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社会节奏加快，处于亚健康状态[1]的人群日益庞大，其中以慢性疲劳、焦虑、抑郁、烦躁、失眠为主的心理障碍症状尤为突出。现代医学多将其归为“心身疾病”，治疗上常依赖心理干预与精神类药物，存在依从性、副作用及复发率等局限。中医学基于“形神一体”观，将此类问题归为“情志病”、“郁证”范畴，其中“肝主疏泄”功能失常被视为核心病机，针灸在调畅情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近年来，现代神经胃肠病学提出的“脑–肠轴”理论[2]，揭示了大脑与肠道之间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通路进行双向精密对话的机制，并证实肠道菌群失调、肠粘膜屏障受损与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密切相关。这为理解情志疾病的生理病理提供了全新的微观视角。然而，当前研究多集中于现代医学或中医学的单一路径，缺乏将二者精髓进行有机整合的理论探索[3]-[13]。
因此，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连接古典智慧与现代科学的理论桥梁。我们提出：中医“肝主疏泄”的功能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与“脑–肠轴”的调控网络存在深刻的同构性与功能交集[14]。从这一双重视角出发，不仅能更全面地诠释亚健康心理障碍“枢机不利、神魂不宁”的复杂本质，更能为针灸“疏肝调神”的效应提供跨学科的科学注解，并启迪更具整合性的临床新策略。
2. “肝主疏泄”是亚健康心理障碍的中医病机核心
在中医藏象学说中，“肝”不仅是一个解剖器官，更是一个以“疏泄”为核心功能的生理系统。“疏泄”涵盖了调畅全身气机、促进精神情志、协调脾胃运化、调节津血运行等多重内涵。
1) 调畅气机与情志[15]。《素问·灵兰秘典论》曰：“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气疏泄有度，则气机条达，气血和调，人才能心境开朗，情志舒畅。反之，若长期压力所迫，或所欲不遂，最易导致“肝气郁结”。气机阻滞，则情绪抑郁、闷闷不乐；郁而化火，则急躁易怒、失眠多梦。此即《丹溪心法》所言：“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亚健康状态下的心理障碍，正是这种“郁”态的初期或轻度表现。
2) 协调脾胃(肠)功能。肝的疏泄功能直接促进脾胃之气的升降，协助消化吸收，即“土得木而达”。若肝气郁结，横逆犯脾，则导致“肝脾不调”，出现脘腹胀满、食欲不振、肠鸣泄泻等症状。这与现代医学观察到的情绪应激伴随消化道功能紊乱(如肠易激综合征)高度吻合。因此，中医很早就认识到情绪(肝)与消化(脾胃)之间的紧密联系，形成了“肝–脾(肠)”轴的理论雏形。
综上所述，亚健康心理障碍的中医病机关键可概括为“肝失疏泄，枢机不利”。其影响不仅限于情绪本身，更通过气机波及相关的脏腑(尤其是脾胃)，形成“心–身”共病的整体状态。
3.“脑–肠轴”功能紊乱是现代病理生理的枢纽
“脑–肠轴”是一个由大脑、脊髓、自主神经、肠道神经系统、肠道内分泌细胞及肠道微生物共同构成的复杂双向通讯系统。
1) 神经内分泌通路。慢性心理应激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释放糖皮质激素，可增加肠道通透性，改变肠道菌群组成，诱发低度炎症。反之，肠道炎症信号通过迷走神经等途径上传至脑内边缘系统(如杏仁核、海马)，影响情绪调控。
2) 神经递质合成。肠道被誉为“第二大脑”，其肠嗜铬细胞能合成人体约90%的5-羟色胺(5-HT)。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可直接或间接影响5-HT、多巴胺(DA)、γ-氨基丁酸(GABA)等神经递质的合成与代谢，这些递质均是调控情绪的关键物质。
3) 免疫炎症通道。肠道屏障功能受损导致内毒素入血，引发全身性低度炎症。促炎细胞因子如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等可通过血脑屏障或神经通路影响大脑，导致神经炎症，与抑郁、焦虑的发病直接相关。
因此，亚健康心理障碍的现代医学本质，可视为“脑–肠轴”稳态失衡。其病理表现为肠道微生物生态失调、肠屏障完整性破坏、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紊乱，最终共同导致大脑情绪调节功能异常。
4. 理论交汇：肝与脑–肠轴的功能同构与整合模型
将“肝主疏泄”与“脑–肠轴”置于同一理论视野下，可以发现两者在功能定位与病理表现上存在惊人的契合，这并非简单的术语对应，而是系统层面的功能同构。
1) 功能系统的同构性。中医“肝系统”的功能——调畅全身气机(信息与能量流通)、调节情志(中枢情绪)、协调脾胃运化(消化功能)，恰恰覆盖了“脑–肠轴”的核心职能：整合大脑与肠道之间的信息流，调控情绪与消化生理。可以说，“肝”是中医学对这套高级神经–内分泌–消化整合系统的功能概括。
2) 病理机制的耦合[16]。“肝气郁结”的宏观表现(情绪抑郁、脘腹胀满)与“脑–肠轴”失调的微观改变(神经递质紊乱、肠道功能异常、菌群失调[17])完美耦合。肝郁化火证的烦躁、口苦、便秘，与应激下交感兴奋、肠道运动改变及炎症状态相对应。肝郁脾虚证的乏力、纳差、便溏，则与慢性应激导致的HPA轴持续激活、能量代谢改变及肠道吸收功能障碍相呼应。
由此，我们提出“肝–脑–肠”整合调摄模型。该模型认为，亚健康心理障碍是“肝系统”/“脑–肠轴”这一“人体核心调节枢机”的功能失谐状态。它既表现为中医的“气机郁滞”，也体现为现代的“轴系失调”。这为理解疾病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提供了统一框架。
5. 针灸的整合调节作用：疏肝以调枢，调枢以启神
在这一整合模型下，针灸的治疗作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疏肝解郁”，而是获得了通过调节“脑–肠轴”来恢复“人体枢机”平衡的现代科学内涵。
1) 核心治法：疏肝调枢。针灸的干预直接作用于“肝”这一功能枢纽。针刺太冲、行间等肝经要穴，可疏泄郁滞的肝气[18]；配合内关、神门等心经穴位以宁心安神；佐以足三里、中脘等脾胃经穴以稳固“中轴”。这种配穴方案，本质上是对“脑–肠轴”的双向调节：既上调(调脑安神)，又下调(和肠理气)。
2) 多靶点效应机制调节中枢边缘系统。研究表明，针刺上述穴位能调节杏仁核、前额叶皮层的活动，降低应激敏感性，提升情绪正性偏向。恢复HPA轴稳态。针刺可降低慢性应激个体过高的皮质醇水平，减轻其对肠道和免疫系统的损伤。改善肠道功能与菌群。针刺足三里、天枢等穴已被证实能调节胃肠道动力、修复肠粘膜屏障，并促进益生菌生长，抑制有害菌，从而优化肠道微生态。调控神经递质与抗炎。针刺能提升脑内5-HT、DA水平，并降低促炎细胞因子，从化学信号层面打破“炎症–抑郁”恶性循环。
因此，针灸通过“疏肝”这一关键环节，实现了对“脑–肠轴”网络的多层次、多靶点整体调节，最终达到“调枢启神”——即恢复人体自我调节枢机，从而焕发精神健康的治疗目的。这充分体现了针灸“以简驭繁”的整体医学智慧。
6. 目前“脑–肠轴”研究的不足
目前的脑–肠轴研究尚存不足，核心在于从高度控制的实验室模型向复杂真实人体应用的“转化鸿沟”。动物实验能构建清晰的单一因果链条，但人体、特别是亚健康状态，是遗传、饮食、慢性压力、社会行为等多因素交织的“系统微失调”。这导致动物研究中明确的靶点(如特定菌株)在人体中效应弱化或个体差异巨大。同时，动物模型无法模拟人类独有的主观心理体验与社会文化背景，也难以为针灸、饮食等温和、整体的干预方式提供精准的作用机制图谱。现有研究多聚焦已确诊的疾病状态，对于亚健康这一“病前”阶段脑–肠轴功能变化的动态过程、关键生物标志物及个体化干预策略，仍缺乏系统认知。最终，这些不足使得许多在动物身上有效的发现，难以直接转化为适用于人类复杂身心的、可靠的预防与调适方案。
7. 结论
本文从“肝主疏泄”与“脑–肠轴”的双重视角，论证了针灸调治亚健康心理障碍的深层理论内涵。两者在认识人体情绪–消化整合功能上殊途同归，为中西医对话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平台。基于“肝–脑–肠”整合模型，针灸的“疏肝调神”之法，实质上是引导失调的“脑–肠轴”恢复动态平衡。
这一理论整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1) 诊断上，应更注重询问患者的情绪与消化症状，将舌脉与可能的微生物群检测相结合，进行综合评估。2) 治疗上，针灸取穴应坚定“疏肝调枢”原则，强化对胃肠穴位的配伍使用。同时，可探索针灸与益生元、益生菌等基于肠道微生态的协同治疗新方案。3) 科研上，未来研究应致力于设计临床试验，直接观察针灸对亚健康人群肠道菌群、血清炎症因子及心理量表的同步影响，为这一理论模型提供实证支持。
总之，穿越千年的中医智慧与前沿的现代生命科学在此交汇，不仅照亮了亚健康心理障碍的复杂图景，也为针灸这一古老疗法赋予了崭新的时代生命力，为其在全球心身医学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NOTES
*通讯作者。