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蕴含着极高的研究价值。其章回目录不仅概括总结了章节内容，而且善于运用各类典故和修辞手法，引起了大批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目前国内外基于《红楼梦》章回标题英译的研究可归纳为三方面：句式结构与修辞手法分析、美学视角下的译评、以及缺乏理论框架的零散译本分析。近年来翻译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翻译学者开始从社会学视角研究翻译问题。1972年，James Holmes (詹姆斯·霍姆斯)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首次提出“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概念，为翻译社会化研究开辟了新路径。此后翻译研究的开始逐渐转向社会文化维度。在诸多社会学理论中，Pierre Bourdieu (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对翻译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然而目前尚未有学者从社会翻译学视角对《红楼梦》章回标题英译进行对比研究。
本文以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为框架，通过场域、资本与惯习三大核心概念，对杨宪益、戴乃迭的合译本和霍克斯、闵福德的合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通过理论阐释、数据分析与案例分析，重点关注影响翻译实践的关键社会要素，探究两个英译本产生差异的原因。从社会翻译学视角研究《红楼梦》章回标题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本文为《红楼梦》章回标题英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以往研究多聚焦修辞手法、美学特征、隐喻意象等文本层面的英译分析，而本文注重原文与译文的对照研究，关注影响译者翻译策略与方法选择的社会因素。另一方面，本研究是对章回小说英译研究的重要补充。
2. 红楼梦译本介绍
2.1. 《红楼梦》英译史
《红楼梦》译本是红学研究的重要部分，为红学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现象在近二三十年间尤为显著。学者江帆[1]认为：“《红楼梦》的译介史可分为三个阶段：1830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50年代末；60年代至今”。
第一阶段(1830~1900)共产生四个英译本：1830年的John Francis Davis (德庇时)戴维斯译本、1846年的Robert Tom (罗伯冉)译本、1868年的Edward Charles Bowra (鲍拉)译本以及1892年的Bencraft Joly (乔里)译本[1]。此阶段译本主要旨在为在华外国人提供语言学习材料，具有显著的实用主义特征。译本仅在外籍人士间流传，只选取原著片段进行翻译，且这四个译本均体现出某种程度的“忠实性”特征。
第二阶段(1901~1960)同样出现四个英译本：1927年的王良志(Wang Liang-Chih)译本、1929年与1958年的王际真(Wang Chi-Chen)译本，以及1958年的Frorence Mchugh and Isabel Mchugh麦克休姐妹合译本[1]。本时期译本均标注“翻译及改编”的字样，与前阶段的片段翻译及后期的全译本形成鲜明对比。这些译本着重凸显原著的风格特色，同时注重对中国风物习俗的转译。
第三阶段(1961~至今)产生三个英译本：1937年至1986年德David Hawkes (霍克斯)与John Minford (闵福德)合译本、1978年至1980年的杨氏夫妇合译本，及1991年的黄新渠译本[1]。此阶段翻译目的在于展现原著艺术价值，为世界文学提供经典之作。三个译本均完整保留了原著的内容与风格，其产生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学术界的介入与影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霍译本与杨译本在学术界影响深远、声誉卓著。
2.2. 霍克斯译本简介
此版本由霍克斯与闵福德合译，定名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由企鹅出版社于1973至1986年间陆续出版。全译本共分五卷，前三卷由霍克斯完成，后两卷由其女婿兼学生闵福德续成。为帮助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背景、作者生平及书中反映的民俗文化生活，译者在深入考据的基础上，为各卷撰写了篇幅可观的序言与附录。
霍克斯[2]在译本序言中写道：“我遵守的基本原则是全部翻译——甚至双关语。因为尽管如我所言，这是部‘未完成’的小说，但这位伟大的作者倾注毕生心血书写了它。因此我认为书中每一处内容皆有存在的意义，必须设法予以传达。虽不敢自诩处处处理成功，但若能向读者传递这部中国小说曾给予我的片刻欢愉，我此生便不算虚度。”
2.3. 杨宪益译本简介
此版本由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合译，定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三卷，第一、二卷于1978年出版，第三卷于1980年出版，完整收录一百二十回内容。杨氏夫妇在译本中秉持着忠实的原则，该版本亦深受海内外英语读者认可。他们致力于向英语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为使目标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译者最大限度保留原著意象，在翻译诗歌、典故、制度、文物及中医药名称时，不仅咨询国内相关领域专家，更广泛查证资料。对于英语中无对应表述的专有名词，均采用脚注加以说明。
在翻译《红楼梦》过程中，杨氏夫妇保留了大量汉语习语、谚语及修辞手法，使中文的文化特质在英译本中得到充分展现，这极大有助于英语读者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文化[3]。
3. 社会翻译学理论
3.1. 社会翻译学发展历程
在过去的五十年间，众多学者将研究重心从内部因素转向外部因素，逐渐放弃了对翻译对等的探索。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开创了社会翻译学研究的新纪元。他为该翻译学确立了正式学科名称，更勾勒出翻译研究完整的学科框架，但未对这一新兴学科的建立展开深入研究。
此后，学者们持续对社会翻译理论进行探索。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首先对霍姆斯的理论进行了升级完善，尝试从社会翻译学视角出发，探寻描述性翻译研究中的翻译“规范”。迈考拉·沃尔夫(Michaela Wolf)提出了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积极倡导构建“社会翻译学”，然而其理论建构似乎缺乏对基础理论框架及学科方法论实质性问题的系统论述[4]。自此，社会翻译学研究在翻译领域迅速蓬勃发展，吸引了大量学者投身其中。
自二十世纪末以来，众多国外学者基于布迪厄(Bourdieu)的反思社会学理论、卢曼(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以及拉图尔(Latour)的行为者网络理论开展翻译研究，推动了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其中，布迪厄的理论具有强烈的反思性，他在社会科学领域展现的批判性思维使其与另两位社会学家形成显著区别[4]。其理论核心概念工具可概括为场域、资本与惯习。2005年，《译者》推出布尔迪厄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专刊，吸引了更多学者投身社会翻译学研究领域。
在我国，社会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起步较晚。有学者从考察翻译学研究体系的视角，对“社会翻译学”的理论建构进行了探索，并对其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作出了初步论证[5]。另有学者系统分析了西方社会翻译学的发展概况、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理论、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以及西方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总之，社会翻译学作为新兴学科，从多学科视角研究翻译提供了重要路径。虽然起步较晚，但已取得迅速发展。目前，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作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下文将对该理论进行详细阐述。
3.2. 社会实践论
皮埃尔·布迪厄(1930~2002)，著名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的学术研究跨越多个领域，打破了学科界限。布迪厄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了批判性思考，提出了社会实践论。他的理论关注人文学科中一个根本差异：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6]。主观主义将社会与世界视为个体经验和理解的产物；客观主义则认为客观环境独立于个体与现象而存在。布迪厄则认为这两种思想都走向了极端：主观主义忽视了客观环境的影响，客观主义则否定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其理论中，他尝试从实践视角解决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长期存在的悖论，实现了主体性与客观性、结构与建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
3.3. 布迪厄社会实践论三大核心概念
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存在三个核心概念：场域、资本与惯习。布迪厄[7]在克服个体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提出了完整的社会实践分析公式：[(惯习) (资本)] + 场域 = 实践。下文将对这三大概念进行阐释。
3.3.1. 场域
布迪厄[8]将场域概念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构型，这个网络或构型是动态变化和不断形成的。场域中的行动者根据其位置和所拥有的资本进行斗争和竞争。社会结构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场域来调节，社会结构不直接决定个体行为，而是通过场域中的位置和资本分配间接影响。个体在场域中的位置决定其可能的行为策略和选择，而所拥有的资本决定其执行这些策略和选择的能力。”
3.3.2. 资本
布迪厄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经济资本指能够直接转换为商品与服务形式的资本，包括货币、股票、收入及财产等；文化资本指通过不同教育行为传递的文化资产，涉及知识技能；社会资本指“与持久的制度化关系网络相联系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9]，本质上是具有“人脉关系”的个体之间相互承担的社会义务；符号资本指“当不同形式的资本被感知并认可为合法时所呈现的形态”，包括声誉权威。这几大资本在不同场域中可相互转化。
3.3.3. 惯习
布迪厄[10]将惯习定义为：“持久的、可转移的性情倾向系统，能够客观地适应实践结果。”
根据此定义，该概念具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惯习兼具持久性与可转移性，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同时它又是开放动态的系统，能够适应不同情境。其次，惯习具有双重维度特性：一方面，它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或职业社会化过程形成；另一方面，内化惯习的个体又会对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4. 基于《红楼梦》回目英译的语料库
为更客观地分析两版《红楼梦》英译本回目在词汇与句法层面的差异，笔者运用语料库分析软件Wordsmith 8.0建立了一个小型语料库，获取了两个译本的基础语言数据。本部分将阐述两译本回目在词汇与句法层面的具体差异。
根据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本研究确定以下具体操作步骤：
1、原语料筛选与采集：本研究仅选取杨宪益译本与霍克斯译本中各章回标题作为原始语料。
2、原语料处理：对上述两种译本的回目进行OCR识别，经校对后获得相对纯净的语料，分别存储为纯文本(.txt)格式。
3、基于检索与统计结果的分析：小型语料库建立后，对其进行统计与检索，将所得数据制成图表并开展如下分析。
4.1. 词汇层面
类符/形符比(TTR)指语料库中总词数与相异词数之间的关系，与所用词汇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成正比。鉴于不同语料库规模存在差异，标准类符/形符比(STTR)能更准确地反映不同文本术语的多样性。根据表1中的STTR数据，霍译本在翻译中拥有更丰富的表达和词汇，而杨译本的词汇变化相对较少。从两个版本的平均词长对比来看，杨译本的平均词长略短，表明其用词复杂度较低。但两者平均词长的差异并不显著。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basic lexical data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表1. 两版回目英译中基础词汇数据统计
|
霍译本 |
杨译本 |
Tokens |
2619 |
2200 |
Types |
1141 |
990 |
TTR |
43.57 |
45.00 |
STTR |
33.59 |
32.85 |
Mean word length |
4.94 |
4.77 |
Word length std. dev. |
2.81 |
2.41 |
为进一步分析两版译本在词长层面的特征，本研究对单词字符数进行统计，具体数据见表2。在两个译本中，三字符词汇使用频率最高，霍译本与杨译本分别出现498次与350次。此外，霍译本中字符数达12及以上的词汇多达60个，几乎是杨译本(16个)的四倍。由此可见，霍译本中长难词的出现频率显著高于杨译本。
Table 2. Statistics of word lengths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表2. 两版回目英译中词长分布统计
词长 |
霍译本 |
杨译本 |
1 |
181 |
136 |
2 |
371 |
289 |
3 |
498 |
350 |
4 |
278 |
296 |
5 |
302 |
339 |
6 |
244 |
240 |
7 |
234 |
269 |
8 |
203 |
135 |
9 |
116 |
72 |
10 |
84 |
41 |
11 |
48 |
16 |
12+ |
60 |
17 |
高频词汇数据能够提供诸多有价值的信息，例如在不同译本中相同词汇的出现频次及使用情况，从而反映出译者在词汇运用上的偏好与特色。从表3可见，两个版本的前20个高频词中有18个是相同的。其中，三个专有名词“JIA”“BAOYU”“XIFENG”的出现频次差异不大，但“JIA”在霍译本中的出现次数明显多于杨译本。此外，其他功能词的频率差异也较小。
Table 3. Statistics of high frequency words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表3. 两版回目英译中高频词统计
序号 |
霍译本 |
杨译本 |
词汇 |
词频 |
占比(%) |
词汇 |
词频 |
占比(%) |
1 |
A |
152 |
5.80 |
A |
122 |
5.55 |
2 |
AND |
139 |
5.31 |
THE |
100 |
4.55 |
3 |
THE |
134 |
5.12 |
TO |
55 |
2.50 |
4 |
OF |
98 |
3.74 |
OF |
55 |
2.50 |
5 |
TO |
67 |
2.56 |
IN |
52 |
2.36 |
6 |
IN |
50 |
1.91 |
HER |
41 |
1.86 |
7 |
AN |
42 |
1.60 |
IS |
35 |
1.59 |
8 |
IS |
40 |
1.53 |
AND |
35 |
1.59 |
9 |
HER |
35 |
1.34 |
AN |
28 |
1.27 |
10 |
JIA |
32 |
1.22 |
BAOYU |
27 |
1.23 |
11 |
S |
27 |
1.03 |
HIS |
21 |
0.95 |
12 |
BY |
25 |
0.95 |
BY |
21 |
0.95 |
13 |
FOR |
24 |
0.92 |
XIFENG |
19 |
0.86 |
14 |
WITH |
21 |
0.80 |
ON |
18 |
0.82 |
15 |
BAOYU |
20 |
0.76 |
JIA |
18 |
0.82 |
16 |
HIS |
18 |
0.69 |
FOR |
15 |
0.68 |
17 |
ON |
16 |
0.61 |
WITH |
14 |
0.64 |
18 |
XIFENG |
14 |
0.53 |
LADY |
14 |
0.64 |
19 |
YOUNG |
12 |
0.46 |
S |
13 |
0.59 |
20 |
HOUSE |
12 |
0.46 |
GIRL |
13 |
0.59 |
仅选取前20个高频词进行比较。
4.2. 句法层面
句子平均长度通常以句子所含的单词数量为依据，从某种程度上说，句子的长度反映了句子的复杂程度。一般而言，句子越长，其结构越复杂。表4数据显示，霍译本的句子平均长度为21.82，明显较长。不过，此处统计的句长为英译版回目的长度。一方面，较长的句子可能增加理解难度；另一方面，因其表述更为详实，也可能使译文更易于理解。因此两种情况均有可能出现，具体情形将在后续部分展开分析。
Table 4. Statistics of sentence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表4. 两版回目英译中句子统计
|
霍译本 |
杨译本 |
The total number of sentences |
120 |
120 |
Mean sentence length (in words) |
21.82 |
18.33 |
Sentence length std. dev. |
4.50 |
4.54 |
综上所述，根据以上四组数据可以看出，霍译本倾向于使用长词与长句，且用词更为丰富多样；而杨译本则偏好通俗易懂的词汇与简洁句式。翻译活动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翻译场域、译者惯习与资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联，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联结决定了翻译的社会属性。借助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我们能以更贴近翻译本质属性的视角观察翻译活动，阐释译者与社会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
5. 社会翻译学视域下《红楼梦》回目英译对比分析
依据社会翻译学理论，翻译行为本质上是译者的社会行为：受到逐渐养成的翻译惯习的影响，遵循相应场域的规范，依托译者多年积累的文化资本，开展具有独特风格的翻译实践，同时在译者场域内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并积累文化资本。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将多重社会因素有机结合，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进路。本章旨在通过对比分析两个译本的差异，从实践理论视角探究影响《红楼梦》章回目录两种英译本形态的社会文化因素。
5.1. 基于场域的对比分析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身处多重场域之中。这些“场域”包括译者的身份认同、翻译目的、出版社的权力地位以及翻译活动的社会环境，对翻译实践产生着不同维度的深刻影响。
20世纪60年代后，大量学者投身汉学研究，他们的期待与需求催生了《红楼梦》全译本的出现，但普通读者对中国古典译作的需求几乎完全消退，以上两种趋势均趋于极端。此后，中国古典小说的英译逐渐脱离纯粹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开始通过学术机构接受特定组织的资助[1]。当时霍克斯的赞助方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企鹅出版社，该社以商业利益为导向，高度重视目标专业读者的需求。为开拓市场，其译本必须满足英语读者的文化期待与审美倾向。同时，社会环境未对霍克斯构成特殊压力。相较而言，杨氏译本的赞助方是当时主要从事中国作品外译的外文出版社，其宗旨是向西方国家传播中国文化。与杨译本相比，霍克斯的翻译出版活动并非纯粹的学术行为，而是应时代需求而生。
此外，从译者身份与翻译目的来看，霍克斯对《红楼梦》进行了细致全面的研究，甚至辞去牛津大学教职专心从事翻译，将译介事业视为终身追求。其行为表明该译本与学术研究机构并无直接关联，因此其译文展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注重文学性与可读性。而作为翻译专家，杨宪益受国家编译局邀请从事中国典籍英译工作，以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他需着重考虑如何最大限度保留经典文化元素。总体而言，鉴于两位译者身份与翻译目标的差异，霍克斯能以英语母语者的身份进行最大程度地自由诠释，而为实现文化传播使命，杨宪益则需面对更多掣肘因素。
例1：
原文：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红楼梦》第26回
杨译本：On Wasp-Waist Bridge, Xiaohong Hints at Her Feelings/In Bamboo Lodge, Drowsy in Spring, Daiyu Bares Her Heart
霍译本：A conversation on Wasp Waist Bridge is a cover for communication of a different kind; And a soliloquy overhead in the Naiad’s House reveals unsuspected depths of feeling
在中国诗歌意象体系中，“潇湘”常作为“竹”的象征符号，因此杨宪益在翻译“潇湘馆”时充分考虑中国文化内涵，将其译为“Bamboo Lodge”。而在霍克斯译本中，“潇湘”则被译作“Naiad’s House”。对于西方读者而言。Naiad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泉水女神，象征着美丽、纯洁与幸福。由此可见，霍译本在跨文化转换中享有更大的自由度，使得译作更贴合西方意境。二者译作的差别，正是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追本溯源，实则是二者所处的场域不同，我们也可从中窥见不同出版社的市场运作模式以及企图。
例2：
原文：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红楼梦》第41回
杨译本：Baoyu Sips Tea in Green Lattice/Nunnery Granny Liu Succumbs to Wine in Happy Red Court
霍译本：Jia Bao-yu tastes some superior tea at Green Bower Hermitage; And Grannie Liu samples the sleeping accommodation at Green Delights
“怡红院”在两译本中分别被译为“Happy Red Court”与“Green Delights”，恰好是两种对比最鲜明的色彩。对比而言，霍克斯未将“红”直译为“Red”，是因为红色在中国文化中可象征春光、青春与繁荣，而在英语语境中red并无此内涵。他认为green恰好能契合中文“红”的深层含义。杨宪益为传播中华文化而保留了“红”这一意向，体现了红学精髓。究其根本，是二者所处的场域赋予其翻译自由程度不同。
5.2. 基于资本的对比分析
根据布迪厄的理论，资本可分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本部分将从前三种资本类型出发，分析两个译本产生差异的原因。
在翻译领域，社会资本指译者凭借其社会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机构支持、社会资源与社会地位。完成翻译后，霍克斯将初稿交付四人审阅：刘道蕊(Dorothy Liu)作为华裔，对原文理解更为精准；企鹅出版社经典丛书主编詹姆斯·普莱斯(James Price)代表出版方立场；友人亚瑟·库珀(Arther Cooper)则是目标语读者代表；闵福德(Minford)则担任翻译合作者。此外，在翻译过程中，其终生挚友吴世昌曾指正部分误译，如将“黛玉”错译为“Black Jade”等问题。自19世纪末以来，鲜有中国小说被译介至海外。梁实秋曾寄望杨宪益夫妇专事中国典籍英译以传播中华文化。相较而言，杨戴夫妇所持社会资本相对有限，获得的社会支持也较少，故其译本更具独立完成的特质。
经济资本涉及翻译活动中的资金与利益关系。当时霍克斯受到企鹅出版社的资助。该社在欧美地区享有极高知名度，更受西方读者青睐。因此霍克斯明确以西方读者为目标受众。采用西方读者熟悉的表达方式，将诸多独特的中国文化习俗与宗教词汇转化为基督教语境下的表述。杨译本则由外文出版社资助。该社旨在通过高质量翻译使中国古典文学经典走向国际，增强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此目的决定了翻译过程中有限的自由度。
文化资本指译者毕生积累的文化与教育资源。就文化资本而言，英国人霍克斯于1948至1951年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接触了中国优秀古典著作，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他具备理解《红楼梦》的能力，因而选择以英语母语者的视角进行翻译，大量使用长句与复杂词汇。然而，尽管其中文造诣深厚，仍难以完全深入探究中国文化精髓，故其译本主要致力于还原原文本的内涵。杨宪益博览群书，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尤其国学根基扎实，中华文化修养深厚。他自幼便接受外教英语启蒙。此外，杨氏夫妇翻译了大量作品，这些经历都为《红楼梦》翻译奠定了坚实基础。
例3：
原文：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红楼梦》第7回
杨译本：Madam You Invites Xifeng Alone/At a Feast in the Ning Mansion Baoyu First Meets Qin Zhong
霍译本：Zhou Rui’s wife delivers palace flowers and finds Jia Lian pursuing night sports by day; Jia Bao-yu visits the Ning-guo mansion and has an agreeable colloquy with Qin-shi’s brother
杨宪益采用逐字翻译的方式处理“宴宁府宝玉会秦钟”，未能传达原作中两位少年彼此倾慕的深层意蕴。霍译本则将“贾琏戏熙凤”译为“Jia Lian pursues night sports by day”，虽未直译“熙凤”，其神韵却与原著极为贴近。而“宝玉会秦钟”被译为“an arranged colloquy with Qin-shi’s brother”，既译出原文表意，又传递了两位少年相互欣赏的本意，同时点明秦钟身份。就两位译者而言，他们对原文的理解差异甚微。但霍克斯运用较长句式对原文进行更详尽的阐释，从中可以看出他英语母语者的优势，这不仅能看出他享有的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又解释了霍译本平均句长略长的现象。
例4：
原文：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红楼梦》第49回
杨译本：White Snow and Red Plum-Blossom Make the Garden Entrancing/Girls Enjoy Rustic Fare at a Venison Barbecue
霍译本：Red flowers bloom brighter in dazzling snow; And venison reeks strangely on rosebud lips
在杨译本中，“割腥啖膻”被译为“enjoy rustic fare at a venison barbecue”，而霍克斯则将其译为“venison reeks strangely on rosebud lips”。源文本中“割腥啖膻”原指大啖美味的鹿肉盛宴。霍克斯误解了原文，使用贬义词汇描述烤鹿肉。由此可见，以英语母语者霍克斯对原文理解存在偏差，这也印证了其所享有的中文文化资本不如杨宪益。
5.3. 基于惯习的对比分析
惯习指译者的语言使用习惯与翻译策略选择，但这种惯习并非有意识的抉择，而是受目的语场域特定惯习影响而形成的自然取向。
霍克斯生于英国，其所具备的社会文化资本对其惯习产生了重要影响。凭借扎实的英语功底，他在翻译中倾向于使用复杂生僻的词汇或短语。而杨宪益作为汉语母语者，其词汇丰富度可能不及霍克斯这样的本土译者，因此在选词时更偏好简单常用的表达方式。这也解释了为何霍译本的平均词长与词汇多样性均高于杨译本。
例5：
原文：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红楼梦》第2回
杨译本：Lady Jia Dies in the City of Yangzhou
霍译本：A daughter of the Jias ends her days in Yangzhou city
原文：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红楼梦》第95回
杨译本：A Rumour Comes True and the Imperial Consort Yuanchun Dies
霍译本：A rumour comes true and the Imperial Consort passes away
在汉语中，“仙逝”是对死亡的委婉表述，而“薨逝”特指皇室与诸侯之死，彰显逝者尊贵地位。杨译本将“仙逝”与“薨逝”统一译为“Die”。而在霍译本中，他采用了两种不同表达：“仙逝”译为“ends her days”，“薨逝”译为“passes away”。作为汉语母语者，杨宪益可能认为章回标题应力求简洁，但遗憾的是未能体现二者差异。霍克斯的翻译则可从两方面解读：一方面，英语文学作品中没有对应的章回标题形式，他或许认为文学性比简洁性更重要；另一方面，由于英语会刻意避免使用相同的词汇，他采用差异化表达以丰富译本词汇，突显文学特色。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霍克斯作为英语母语者，他的译本中能看出他的语言使用习惯，霍译本词汇丰富度更胜一筹的事实也可找到典例。此例恰好印证了译者惯习对翻译产生的影响。
例6：
原文：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红楼梦》第45回
杨译本：Two Girls Pledge Friendship After a Heart-to-Heart Talk/A Plaintive Poem Is Written One Windy, Rainy Evening
霍译本：Sisterly understanding finds expression in words of sisterly frankness; And autumnal pluviousness is celebrated in verses of autumnal melancholy
在杨译本中，用“rainy”来解释“风雨夕”；而霍译本则将“风雨夕”译为“pluviousness”。该词源自古拉丁语“pluvious”，属中古英语词汇，是一个生僻且复杂的词语。这类词汇很少会出现在中国译者的考虑范围内。相比之下，霍克斯倾向于选择这类词语，这显示出其语言运用偏好受到惯习的影响，也解释了为什么霍译本中的平均词长要大于杨译本。
6. 总结
本研究借助自建小型语料库，从社会翻译学视角出发，以社会实践论的核心概念，对《红楼梦》章回目录的两版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系统阐释了两个译本产生差异的内在原因。
根据语料库数据，两位译者在词汇与句式运用上存在显著差异：霍译本词汇丰富、句式复杂，而杨译本词汇丰富度较低，且倾向于使用简洁句式。依据布迪厄理论，两位译者在不同场域与资本的影响下形成了各自的惯习。具体原因如下：
在场域层面，霍克斯与企鹅出版社之间为平等合作关系，其翻译旨在满足普通读者需求。作为英语母语者，他拥有更多的自由阐释文本。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则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受此限制，他们在文本阐释上的自由相对有限。这解释了为何杨译本比霍译本更贴近原著。
在资本层面，霍克斯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其在英语国家的生活环境与中国的求学经历为翻译奠定了基础。他能运用大量长句与多样词汇进行翻译，但对原文的理解时有偏差。作为汉语母语者，杨宪益力求以简练词汇与短句再现章回目录的凝练特征，但其译本有时忽略了原文重要的背景信息与文化内涵。
在惯习层面，作为英语母语者，霍克斯展现出对复杂词汇的娴熟掌握，能够运用多样化的词语与表达来传达相似含义。相较而言，杨译本更注重章回标题翻译的简洁性，因而词汇丰富度不及霍译本。此外，霍克斯有意识地努力保留原文中的修辞手法，包括对仗与重复等，而杨宪益则选择简洁处理，有时不免弱化了章回标题的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