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尽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面简称《巴黎手稿》)中未明确提出“身体异化”这一概念，但他在论述劳动异化的四重性时却始终围绕人的身体展开。劳动作为人“自由自觉的活动”，其本质上是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化过程，当劳动发生异化时，身体作为劳动实践的载体，首当其冲地成为异化的直接承受者。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劳动异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身体异化的过程，身体异化是一切异化的直接体现，它指向的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身体随着劳动异化而丧失其主体性与能动性，沦为资本扩张、彰显资本存在价值的工具。
2. 从劳动异化到劳动中的身体异化
2.1. 劳动异化的四重回顾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性分析，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并将其概括为四重规定性：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即工人创造出劳动产品作为异己力量与工人对立，“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就越贫乏”([1], p. 48)；这一结果源于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异化，劳动本应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却沦为折磨肉体、摧残精神的强制行为，“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1], p. 50)；而劳动过程的异化进一步导致人的“类本质”异化，人的“类本质”体现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之中，但劳动异化却将其扭曲成维持个人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的身体、精神和自然都变成了异己的本质([1], p. 54)；最终，前三重异化共同导致了人与人的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时，他也就同他人相对立。资本家能够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工人所得到的却仅够维持自己生存，工人为了活下去只能出卖自己的身体和一切，以至不得不同其他工人竞争、内卷，“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1], p. 49)。这四重异化呈现出的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构成一幅完整异化图景，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身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渐迷失与扭曲的悲惨境遇。
2.2. 劳动异化与身体异化的内在联系
身体异化与劳动异化，并非孤立存在的两种现象，而是具有深刻内在关联的辩证统一体。首先，身体是劳动异化的物质载体与直接承受者。劳动异化的过程就是身体被迫执行不属于自身意志的活动，并承受其带来的痛苦和损耗，“异化劳动之所以是异化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它实质上意味着身体整体的坎陷”[2]，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被剥夺。劳动异化的每一层面，都以身体的扭曲为基础，身体异化是劳动异化在劳动者最具身的、生理和心理层面的展示；其次，二者陷入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劳动异化导致身体异化，使身体沦为工具并且被随意地损耗和榨取。而在劳动中感到疲惫、痛苦的身体又反过来限制了劳动者在劳动中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可能性，使其陷入更深层次被动、麻木状态，从而强化了劳动异化。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使工人深陷其中的恶性矛盾螺旋；最后，二者共同指向人本质的丧失。身体维度的异化使人在存在层面丧失了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能力与手段，当劳动不再是自我确证的方式，身体不再是自我实现的载体，人便从“类存在”降为“异化存在”，个体既丧失通过劳动确证本质的能力，也失去通过身体感知世界、建构认知的手段。两者共同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核心问题：“劳动者与其‘感性对象性’的活动发生了深刻的、全面的疏离，意味着‘我’和‘我’对象化的结果从和谐关系转向敌对关系。”[3]
3. 马克思身体异化思想的内涵
3.1. 身体异化产生的根源
3.1.1. 异化的底层逻辑–感性对象性的丧失
要厘清身体异化的根源，需要先回到《巴黎手稿》中的一个核心规范性逻辑：人的“类本质”体现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劳动本质上是“感性对象性”的实践过程，即劳动者通过将自己的力量作用于对象身上来改造客观世界，劳动主体既从中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也实现与他人、自然的联结。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矛盾在于以制度与逻辑层面的强制性，瓦解了劳动对象化的可能性，最终催生出“非人”、“非社会化”的异化倾向，也就是说，身体异化的底层逻辑就是感性对象性的丧失。以下关于身体异化根源的讨论，本质上都是围绕这一底层逻辑的具体展开。
3.1.2. 资本主义私有制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明确指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根源，“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 p. 57)从这一逻辑出发，身体异化的根源同样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及资本增殖的抽象普遍性相结合的历史产物”[4]。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得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劳动者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与控制，为了生存，他们只得出卖自己仅剩身心机能给资本家，“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资本统治权将人与自然，即人的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都转变成资本家财富增值的手段。”[2]劳动者的身体成为了资本家获利的工具，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无法通过劳动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也无法通过劳动成果与他人形成正强化的社会联结，这种“对象化的丧失”从物质生产领域渗透到劳动者的身体和意识层面，导致了身体的异化。
3.1.3. 雇佣劳动与分工
雇佣劳动和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导致身体异化的重要原因。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的具体形态、时长与强度均由资本家的需求所支配，完全服从于其意志与利益诉求，“忽视人的丰富性和内在性，迫使身体屈从于机器的节奏，按照资本利润至上和效率至上的原则生产和运转，从事单调乏味的违背人的本性的工作。”[5]通过剥夺劳动者的劳动自主权，使劳动者成为资本的附庸，使身体活动从自我实现的手段异化为自我否定的过程，劳动不再是身体潜能的实现，而是身体效能的消耗与摧残。
分工则进一步加剧了身体异化，它将劳动者限制在单一重复的“碎片化劳动”中，导致身体感官的片面化与畸形化，“分工使得不同的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身体，并且对个体身体依据器官性能进行分配，身体器官就成为不同局部劳动的生产工具”([6], p. 12)。个体的智力与体力、感性与理性被人为地割裂，丧失了从整体上构建劳动意义的能力，只能将身体及其活动看作是生产的工具和程序，同时也使得身体的社会化进程被分割，身体不再是全面参与社会创造的主体，而是局部器官的异化载体。分工与雇佣劳动形成相互强化的矛盾螺旋，最终使身体的限制与压抑达到极致。
3.1.4. 资本增殖逻辑
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是造成身体异化的根本动力，其异化逻辑在于将劳动对象化的“人的目的”倒置为“资本增殖的目的”。劳动者本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而劳动，资本奴役下的劳动者却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劳动者的身体被视为可无限榨取的资源。为实现收益最大化，资本家不断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劳动成本，而牺牲的正是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与安全，“身体被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规划和形塑，服从资本逻辑的钳制，不以身体自身为目的，而是服从剩余价值生产的目的，充当完成这一目标的中介、手段和工具”[5]。资本还将一切包括身体纳入增殖系统衡量计算，身体被商品化，其价值不再取决于自身尊严与内在价值，而是能为资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当资本主义登上历史的舞台，私有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时，人的身体器官成为了机器，更不可能成为审美器官”([7], p. 28)。这种商品化观念进一步加剧身体异化，使人丧失对自身身体的掌控，失去与他人的联系纽带而沦为资本附庸，“这种生存困境，不仅体现为人与机器的竞争、身体与自我的分离，也造成人与他人的疏远、人与自然的极度对抗”[8]。
3.2. 身体异化的表现
3.2.1. 身体被异化为工具
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中，工人的身体中蕴含的体力、脑力、时间等被抽象为劳动力，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人与人之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被彻底抹杀，得到了资本的“一视同仁”。具体到劳动过程中就是身体被迫服从机器与流水线的逻辑：动作被拆解为高度单一重复机械环节，节奏被机器运转和流水线传送带的速度严格控制，既无需与他人进行创造性协作，也无需关注劳动成果的社会意义。工人作为一个人的完整性被剥夺，沦为机器的外接设备或是可替换零件。身体变成了机器，沦为生产线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工人在这种“片面化”“孤立化”的劳动中逐渐脱离社会联结，也丧失了类本质的“主体性”，沦为无人格的机械工具[9]。劳动对工人而言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对身体的纯粹消耗与压榨。
同时，身体的多元发展潜能被资本增殖的目标所阉割，资本所需要的仅仅是有利于资本生产的功利性功能，其他能力都被视为多余，“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不把工人当作人来考察”([1], p. 62)。这种资本支配下的工具化倾向与个人的身体相对立，工人创造的财富反过来成为支配身体的异己力量，形成“劳动越努力，身体越受痛苦，身体越痛苦，劳动效率越低”的恶性循环，身体的健康与安全成为衡量劳动力是否具有价值的指标，一旦因劳动受损、衰老，便会被资本无情抛弃，由新的“后备军”所补上[3]，人的生命尊严完全让位于资本利润，工人陷入了抱薪救火式的宿命困境。
3.2.2. 身体被异化为肉体
工人身体被异化为肉体，实质上是人的需要下沉为动物式生存本能。在异化状态下，工人的需要被压缩，仅保留满足吃、喝、生殖等最低限度的生理需求，只有在使用动物性机能的时候才感到自己活着，正如在夏衍的作品《包身工》中工人们被称作“猪猡”那般。资本主义将工人置于一个深刻的悖论之中：一方面，他们被迫生产出琳琅满目的商品，却仅能获得有限的薪资。另一方面又作为消费者被资本家这个“工业的宦官”激起无穷的新的欲望，但自己却无法用可怜的工资满足这些欲望，而最终陷入欲望海洋中的工人只能靠酒精之类的自我麻醉来获得虚假满足[5]。然而这些虚假的满足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身体舒适和幸福感，反而可能造成新的负担、健康损害和精神空虚，从而陷入更深层次的异化循环。
更令人后怕的是身体感觉被异化、扭曲变得贫困与麻木。身体感官在异化劳动中变得迟钝、单一，人感觉的全部丰富性最终异化成只剩下对商品、金钱的占有感，人在面对自然时只能看到它能带来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它的美与独特([1], p. 84)。一切感觉都被对物品的占有感所取代，不论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如何，如果不属于我便一文不值。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一个对象，只有为我们所拥有、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存在……才是我们的。”([1], p. 82)这种“肉体化”使得身体呈现出双重异化：一是“非人”倾向，人背离“自由自觉”的本质，沦为“被动的生理存在”；二是“非社会化倾向”，人失去与他人、与社会的“精神联结”，仅能在“生理满足”中被动生存。
3.2.3. 身体被异化为等级与竞争符号
由于资本的增殖逻辑和劳动者身体自主性的丧失，生产中的功利原则侵入到社会生活中的交往原则，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取代，社会中的协作关系被对抗关系所取代。一方面身体成为社会等级秩序直观证明。无产者的身体因贫困与劳累呈现憔悴、衰老和麻木，时常饥肠辘辘。有产者的身体则以营养富足、衣着光鲜靓丽、甚至大腹便便来彰显自己的优势与权威。除此之外，资本主义还通过身体区分来固化社会意识。女性身体被贴上“生育工具”与“家务总管”的标签，男性被贴上“赚钱”和“家庭支柱”的符号。身体以感性直观的方式呈现出了阶级之间的对立，“真实身体沦为虚拟身体和数据身份的附属物”[10]；另一方面身体成为竞争和对抗的场所。在无产者内部，为了有限的就业机会、晋升空间和资源，工人之间常陷入竞争关系，这种竞争有时会体现为对身体扭曲(如比拼工作强度、对上司的阿谀奉承和对同事的背后算计)，从而损害个人的身体健康和阶级内部的团结。
正是由于以上的一切，导致人与人之间在身体层面也呈现疏离、冷漠、警惕甚至敌视。身体的共情能力、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接触和嘘寒问暖被削弱或扭曲，身体不再是沟通彼此的桥梁，反而成为阻隔个体、阻碍真正社会情感连接的冰冷壁障。
3.2.4. 身体被异化为背离类本质的片面存在
人的“类本质”异化是身体异化的核心，根源在于人“自由自觉活动”被剥夺。自由自觉的劳动本应是身体按照“美的规律”构造对象、实现主体性与创造力的具身化活动，而异化劳动将工人束缚于狭窄领域，使劳动沦为枯燥机械的强制行为，身体活动成为外在且痛苦的异己之物。工人无法在劳动中感知自我价值，反而陷入“创造的价值越多，自己越是低贱；产品越完美，自己越畸形；创造的对象越文明，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的悖论([1], p. 49)，身体作为自我认同的物质基础被消解，沦为资本剥削的工具。同时，异化劳动会侵占工人的自由与休息时间，将其身体完全束缚于必要劳动时间，身体蕴含的全面发展潜能被深深压抑，审美、社交等能力逐渐退化，最终沦为《摩登时代》中主角那般的畸形存在，不仅人的劳动力，而且人的精神感觉、实践感觉都畸形化了。
自由自觉的活动意味着人能够在实践中认识到自身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使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 p. 78)。身体“是我们通往世界的媒介”[11]。这一媒介揭示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的互动实际上是“有机身体与无机身体”的共融共通。然而资本主宰下的异化劳动却扭曲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然界不再是工人创造性生产的场域与生命根基，反而沦为资本增殖的贮藏库，工人被迫以掠夺姿态与自然对立。工业生产中，工人对自然的压榨如同资本对自身身体的压榨，而工业污染与生态破坏又让自然反过来危害人体健康，形成恶性循环。身体异化最终产生双重后果：既剥夺了身体在自然中自由舒展的愉悦，也阻断了通过自然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途径，自然界从孕育人类的摇篮变成了人类展示自己野蛮无知的宣泄场，而身体则堕落为与自然对立的牺牲品。
4. 消除身体异化的三维路径
4.1. 消灭私有制，破除身体异化的制度锁链
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寻求身体感觉解放的有效途径([12], p. 48)，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使身体摆脱异化、实现解放的先决条件。这一解放路径的核心在于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让生产资料回归“社会共同体”，使劳动者重获“人的无机身体”(自然)及自身“有机身体”的掌控权，从而掌控劳动的自主性与成果。当劳动者能够完全控制自身的劳动时，劳动活动就不再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存在，而是作为确证劳动者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成果，劳动者身体创造的价值复归自身，劳动者也取回了自身的自由本质，从而终结“劳动越努力，身体越痛苦”的恶性循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将使资本对身体的奴役关系彻底瓦解。劳动者通过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能够自主决定劳动的内容、节奏、强度，身体由此从被榨取、被损耗的被动状态中解放，不再服从机器或流水线的强制逻辑，不再成为区分阶级高下的符号，所有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劳动将作为“自由自觉”的具身化实践，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身体也从资本的附庸升华为全面发展的归宿。
4.2. 变革劳动方式，重塑身体自主性
这一解放路径旨在重塑身体劳动的自主性和全面性，消除劳动的剥削色彩。一方面，必须打破资本对劳动过程的全方位支配，劳动应成为基于内在兴趣与个体才能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非只是被迫出卖身体、时间用于谋生的手段。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持续借助科学技术的创新与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促进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极大丰富人们生活与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料。同时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为个体留出充足的自由时间，把身体从维持生存的强制劳动中解放出来，投入进科学、艺术等创造性活动中[13]；另一方面，必须打破分工的凝固性与片面性，允许劳动者在不同活动领域间充分流动。在此过程中应尝试构建丰富多元、整体协调的劳动内容模式，鼓励身体在其中综合运用协调性、感受性、智力与创造力，使劳动服务于人能力的全面发展，而非单纯的效率与利润。通过身体劳动方式的彻底变革，让身体从单向度、畸形的发展中回归本真的自主性和全面性，让劳动者得以在多元的对象性活动中发现自身的存在意义、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
4.3. 构建新型身体观与交往形式
新型身体观应强调身体不仅是劳动生产的物质载体，更具备认知、审美、情感、社交等多重价值，摒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将身体仅视为生产工具的身心二元论及等同于“商品”“肉体”的异化观念，树立身心统一实践观，确立身体作为人感知、改造世界与实现本质力量的根本媒介和主体地位，将身体从仅剩“占有感”的贫乏状态中解放，重获丰富感性本质，感受自然之美、劳动充实与创造喜悦，肯定身体作为“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体力与智力、人与自然”统一体的完整存在[14]。同时，构建新型交往形式需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物化社会关系，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交往中尊重他人的身体权利与尊严、关切其身体需求与情感体验，破除身体作为社会等级符号的异化现象，让身体成为主体间沟通理解、相互尊重的媒介，通过身体互动实现情感共鸣与价值共享，增进彼此信任与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