第三方卷入其中，呈现出“横向扩散”的连带式传导。
3.2. “情绪共振–压力传导”分析框架
3.2.1. 情绪共振的形成
情绪共振的形成是个体情绪经触发、扩散至聚合的动态演化过程，以突发公共事件或社会争议议题为核心触发点，依托网络传播场域的交互特性与群体心理机制逐步成型。其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情绪触发与唤醒。当网络舆情事件发生后，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符号快速传播，与个体既往生活经验、认知原型形成碰撞。若外部事件信息与个体认知存在差异，会触发愤怒、同情、焦虑等初始情绪，为情绪共振奠定基础。
第二阶段为情绪扩散与感染。初始情绪通过网络平台的评论、转发、分享等交互行为传播，意见领袖通过情绪设置、话题引导放大情绪感染力。
第三阶段为情绪聚合与共振。随着情绪扩散范围扩大，具有相似价值立场、情感倾向的用户形成情感共同体，个体情绪升华为群体同质化情绪，达成情绪共振，为后续群体压力的生成提供核心能量。
3.2.2. 情绪共振向群体压力转化
情绪共振向群体压力转化需要经历“认知锚定–身份建构–行动动员”三个环节。
(1) 认知锚定
个体情绪的产生最初依赖于对事件信息的片面感知，而情绪共振的形成则需要通过“认知锚定”实现意义统一。网民群体通过对事件细节的选择性解读，将个体情绪与特定价值观念绑定，为情绪表达赋予正当性基础。
(2) 身份建构
在认知锚定的基础上，网民通过“我们–他们”的二元对立身份划分，构建起具有归属感的情感共同体。共同体的建构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立场认同，即通过对事件核心争议点的表态，形成群体边界；二是话语共鸣，即通过使用统一的话题标签、标志性表述，强化群体内部的情感联结。情感共同体的形成使得个体情绪转化为群体情绪，个体行为转化为群体行动，为情绪能量向压力力量的转化提供了主体基础。
(3) 行动动员
当情感共同体形成后，群体通过行动动员将情绪能量转化为实质性群体压力。行动动员的核心是明确集体诉求，向目标主体传递压力。动员过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一是诉求凝聚，通过群体讨论明确核心诉求；二是行动协同，通过话题发起、评论刷屏、集体转发等方式形成规模化舆论声势；三是压力传递，通过持续的舆论发声，迫使目标主体关注并回应群体诉求。
3.2.3. 压力传导的路径
当情绪共振达到临界阈值，心理层面的能量便会转化为现实层面的群体压力。与传统组织管理中“自上而下”的压力不同，网络舆情中的群体压力传导呈现出复杂特征。
(1) “自下而上”的倒逼式传导
网民通过集群式发声形成强大的舆论场，将分散的个体意见汇聚成对组织的“强制性期待”。这种压力直接指向高校主体，形成“倒逼”机制，迫使高校打破常规的行政节奏，对舆情事件做出回应或改变既定决策。
(2) “横向扩散”的连带式传导
在强连接的互联网环境中，群体压力不再局限于单一主体，而是呈现出溢出效应。压力流会沿着当事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横向扩散”。这种连带传导往往迫使无关的第三方利益主体卷入舆情漩涡，导致单一的高校舆情升级为多方联动的社会性风险事件。
4. 治理重构：阻断情绪异化与疏导群体压力的优化路径
4.1. 逻辑转轨：从“行政本位”向“情感治理”跨越
为避免出现网络舆情应对滞后现象，高校治理思维必须实现根本性的转轨。首先，确立“情感在场”的响应原则。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全媒体时代，公众对事实的接受往往以情感认同为前提。因此，在舆情萌芽期，面对公众的愤怒或质疑，高校不要进行官方回应，而是要表现出共情的态度。其次，修正“以拖待变”的避险心态。试图通过拖延来等待舆论压力自然消退是极具风险的博弈。在群体压力传导机制下，沉默不仅不会消解压力，反而会制造信息真空，迫使网民通过“倒逼”和“连带”爆料来填补真空。因此，高校需重塑危机决策逻辑，将速度视为第一要素，建立扁平化的应急决策机制，确保在情绪共振形成规模前，能够输出权威信息抢占舆论高地。
4.2. 监测升维：建立全周期的“情绪–压力”预警阈值
网络舆情的爆发具有突发性与隐蔽性。与之相应，网络舆情的治理手段需从被动的“事后处置”转向主动的“事前感知”。因此，为及时应对网络舆情，高校应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全周期监测体系。传统的舆情监测多关注阅读量、转发量等显性数据，往往忽视了隐性的情绪能量。高校应注重对社交平台上的网民言论进行情感倾向分析。重点监测“愤怒、失望”等负面情绪的占比变化。一旦发现负面情绪占比突破临界阈值，即便流量尚未登顶，也应立即启动最高级别的预警响应。
4.3. 机制疏通：构建“响应–反馈”的压力泄导闭环
群体压力之所以会发生“异化”和“反噬”，根本原因在于常规的表达通道受阻。治理的关键在于变“堵”为“疏”，构建良性的压力泄导机制。首先，搭建常态化的利益表达通道。高校应完善校内外的沟通平台，打通学生、校友及社会公众的意见反馈渠道。通过建立“接诉即办”的响应机制，将分散的个体诉求吸纳到制度化的解决轨道上来，避免个体因诉求无门而诉诸网络，从源头上减少“倒逼式”舆情的发生土壤。其次，建立“分级分类”的压力阻断策略。面对不同类型的群体压力，应采取差异化的阻断策略，避免所有压力都汇聚到高校这一单一主体上，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4.4. 多元共治：打破信息孤岛的协同联动生态
网络舆情治理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依靠单一主体难以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因此，必须打破高校、媒体、企业及平台之间的信息壁垒，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生态。首先，强化“校–媒”联动机制。在发生突发事件时，网络上往往观点各异，令不知真相的公众十分迷茫，不知该如何进行判断和思考。这时，来自媒体的观点往往能打动人，尤其是来自主流媒体的意见往往更能打动人[15]。因此，高校应该拓展多元化媒体合作形式，引导网络舆情良性发展趋势。其次，构建“校–企”缓冲机制。在网络舆情发酵期，高校应及时告知相关用人企业事件的调查进展与处理情况，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