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朋辈教育无疑是落实这一意见的有效途径。新时代大学生成长于物质相对丰裕的时代，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追求实现自我价值，对传统道德说教较为反感，更易接受朋辈的影响。朋辈教育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模式，其主体和客体都是学生，更强调教育的主体性，符合学生现实需求，能够增强学生的互助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对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研究背景与新时代大学生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升、教育模式的创新、教育载体的丰富、和谐校园环境的构建以及政策背景与实践需求紧密相关。
此外，朋辈教育的引入有助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打破传统的“师–生”型教育模式，发展为“生–生”型教育模式，对于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朋辈教育能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形式，优化教育模式，有利于完善大学生朋辈教育效果评估体系，提高教育实效性。它在实际支教场景中展现出亲和力强、互动性高、育人效果显著的特点，尤其是在高校服务乡村教育、推动思政教育精准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推广意义。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朋辈教育在深圳大学体育支教行动中的实施路径与思政融合效果，以期为高校思政工作提供新的实践范式与理论支撑。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不断深入，朋辈教育模式逐渐引起教育界重视。研究多集中在朋辈教育心理支持功能方面。龙汉武等(2020)指出，大学生朋辈榜样文化建设要坚持以学生发展为第一要务，以提升质量为着眼点，促进榜样与非榜样共同发展，培养可持续发展行为，实现个性化发展[1]。冯诗琦与邹巧玲(2023)在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中提出，“朋辈思政”模式有利于充分发挥朋辈群体的精准带动作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2]。司文超(2022)从高校思政教育及影响因素视角出发，认为国内学界已形成共识，即同学、室友等朋辈群体与专业课教师是塑造大学生发展的核心影响源。基于此研究强调，唯有实现上述多元教育主体的有效配合与同频共振，才能锚定育人目标，构筑起积极健康的育人微环境[3]。此外，范璐与翟子懿(2024)进一步明确了朋辈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可以促进相互健康成长，更能相互取其长、补齐短，从而做到在实践中学习与反思[4]。
此外，研究更加关注实践平台建设和具体效果评价。熊钰等(2018)系统总结了朋辈思政教育实践平台的设计流程、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和运行效果，建议采用“项目制加平台”的方式来推动朋辈教育的规范化进程[5]。余萱蔚(2019)发现朋辈教育在学科竞赛、学业帮扶、志愿宣讲等方面对学生思想认同与行为改善有显著促进作用[6]。李一洁(2019)提出要实现朋辈教育的制度化发展必须构建科学的选拔培训体系，使朋辈引导者真正具备价值传播与情感沟通的双重素养[7]。张宁娜(2020)则将生态文明教育引入朋辈教育体系中，强调朋辈互动在绿色价值传播中的中介作用[8]。杨薪潼(2022)强调了朋辈教育在高校思政教学中的媒介化特征，建议教师借助朋辈优势引导学生以贴近生活的话语完成思政内容的内化与转化[9]。而刘惠(2019)指出朋辈教育能够有效弥补传统师生关系中的认知隔阂与权力距离，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思想共鸣感与认同感[10]。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朋辈教育的方法和作用方面的研究又有了新的探索。宋文婷(2020)认为高校应将朋辈教育与思政课程、校园文化、志愿服务等结合，探索“课程加活动”的多元协同路径[11]。连李生和余鸿飞(2024)表示线上线下思想引领活动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朋辈领导者的情感共鸣力和内容组织能力，并提出高校应制定朋辈教育效果评价标准体系来促进实践可持续性发展[12]。林靖葳(2024)提出朋辈教育应注重“价值引领 + 组织支持 + 行动激励”三位一体的机制构建，进一步提出应搭建“线上 + 线下”相融合的朋辈育人场域，优化交互空间与反馈机制，并且指出朋辈教育真正的功效是“润物细无声”式的指导过程[13]。李璟璐和王道明(2019)强调了朋辈榜样利于激活新时代高校学风建设学生主体的内生动力，促进新时代高校学风建设内涵式发展[14]。周大鹏(2025)指出朋辈教育通过平等互动的优势，在提升学生政治辨别能力的同时，亦能激发学生关心国运、奉献社会的内在动力，实现政治素养与家国情怀的双重培育[15]。
2.2. 国外研究现状
Moolman等(2020)通过对南非的实地调查发现，学校文化氛围对朋辈教育有着显着的促进作用。他们发现开放和支持性高的校园文化能够显著促进学生对于朋辈指导的信任和接受，并有助于建构一个高效的朋辈互动环境[16]。Eisenstein等(2019)通过评估英国“Peer Education Project”项目发现，参加朋辈教育中学生心理健康意识，情绪调节及社交技能显着增强，与传统教师主导型相比更具有亲和力[17]。Booth等(2023)开展了朋辈与成人主导心理健康教育的对比研究，结果显示朋辈教育在提升参与积极性和教育满意度方面更具优势，凸显出“同龄人间的交流和指导更加方便”的特点[18]。
此外，Vreede等(2014)将朋辈教育拓展至可持续发展教育领域，通过组织以学生为核心的环保倡议项目，发现朋辈引导更能调动学生主动参与与实际行动力，显示朋辈教育引导社会责任的潜能[19]。
综上所述，国内对朋辈教育运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已形成比较丰富的理论基础，实践探索也比较多元。前期以心理互助和情感支持为重点，中期以机制构建和影响因素分析为重点，后期以近年平台建设和效果评估为途径，其研究内容持续深入，研究方法渐趋多元。国外的研究一般认为朋辈教育对于心理健康的促进，价值引导和行为激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并强调朋辈教育的互动性和非权威性的特点。研究者们也注意到朋辈教育的成效高度取决于实施环境，身份设定和制度保障等因素，这对当前我国大学推进朋辈教育融入思政工作具有有益的启示意义。
2.3. 研究述评
以上国内外研究虽然肯定了朋辈教育的价值，但是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深入解释其作用机制。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朋辈教育的理论契合度高，可引入以弥补此不足。该理论的核心主张是：知识并非由外部灌输而成，而是学习者在与环境的交互中主动建构的，学习者是知识建构的能动主体。他们通过主动探索与发现，自主地完善与提高自身的认知图式，最终发展出具有丰富性、复杂性与多维性的认知结构。尤其强调社会性互动(如与教师、同伴的协作)在认知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并提出了“最近发展区”概念，即学习者在他人的引导和帮助下能达到的潜在发展水平。
支教大学生作为朋辈，其角色正符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所说的“更有能力的他人”。他们通过示范、提问和鼓励，为乡村学生提供恰到好处的支持，并将体育支教中的团队竞赛、主题游戏等，正是将抽象的思政目标转化为“真实性任务”，使学生在亲身体验和问题解决中主动建构意义。朋辈引导者能够起支架作用，而支教项目本身可视为一个临时的“实践共同体”。在此共同体中，不仅受助学生进行学习，支教大学生也在“教”的过程中重构和深化自身认知，实现双向的社会性建构。因此，本研究将以建构主义理论，特别是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系统分析体育支教中的数据，深入阐释朋辈互动如何促进知识与价值观的主动建构，提升研究的学理深度。
3. 深圳大学体育支教基本概况
3.1. 实施背景
深圳大学体育支教行动自2021年起持续开展至今，已推行5年，覆盖多个学期，形成了稳定的实施机制。支教区域主要集中在广东省汕尾市的海陆丰地区，2024年支教的学校包括海丰彭湃中学、陆丰市林启恩纪念中学、陆丰八万学校，这些学校大多属于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乡村或边缘地区，体育教学师资力量匮乏，学生缺乏系统性的体育训练与思想教育。支教对象为中小学生，深圳大学体育学院负责整体组织，采用大学生自主报名方式，鼓励具备责任感与教育热情的大学生参与其中。
3.2. 基本流程
整体支教活动流程包括前期专业培训、实地支教和后期反馈总结三个阶段，强调全过程的闭环管理(如表1所示)。在教育内容设计上，以体育课程为主线，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辅导有机融合，突出育人导向。在教学方式方面，重点采用“朋辈教育”策略，以大学生作为“朋辈榜样”，通过生动互动和陪伴成长，增强学生的认同感与参与度，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地方性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体育支教机制。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文通过对2024年深圳大学体育学院支教活动的大学生展开研究，提出促进高校开展思政工作的方法和策略。通过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的文献支持，结合引用、改编和自编的形式进行问卷设计，并邀请行业领域专家对问卷结构、内容、赋分进行调整。向相关对象发放了200份问卷，涵盖了支教学生、受助学生家长、受助学校教师等群体。共收回问卷196份，其中有效问卷174份，有效率为87%。通过Excel表格以及SPSS28.0软件数据处理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对分析项进行求和，将样本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随后运用T检验来比较两组间的差异。若存在显著差异，则表明量表设计合理。结果显示，题项在高低分组间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信效度有效，为提出研究结论提供保障。
Table 1. Background and basic procedures of Shenzhen University’s sports-based educational support program
表1. 深圳大学体育浸润支教行动实施背景与基本流程
序号 |
内容类型 |
具体内容说明 |
1 |
实施起始时间 |
自2021年起持续开展至今，已推行5年，覆盖多个学期 |
2 |
支教区域 |
汕尾市海陆丰地区(如海丰彭湃中学、陆丰八万学校等) |
3 |
支教对象 |
中小学生，尤其是教育资源较薄弱地区的学生 |
4 |
组织形式 |
深圳大学体育学院统一组织，学生自主报名参与 |
5 |
活动流程 |
前期培训 → 实地支教 → 活动反馈与总结 |
6 |
教育内容 |
以体育课程为载体，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辅导 |
7 |
教育方式 |
以朋辈教育为核心，强调“生–生”互动与陪伴式成长 |
本文探究朋辈教育运用于深圳大学体育支教活动的现状及思政价值，并对朋辈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政认同进行探析，分析强化支教效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等方面的具体功能。采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方法，调研体育学院大学生支教期间朋辈教育感知和践行状况，发掘朋辈教育思政引领和心理支持方面的作用、价值观塑造的实践意义等，并阐明其对支教活动的作用和优点，以期为深圳大学及其他大学优化支教育人机制、增强思政工作实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4.1. 体育支教活动中的生源及组织情况
4.1.1. 支教地区学生基本情况
体育支教项目在深圳大学体育学院大学生的中高年级学生中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与参与基础，同时也反映出项目在年级覆盖和层次引导方面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参与2024年深圳大学体育支教行动的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大二至大四年级。其中，大三年级学生占比最高，达到了32.75%，说明该年级学生在专业能力和课业负担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具备较强的实践意愿与能力。大二年级学生紧随其后，占比为25.28%，表明中低年级学生在朋辈教育支教中也具有较高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大四年级学生比例为13.79%，原因在于学生临近毕业，实习等事务多，参与比例低。值得注意的是，大一年级学生为0，说明新生群体尚未形成参与基础，与其刚入学对项目认知不足、专业技能尚不成熟等因素有关。
4.1.2. 支教活动中朋辈教育组织形式
朋辈教育的接受度在不同身份人群中存在差异：教师和组织者更关注教育效果的规范性和可控性，而学生和家长则更重视情感交流和互动体验。综合来看，朋辈教育虽具天然优势，但也需在教学设计、支教培训和反思机制上进一步完善，确保其不仅“亲切”，更要“专业”，从而在支教场景中真正发挥有效的育人作用。
从表2可见，朋辈教育在体育支教过程中整体上接受度高。以“非常容易(同龄人更亲切)”这一选项来看，支教大学生的同学、受助学生及家长均有一定比例选择了该项，分别为16人、12人和7人，显示出朋辈间天然的情感亲近性与沟通优势。但同时，也有部分受助对象认为朋辈教育“效果有限”，如19位受助学生和16位大学生的同学表达了对支教大学生缺乏权威性与教学经验的担忧。此外，“一般(与传统教师无显著差异)”的选项也有较高占比，尤其在学生同伴中表现突出。
Table 2. Acceptance of peer education in teaching support activities
表2. 支教活动中朋辈教育的接受情况
身份 |
一般(与传统教师无显著差异) |
效果有限 (缺乏权威性) |
非常容易 (同龄人更亲切) |
受助学校教师 |
4 |
3 |
2 |
受助学生家长 |
6 |
9 |
7 |
受助学生(朋辈教育对象) |
8 |
19 |
12 |
支教大学生的同学 |
13 |
16 |
16 |
支教行动组织者(教师/负责人) |
2 |
4 |
3 |
4.2. 体育支教活动中的朋辈教育实施现状
4.2.1. 朋辈支教者的构成与职责分析
从专业人数选择和职责分工来看，支教团队体现出明确的层级结构与梯度培养模式，既保障了支教活动的有序推进，也为朋辈支教者提供了能力成长与角色转换的空间。这种以年级为梯度、以专业为基础、以任务为导向的分工方式，有助于提升教学效率，优化支教过程中的人力资源配置，同时也体现了体育学院在支教项目实施中的专业性与系统性。
与深圳大学体育支教行动的朋辈支教者主要来自大二与大三年级，涵盖休闲体育、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三个专业方向，人数共计41人。其中，休闲体育专业大二有8人，大三有7人；体育教育专业大二有6人，大三有5人；运动训练专业大二有7人，大三有8人。支教大学生的主要职责是独立授课、设计体育教学内容。大二年级学生虽处于专业学习的中期阶段，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体育教学认知和组织能力，能够胜任协助类教学任务，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为未来独立授课奠定基础。大三年级学生则承担了更为核心的教学职责，主要负责独立授课与体育教学内容设计，这表明他们在专业能力、教学技巧和课堂把控能力已较为成熟，具备实际教学与课程设计的能力。
4.2.2. 体育活动设计与思政融合情况
朋辈支教者不仅在课堂中注重思想引领，也尝试通过课外交流与实践进一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总体来看，体育与思政融合形式多样，覆盖课堂与课外、竞技与教育多个维度，有效拓展了传统思政教育的边界，增强了教育的亲和力和渗透力。
Table 3. Statistics on the integration methods of physical activity desig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表3. 体育活动设计与思政教育融合方式统计
选项 |
数量(位) |
占比(%) |
融入红色主题(如长征接力跑) |
102 |
58.62 |
设置集体荣誉目标(如团队积分赛) |
126 |
72.41 |
体育课程中加入德育故事讲解 |
94 |
54.02 |
设计志愿服务类体育活动 |
71 |
40.80 |
利用课后谈心强化价值引导 |
87 |
50.00 |
通过表3的统计数据可见，体育活动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支教行动的重要内容，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其中，“设置集体荣誉目标(如团队积分赛)”的选择率最高，达72.41%，表明多数支教者意识到通过集体目标的设定能够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与责任感，进而潜移默化地传递集体主义精神。“融入红色主题(如长征接力跑)”和“体育课程中加入德育故事讲解”的占比也较高，分别为58.62%和54.02%，显示出支教者善于结合历史文化资源，将思政内容巧妙地融入到课程情境中。此外，“利用课后谈心强化价值引导”(50.00%)和“设计志愿服务类体育活动”(40.80%)也被较多支教者采用。
4.2.3. 支教对象的参与度与反馈情况
综合来看，支教活动在受助对象中形成了较好口碑与教育影响力，具备持续优化与推广的基础。
Table 4. Participation and feedback from the beneficiaries of the teaching support program
表4. 支教对象的参与度与反馈情况
受助对象类型 |
活动参与度高
(%) |
体育兴趣明显提升(%) |
思政教育接受度好(%) |
对志愿者评价积极(%) |
受助学生 |
76.20 |
72.40 |
58.60 |
81.00 |
学生家长 |
61.10 |
53.70 |
46.30 |
66.70 |
学校教师 |
68.40 |
47.40 |
52.60 |
73.70 |
根据表4的数据，支教对象对体育支教活动整体持积极的态度，参与度高。其中，受助学生的反馈最为积极，“活动参与度高”比例达76.20%，说明体育课程设计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投入度，同时“体育兴趣明显提升”(72.40%)和“对志愿者评价积极”(81.00%)的数据也印证了体育支教的吸引力与朋辈志愿者的亲和力。家长群体的反馈也相对积极，尤其是在“对志愿者评价积极”方面达到了66.70%，说明家长普遍认可支教大学生的责任感与教学表现，但在“思政教育接受度好”(46.30%)和“体育兴趣提升”(53.70%)上的反馈相对偏低，与家长对课程实际内容了解有限有关。学校教师方面则表现出对活动的整体支持，“活动参与度高”和“对志愿者评价积极”的比例分别为68.40%和73.70%。
4.3. 体育支教行动的思政教育实效分析
4.3.1. 思政目标达成度分析
深圳大学体育支教行动在推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通过实际教学活动和朋辈互动，提升了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未来在课程设计中可进一步结合地方文化与时代主题，持续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与感染力。
Table 5. Analysis of the achiev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bjectives
表5. 思政教育目标达成度分析
思政教育目标 |
达成率(%) |
增强国家认同感 |
68.40 |
树立正确价值观 |
72.90 |
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
70.10 |
增强社会责任感 |
65.50 |
形成积极生活态度 |
74.10 |
从表5的统计结果来看，体育浸润支教行动在思政教育目标达成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实效。其中，“形成积极生活态度”的达成率最高，达到74.10%，说明体育活动不仅锻炼了学生体魄，更在行为习惯和心理建设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树立正确价值观”和“培养集体主义精神”的达成率分别为72.90%和70.10%，反映出支教课程在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增强团队意识方面具有良好的渗透力更直接体现了在团队协作任务中进行社会性建构的成功。此外，“增强国家认同感”与“增强社会责任感”的达成率分别为68.40%和65.50%，也显示出体育课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能够通过集体活动、主题讲解和情感互动等多元形式，实现思政内容的自然嵌入。
4.3.2. 作为支架作用朋辈教育在思政中的互动优势分析
建构主义强调，有效的学习发生在“最近发展区”内，需要通过支架的作用来实现。朋辈支教者的价值在于能提供比传统教师更具亲和力和适配性的支架作用。朋辈之间天然的亲和力，支教大学生在教学中更容易拉近与乡村学生的心理距离，从而提升思政内容的接受度，使思政内容更易被理解与内化，朋辈教育方式能有效弱化传统灌输式教育的僵化弊端，营造轻松活泼的教学氛围，使学生在参与中学习、在互动中成长。
Table 6. Advantages and role of peer educ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表6. 朋辈教育在思政中的优势与作用
序号 |
优势/作用内容 |
被提及次数(N = 174) |
占比(%) |
1 |
同龄人更易建立信任与情感连接 |
124 |
71.26 |
2 |
沟通方式贴近学生、语言通俗易懂 |
117 |
67.24 |
3 |
榜样力量显著，利于价值观引导 |
102 |
58.62 |
4 |
增强学生参与感和互动性 |
110 |
63.22 |
5 |
支教氛围轻松，提升思政教育接受度 |
96 |
55.17 |
表6展现了朋辈教育在体育思政教学中的显著优势。统计显示，71.26%的受访者认为“同龄人更易建立信任与情感连接”，这一点凸显了朋辈之间天然的亲和力，也为支教大学生在教学中起到支架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安全环境，从而提升思政内容的接受度。67.24%的反馈指出“沟通方式贴近学生、语言通俗易懂”，这体现了“脚手架”的适配性——朋辈引导者能使用学生熟悉的语汇和思维模式，将抽象概念分解，有效引导其认知发展。“榜样力量显著，利于价值观引导”这一项也获得了58.62%的支持，表明大学生在无形中为学生树立了可亲近、可信赖、可效仿的形象。其他如“增强学生参与感和互动性”(63.22%)和“支教氛围轻松，提升思政教育接受度”(55.17%)的数据，进一步说明朋辈教育方式能有效弱化传统灌输式教育的僵化弊端，营造轻松活泼的教学氛围，使学生在参与中学习、在互动中成长。
4.3.3. 大学生与乡村学生双向成长路径
本研究从多个成长维度展示了支教大学生与乡村学生在体育支教过程中的双向成长路径(如表7所示)。在认知与价值观层面，支教大学生通过实践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并更深刻理解了教育公平的意义，而乡村学生则在接触外界优秀青年榜样的过程中，树立了理想信念，增强了国家认同感。在能力发展方面，大学生通过设计教学内容与组织活动，显著提升了表达力与组织协调力；而乡村学生在系统的体育训练中，不仅提升了技能，更增强了学习信心与自我认同。思政教育的成效也体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大学生通过教学践行思政理念，将育人目标落地；而乡村学生在体育实践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引导。人际情感方面，大学生增强了同理心，提升了与学生、教师、家长沟通协作的能力，而乡村学生则因“同龄榜样”的带动，建立了积极健康的情感依赖关系。在职业影响层面，支教经历让大学生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方向、激发了从教意愿，而乡村学生也因此对未来充满期待。双向成长不仅提升了教育效果，也体现了育人过程的多重价值。
Table 7. Comparison table of two-way growth path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rural students
表7. 大学生与乡村学生双向成长路径对照表
成长维度 |
支教大学生的成长路径 |
乡村学生的成长路径 |
认知与价值观 |
增强社会责任感，理解教育公平 |
树立理想信念，增强国家认同感 |
能力发展 |
提升教学表达能力与组织能力 |
提高体育技能和学习自信心 |
思政教育成效 |
理解并践行思政教育理念 |
接受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
人际与情感交流 |
增强同理心与沟通协调能力 |
建立对同龄榜样的信任与情感依赖 |
未来职业影响 |
明确职业方向，激发从教意愿 |
激发对未来学习与体育的热情 |
建构主义学习观强调“学习是社会实践的参与”。体育支教项目本身构成了一个临时“实践共同体”，所有参与者都在进行双向的社会性建构。表7所揭示的“双向成长路径”是这一观点的完美例证。对于乡村学生，他们是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的主动建构者。其“体育兴趣明显提升”“树立理想信念”正是在共同体互动中建构的结果。对于支教大学生，他们经历了身份与认知的重新建构。从“学生”到“引导者”和“脚手架”提供者的角色转变，要求他们将所学知识外化为教学行动，以应对真实挑战。在此过程中，他们“理解并践行思政教育理念”，其原有认知结构因新经验而被同化与顺应，实现了对教育公平、社会责任等概念的更深层次建构。因此，成长是双向的，是整个实践共同体协同建构的结果。
5. 存在问题
5.1. 朋辈教育与思政内容融合不深入
在体育支教的实践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已经明确成为课程目标的一部分，并且以红色主题活动，集体荣誉竞赛和德育故事讲解的形式尝试将其纳入到教学当中，但是就总体实施效果而言，仍然存在思政内容融入不到位等问题。一方面是一些支教志愿者对于思政教育认识比较片面化，常常停留在“加点红”的活动水平上，缺少系统教育设计和深度价值引导，使思政元素在课堂中呈现出“形式上有余，实效上不足”的状况。另一方面思政内容呈现方式比较传统单一，易被学生认为是“说教”，导致抵触情绪较强，没有充分发掘体育项目所蕴藏的育人契机。比如一些课程设计没有与学生的成长现实相结合，把思政目标具体化和生活化，使之很难引起学生认知层面的共鸣，教育影响力也比较有限。
从课程统筹和评价机制上来看，目前体育支教行动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思政教育体系。部分支教志愿者虽然有激情和责任感，但是对思政教学培训和引导不足，体育技能教学和思想价值引领结合专业能力不足。这从某种程度上限制朋辈教育思政实效。与此同时，在活动后反馈和反思大多关注学生参与度、课程趣味性等方面，很少对思政目标实现情况做系统评价，造成教育内容偏离教育目标。要解决这一问题，需从课程设计、培训支持与考核评价等多维度入手，构建“体育加思政”双轮驱动的教学机制，使体育课堂不仅“好玩”，更“有思想”，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育人目标落地。
5.2. 支教活动的组织保障机制不健全
在体育浸润支教实践中，组织保障机制的不健全是影响整体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支教活动虽由高校统一组织、学生自主报名参与，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仍存在协调不畅、流程不清、资源不足等问题。首先，支教活动的前期筹备多依赖教师临时调配与学生志愿参与，缺乏标准化的任务分配与管理机制，导致部分环节执行效率不高，责任落实不到位。其次，部分地区支教点的教学条件较为简陋，如器材匮乏、场地受限等问题较为突出，而高校方面在物资支持与现场管理上又未形成系统保障方案，常出现“人到了、事难做”的尴尬局面。此外，对于突发情况应对机制的缺失，如天气变化、学生突发状况或交通安全等方面，均暴露出现阶段组织体系在风险预判与应急处理上的短板。
另外，支教志愿者支持体系不健全。尽管一些院校已经进行过简单的前期培训工作，但是培训内容大多停留在教学方法和礼仪规范方面，缺少对农村学校现状适应性指导，尤其是在应对复杂的教学环境，开展思政工作等方面缺乏充分的铺垫。与此同时，支教期间缺乏连续的过程指导和心理支持机制，支教者面临现实挑战时常需要凭借个人经验来化解，长此以往易影响自身教学质量和参与热情。后期激励及反馈机制相对薄弱，支教成果通常局限于个人总结或者形式化评价，缺乏优秀实践案例，亟需宣传推广以及对志愿者的长期扶持。建立健全的组织保障机制，需要从制度建设、资源配置、培训支持、评估激励等方面系统完善，以提升支教行动的整体专业性水平，推进可持续性发展，真正实现“以体育人，以爱育心”的支教目标。
5.3. 支教者相关专业培训体系不完善
在体育支教实践中，相关专业培训体系的不完善是影响教学质量与育人效果的重要问题之一。当前高校普遍采用短期集中培训的形式，主要围绕教学流程、课堂组织、纪律管理等基本内容展开，虽对新手志愿者具备一定的入门指导作用，但整体培训内容较为浅显，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难以满足复杂乡村教学环境的实际需求。例如，针对“体育 + 思政”融合式课程的教学设计、课堂上思政的话语表达技巧、突发情况处理等关键能力模块，大多未被系统纳入培训体系，使得部分支教者在面对学生实际问题时显得经验不足、方法有限。此外，培训时长短，重理论讲授、轻实践演练的问题突出，缺乏模拟教学、情境演练等实践环节，导致培训难以真正转化为教学现场的能力支撑。
另外，培训缺乏持续性和跟踪支持。很多支教者受训之后就进入实地支教，期间缺少相应的过程性指导和反馈机制，导致教学过程存在的问题难以得到及时解决。与此同时，高校培训后未成立专业的监督或者指导团队，支教者在独自面对教学困惑、心理压力以及思政教育的教学方式方法等问题的情况下，会影响整体教学效果和思政教育的渗透深度。另外，培训体系未做到因人施教，对于支教者的培训内容没有划分年级，对于专业背景缺乏层次化细分，导致部分高年级学员认为培训内容重复、效率不高，而首次参与的人觉得尚未准备充分。
6. 策略建议
6.1. 深化思政内容融合，增强课程的育人实效
在体育课程设计阶段，应把思政教育内容作为明确的目标之一，而不是附加内容。教师或支教学生可以围绕课堂主题，提前准备一个与内容相关的德育引导点。例如在进行团队合作项目时加入“尊重规则”“集体荣誉”“互相扶持”等具体话题。活动结束后安排5分钟的分享时间，引导学生讲出自身收获，再由支教者公布与“国家认同、责任感”等有关的关键词。这种做法既不增加课程负担，也能实现情感引导和价值认同的设计初衷。
在课外活动中，应有计划地组织一些主题鲜明的体育任务。例如“模拟红军长征路线跑”“校园环保接力赛”“文明礼仪行为挑战日”等。这些活动不需要复杂场地，也不要求专业技能，只要安排好规则，引导学生投入即可。每项活动前可设置一个短片介绍或口头讲解，帮助学生了解活动背后的价值导向。活动过程中朋辈支教者主动示范，带头参与，做好榜样。活动结束后收集学生的感想，通过写小卡片、拍照片或语音留言的方式，进行价值回顾，让思想教育自然过渡到行为表达。
在日常交流中，支教者应主动与学生建立平等、放松的沟通关系。利用课后空闲时间，与学生一对一谈心或小组聊天，话题不需要“讲大道理”，而是从学生的生活入手，如“你为什么喜欢某项运动”“身边有没有你佩服的人”“遇到困难你是怎么做的”。可以结合自身大学经历或成长故事，把积极的态度和真实的经历自然带出来，用自身变化过程引导学生思考。这种“边聊边教”的方式，比课堂说教更有效。支教团队应统一制定“交流主题参考清单”，方便所有成员随时查阅使用，保证内容方向一致，也便于在后期总结中梳理教育成效。
6.2. 健全组织保障体系，提升支教的实施效能
建议高校成立专门负责支教的协调团队，由学院领导、组织，教师、辅导员、行政工作人员以及学生的核心成员共同参与，以疏通整个支教工作流程。组织小组在活动启动前应提前2个月拟定具体实施计划，确定支教地点，时间，交通住宿，教学任务以及安全要求等。每一次支教任务都要有详细的日程表和职责清单，落实到个人，做到“事先有管理，过程有跟进，终点有评价”。同时要设专人与支教学校进行交流，并设立固定联系人对学生数量、课程需求、场地资源等进行事先联系，避免支教活动中出现信息不清、编排无序等问题。
在物资保障上，各高校应提前做好教学器材、活动材料，统一服装，准备应急药品。支教前一星期清点物资、打包分类、制订登记表并发放到每位支教者。在活动中安排教师或者学生干部到现场巡视，查看物品的使用情况。当天气突变或者装备受损时，组织小组应预设备选方案。另外，设立支教专项资金并明确报销程序，对支教者发放交通补助和餐饮补贴，以减少由于资金限制而造成活动萎缩，确保活动的可持续进行。
活动期间建立支教日志，每名支教者每日填写教学记录并反馈工作情况。支教后举行集体总结会、交流经验，分析总结存在的问题，形成书面的报告，组织小组进行总结和留档。对于成绩好的队伍及个人，可评选出“优秀支教学生”，并将其列入学年综合测评，或者评奖评优中作为参考依据。同时建立支教任务数据库记录下届支教过程中的规划、结果及存在的问题供下届支教团队参考，实现经验传承、持续发展。通过稳定的组织结构、规范的流程安排和有据可依的过程管理，支教项目的整体工作才会更加高效、专业，富有保障。
6.3. 完善支教者培训体系，夯实支教人才基础
根据不同年级、专业背景和教学经验，建立分层培训体系。在支教活动开始前，应组织不少于两轮的集中培训，第一轮为全员基础培训，内容包括教学流程、课堂组织、沟通技巧和行为规范。第二轮为岗位专项培训，根据支教任务安排，分成教学组、活动组、心理辅导组等，进行针对性实操训练。每次培训结束后要有简短测评，确保学生掌握核心内容。培训可以安排模拟授课和小组演练，邀请往届支教者现场分享，或用录像回放供学习观察和修正。
针对思政教育内容的融入，培训中要专设模块进行讲解和练习。可以通过案例讲解、短视频分析、小组情景扮演等形式，教会支教者如何在体育教学中自然地加入价值引导。比如在讲规则时引导学生理解公平竞争，在团队合作中讲到责任和互助。例子越具体越好，以便支教者掌握有效的方式和方法。同时，还可以给每位支教者发一份“思政表达清单”，列出常用引导语、正面反馈句和易于理解的主题词，帮助支教者在教学中快速找到切入点。
指导支教者设计更具挑战性和反思性的“真实性任务”，如设计需要复杂决策的模拟项目，引导学生在解决两难问题中深化价值判断。加强对支教者“支架作用”技能的培训，如学会提问、示范、反馈的策略，使其能根据学生实时反应调整支持力度，精准辅助其跨越“最近发展区”。并且完善组织机制，建立稳定的导师指导、同伴互助和复盘反思制度，促进共同体内部隐性知识的流动和显性化，使支教经验得以沉淀和迭代，支持所有成员的持续成长。
在支教期间，应建立持续反馈和支持机制。组织方要安排至少一位指导教师与支教者保持联系，每周线上或线下沟通一次，听取教学反馈并提供建议。鼓励支教者记录教学日记和学生反馈情况，每周提交一次简要教学总结。遇到情绪波动、教学困惑或学生管理问题，指导教师要及时给予答复。支教结束后，应组织结业评估会议，听取每位支教者的反思和建议，整理出共性问题并纳入下一轮培训内容中。通过前期分层培训、中期过程指导和后期复盘总结，才能真正把支教者培养成既能上好体育课，又有思政意识和沟通能力的合格人才。
综上所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体育支教场域下朋辈教育与思政融合的路径，引入朋辈教育理念，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边界，强调教育过程中的互动性与平等性，突破传统“教师主导”模式，推动思政教育多向互动与模式创新，以期通过跨学科融合心理学、社会学理论，为高校思政工作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研究将为深圳大学体育支教行动中朋辈教育的有效融入提供理论依据，也为其他高校支教与思政融合实践提供参考路径。通过“生–生”型的朋辈教育模式，打破传统“师–生”思政教育模式，增强学生的自主参与与互动体验。朋辈教育以其亲近性与易接受性，有效提升了思政教育的吸引力与实效性，有助于学生在互动中提升价值认同、心理素养与社会能力。同时，朋辈教育的推广有利于营造和谐校园氛围，强化心理健康支持，预防心理危机，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7. 研究讨论
7.1. 研究局限
第一，研究样本局限于深圳大学体育学院的支教大学生，样本规模相对单一，且未能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中进行对比分析，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第二，采用问卷调查法难以捕捉支教过程中师生互动的具体性、复杂性和动态变化。第三，研究的体育支教活动发生在特定或指定的学校，其基础设施、体育器材和教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支教活动的实施条件和效果。第四，支教活动的短期性与教育成效的长期性之间存在矛盾，前一批支教者建立的教育关系和实践成果难以被后续团队有效承接和深化，限制了对朋辈教育长效机制的研究，也影响了思政教育效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第五，本文研究观察和评估周期相对较短，难以追踪朋辈教育在体育支教中对学生产生的长期影响，难以全面评估其真实成效。
7.2. 挑战与应对
由于专业性和经验度有限，朋辈教育者难以准确把握教育边界，例如在面对学生深层次心理问题或复杂思想时，无法提供专业及时的干预。朋辈关系中的情感边界模糊，过度情感卷入会导致理性判断力下降，而过于松散的关系又难以发挥朋辈影响效果。朋辈教育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互动质量，而非简单的互动频率。如果缺乏有效监督和指导，朋辈教育可能演变为简单的“同龄人相处”，失去其教育价值。在缺乏系统培训和持续指导的情况下，部分支教大学生将教学活动简化为技能训练，未能有效传递体育精神与思政价值。针对以上挑战，主要应对思路如表8所示。
7.3. 未来展望
未来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是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通过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手段。在量化问卷基础上开展质性研究。对支教志愿者与受助学生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并辅以参与式观察，获取更鲜活、深层的互动数据，用以解释量化结果背后的“为什么”与“怎么样”。同时开展跨区域、跨院校的对比研究，辨析朋辈教育模式的有效性是否以及如何受到组织背景与地域文化的影响，提升研究的外部效度。
Table 8. Main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for peer education in sports teaching programs
表8. 朋辈教育在体育支教中的主要挑战与应对思路
挑战类型 |
具体表现 |
应对思路 |
专业性局限 |
难以处理复杂教育情境； 思政融合能力不足 |
建立专业督导机制； 开发思政融合教学指南或课程 |
边界把控难题 |
情感过度卷入或疏离； 教育性减弱 |
明确朋辈教育者角色定位； 定期边界评估 |
可持续性挑战 |
短期效果明显但长期影响有限； 接力式支教导致断层 |
构建长效跟踪机制； 完善支教交接制度 |
效果不均性 |
依赖个体能力和投入度； 不同受教学生接受度差异大 |
标准化培训流程； 差异化教学策略 |
第二是开展长期追踪研究，为克服短期支教项目的时效性局限，建立长期追踪研究机制。在支教结束后，设定6个月、1年甚至更长的追踪点，运用回溯性调查或追踪访谈，考察受助学生的体育参与度、价值观变化以及对朋辈志愿者的记忆与评价，以验证朋辈教育影响的持久性。对支教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追踪，探究支教经历对其职业选择、社会责任感的长期塑造作用。实施难度较大，但对于客观评估支教的真实效益至关重要。
第三是进一步探索朋辈教育与专业指导的有效结合模式，获取最大化教育效益。值得注意的是，朋辈教育不应被视为替代专业教育的方案，而应作为教育体系的有益补充。在体育支教实践中，需要理性看待朋辈教育的优势与局限，既不夸大其效果，也不忽视其独特价值，而是寻求将其系统整合到更完善的教育生态中的有效路径。
基金项目
2024年度深圳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项目名称：社会实践类国家一流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项目编号：JG2024008)；第四批深圳大学党建工作精品项目(项目名称：“党建引领红色赋能”——高校培育红色基因创新项目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2025JPXM12)；2025年度深圳大学党建研究重点课题(项目名称：高校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研究——以体育浸润计划为例；项目编号：2025DJYJ12)。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