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历史终结论”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的宏观背景下，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系统论证自由民主制将成为“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和“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1], p. 10)，并标志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终结”。这一理论一经提出便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反响，附和与赞成者众多，一度成为国际意识形态论争的标志性符号。但福山的原初语境内，这一论断并未囿于其引人注目的宣言式标题，而是以学理阐述的形式完整建构起一套历史发展的普遍性机制，将历史发展终点归结于西式自由民主。因此，对这一终点的批判必须回到“历史终结论”生成的具体语境，以唯物史观的哲学方法直视其整体性内在缺陷。
2. “寻求承认的斗争”：对历史发展动力的抽象人性论理解
在考察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时，福山通过预设人性中寻求他人承认的欲望，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归结为人为了获取承认而不断斗争的进程。其抽象的人性预设超越了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基于抽象人性的斗争理解则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在逻辑链路上整体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福山认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在于对“承认”这一精神价值的高度精神追求。他否定霍布斯仅在人身自由的物理限度上将人理解为“需求、本能、欲望和激情”([2], p. 165)之集合体的观点，并依据黑格尔的理论将人性的根本特征理解为，能够不被自然本能制约而自由地作出违背本性倾向的道德选择，在“为了违背而违背”的自主选择中彰显人自身的尊严与价值。换言之，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其为了证明自身的自由意志，甚至甘冒生命危险而获得他者的“承认”；整个人类历史的演化，正在于人类为了获得对自身存在的平等的“承认”而进行的斗争。
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野下，福山所预设的“精神中的承认欲望”，本质上是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人性论[3]，其谬误正在于将非历史的观念存在作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唯物史观坚决反对这类先验的人性假设，强调不存在脱离社会历史条件且具有永恒普遍性的欲望。“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 p. 501)。人性并非永恒不变，而是根据具体的社会关系与物质条件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寻求承认”这一观念的具体内涵与表现形式是由特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也随着社会实践和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奴隶寻求的“承认”指向基本生存的权益、工人寻求的“承认”指向公平分配的正义、资本家寻求的“承认”则指向资本特权合法性的永续，不同主体需求的“承认”具有性质与内容的根本差异，反映出各自所属阶级在整体社会结构中不同的位置。
进一步而言，“承认”作为一种观念诉求，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寻求承认的斗争”本质上则是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抽象观念斗争。福山将这种观念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第一性和原动力，实则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误区。唯物史观明确主张“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 p. 591)历史发展的动力绝非“自我意识”等抽象纯粹的精神体的变换发展，而是在宏观层面上缘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微观层面表现为现实物质利益基础上的阶级斗争，即代表新生产力的阶级与维护旧生产关系的阶级之间的实践冲突。
3. “普遍的同质国家”：对历史发展进程的线性历史观简化
在考察历史演进的进程与路线问题时，福山秉承一种线性的、目的论的普世史观点，将历史发展进程简化为一条单向度逐级演进的路径，并断言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沿着这条路径走向同一终点，即“普遍的同质国家”。这一线性历史叙事忽视了不同文明与社会内在矛盾的特殊性，以及特殊性支配下的发展路径多元性：历史发展面貌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共同作用下，呈现为曲折式前进与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发展过程，绝非遵循统一模式从而线性展开。
福山将现代自然科学视作规定历史线性发展方向的“稳定一致的机制”([2], p. 71)。他认为，现代自然科学在军事和经济两种意义上为历史进程规定了方向性与普世性。一方面，在国际冲突频发的时代背景下，追求国家安全和政治自主的国家必须不断争取军事技术优势，因而必须不断调整社会体系以支持技术革新；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也直接依赖科技进步，国家和社会为了实现经济持续增长，须不断变革社会结构以创造更合理的劳动组织和分工体系——这两种需求“强制性”要求一切社会组织和结构朝向统一的形式前进。由此，福山断言，无论全球文明原初状态有何差异，科学技术都像“校准器”([2], p. 100)，将文明发展变化纳入同一方向，不同文明最终会趋向同质化的现代形态，从而试图论证“普遍同质国家”作为历史终点的必然性。
福山的论证违背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辩证认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并不构成点对点的机械决定作用，更不能以生产力的发展趋势直接推定上层建筑的最终形态。自然科学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在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推动社会发展至更高阶段；然而，包括科技在内，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所决定的仅仅是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区间”，即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进行适应性调整的客观必要性与潜在方向，并不会直接规定最终的具体制度形态。“能够满足确保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正常存在和运转这一最基本要求的，并不只有某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是可能有多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6]即使采纳或发展相同的科学技术，不同国家社会也会在不同的地理条件、阶级力量、文化传统等变量综合作用下，形成迥然不同的制度面貌与文明形态。相对于福山的线性历史观，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发展呈现为在统一性与多样性辩证统一中螺旋式上升的进程。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姹紫嫣红”，真实历史的发展画卷之壮丽风采，远胜于抽象同质的单线图谱描述的单调景象。
4. “自由民主”：对历史发展目标的普世价值论设定
关于历史发展的终极趋向问题，福山基于前述的理论推演，最终揭示出“普遍同质国家”的具体形态正是“自由民主”制度，并断言其构成“历史的终结”([2], p. 9)。这一论断意在证成自由民主的普世性，将西方资本主义的特殊政治形态建构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归宿，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论话语。
在福山的叙事框架中，历史在“寻求承认的斗争”推动下，必然沿循自然科学所校准的线性路径抵达“自由民主”终点。他认为自然科学与技术的不可逆发展，会推动全球形成同质化的工业化与市场经济，催生出追求平等承认的中产阶级，倒逼政治制度向保障个体权利的自由民主制转型；而自由民主制通过制度设计满足了个体对“承认”的终极诉求，消解了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成为不再演进的“历史终局”。在政治制度层面，自由民主制度超越过往一切政治体制，成为解决寻求承认问题的“最优解”。这一制度在原则上确立人民主权与法治原则，赋予每个个体平等的权利与身份尊严，因其对“寻求承认”的完全满足而消解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经济体制层面，只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满足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所强制性需求的劳动组织与分工体系，保障科技与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因而经济制度也必然统一于市场经济。福山据此宣称，自由民主制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意义上实现了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物质层面适配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精神层面回应了人类对平等承认与个体权利的终极诉求——历史发展因而趋向停滞，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此达成。
福山将自由民主视为衡量历史与现实的终极标准，本质上是一种普世价值论。他“在理论上追求‘普世史’和‘普遍承认’以论证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合理性”[7]，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只是不断符合这一标准的进程。这一观点的谬误在于未能认识到上层建筑的历史性与具体性。唯物史观指出，任何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组织及设施都从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其产生与变革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近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确立，不是对作为普遍人性的‘追求精神上平等承认’的发现，而是赤裸裸的利益考量。”[1]自由民主制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特殊性政治形式，其在特定历史阶段展现出的活力，根源在于它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生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必然性，在无法容纳更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化生产之时，自由民主制度这一上层建筑必然面临革命性变革。因此，自由民主制不具有福山宣称的普世性与永恒性；相反，其内部即孕育着自我否定的历史因素，它并非超历史的永恒存在，更无法构成历史发展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