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态度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国内研究者将其定义为“个体基于过去经验，对周围的人、事、物所持有的较为持久且一致的心理准备状态或人格化倾向”，并指出其包含的三种成分，即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林崇德等，2003)。婚姻态度作为态度的一种具体表现，是指个体对一般婚姻关系的普遍看法，以及对自身婚姻关系的评价与期望(Willoughby, 2010)。在现代社会结构中，婚姻是组建家庭的重要基础，而个体是否选择结婚及其相关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婚姻态度的影响。婚姻态度不仅反映个人价值观，也承载着社会文化规范与习俗，因而可视为社会结构在个体心理层面的映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与转型，人们的婚姻态度也在经历深刻变化。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高学历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其婚姻态度与婚恋状况日益受到社会关注。研究显示，高学历未婚青年的婚姻态度呈现一定的独特性：他们通常具备较高的教育水平与媒介素养，能更理性地解读与评判信息，对婚姻与生育往往持有更为自主的思考(张少娜，2024)；同时，面对更多元的人生选择与发展机遇，他们的婚育观念也常与传统观念存在差异(张少娜，2024)。未婚青年处于婚姻决策的起点阶段，其态度对未来婚姻市场与社会人口结构具有前瞻性意义。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婚育年龄普遍推迟，20~29岁女性中未婚比例已达57.5%。在快速变迁的社会环境中，未婚青年受多元文化、经济压力等因素影响，呈现出“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并存的复杂态势(李月等，2025)，其“重自我、轻家庭”的价值取向也折射出个体化社会转型的特征(茅倬彦等，2024)。深入探讨该群体的婚姻态度，不仅有助于预测婚育行为趋势、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也能揭示影响婚恋选择的现实因素，从而帮助青年群体缓解婚育焦虑，缩小婚育意愿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差距，这对应对低生育率挑战、维持人口结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针对青年婚姻态度的研究多采用外显自评量表进行测量。然而由于自编量表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受限，且极易受到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干扰，作答结果与研究对象的真实想法之间往往存在一定偏差。例如，受社会期望影响，研究对象在作答时倾向于选择“自认为正确”或“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答案，而对内心真实想法有所保留。相关研究中也指出，由于现行“不婚不育保平安”等观点的流行，一些年轻人即使抱有传统的婚育观念也会在群体讨论中被“边缘化”，导致这样的观点逐渐消失在话题之中(蒋俏蕾，2024)。Wilson、Lindsey与Schoole (2000)提出了“双重态度模型”，该模型认为个体对同一态度对象可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可以被个体觉察并口头表述的外显态度；另一种则是无意识中自动触发、不易被察觉、不受社会文化影响的内隐态度。这一理论的提出，促使学界对传统态度定义、测量手段以及已有相关研究结论进行重新审视，同时也为态度研究开辟了新的探索路径。在各种内隐测量中，基于反应时范式的工具应用较为广泛，它通过记录个体对态度对象进行分类任务的反应速度与准确性，间接评估其内隐认知。
综上所述，要准确把握高学历未婚青年的真实婚姻态度，必须兼顾外显与内隐两个层面。因此，本研究将以双重态度模型为理论框架，综合运用外显量表与内隐测量方法，系统探查高学历未婚青年的婚姻态度，并进一步分析其性别差异与影响因素，以期为理解该群体婚恋心态、推动相关社会支持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证依据与对策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面向社会招募136名未婚高学历青年。本研究中“未婚”指不具有国家法律认可的结婚证，“高学历”指具有全日制大学及以上学历，“青年”的年龄范围在18~35周岁。所有136名参与者均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其中，男性68名，女性68名。所有参与者均视力正常，右利手，且熟悉电脑的基本操作。
2.2. 研究工具
2.2.1. 婚姻外显态度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婚姻态度量表(the Marital Attitude Scale, MAS) (Braaten & Rosén, 1998)的中文修订版(庾泳等，2011)来测量被试对婚姻的外显态度。修订后的中文版量表由两个维度共20个条目组成。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70。
2.2.2. 婚姻内隐态度测量工具
本研究使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ingle Category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SC-IAT)测量高学历未婚青年对婚姻的内隐态度。实验材料的获取依据魏韬丽(2019)所述步骤进行，具体流程如下：首先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征集20名高学历未婚青年的答案。问卷包含三个问题：“问题一：请列出最能够代表“婚姻”的词语；问题二：请列出有关于婚姻的积极词语；问题三：请列出有关于婚姻的消极词语”；随后对回收的词汇进行频数统计与整理，筛选出频率最高的6个目标词与12个属性词(积极、消极各半)。接着，邀请5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查阅婚姻态度相关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献，结合已有词汇，初步选定10个目标词和20个属性词(积极、消极各10个)，共形成30个与婚姻相关的待选词汇，作为本研究的实验基础材料。随后，针对未婚高学历青年群体发放词汇评价问卷，邀请其对上述基础词汇根据代表性从高到低进行评分，并根据得分选出6个目标词与12个属性词，其中积极、消极属性词各占6个(具体结果如下所示)。最后咨询相关领域专家，对初选的词汇进行代表性的分析和评价。
本研究共发放词汇有效性评价问卷186份，回收有效问卷171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3.01%，将问卷数据整理后得到不同词汇代表性得分情况如下表。其中概念词得分见表1，积极词得分见表2，消极词得分见表3。
Table 1. Concept score (x ± s, point)
表1. 概念词得分(x ± s，分)
词汇 |
得分 |
词汇 |
得分 |
家庭 |
3.74 ± 1.08 |
共同体 |
3.45 ± 1.24 |
婚姻 |
4.89 ± 1.15 |
配偶 |
4.00 ± 0.96 |
爱情 |
3.30 ± 1.10 |
亲密关系 |
3.24 ± 1.21 |
婚礼 |
3.55 ± 1.18 |
承诺 |
3.33 ± 1.23 |
夫妻 |
4.28 ± 0.9 |
嫁娶 |
3.82 ± 1.01 |
嫁妆 |
3.12 ± 1.26 |
同居 |
2.50 ± 1.10 |
成家 |
3.97 ± 1.01 |
生育 |
3.29 ± 1.21 |
结婚证 |
3.84 ± 1.22 |
父母 |
3.29 ± 1.24 |
婚戒 |
3.35 ± 1.22 |
民政局 |
3.25 ± 1.24 |
核心家庭 |
3.45 ± 1.07 |
二人世界 |
2.78 ± 1.09 |
Table 2. Positive attribute score (x ± s, point)
表2. 积极词得分(x ± s，分)
词汇 |
得分 |
词汇 |
得分 |
幸福 |
4.11 ± 1.01 |
信任 |
4.24 ± 0.99 |
甜蜜 |
3.89 ± 1.07 |
理解 |
4.2 ± 0.96 |
包容 |
4.09 ± 0.96 |
归属 |
4.08 ± 0.97 |
陪伴 |
4.16 ± 0.94 |
避风港 |
3.88 ± 1.08 |
扶持 |
4.12 ± 1.01 |
亲密 |
3.90 ± 1.01 |
美满 |
4.05 ± 1.00 |
稳定 |
3.93 ± 1.03 |
支持 |
4.06 ± 0.95 |
温暖 |
4.02 ± 1.03 |
恩爱 |
4.05 ± 1.05 |
尊重 |
4.14 ± 0.94 |
白头偕老 |
4.34 ± 0.85 |
浪漫 |
3.61 ± 1.12 |
忠诚 |
4.36 ± 0.93 |
默契 |
3.86 ± 1.04 |
选定每个分类得分最高的前8项词汇，在咨询专家意见后，考虑到词长对实验对象反应策略的影响，在目标词中剔除“白头偕老”一词，最终选定的代表性词汇分别是：目标词：婚姻、夫妻、配偶、成家、嫁娶、结婚证；积极词：忠诚、幸福、信任、理解、尊重、陪伴；消极词：出轨、家暴、破裂、攻击、猜忌、背叛。
施测实验程序共包含六个部分：目标词练习(24试次)、属性词练习(24试次)、相容任务练习(24试次)、相容任务正式阶段(72试次)、不相容任务练习(24试次)以及不相容任务正式阶段(72试次)。数据分析仅针对两个正式实验阶段进行。在SC-IAT测试中，我们假设高学历未婚青年更易将婚姻与积极词汇建立联结，此类反应被定义为“相容反应”；而将婚姻与消极词汇相联结则相对困难，此类反应被定义为“不相容反应”。具体任务设置如下：相容任务：当屏幕呈现“婚姻类词”或“积极词汇”时，被试需按“F”键，即将两者分为一类；呈现“消极词汇”时则按“J”键。该阶段中，“积极词汇”“婚姻类词”与“消极词汇”的呈现比例为1:1:2，左右按键比例保持均衡，以避免反应偏差。不相容任务：当屏幕呈现“积极词汇”时，仍按“F”键；呈现“婚姻类词”或“消极词汇”时，则按“J”键，即将这两者分为一类。此阶段三类词汇的呈现比例为2:1:1。实验界面中，靶子词呈现在屏幕中央，最长呈现时间为2000毫秒。每次练习试次后，系统会提供反馈：若反应正确，屏幕中央显示白色“正确！”字样，持续500毫秒；若反应错误，则显示红色“错误！”字样，同样持续500毫秒(Karpinski & Steinman, 2006)。SC-IAT测试的具体程序说明见表4。
Table 3. Negative attribute score (x ± s, point)
表3. 消极词得分(x ± s，分)
词汇 |
得分 |
词汇 |
得分 |
出轨 |
4.49 ± 0.85 |
攻击 |
4.02 ± 1.06 |
离婚 |
4.14 ± 1.03 |
冲突 |
3.51 ± 1.09 |
争吵 |
3.55 ± 1.06 |
压力 |
3.43 ± 1.10 |
冷战 |
3.65 ± 0.95 |
回避 |
3.55 ± 1.02 |
牺牲 |
3.44 ± 1.15 |
破裂 |
4.14 ± 0.92 |
失望 |
3.58 ± 1.04 |
猜忌 |
4.03 ± 0.95 |
背叛 |
4.46 ± 0.86 |
恐惧 |
3.98 ± 1.06 |
家暴 |
4.71 ± 0.71 |
抱怨 |
3.52 ± 1.06 |
分居 |
3.68 ± 1.08 |
孤独 |
3.58 ± 1.10 |
消耗 |
3.94 ± 1.03 |
利益 |
3.28 ± 1.13 |
Table 4. SC-IAT procedure specification
表4. SC-IAT测试程序说明表
步骤 |
试次数量 |
反应按键 |
F |
J |
目标词练习 |
12 |
婚姻词 |
非婚姻词 |
属性词练习 |
12 |
积极词 |
消极词 |
相容任务练习 |
18 |
婚姻词 + 积极词 |
消极词 |
相容任务 |
72 |
婚姻词 + 积极词 |
消极词 |
不相容任务练习 |
18 |
积极词 |
婚姻词 + 消极词 |
不相容任务 |
72 |
积极词 |
婚姻词 + 消极词 |
2.2.3. 研究过程
实验程序通过见数Credamo线上平台编写。实验要求在安静无打扰的空间内个别进行。为平衡顺序效应，68名研究对象先进行问卷调查，后进行SC-IAT测验，剩余反之，且同一组中男女人数相同。研究对象在电脑上进行单类内隐联想测验时，68名先进行相容测验，后进行不相容测验，剩余反之，同样保证同一组中男女人数相同。实验过程中要求研究对象尽可能高度集中注意力。作为检测，本研究剔除正确率低于80%的实验数据27例。最终得到外显测试数据136例，其中男性68例，女性68例；单类内隐联想测试数据109例，其中男性53例，女性56例。
3. 研究结果
3.1. 高学历未婚青年外显婚姻态度各维度测量特征
为了解高学历未婚青年外显婚姻态度现状，对其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及总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5：
Table 5. Overall profile of explicit attitudes among highly educated unmarried young adults
表5. 高学历未婚青年外显婚姻态度总体情况
|
最小值 |
最大值 |
M |
SD |
一般婚姻观念 |
24 |
52 |
38.61 |
6.11 |
自我婚姻的评价或展望 |
6 |
24 |
15.82 |
4.10 |
外显婚姻态度总分 |
32 |
74 |
54.43 |
9.50 |
为了解高学历未婚青年在外显婚姻态度得分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差异检验，结果发现，两性在一般婚姻观念、自我婚姻评价或展望维度总分上差异均显著(p < 0.001)，男性在三个部分上的得分都显著高于女性，提示男性的婚姻态度相比女性显著更加积极。详细结果见表6：
Table 6. Gender differences in explicit attitudes among highly educated unmarried young adults
表6. 高学历未婚青年外显婚姻态度的性别差异
|
男 |
女 |
t |
p |
一般婚姻观念 |
41.85 |
35.55 |
6.241 |
.000** |
自我婚姻的评价或展望 |
18.04 |
13.71 |
6.438 |
.000** |
外显婚姻态度总分 |
59.89 |
49.27 |
6.991 |
.000** |
注：*指p < 0.05，**指p < 0.01，下同。
3.2. 高学历未婚青年内隐婚姻态度结果
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将所有被试的相容任务反应时与不相容任务反应时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被试相容任务反应时显著低于不相容任务反应时，由此可知，高学历未婚青年更倾向于将婚姻与积极词汇联系在一起。详见表7、表8、表9。
Table 7. Reaction time comparison for implicit attitudes: female highly educated unmarried young adults
表7. 高学历未婚青年的内隐婚姻态度反应时比较(女)
|
M |
SD |
t |
p |
相容任务 |
687.29 ms |
108.08 ms |
40.985 |
.000** |
不相容任务 |
789.05 ms |
123.26 ms |
Table 8. Reaction time comparison for implicit attitudes: male highly educated unmarried young adults
表8. 高学历未婚青年的内隐婚姻态度反应时比较(男)
|
M |
SD |
t |
p |
相容任务 |
625.90 ms |
117.39 ms |
40.537 |
.000** |
不相容任务 |
752.10 ms |
119.86 ms |
Table 9. Reaction time comparison for implicit attitudes of highly educated unmarried young adults
表9. 高学历未婚青年的内隐婚姻态度反应时比较(总)
|
M |
SD |
t |
p |
相容任务 |
656.74 ms |
115.72 ms |
−11.45 |
.000** |
不相容任务 |
772.64 ms |
126.28 ms |
随后，参照Karpinski和Steinman (2006)提出的计分方法，本研究计算了内隐婚姻态度的效应值(D值)，并对其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女性被试中，有11人(19.64%)的D值为负值(“−”)，45人(80.36%)为正值(“+”)，表明绝大多数女性被试对婚姻持有内隐的积极态度。在男性被试中，有6人(11.32%)的D值为负值，47人(88.68%)为正值，同样表明绝大多数男性被试的内隐婚姻态度是积极的。根据Karpinski的观点，D值为0代表一种中立态度。为检验内隐效应是否显著，本研究以0为检验值，分别对两性的D值进行了单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两组被试的D值均显著大于0 (p < .001)，说明女性和男性的内隐婚姻态度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详细数据见表10与表11。
Table 10.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implicit effect among female highly educated unmarried young adults
表10. 高学历未婚青年女性的内隐效应差异检验
|
M |
SD |
t |
p |
D值 |
0.60 |
0.50 |
7.184 |
.000** |
标准值 |
0 |
|
Table 11.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implicit effect among male highly educated unmarried young adults
表11. 高学历未婚青年男性的内隐效应差异检验
|
M |
SD |
t |
p |
D值 |
0.58 |
0.52 |
9.384 |
.000** |
标准值 |
0 |
|
3.3. 高学历未婚青年外显婚姻态度和内隐婚姻态度的关系
对高学历未婚青年外显婚姻态度极其两维度与内隐婚姻态度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的内隐效应值与外显量表不同维度得分和总得分之间都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该结果提示内隐婚姻态度与外显婚姻态度分属两个不同的心理结构。详细信息见表12和表13。
Table 12. Correlation between explicit and implicit marital attitudes among female highly educated unmarried young adults (r)
表12. 高学历未婚青年女性外显婚姻态度与内隐婚姻态度的相关分析(r)
|
一般婚姻观念 |
自我婚姻评价或展望 |
外显婚姻态度总分 |
D值 |
一般婚姻观念 |
1 |
0.588** |
0.932** |
0.002 |
自我婚姻评价或展望 |
0.588** |
1 |
0.841** |
0.075 |
外显婚姻态度总分 |
0.932** |
0.841** |
1 |
0.035 |
D值 |
0.002 |
0.075 |
0.035 |
1 |
Table 13. Correlation between explicit and implicit marital attitudes among male highly educated unmarried young adults (r)
表13. 高学历未婚青年男性外显婚姻态度与内隐婚姻态度的相关分析(r)
|
一般婚姻观念 |
自我婚姻评价或展望 |
外显婚姻态度总分 |
D值 |
一般婚姻观念 |
1 |
0.669** |
0.947** |
0.159 |
自我婚姻评价或展望 |
0.669** |
1 |
0.872** |
0.031 |
外显婚姻态度总分 |
0.947** |
0.872** |
1 |
0.118 |
D值 |
0.159 |
0.031 |
0.118 |
1 |
4. 讨论
本研究聚焦高学历未婚青年群体的婚姻态度，通过整合外显量表与内隐联想测验发现：一方面，外显测量显示该群体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对婚姻的态度较男性更为消极；另一方面，内隐测量结果则表明，无论男女，其内隐婚姻态度整体偏向积极，且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之间无显著相关，支持了双重态度模型的假设，即二者可能分属不同的心理结构。该发现提示，尽管在高学历未婚青年中存在对婚姻的隐性积极倾向，但显性表达中仍受性别、社会期待等因素影响而呈现差异。
外显层面出现的性别差异主要可由社会文化期待与心理需求两方面解释。首先，传统性别角色期待对两性的婚姻观影响深远。男性常被视为家庭的经济支柱，而女性则更多被期待承担家庭照料责任。对经济独立的高学历女性而言，这种期待常与个人事业发展产生冲突，进而可能降低其婚姻积极性。研究表明，经济独立的女性更强调婚姻关系中的全面平等，包括经济分配、家务分工与决策权等方面(计迎春等，2025)，这使得她们对传统婚姻模式持有更审慎甚至消极的态度。其次，两性在婚姻中的心理需求存在差异。女性往往更重视婚姻中的情感支持与相互理解，而男性可能更关注婚姻所带来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安全感(张姝玥，2011)。这种需求结构的不同，可能导致双方在婚前对婚姻的期待与评估产生系统性差异，进而表现为外显态度的分化。
有趣的是，研究发现，高学历未婚青年对婚姻的态度实际上较为积极。然而，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适婚青年的初婚年龄正持续推迟——例如，在2010年至2020年这十年间，平均初婚年龄从25.78岁上升至28.84岁，推迟了3.06岁(国家统计局，2020)。这种“高态度、低行为”的现象，或许可以从“理想的婚姻”与“现实恐惧”之间的张力中得到部分解释。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当代青年对婚姻的期待已逐渐超越传统的“经济共同体”或“生育合作”模式，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情感联结”与“精神契合”。无论是受教育提升带来的对自我实现、人格平等的重视，还是受信息时代中尊重、支持、共同成长等新兴婚恋观念的影响，都反映出社会进步的同时，青年对婚姻的理解日趋丰富和理想化。但另一方面，调查显示，全国18~35岁未婚青年中普遍存在对亲密关系的焦虑。超过半数的女性受访者表示担心配偶出轨或家庭暴力，同时也有许多人表达了对养育压力与婚后生活的忧虑，折射出当前青年对婚姻稳定性的预期较为悲观(李月，成前，腾素芬，2025)。由此可见，在日益美好的婚姻理想与依然严峻的现实担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这种落差，或许正是导致如今“态度积极却行动迟疑”这一婚恋现象的重要原因。
目前学界对于个体态度对行为的预测能力仍不明确。国内研究者认为，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均能影响个体行为，但二者在不同类型行为中的预测力存在差异(刘俊升，桑标，2010)。例如，在刻板印象与偏见相关行为中，内隐态度的预测力更强(Hugenberg & Bodenhausen, 2004)；而在品牌选择或政治偏好等行为方面，外显态度则表现出更高的预测力(Maison et al., 2004; Nosek & Hansen, 2008)，且当内隐与外显态度相关程度较高时，态度整体对行为的预测力会显著提升(刘俊升，桑标，2010)。在本研究中，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并未呈现显著相关，这意味着当前研究中的婚姻态度对实际婚育行为的预测能力，仍需通过更多纵向研究的数据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扩展至更广泛的年龄段，进一步探讨未婚青年的婚姻态度与实际婚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这一领域提供更扎实的实证支持。
基于上述发现，研究提出以下三个层面的建议：首先是推动社会宣传与政策制定的性别差异化引导。应正视两性在婚姻态度与需求上的差异，避免“一刀切”的倡导模式。针对女性普遍存在的婚姻顾虑，应通过制度性安排增强其婚姻安全感，如完善生育支持、家庭服务与权益保障体系，降低其对婚后角色失衡的担忧，提升婚姻的正向预期。社会宣传应注重呈现平等、协作的现代婚姻模式，缓解因传统性别分工观念带来的压力。其次是加强网络内容治理，营造理性讨论氛围。当前网络环境中存在部分过度渲染婚姻焦虑的内容，易对青年群体产生误导。因此，有必要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强化对违规账号与不实信息的管理，同时鼓励专业力量参与内容建设。第三，要发挥高校婚恋教育主阵地作用。高校作为青年价值观形成与婚恋观念培育的关键场所，应系统性地开展婚恋教育。建议将婚恋教育纳入通识或选修课程体系，内容涵盖两性差异理解、亲密关系沟通、冲突处理及家庭责任等方面。课程设计应注意结合学生年级特点，融入性别视角，并借助多学科资源(如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传递科学的婚姻家庭观念。
综上，本研究从外显与内隐双视角证实了高学历未婚青年婚姻态度的复杂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开展差异化的社会引导、强化网络环境治理及深化高校婚恋教育，以促进该群体形成更健康、理性的婚姻认知，为其婚恋行为提供积极支持。
5. 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的样本量及代表性不足。本研究选取的参与者较少，研究结果不足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后续研究可增大样本量和全区范围，从年龄、地域、情感状况等多方面收集关于高学历未婚青年的婚姻态度数据。同时，本研究对于两性之间存在的对于婚姻态度的差异的原因没有进行足够深入的分析，未来研究可以再次基础上加入质性研究的研究方法，探究此现象形成的原因和影响因素。
6. 研究结论
通过对高学历未婚青年外显婚姻态度、内隐婚姻态度及其关系的研究，现有结果可以表明：
(1) 高学历未婚青年男性和女性的外显婚姻态度、内隐婚姻态度都呈现出积极的特征。
(2) 高学历未婚青年男性和女性的外显婚姻态度上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比女性更积极。
(3) 高学历未婚青年外显婚姻态度和内隐婚姻态度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相关性，提示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心理结构，从婚姻态度的角度为双重态度模型提供了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