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以“自由”与“解放”为旗帜的资产阶级革命历史实践中暴露出深刻的现代性悖论：这场旨在终结等级压迫的运动，在摧毁封建枷锁的同时，却通过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共谋重构了新型压迫体系。女性作为革命的重要参与者，既在公共领域沦为资本增殖的“次级劳动力”，又在私人领域被迫承担无偿家务劳动——这种双重异化昭示着资本主义承诺的虚幻性：所谓“普遍解放”不过是服务于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幻象，而父权制通过性别分工与道德规训，使女性持续成为剩余价值剥削的隐秘载体。要穿透这一压迫结构的本质，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批判必须置于马克思主义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核心视域之中。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不仅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经济根源，更能解构其意识形态伪装，将女性解放纳入“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本文试图通过这一双重维度——物质基础的变革与观念上层建筑的重构——阐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整体性批判，并探索性别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历史性统一路径。
2. 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合谋及其嬗变
父权制不是“自然秩序”，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人类早期社会的母系氏族结构根植于原始公有制，女性因生育功能与采集经济中的核心地位维系着血缘纽带的稳定性。随着畜牧业与犁耕农业的突破性发展，剩余产品的积累催生了私有财产，男性逐渐掌控畜群与耕地这一“新的生存工具”，推动家庭单位从氏族共同体中剥离。这一经济基础的剧变导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1], p. 66)父系氏族的确立不仅意味着血统计算方式从母系转为父系，更标志着私有制对原始公有制的全面替代——唯有当男性需要确保财产通过亲生子女继承时，以男性独占性统治为特征的专偶制家庭才成为必要的社会装置。
父权制作为私有制社会的基础性权力结构，其统治逻辑在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强化。奴隶制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度确立了男性奴隶主的双重统治权：对外以“物”的占有逻辑支配奴隶劳动，对内则以“人”的归属逻辑垄断家庭主权。这种权力结构在诸如罗马法《法学阶梯》中固化为“家父权”概念，男性家长不仅对隶农、牲畜等动产拥有绝对处置权，更将妻子儿女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即便是身处奴隶主阶层的女性，其法律人格亦被“监护制”所消解，终身处于父兄或丈夫的支配之下。此阶段性别压迫的深层根源植根于土地私有制：当战俘转化为可继承的私有财产，控制生育便成为维系劳动力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女性身体由此被系统地异化为“会分娩的奴隶”。此时的性别压迫已显著超越原始社会的自然分工形态，演变为赤裸而刚性的制度性压迫。
封建制度下的父权统治则呈现出与土地分封制深度耦合的独特形态。在“封邦建国”的政治架构下，男性领主通过采邑继承权实现了政治权力的代际垄断，编织起“君权–父权–夫权”三位一体的统治网络。小农经济则将土地占有权与宗法血缘关系紧密捆绑，女性往往作为“不动产的附属品”被纳入地租劳役的剥削体系。主导性的伦理体系——无论是欧洲的基督教教义，还是东亚的礼法制度——通过将特定的性别等级秩序嵌入社会规范，赋予这种压迫以“天道纲常”或“神圣旨意”的合法性外衣。这种依托“家国同构”伦理框架的制度性压迫，既有效确保了小农经济所必需的劳动力再生产，又牢固维系着整个等级制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纵观前资本主义时期，父权制展现出鲜明的共性特征：政治权力通过血缘世袭制度天然赋予男性统治资格，从奴隶制城邦的公民权排他性到封建采邑的长子继承法，皆是明证；经济关系上，生产资料所有制(如罗马法的“家父”财产权或中世纪的“亡夫地产”制度)系统性地将女性排除在所有权主体之外，使其处于绝对依附地位；文化观念层面，公开宣扬等级压迫的意识形态话语无需遮掩，从《汉谟拉比法典》明确赋予的神授夫权，到程朱理学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严苛规训，无不彰显其压迫本质。随着传统土地依附关系的逐渐解体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父权制并未随之消亡，而是被巧妙地吸纳并整合进新的资本积累逻辑之中，其压迫形式也随之转向更为隐蔽的经济剥削与意识形态操控。
资产阶级革命高举“自由”“平等”的旗帜，看似撼动了前资本主义的父权秩序：女性获得选举权、进入工厂成为雇佣劳动者。然而，这些“进步”实为资本扩张的副产品。女性选举权未能消解其从属地位，反而使压迫形态发生转变——她们在职场承受制度性的“性别薪资差距”，在家庭背负无偿的“第二班劳动”，成为剩余价值剥削的双重载体。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共谋于此显现：资本主义通过无偿家务劳动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父权制则借助市场逻辑将女性禁锢于次级岗位，二者共同构建了“经济剥削–意识形态控制”的闭环。正如上野千鹤子所揭示，资产阶级家庭实为“性统治的微观机器”，其通过“爱的剥削”将女性劳动自然化，而资本主义则将这种剥削编码为“传统”，掩盖其利润最大化的本质[2]。数字资本主义的崛起并未终结这一压迫，反而以技术理性为其赋形。算法平台以“灵活就业”之名，将大量女性劳动者纳入低薪、无保障的零工经济体系；社交媒体通过消费主义审美规训强化女性身体商品化；东南亚女性在电子厂承受高强度、高管控的“数字泰勒制”，平台经济则将传统家务劳动外包给更边缘化的“平台家政工”——性别分工以数字化形态得以延续和重构。戴雪红指出，所谓“身体购物”(高技能女性跨国劳务)与“虚拟迁移”(远程数字劳动)等新型劳动形态，实则是剥削链条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发展中国家女性往往承担其最沉重的代价[3]。技术规训成为压迫的新形式：职场中的职业隔离与“母职惩罚”被归因为“个人能力不足”[4]，数据和算法推荐系统则内嵌性别偏见，常将男性设置为“默认人类”，导致女性在数字空间遭遇系统性忽视与刻板印象固化(“象征性歼灭”) [5]。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父权制在继承前现代压迫结构的基础上，发展出更具隐蔽性的新型统治形态。与前资本主义时期赤裸的性别等级制相比，其特殊性体现为三重辩证转化：政治领域以形式平等掩盖实质压迫，通过普选权与公民权的话语建构，将女性排斥实质政治权力中心的行为合法化为能力欠缺；经济领域以自由雇佣置换人身依附，将前现代家庭内部的主奴关系转化为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分工，使“同工不同酬”与“玻璃天花板”成为资本压榨剩余价值的新杠杆；文化领域以消费主义重构性别规训，用“职场丽人”与“全能主妇”的双重标准替代“三从四德”，使女性在自主选择的幻象中更深地陷入异化劳动。相较于封建制下凝固的性别压迫，资本主义父权制展现出动态调适能力：它既吸纳女性主义的表层诉求，如教育权、选举权，又通过消费文化与个体主义瓦解性别解放的集体性力量。历史证明，从《拿破仑法典》中“夫权至上”到当代硅谷“精英男性俱乐部”，父权制的内核始终未变——它始终是私有制社会维系阶级统治与性别压迫的共生体，只不过资本主义为其披上了“自由竞争”的华服。
3. 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结构及其实质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资本主义同父权制之间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父权制进行更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这一分析将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性别分工的固化、私有制与阶级压迫的交织，以及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建立与巩固。
(一) 性别分工的固化
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共生体系中，性别分工的核心压迫机制首先体现为将女性系统地禁锢于家庭领域，承担无偿的生命生产(社会再生产)劳动。这种“男性–公共生产/女性–私人再生产”的二元划分被制度化为所谓的“自然秩序”，其核心功能在于服务于资本积累。马克思揭示了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即包含维持劳动者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6], p. 691)。然而，资本主义通过性别分工，巧妙地将劳动力再生产，尤其是繁衍后代的核心环节定义为女性的“自然义务”和“爱的劳动”，从而实现了资本对这部分巨大成本的系统性转嫁——将其彻底排除在工资支付范围之外。这种转嫁机制同时强化了父权制：它将这种分工“自然化”(塑造为基于生理差异的必然秩序)，掩盖了其社会建构的压迫本质，维护了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支配地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把妇女排除在公共事业之外，把她们禁锢在家庭中”([1], p. 85)，正是这种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共谋，确保了生命生产劳动的私有化、无偿化与低成本化，使女性在生命生产领域处于被剥削和从属的地位。
这种二元划分的压迫逻辑必然延伸并强化女性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领域(雇佣劳动)中的从属与贬值地位。即使女性进入市场成为雇佣劳动者，其劳动价值也被系统性贬低。历史上，从家庭手工业时期女性劳动成果被男性家长垄断，到工业革命后“家庭工资”制度预设女性作为“次要劳动者”的地位，都奠定了女性在市场中被剥削的基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职业性别隔离被制度化：女性被大量集中到低附加值或与再生产功能关联的领域，如纺织、护理、教育。正如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指出的，资本通过压缩必要劳动时间实现增殖。在女性劳动者身上，这种机制表现为残酷的“时间掠夺”与“价值压制”。一方面，家庭无偿劳动延长了资本对其劳动力的实际支配时间，使其下班后仍需承担繁重家务；另一方面，市场中的职业隔离与性别歧视导致其工资水平被压制在仅够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边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现象——女性被大量用于替代男性劳动力并压低整体工资水平([6], p. 492)——在“女性化”职业中尤为明显。在自动化时代，这种隔离导致女性更易被视为“可替代部件”，其技能被贬低为无需长期培训的“女性特质”，这正是资本利用既有的性别分工追求劳动力成本最小化的直接表现。因此，在物质生产领域，女性同样深陷价值被贬低和劳动被过度榨取的境地。
性别分工的二元结构深刻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身的再生产逻辑。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不仅生产商品，更“生产资本家和雇佣工人”([6], p. 260)本身，以及维系这种剥削关系的条件。性别分工正是确保这一再生产过程以最低成本运行的关键装置。它确保了劳动力，尤其是新一代工人的再生产以最低成本(通过家庭内女性的无偿劳动)进行；同时，它将女性束缚在无偿或低薪的再生产性劳动中，为资本提供了廉价的弹性劳动力储备(可随时被吸收或抛弃)和危机转嫁的空间(经济下行时，女性更易失业并退回家庭承担更多无偿劳动)。马克思关于人类生产双重性的洞察——“第一种生产，生产者物化，第二种生产，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6], p. 691)——在资本主义下被割裂与等级化。资本主义的物化逻辑具有鲜明的性别指向：它只承认市场交换环节创造的价值形式(交换价值)，而将维系社会存在基础的生命生产劳动(使用价值创造)系统地排除在价值领域之外，定义为“非生产性”。这种对再生产价值的系统性否定与无偿榨取，使承担其主要责任的女性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关键牺牲品。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是使劳动力从属于资本([6], p. 289)，而父权制的性别分工正是资本实现这种从属、并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外部化给家庭(实质是女性)的重要制度装置。这充分证明了性别分工绝非中立的技术安排，而是资本与父权制共谋进行价值关系再生产与权力关系统治的核心工具。其结果便是女性在生命生产领域(家庭内的无偿再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领域(市场中的雇佣劳动)都处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两个领域相互关联、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了父权制资本主义下女性被压迫的整体结构。
(二) 私有制与阶级压迫
私有制构成性别压迫的深层物质基础，其形态随生产方式的变迁而演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深刻指出：“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1], p. 76)这一论断揭示了私有制、阶级分化与父权制诞生的历史同构性。原始社会末期，剩余产品的出现为私有观念提供了物质温床。氏族首领将战争中的俘虏——包括女性——据为私有财产，由此催生了“奴隶–私有财产–父权家庭”三位一体的压迫结构。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将这种性别化的权力关系法律化：女性通奸可被处以死刑，而男性仅需赔偿银钱。这种对男性性特权的制度化确认，正是私有制与父权制共生互嵌的早期表征。
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父权压迫的不同表现形态。前资本主义的压迫往往直接表现为对女性身体的占有与劳动剥削。而资本主义则巧妙地运用契约自由的形式掩盖其压迫本质。在资产阶级家庭内部，婚姻制度将女性异化为“血统容器”与财产转移的工具。19世纪英国《已婚妇女财产法》规定妻子婚前婚后所有财产自动归属丈夫，女性沦为法律意义上的“非人格者”。直至1991年，英国法律才承认婚内强奸的违法性。马克思剖析了这种制度的本质：“它(资产阶级家庭)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7], p. 417)资产阶级通过婚姻契约，将女性客体化为维护资本“纯洁性”继承的生物学工具，确保剩余价值在代际传递中不被“污染”。与此形成残酷对比的是无产阶级女性的双重异化命运。在生产领域，她们遭受着资本赤裸裸的剥削。19世纪曼彻斯特纺织女工日均劳作14小时以上，薪资仅为男性的三分之一，而女性更因“生育惩罚”被优先解雇。在再生产领域，家务劳动被资本视为“免费服务”。马克思指出工人的个人消费(含家务劳动)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8], p. 658)其功能仅为将劳动力“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9], p. 658)，不产生剩余价值。恩格斯指出家务劳动被私有化为“一种私人服务”，妻子沦为“家庭奴仆”([1], p. 85)，成为资本主义隐形支柱。女性在工厂的机器轰鸣与家庭灶台的烟火间疲于奔命，工厂与家庭由此构成了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的双重剥削场域。
无产阶级女性在双重剥削场域中的异化命运，深刻暴露了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机制对无偿劳动的隐秘依赖。然而，资本逻辑对性别压迫的塑造远不止于此。全球范围内，无偿照护劳动构成了性别化剥削的显著现实。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全球女性平均每天花费在无偿照护工作上的时间是男性的3.2倍；在亚太地区，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1倍。这种无偿劳动的规模巨大——若以市场价值计算，全球无偿照护工作的价值约占全球GDP的9%，远超制造业等部门的贡献。女性不仅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儿童照料、老人护理和日常家务，而且在健康、教育等社会再生产领域也构成了低薪或无偿劳动力的主体。这种系统性的价值剥夺与劳动隐形化，正是私有制与父权制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深度耦合的体现。
这种压迫机制正如南茜·弗雷泽揭示的三维框架——剥削女性劳动、剥夺主体权利、排除公共参与——将性别压迫深度嵌入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核心[10]。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妻子沦为“生产合法继承人的机器”([1], p. 75)，无产阶级男性则在资本压迫下将暴力转嫁家庭内部，形成“压迫链”末端的性别互害。性别压迫的实质，正是阶级压迫在性别维度上的具象化执行，是私有制逻辑在人类最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延伸。
(三) 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建立
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物质根基深植于男性对经济生产资料的垄断性控制，这种控制通过制度架构与文化实践不断再生产权力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表现。”([7], p. 178)资本主义社会中男性不仅通过资本占有来维持经济主导，更借助法律将家庭权威制度化，19世纪英国《工厂法》强制规定已婚女性就业需丈夫书面许可，其劳动所得法定归属配偶，这实质是以法律形式将男性养家者–女性依附者的性别分工自然化，并为父权意识形态提供制度支撑。这种物质控制至今持续重构：全球仅6.7%的上市公司CEO为女性权力结构的系统性失衡不断滋养着父权制的再生产[11]。
资本主义通过技术理性与市场逻辑对父权制进行隐蔽重构。谷歌招聘算法将领导力、逻辑性等特征隐性关联男性简历，导致女性求职通过率降低[12]，看似中立的算法实为传统偏见的数字化镜像。日本企业将产假制度包装为福利[13]，实则通过晋升惩罚迫使女性离职，将母职责任浪漫化为自由选择，实质是将再生产劳动私有化的制度性欺骗。这种重构印证了马克思的洞见——资本主义将人的尊严转化为交换价值，女性的身体规训被编码为资本增殖的润滑剂，如韩国美容产业以颜值资本化话语创造百亿美元年产值，Instagram网红经济则将自拍–点赞链条异化为新型监控工具。
父权制意识形态通过认知暴力与空间规训实施双重绞杀。教育系统将STEM领域建构为男性专属区，全球女性STEM入学率不足35% [14]，波伏娃揭示的他者化机制在此显形——女性被迫将压迫内化为“第二性”宿命[15]。城市规划将育儿设施边缘化，迫使职场母亲在接送孩子与全勤奖金间自我剥削，新自由主义却将制度缺陷归咎于“时间管理能力”。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尖锐指出：“我们需要一场革命——不是对抗男人，而是对抗那些阻碍男人和女人成为完整的人的制度。”[16]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核心洞见在于：揭示了私有制、性别分工与父权制意识形态三者间的结构性共生关系。私有制作为经济基础，通过垄断生产资料将女性排斥于物质生产体系之外，使其沦为家庭领域的无偿劳动力，为资本主义提供隐蔽的剩余价值来源；性别分工则通过“男性–公共生产/女性–私人再生产”的二元划分，将女性禁锢于低价值劳动中，既服务于资本对廉价劳动力的攫取，又通过“自然化”性别差异掩盖权力关系的压迫本质；父权制意识形态则依托法律、道德与话语体系，将这种分工合法化为“生物属性”或“自由选择”，使女性在物质依附与精神规训中完成自我异化。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父权制是私有制与父权意识形态的共谋产物——前者通过经济依附关系固化性别等级，后者通过符号暴力维系剥削闭环。
4. 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消解及其路径
资本主义父权制通过私有制对再生产劳动的私有化、性别分工的等级化以及意识形态的物化逻辑，系统性剥夺了女性的主体性与发展权。马克思主义揭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共谋绝非偶然，而是根植于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内在需求：无偿家务劳动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性别化的薪资差异分化工人阶级，父权制意识形态则消解反抗的集体意识。这种压迫的顽固性要求我们超越局部改良，直面其结构性根源：必须瓦解私有制对再生产领域的垄断，推动育儿、家务等劳动的社会化；同时解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自然化叙事，在物质与观念的双重革命中重建平等的性别秩序。
(一) 重新评估家庭劳动的价值，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进程
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的隐秘维度在于其将剩余价值掠夺从生产领域拓展至再生产领域，这一过程深刻揭示了父权制与资本逻辑的结构性共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剖析的剩余价值无偿占有规律，不仅作用于工厂中的直接生产劳动，更通过家庭领域的家务劳动实现剥削空间的殖民化扩展。尽管传统政治经济学将家务劳动贬斥为“非生产性活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指出其实质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工人体力的日常恢复、代际劳动力的生育培育均依赖于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一步揭示，资产阶级家庭作为私有制的最小经济单元，通过将家务劳动私有化为女性无偿承担的“自然义务”，实现了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化运作，这使得资本得以持续获取“预备役工人”([1], p. 85)，而不必支付其培育费用。
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狡诈之处在于，它将家务劳动排除于社会价值计量体系之外，使其成为“隐形剩余价值”的来源。女性在家庭中投入的无偿劳动，实质上是对劳动力商品的免费维护：工人以工资购买的生活资料(食物、衣物)需经家务劳动转化为可直接消费的形式，这一过程本身是剩余价值实现的必要环节。西尔维亚·费代里奇的“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资本如何通过性别分工将女性禁锢于私人领域，使其成为“双重劳动者”[17]——既在工厂被剥削绝对剩余价值，又在家庭被剥夺再生产劳动的报酬。
突破这一压迫结构的革命性路径在于推动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改造，恩格斯所提出的“私人的事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育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1], p. 87)，本质是对私有制下再生产劳动垄断的根本性质疑。当育儿、烹饪等劳动从家庭剥离纳入社会生产体系，不仅使女性摆脱“私人奴役者”角色获得解放，更迫使资本显性化其长期隐匿的剥削成本——北欧国家的实践表明，公共托育体系可使女性就业率提升23%同时降低15%的社会总抚养成本[13]。这种变革不仅动摇“女性 = 免费照料者”的意识形态根基，更通过再生产领域的社会化将劳动力价值计量重新锚定于人类发展维度，直指马克思预言的“人的全面解放”本质：当劳动不再被区分为“生产性”与“再生产性”，当生命维系活动真正成为“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实践”([7], p. 165)，性别解放方能超越权利平等范畴，升华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体性颠覆。
(二) 解构私有制与性别压迫的关联，探索生产与再生产领域的协同优化路径
私有制主导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模式与传统性别分工形成了相互交织的关联形态，在客观上影响了女性的发展空间与权益实现。从历史演进来看，专偶制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其分工模式与私有制的经济逻辑存在内在契合性——在传统分工框架下，女性常被赋予更多家庭照料职责，而男性则更易借助生产资料占有获得经济主导权。这种分工格局通过双重维度得以延续：经济层面，性别差异化的劳动参与模式可能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竞争；观念层面，“家庭照料是女性主要职责”的传统认知，进一步固化了性别分工的固化形态，弱化了对这种格局的反思与调整。
消解这种关联形态的核心方向，并非否定现有社会经济体系的基础，而是通过制度优化与资源配置调整，打破私有制框架下性别分工的固化壁垒。其中，推动再生产领域的社会化协作是关键路径：将育儿、养老、日常家务等传统家庭内部事务，通过公共服务供给或市场化服务机制转化为社会共同承担的责任。例如，完善公共托育机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标准化家政服务体系等，既能降低家庭个体的照料压力，也能为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创造更均等的条件，同时让男性有更多空间参与家庭照料，重构更均衡的家庭分工模式。
这种优化调整的深层意义，在于重构家庭与社会的功能边界。当家庭不再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唯一载体，其功能将更多回归情感交流与精神陪伴的本质，摆脱单纯的经济依附属性。这一过程中，生产资料的占有模式与性别分工的关联将逐步弱化，劳动力的价值评估将更聚焦于劳动本身的贡献，而非性别标签。同时，这种调整也能推动社会资源更合理地分配到生产与再生产两大领域，实现社会整体运行效率与公平性的提升，为消解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经济基础提供可行路径。
(三) 革新性别认知观念，构建包容多元的社会文化氛围
资本主义父权制得以延续的重要观念基础，是固化的性别认知框架，这种框架通过社会文化、教育传承、日常习俗等多种途径渗透，形成了具有普遍性的认知惯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7], p. 178)，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性别认知领域——传统性别分工所对应的认知观念，往往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结构相适配，进而成为维护现有分工格局的隐性力量。这种认知框架具有显著的传导性：从根源上看，它与特定时期的生产方式、资源分配模式密切相关；从实践影响来看，它会反过来塑造个体的劳动选择与发展预期，例如将“女性擅长照料”“男性擅长生产”等片面认知固化为普遍共识，甚至影响社会资源的分配导向。
消解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观念根基，核心在于推动性别认知的革新，构建包容多元的社会文化氛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强调的“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8], p. 46)，为性别认知革新提供了核心指引——性别认知的核心应回归个体的多元发展需求，而非固化的性别标签。这就需要打破传统认知中“性别决定职责”的片面逻辑，既摒弃“家庭照料专属女性”的刻板印象，也消解“男性必须承担主要经济责任”的认知束缚，尊重个体基于自身能力与意愿的劳动选择与发展规划。
推动性别认知革新，需要兼顾观念引导与实践支撑。在观念层面，通过教育体系渗透多元性别认知、借助媒体传播平等性别理念、依托社会宣传破除性别偏见，逐步弱化传统认知的惯性影响；在实践层面，将观念革新与生产、再生产领域的制度优化相结合，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优化劳动力市场环境、健全性别平等保障机制，为多元性别认知提供现实支撑。同时，避免陷入单纯的观念争论，而是聚焦于个体发展机会的均等化——当不同性别的个体都能在生产与生活中获得平等的资源支持与发展空间，传统性别认知的根基自然会逐步瓦解。这种观念与实践的协同推进，既能消解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观念基础，也能为构建平等包容的社会关系提供精神支撑，推动社会朝着更多元、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四) 不同社会制度背景下的思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视角
本文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批判及消解路径的探讨，主要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分析。然而，性别分工、再生产劳动、数字劳动等议题具有超越单一社会制度的普遍性。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下，这些议题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与应对逻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从根源上弱化私有制与性别压迫的关联提供了制度前提。国家通过《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将性别平等纳入基本国策、实施促进女性就业创业的政策、大力发展公共托育与养老服务体系等，系统性推动再生产劳动的社会化与女性全面发展。例如，“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目标到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这正是对再生产领域社会化的积极实践。在数字劳动领域，中国在推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注重规范平台用工、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努力应对算法可能带来的性别歧视等新挑战。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平衡、市场经济环境下部分领域性别歧视现象等依然存在。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将阶级分析与性别分析相结合，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不断通过制度完善、政策落实与文化倡导，持续解构父权制残余，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性别平等道路。这并非对资本主义路径的简单移植，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创造性实践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