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现代语言学视角下，语言并非静态、同质的系统，而是始终处于变异之中[1]。在文学作品中，方言往往被有意识地用于人物塑造和叙事建构，其功能已超越单纯的交际层面，成为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化符号。相较于标准语，方言在文学语言中的表现力更强，但其高度语境依赖的特性也使其在跨语言翻译中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在目标语中处理方言，既关系到人物形象和叙事效果的呈现，也直接影响作品的文化传达与读者接受。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方言使用普遍，但在英译实践中，方言往往难以在形式层面得到直接再现。现有研究多从文化负载词或翻译策略的宏观层面展开讨论，对具体文本中方言的语言功能及其翻译处理路径关注不足，尤其缺乏基于语言变体理论的细读型分析。《死水微澜》以四川地区为叙事背景，大量使用四川方言刻画人物的社会身份、情感态度与地域环境，使方言成为小说语言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考察文学方言的翻译处理提供了理想个案。葛浩文作为中国文学英译的重要译者，其译本在英语世界具有较高的传播度，其对四川方言的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学方言英译的主流实践。基于此，本文以葛浩文英译本Dead Flood为研究对象，在现代语言学语言变体理论的框架下，结合具体文本，对《死水微澜》中四川方言的语言功能及其英译处理方式进行分析，重点考察译者如何通过中和、功能替代与语用补偿等策略重构方言的社会意义，并评估相关策略对译文传播效能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具体个案研究，为中国文学方言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与实践提供更为细致、可操作的分析视角。
2.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2.1. 语言变体理论概述
语言变体理论认为，语言使用始终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不同地域、阶层、群体和交际场景中的语言形式存在系统性差异[2]。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方言常被视为社会意义的符号资源，其功能远不止于传递命题信息。在文学语境中，方言的使用往往经过作者的有意选择和艺术加工，其作用不仅在于再现真实口语，更在于服务叙事目的。方言可以用来区分人物社会地位，表现人物性格，或营造特定的地域氛围。因此，对文学方言的分析不能仅停留在形式层面，而应结合语用功能与叙事语境进行综合考察。
2.2. 方言翻译的语言学视角
从翻译角度看，方言翻译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是否再现”，而是“再现什么”[3]。在实际操作中，译者常采用以下几种路径：一是通过中和策略，将方言转化为目标语中的标准表达，以确保文本流畅；二是通过语域或风格差异，间接呈现人物的社会属性；三是在必要时借助上下文说明，对文化信息进行补充。这些策略并非相互排斥，而往往在具体文本中交替使用。
2.3. 研究材料与方法
本文以《死水微澜》原文及葛浩文英译本为主要研究材料，重点选取包含四川方言特征的对话与叙述段落进行对照分析。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通过细读文本，归纳方言的语言特征及其英译处理方式，并结合语境讨论其语用效果。必要时辅以简单分类统计，以增强分析的系统性。
3. 四川方言在《死水微澜》中的语言功能
3.1. 四川方言主要语言特征
《死水微澜》中所呈现的四川方言，主要体现在词汇、句法和语气层面[4]。语气层面的方言表达，则常用于强化情感态度或人际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方言形式并非完全等同于现实口语，而是经过文学加工后的语言资源，其使用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和功能指向。
3.2. 方言在人物塑造中的作用
在人物对话中，四川方言首先起到区分人物社会背景的作用。不同人物在方言使用的频率和程度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与其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以及交际对象密切相关。方言由此成为人物社会身份的语言标记，使读者能够在语言层面迅速形成判断。此外，方言还常被用于表现人物的情感态度。通过特定语气词和表达方式，人物的亲疏关系、情绪变化得以直观呈现，从而增强叙事的表现力。
3.3. 方言的叙事与文化功能
除人物塑造外，四川方言还在整体叙事中承担着建构地域文化氛围的功能。方言的反复出现，使小说的叙事空间具有明确的地方指向，有助于读者形成对特定社会环境的整体认知。在这一意义上，方言不仅是语言现象，也是文化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4. 葛浩文英译本中四川方言的处理策略分析
四川方言在《死水微澜》中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其翻译处理不可能通过单一策略完成。通过对葛浩文英译本的整体考察可以发现，译者并未试图在形式层面再现四川方言，而是围绕人物社会身份与叙事功能，对方言进行了多层次的重组[5]。具体而言，其处理方式主要体现在方言中和、功能替代以及语用补偿三个方面。
4.1. 方言中和策略：显性地域标记的弱化
在语音和词汇层面，四川方言最具识别度的往往是地方性称谓和口语词汇。然而，在英译中，葛浩文普遍采取了中和策略，即将这些具有明显地域标记的表达转化为目标语中的中性表达[6]。以人物对话中的地方称谓为例，原文中常通过特定称呼体现人物之间的亲疏关系和社会位置。这类称谓在四川方言中具有稳定的语用意义，但在英语中难以找到功能完全对等的形式。葛浩文多采用普通的亲属或身份称谓进行替换，而不刻意标示其地域属性。此类处理中，源语的地域信息被弱化，但交际关系的基本结构得以保留。
这种中和策略在整体上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使目标语读者能够顺畅理解人物关系，而不必面对陌生的语言形式。从传播角度看，该策略有助于降低理解门槛，但同时也使四川方言作为地域文化标识的显性存在感明显下降。
例1：地方性称谓的中和
原文：
“你这个娃儿，咋个恁个不懂事？”
译文：
“You really are an ungrateful child.”
分析：
原文中“娃儿”“咋个”“恁个”均为典型四川方言形式，其中“娃儿”在语义上并非单纯指“孩子”，而是带有长辈对晚辈的情感评价色彩。“咋个”作为疑问副词，强化了责备语气[7]。这类方言表达在英语中缺乏直接对应形式。葛浩文在译文中采用了中性表达“child”，并通过形容词“ungrateful”补足情绪评价，从而实现语用功能的转移。该处理中，方言的地域标记被完全中和，但原句的评价性意义得以保留。
例2：方言动词的语义弱化
原文：
“他一天到黑都在街上混。”
译文：
“He spent all day hanging around on the streets.”
分析：
四川方言中“混”具有较强的贬义色彩，暗示人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社会状态。译文中的“hang around”在语义强度上明显弱于原文，但在英语语境中仍可传达消极的生活状态。葛浩文通过选择常见口语动词，避免使用带有强烈评判意味的表达，使译文更符合英语叙事的风格规范。这一处理中，方言的评价力度被弱化，但人物社会形象的基本轮廓仍然清晰。
4.2. 功能替代策略：通过语域差异重构社会身份
在无法直接再现方言形式的情况下，葛浩文更为重视方言在人物塑造中的功能价值。具体表现为，他往往通过调整英语表达的语域和风格，来替代原文中的方言差异。
在原作中，部分人物的四川方言使用频率较高，其语言往往口语化程度强、句式简短，体现出较低的社会地位或较少的教育背景。英译中，葛浩文常通过非正式英语、简化句法结构以及口语化表达，来重构这一社会属性[8]。例如，人物在原文中通过方言表达出的粗俗感或随意性，在译文中并未通过拼写变异或非标准语音来呈现，而是通过简短直接的句式和通俗词汇加以体现。这种处理方式并非简单的语言替换，而是一种功能层面的重组。译文中的人物虽然不再“说方言”，但其社会位置和性格特征仍然可以通过语言风格被感知。从语言变体理论的角度看，这种策略实现了社会意义的转移，而非形式意义的复制。
例3：低社会地位人物的口语化处理
原文：
“老子才不信你那一套！”
译文：
“I don’t buy that nonsense.”
分析：
原文中的“老子”在四川方言中常被用作自称，具有明显的粗俗和挑衅色彩，是人物社会身份与情绪状态的重要标志。葛浩文并未尝试在英语中复制这一自称形式，而是通过口语化表达“I don’t buy that nonsense”来传达人物的反抗态度和情绪张力[9]。此处的翻译策略体现了功能替代原则：译文舍弃了形式层面的方言标记，但通过语域选择实现了社会意义的重构。
例4：方言语气词的省略与补偿
原文：
“算了嘛，这种事情说不清楚的。”
译文：
“Forget it. There’s no point arguing about it.”
分析：
语气词“嘛”在四川方言中具有缓和语气、降低冲突的功能。由于英语中缺乏对应的语气词系统，葛浩文在译文中省略了该形式标记，但通过增加“There’s no point arguing about it”这一解释性句子，对原文的语用功能进行了补偿。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译者对交际效果的关注，而非对形式的机械再现。
4.3. 叙述层面的语用补偿策略
除对话外，《死水微澜》中还存在一定数量的叙述性方言表达，这类表达在英译中更难处理。葛浩文在部分段落中通过叙述层面的补充，对方言所承载的社会意义进行间接呈现。
具体而言，当方言在原文中承担强调人物态度或社会评价的功能时，译文往往通过叙述性描写加以补偿。例如，在人物语言本身被中和后，译者会在叙述中强化人物的情绪状态或行为特征，从而弥补方言消失所带来的语用信息损失。这种补偿并不表现为显性的文化解释，而是融入叙事之中，保持了文学文本的整体性[10]。而这种补偿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出现，而是具有选择性，更多服务于情节推进和人物塑造的关键节点。这也反映出译者在方言处理上的策略取向，即以叙事效果为优先考量。
例5：叙述性方言的功能重构
原文：
“她说话带着一股浓浓的川味，街坊邻居一听就晓得是哪路人。”
译文：
“Her way of speaking immediately marked her as someone from the neighborhood.”
分析：
原文通过“川味”“晓得”“哪路人”等方言表达，直接点明人物的地域身份。译文中，葛浩文未对“川味”作具体展开，而是通过“marked her as someone from the neighborhood”这一概括性描述，保留了社会识别功能。此类处理弱化了地域语言的具体形态，但维持了叙事中“身份可识别”的核心意义。
例6：地域身份的概括性呈现
原文：
“她一开口就是满嘴的川腔，旁人一听就晓得来路。”
译文：
“Her way of speaking immediately revealed where she came from.”
分析：
原文通过“川腔”“晓得”等方言表达，直接标示人物的地域身份。译文未展开具体语言特征，而是通过概括性叙述保留“身份可识别”这一核心功能。该处理中，地域语言形式被隐去，但社会识别功能得以保留。
4.4. 总结
通过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葛浩文在翻译四川方言时，遵循的并非形式对应原则，而是以功能传递和读者接受为核心的翻译策略。其处理方式在语言层面表现为中和和替代，在语用层面则通过补偿维持人物关系和叙事逻辑[11]。这种策略使译文具备较高的可读性，但也导致方言文化的显性特征在目标语中难以完整呈现。
5. 四川方言英译的传播效能评估
在文学翻译研究中，传播效能通常与可读性、可接受度以及文化信息传递程度密切相关。结合前文分析，葛浩文对四川方言的处理在不同层面上产生了相应的传播效果。
5.1. 可读性与目标语接受度
从可读性角度看，葛浩文的方言处理显著降低了目标语读者的理解负担。译文整体语言风格统一，未出现明显的语言突兀或理解障碍，有利于读者集中注意力于情节发展和人物关系。这种处理方式符合英语文学阅读的惯常期待，也有助于作品在海外市场的传播。
5.2. 方言文化信息的得与失
然而，这种以中和为主的策略也带来了文化信息的选择性保留。四川方言中所蕴含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译文中多被弱化或隐去，读者更多感知到的是人物的社会属性，而非具体的地域语言差异[12]。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这种处理提升了普遍可理解性，却牺牲了部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
5.3. 方言中和与中国乡土文学的“去地域化”风险
从翻译实践的角度看，葛浩文的处理方式反映了文学翻译中的现实取向，即在跨文化传播中优先确保叙事顺畅与人物可理解性。而其译本中对四川方言的系统性中和，是否仅是个体译者基于可读性作出的策略选择，抑或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乡土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体系时所面临的一种结构性压力。在英语文学语境中，非标准语言形式往往被视为阅读障碍，其社会意义通常通过语域差异而非地域变体加以呈现[13]。这一翻译规范在客观上促使译者弱化源语文本中的地方性语言特征，从而使不同地域的中国文学作品在目标语中呈现出趋于一致的语言面貌。
在这一意义上，方言中和不仅影响单一作品的语言风格，也可能在长期翻译实践中造成中国乡土文学的“去地域化”或“同质化”倾向。当四川方言、陕北方言或东北方言在英译中均被转化为功能相近的非正式英语表达时，其在世界文学语境中的差异性被压缩，地方文化的语言边界逐渐模糊。这种结果并非译者个人能力不足所致，而是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传播中所面临的系统性约束[14]。由此可见，对方言翻译的评价不应仅停留在读者接受层面，还需进一步审视其对文学多样性呈现所产生的长期影响。
6. 结论
本文在语言变体理论的框架下，对葛浩文英译本《死水微澜》中四川方言的处理方式进行了个案分析。研究表明，四川方言在原文中主要承担人物塑造与地域叙事功能，而在英译过程中，译者并未进行形式层面的再现，而是通过中和、功能替代与语用补偿等策略，对方言的社会意义进行了重构。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葛浩文在翻译《死水微澜》中的四川方言时，并未追求形式层面的再现，而是通过中和与功能替代重构了方言的社会意义。这一策略有效提升了译文的可读性和跨文化可理解性，使作品得以顺利进入英语文学语境。然而，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种以中和为主导的方言处理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乡土文学在世界文学体系中的地域差异性。因此，本文认为，方言翻译的关键问题并非简单的“保留或舍弃”，而在于如何在既有翻译规范的限制下，尽可能维持文学语言的地域多样性[15]。葛浩文译本所呈现的方言中和现象，既是成功传播的结果，也是值得警惕的信号。未来的文学翻译研究有必要从更系统的层面，考察方言翻译如何影响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整体形象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