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县域经济作为连接城市与农村的桥梁，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高农村尤其是西北欠发达地区的区域经济活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产业结构单一、创新能力不足、工业基础薄弱、缺乏支柱性产业和人才流失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文旨在从乡村振兴的视角出发，以甘谷县为例深入分析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通过对这些问题和路径的探讨，希望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为实践界提供操作路径，共同推动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2.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县域经济
县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基本的稳定的地方行政单元。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市场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1]。县域经济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桥梁、是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融合地带、是农业和农业的纽带，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高农村尤其是西北欠发达地区的区域经济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甘谷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作为西北地区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和人口大县，其县域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特色农业如辣椒、花椒、苹果等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市场竞争力。近年来，甘谷县积极推进工业发展，工业集中区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新能源项目逐步落地，第三产业也在不断发展，旅游业和电子商务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交通、通信等条件逐步改善。但仍然面临产业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以及财政问题等挑战。以甘谷县为例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困境及路径，可以为其他类似西北县域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3. 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困境
在分析现阶段县域经济的困境时，本文引入了路径依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路径依赖理论强调经济、社会或技术等系统的发展会受到其初始条件和发展路径的长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系统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锁定”状态。在县域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工业基础和财政收支模式等都会形成路径依赖，使得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难以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进而导致面临诸多困境。
3.1. 经济结构单一，民营经济薄弱
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与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西北地区县域经济的初始产业结构，通常由其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和历史政策等因素塑造而成。以甘谷县为例，其早期产业结构过度依赖传统农业和少数国有经济，如电力、烟草等。这种初始结构一旦形成，便产生了强大的路径依赖。且这些国营产业的利润空间相对有限，甚至存在利润值为负的情况，而民营经济呈现“小、散、弱”的结构性矛盾，其经济内生动力与韧性不足，民营经济反而承担起实现县域经济指标的重任[2]。
截至2024年，甘谷县民营企业共4736户、规模普遍偏小，缺乏大型民营企业，且主要集中在农副产品加工、建筑施工、服装鞋饰等产业，民营企业发展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民营经济的薄弱集中体现在：其一，规模上企业数量稀少，映射出政策工具箱激励强度不足，政府在财税、用地、技改等环节的精准投放相对缺位；其二，现存企业普遍处于“低小散”状态，治理结构家族式、运营方式粗放式，企业内生动力不足；其三，资本积聚能力弱、资产负债率高、合格抵质押资产不足，进而信用评级低，金融风险溢价高，融资可得性受限，中小微企业扩张受限。
3.2. 工业规模有限，缺乏支柱产业
对于县域而言，强大的工业体系是稳定税源、吸纳就业、驱动创新的核心引擎。然而，西北地区多数县域普遍存在工业基础薄弱与支柱产业缺失的双重困境，导致经济发展缺乏主心骨。甘谷县2023年第二产业增加值仅为18.54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仅为4.6亿元。这一数据的绝对值偏低，反映出县域经济结构仍处于工业化初期的“浅盘化”状态[2]。这种工业“短腿”现象，是多重制约因素叠加共振的结果，体现为县域内要素禀赋先天不足，资本积累缓慢，以及县域因区位劣势、公共服务落差和薪酬梯度差异，在吸引高端科技人才和承接研发机构布局上也困难重重。
此外，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痛点在于缺乏具有强大辐射带动效应的支柱产业。健康的县域工业体系需要有一到数个支柱产业作为“增长极”。这类产业通常具备规模大、竞争力强、产业链长、就业带动面广等特点，能够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催生和拉动一大批配套中小企业的发展，形成协同共生的产业集群[3]。反观西北地区县城，当前的工业结构零散，尚未形成此类具有区域影响力和市场话语权的支柱产业，这直接导致县域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脆弱，无法形成内生的、可持续的增长动力。
3.3. 财政收支紧张，依赖转移支付
西北地区多数县域普遍面临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结构性矛盾，自身“造血”功能不足与对外部“输血”的深度依赖并存，极大地制约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与可持续性。甘谷县2023年的财政状况显示：全县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9.99亿元，同期财政总支出高达52.65亿元，财政自给率为19.0%。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69亿元的情况下，为维持运转，不得不高度依赖上级补助收入，该数额高达40.30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的比重超过84.1% [4]。这种“小收入、大支出”的财政格局，本质上反映了县域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的深层次问题。
这种深度依赖转移支付的财政模式，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与潜在风险，其扭曲了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催生了“政策租金经济”。由于政府投资成为地方经济活动中最稳定、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大量本地企业，如建筑工程、劳务外包、咨询服务等的业务高度依赖于承接政府投资项目。也导致县域经济的风险抵御能力与发展韧性较低，过度依赖外部输血，使得县域经济在面对宏观政策调整、区域竞争加剧或外部市场冲击时，缺乏足够的缓冲垫和自主调整能力。
4.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4.1. 升级优化现有产业结构
在甘肃省县域经济的三个产业中，一般第一第三产业比重较大，而第二产业能给农村地区带来经济上的提升，县域的社会发展离不开一二三产业的均衡发展。发展县域经济要始终抓住产业振兴，多策并用强产业，补链强链促发展。
4.1.1. 培育壮大园区产业
培育园区产业被视为解决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单一、民营经济薄弱问题的可能路径。其作用机制在于通过集中布局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集聚度和就业吸纳密度，增强产业转移承接力和招商竞争力，并通过横向扩张产业规模、纵向延伸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率与附加值，把园区经济增量转化为乡镇、农村和农户共享的收益增量，形成“县城–园区–乡村”联动的梯度扩散效应。同时充分发挥城区园区贴近农村、服务农村的天然属性，积极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助力农业产业发展，助推农业产业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跨越式发展，释放县域经济质量效益型增长的新动能[5]。
4.1.2. 促进产业形态多元化
产业形态多元化被视为解决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单一问题的另一可能路径。其作用机制在于通过立足资源本底与市场需求，同步扩张劳动密集型制造、农产品精深加工及乡村现代服务业，丰富适销品类、塑强区域品牌。如甘谷县这一类农业资源和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县域，可以有针对性、倾向性地引进文旅综合体、田园综合体等重大文化旅游项目，以“景区 + 园区 + 农村”模式激活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庄、民宿等多元主体，引导小农户嵌入标准化、精细化、绿色化的“精致农业”链条[6]，实现一二三产深度交叉与价值叠加，夯实县域经济多元支撑体系。
4.2. 推进农业产业化
国土空间差异决定了县域经济的高度异质性。该路径依赖于县级政府以资源禀赋为决策原点，立足于县域区位、土地、生态、文化等核心要素，以差异化定位规避同质化竞争，选择差异化产业赛道，将特色资源转化为具有区域垄断属性的产品和服务，形成县域间错位协同而非零和博弈的格局。大部分西北县域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产业比例，但受制于当地特殊的地形地貌，农业现代化一直较为滞后，如2023年甘谷县第一产业占比百分之三十以上，农业种植面积128万亩、已有建成辣椒示范点48个、中药材示范点26个，但受制于地形以山地为主、平原面积小，机械化水平较低，产业规模相对较低[4]，严重阻碍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推进农村地区农业产业化是农村地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之一。推进农业产业化将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地区发挥区域资源优势[7]。其内核在于以科技嵌入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将“原料农业”升级为“品牌农业”，进而强化县域经济竞争力。借鉴瓜州蜜瓜、庆阳苹果、陇西黄芪以及白条党参、永登县苦水玫瑰、定西宽粉、秦安蜜桃等已有区域公用品牌经验，建立“县域公用品牌 + 企业子品牌”双轨治理[8]，通过地理标志、气候品质认证与区块链溯源锁定溢价空间，最终形成“一县一品、一县一业”的差异化农业产业化格局，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现金流与就业蓄水池。
4.3. 积极探索“文旅 + 多产业”融合发展路径
产业融合发展可以助推乡村振兴的发展，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路径之一。以产业融合助力乡村振兴，一是构建多元融合方式，推广“文旅 + 加工”、“农业 + 文旅”、“文旅 + 康养”等模式，催生新业态；二是建设多维服务体系，完善冷链物流、电商直播、质量检测、金融保险等公共平台；三是完善治理机制，科学编制产业振兴规划，扶持各类融合主体，梯次培育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最终形成可持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9]。
如甘谷县这类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丰富的县域，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按照“一个战略、两大品牌、五大文化、五条线路、六部剧目”文旅产业发展思路，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盘活、整合资源，让珍贵的历史遗迹、文化遗存“活”起来，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此外，积极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新思路，在当地特有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开展农旅融合活动，把特色产业发展和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有机结合，让基层群众吃上“旅游饭”，享受文旅“红利”，将文化旅游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相融合。
4.4. 大力培养和引进人才
人才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培养县域人才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也是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内容，当前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10]。
4.4.1. 向内挖潜，激活本地人力资源存量
激活本土人才存量被视为解决县域人才短缺问题的可能路径。其作用机制在于建立县、乡、村三级人才台账，动态掌握在外经商、务工、科研及留守骨干四类群体信息，形成分级分类的本土能人库。依托微信、QQ、抖音快手等即时平台组建线上乡情社群，实现政策速递、项目路演与情感维系同步，促使信息回流、资源回流。其次，实施本土能人素质提升计划，对失地农民、低保户、农村妇女、返乡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开设建筑、编织、手工等订单式技能专班，给予交通补贴、技能证书与订单对接三步到位，培育一批有思路、有技术、懂市场的乡土工匠和乡村创客[11]。此外，同步发挥商会、老乡会纽带作用，设立“反哺家乡项目库”，以荣誉授予、冠名扶持、股权合作等方式，引导在外知名企业家、网红、能人等带项目、带资金和团队回乡创业，形成人才回归、产业回流、资本反哺的良性效应，把潜在人才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持续动能。
4.4.2. 向外突围，实施靶向招才引智
引进外来人才被视为解决县域高端人才匮乏问题的可能路径。其作用机制在于建立重点紧缺人才需求清单机制，重点锁定“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家级科研院所中持有核心专利或前沿技术的高精尖紧缺人才，以及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等民生领域的紧缺型专业技术人才。可借鉴其他区县“归雁工程”的优秀经验，设立“人才卡”制度，对全职引进的博士、硕士给予一次性安家补贴、科研启动经费和职称评审“绿色通道”[12]。对柔性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实行弹性聘任制，并按实际工作月发放津贴，并允许其在县域内以技术入股、项目合作等方式享受股权分红。对于承诺服务五年以上者，叠加提供免租商业门面、人才公寓、配偶安置和子女入学等一系列生活保障，形成良性引才效应。
5. 结论
本文的研究成果为甘谷县及其他类似西北县城提供了具体可行的建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县域经济发展需立足区域特色，避免盲目复制模式，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此研究主要基于甘谷县的实际情况，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可拓展至更多县域，对比分析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未来，随着各项政策的深入落实和产业生态的不断完善，县域经济将实现从传统发展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变，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